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肆意,席卷全球并逐渐形成常态化趋势的背景下,全球服务业整体呈现低迷趋势,贸易总额更是创下自1990年代以来的新低。2020年5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布了《博物馆、博物馆从业者和新冠疫情的调查报告》,这是一份针对后疫情时代全球博物馆及相关从业者的全面调查报告。报告中表明目前将近有107个国家和地区中的1600座博物馆和工作人员受到这次疫情的影响,有大约13%的博物馆在未来会有裁员的计划,85%的博物馆宣布大幅度地缩减相关活动项目,90%的博物馆暂时性闭馆。在技术快速更迭与新冠毒肺炎疫情的双重作用下,数字化早已成为博物馆运营的一项重要战略方针。在数字革命加速的进程中,博物馆各项工作开始向数字媒体倾斜,逐渐融合并成为数字化和跨学科的生态系统,使从艺术、人文学科到计算机科学、技术的专业和学科变得更为复杂。数字媒体对于博物馆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它已经刻入博物馆进化的基因中,博物馆正在努力尝试不断扩宽边界,打破了反对精英主义、特权和时空局限,使艺术家、观众、策展人等对博物馆整体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角色身份能够以崭新的面貌迎接后疫情时代的新挑战。

一、艺术家角色的再定义

在当今,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数字文化驱动下,博物馆正在转变为向线下、线上和无处不在的来访者传递讯息与内容集多功能为一体的场所。随着这种数字、装置和混合新媒体不断推进,艺术家们开始不断尝试数字艺术的创作以及改变博物馆和相关艺术作品吸引观众的方式。就当下而言,大多数艺术家已开始使计算机进行创作,在理论定义上,使用了计算机技术实际上也就是运用上了数字技术,数字艺术主要包括任何使用计算机软件程序创作、展示的艺术作品。它成了艺术家和艺术实现创意之间最常见的媒介,也可以被认为是数字艺术最基本的构成形式[1]。数字艺术对于艺术主体的观看再造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人们将计算机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展示手段,并对以往审美经验和审美范式进行改造,从而使人们看到新的艺术世界。另一方面,通过计算机艺术所代表的新知识类型,不断启发人们思考它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联。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利用计算机创造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分形艺术),还表现在能够给人们提供新的艺术角度[1],具有相当的启发性。同时也通过历时性的视角突出计算机技术对于新媒体艺术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看待”艺术的态度,创造了新平台和新机会。

回顾近期在纽约、伦敦和巴黎的一系列世界一流博物馆的展览,我们不难看出这些博物馆都精选了一群对当今新趋势和数字艺术了如指掌的艺术家的相关作品进行展示。他们的工作深入社会和文化问题,改变了传统的艺术思维方式,常以社会意识、行动主义、日常生活等最突出的主题为例,展示了随着数字世界从1960年代发展至今,艺术与展览的变革。策展人EvaRespini指出:“数字化引入了一种新的观看方式和存在方式——它影响了我们购物、饮食、约会、旅行、社会行为以及我们如何创造和反思艺术”。艺术品的大规模数字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用和再创作艺术品。例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开放性获取计划”鼓励人们从馆藏的在线收藏作品(约406,000件)中,进行提取和筛选并用于各种类型的创造工作中,从而大大增加了网络上艺术作品的传播速率,并激发人们对作品的再创造。网络和教育软件开发商SimoneSeagle也尝试使用此开放资源整合创建了一系列大师级绘画作品的动画,将这些广为流传的艺术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和符合现代人审美趣味的新方式进入大众视野。可以说,鼓励人们使用数字方式看待旧作品正在成为一种风潮,在过去的几年中,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Hockney)创作了一系列数字艺术作品,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从数字艺术的角度看,他近期在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Modern,2016)年和大都会博物馆(Met,2017)展出的画作表明,他受到数字艺术与用色的影响,使用更加明亮,更加强烈的色调,并将创作主题指向物理美学和数字美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另外,从1950年代开始,不断发展数字化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我们担心被假冒身份,失去隐私,被现实世界,以及以视力下降和网络成瘾为代表的健康问题,当然还包括不少积极的影响,网络和数字推动了资源与知识的共享、实时交流互动与多元化的个性展示,因此,数字化和互联网除了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新的创作平台之外,还提供了许多新的创作主题。杰罗姆·罗宾斯(JeromeRobbins,1918—1998年)指出,随着人们将物理世界和网络虚拟世界之间体验到的二元性融合为一体,人类信息行为、艺术和美学关系发生了变化。在连接所有事物和生命的数字生态系统的推动下,人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数字化”世界。

