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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融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功能的双维度研究

  2020-11-11    10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县级融媒体在我国现代传播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和功能,本文立足于县级融媒体“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定位和职能,从两个维度——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介维度和超越传播功能、作为一种服务工具的服务维度分析新媒体环境下县级融媒体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应如何实现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治理等社会功能。

  • 关键词:
  • 县级融媒体
  • 媒介
  • 新冠肺炎疫情
  • 服务
  • 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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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陆续组建的县级融媒体刚刚进入大众视线不久,便在2020年初与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遇,猝不及防参加了一场大考,成为基层抗疫的一股重要力量。

这场考验加速了县级融媒体步入主流舆论场的进程。一方面,它作为信息的载体和通道,为县域广大群众提供了急需的信息,承担起区域主流价值传播的核心责任,展示出强大的传播力量;另一方面,它作为综合服务平台,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改变了公共危机下县域群众的行为方式,彰显出超越信息传播功能的影响力[1]。这也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使县级融媒体的社会功能经由两个维度得以凸显——作为信息载体的媒介维度和超越传播功能、作为公共服务工具的服务维度。本文将从这两个维度分析县级融媒体如何在社会整合、社会动员、社会服务这3个方面发挥其社会功能。


一、发布县域权威信息,提供个性化服务,奠定社会整合基础


在疫情时期的县域空间,特殊的时空情境使县级融媒体的社会整合功能得到了极大彰显。社会整合是指通过调整和协调社会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的矛盾与冲突,防止社会分化,维持系统内部相对稳定与平衡的过程[2]。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满足公众“信息饥渴”,稳定公众情绪,对于维护公共秩序至关重要,是实现社会整合的前提。疫情来袭,公众不仅关注武汉、关注湖北,更关注自己周围是否安全、自己的生活将会受到什么影响。然而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很多自己迫切需要的信息在平时经常关注的媒体上却无法完全得到满足,全国性的主流媒体忙于探寻疫情中心最重要的情况,省、市媒体亦无法顾及城市之外的所有县城与乡村,社交媒体和自媒体上的信息则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这时候,县级融媒体及时填补信息空白,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媒介维度:建构县域疫情发布权威渠道

构建县域疫情发布主流渠道,是县级融媒体作为政府主导基层媒体的首要职责,也是在疫情防控中表现最充分、最突出的社会功能。它们及时、真实、公开地披露信息,传递当地党委、政府的权威声音,满足了公众强烈的区域性信息渴求,稳定了公众情绪和社会秩序,为危机时刻的社会整合打下基础。

重大危机发生时,一般公众难以作出全面分析,迫切期望通过权威信息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县级融媒体信息发布情况、阅读量和用户数量的暴增,体现了公众对关乎自身安全的本地信息的强烈渴求。如,湖北远安县融媒体中心于1月24日凌晨1点17分发布了《远安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号令》,凌晨1点53分发布了《注意!远安这些地方关闭,活动延期或取消》;浙江省县级融媒体中心旗下新媒体平台平均涨粉数超4.15万;海南琼海市“琼海发布”客户端用户下载量一周内从不足3000快速增长到2.5万;福建省福清市融媒体中心本地报道全网阅读量达5000多万次,微信公众号“壹福清”发布的《急寻福清这趟公交车上乘客!车上有确诊患者》等20条推文阅读量超10万;湖南张家界永定区融媒体中心发布的《@所有人|全区暂停一切赈酒行为!》短短几小时内获得47万点击量,覆盖全区90%以上的家庭。县级融媒体通过各种新媒体传播渠道,及时发布县域各社区及乡村的疫情动态、科学防控知识和政府防控举措等权威信息,让公众第一时间获取到全面、准确的信息,了解身边的疫情最新动态,感受政府的积极应对,形成对疫情的理性认知和一致态度,并采取正确的自我保护措施,避免因臆想猜测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过激行为。

谣言也是“疫情”,辟谣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威发布。疫情期间,各级网信部门和主流媒体、重点商业平台力量建立了网络谣言快速核查报告机制,县级融媒体亦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迅速发现、追踪、辟谣基层各种虚假信息和小道消息。如湖南资兴市融媒体中心辟谣信息《网传资兴东江水电八局发现1名冠状肺炎病人属谣言,切勿相信!》单条点击量达36.6万,几乎覆盖全市38万人口数量。

(二)服务维度:个性化服务使信息精准到达

从服务维度看,县级融媒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延伸功能,将疫情信息从大众传播升级为个性化服务,进一步满足了受众个体不同的信息需求,实现了信息的精准供给,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整合。具体途径主要是自主开发平台或者与上级融媒体、商业平台共享数据,提供周边小区疫情查询、确诊病例活动轨迹查询、患者同程查询工具等个性化服务平台,使用户能够随时了解关乎自己安全的有效信息。如北京海淀区融媒体中心开发疫情查询大数据,实现信息一端通查;上线“疫情互动直通车”,专人专线对接居民诉求;对接医疗系统,搭建援助平台,供市民就近联系家庭医生。

这些个性化服务,以用户为中心提供精准信息,使抽象的疫情数据转化为可以感知的身边具体场景,帮助人们排除自身可能存在的风险。信息的进一步精准化,在更大程度上避免了恐慌情绪和错误行动,从而保证了公共秩序和社会稳定。


二、加强舆论引导、支持应急管理,助力社会动员实现


重大事件中的社会动员,就是通过形成共同的态度和认知,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共同抵御灾难。我国在抗击疫情中进行高效的社会动员为战胜疫情提供了坚强保障,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令全世界瞩目。媒体是公众情绪的“风向标”,更是公众情绪的“催化剂”“导航员”,在引导公众、社会动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县级融媒体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传播本地权威信息,普及科学知识,讲好抗疫故事,打通了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同时疏导情绪、传递温暖、凝聚力量,引导人们理性看待疫情