二、观众角色的再定义

在数字和互联网的背景下,博物馆正转变成为新兴的数字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这种转变的核心,正是由于博物馆逐渐从以收藏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观众为中心并响应数字时代人类的行为、身份和文化观赏模式。尽管以观众为中心的模式以及数字文化的转变可能是代价高昂的,但不及时地朝这个方向发展则将面临更大的风险,随着博物馆重新定义和重新设计空间,他们正在抓住机会加强与观众的紧密关系,并努力与公众的价值观、社会和文化行为及身份发展新的联系,使它们渗透到当代生活的动态和多样化状,同时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博物馆正在利用数字化和互联网提供的多元材料,尝试在数字生态系统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提升使用感受、解决问题,以一种不可预期的方式创造性地将内容和思想重构为外在形式,改变观众观看的场所、方式和内容,并最终与观众产生更为深刻的共鸣。

博物馆的原始意涵往往具有“精英主义”的色彩。博物馆脱胎于贵族的奇珍室,最早的展览不过是王公贵族之间的小型享嘉之会,带有明显的私密性[2],与当今的参观模式是完全不同的。简单来说,互联网时代话语权的不断开放,专业与业余、精英阶层与普罗大众的边界不断被弱化,数字生态系统的确立使得原本线下转为线上的展览再也无法忽视观众角色的力量,一种合作式的协作观念被提出[3]。此时“博物馆”的重点职能自然也不是为了科普与教育,它更多的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这也是博物馆被认为是长期凌驾于社会公众之上的意识形态权威机构的原因。而今,博物馆的重要职能转变为吸引更多来自各个阶层、不同社区、地区以及团体的目标观众,应该为一般设区、特殊人群及团体提供机会,支持其特殊的目标和政策。而今,博物馆的重要职能转变为吸引更多来自各个阶层、不同社区、地区以及团体的目标观众[2]。

三、策展人角色的再定义

在艺术家、观众群体的角色发生变化的同时,数字化背景下的策展人职能也正在发生改变。不难发现,数字化正在稀释传统线下博物馆内的唯一权威[2]。当博物馆的生态系统被建立,观众群体不断扩大、展品不断透明、数据不断完整,这些都赋予了观众和权威人士几乎相等的诠释权力。策展人不再是知识体系的唯一构建者,而转化为信息的分享者;观众也不再只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承担起了错误信息纠正、相关信息补充以及信息传播和分享的责任[2]。去中心化或者分布式网络包括了作为自治体的观众,并扁平化了策展人与艺术家之间的层级关系[3]。同时,博物馆生活已嵌入人们数字生态系统的公共生活,从而将策展角色的范围从单一策展人扩展到策展团队。其中包括数字技术所必需的数字技术支持者。这些技术提供了令人兴奋的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媒体和数字媒体展示等。值得一提的是,策展团队所具有的广阔视野促进了创意过程,其中包括博物馆以外的各种新观点。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博物馆已经实现了相当部分的重要角色(艺术家、观众、策展人)转变,并开启了新网络时代利用网络媒体平台向公众进行多方面的展示,不仅传递了博物馆的人文主义关怀,还进一步实现了博物馆面向各个阶层观众的宣教功能,也满足了后疫情时代公众的精神需求。博物馆的数字化呈现出更加符合当下时代背景的特点,例如,参观的即时性、资料的开放性、观众的个性化、信息的海量性等。同时数字化的优势和特征辅助博物馆发挥新时代背景下也被赋予了更多元的社会职能,并能最大化满足博物馆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需求[4],更好地辅助和参与博物馆的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1]常举科.新媒体艺术形态及其美学意义初探[D].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20.

[2]缪佳林.博物馆数字化语境下的观看之变[D].南京大学博士论文,2019.

[3]张译之,黄建成.虚拟数字展览的逻辑策略及设计转译——以全球艺术院校2020年线上毕业展为线索[J].设计与文脉,2020(5):66-72.

[4]韩冰.博物馆的数字媒体生态建设研究[J].大观,2020(11):85.

徐瑞.数字化博物馆及其衍生角色的再定义[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1,37(03):46-47.

基金:2020年度福州外语外贸学院校级横向课题结题论文“防疫海报设计服务研究”(H20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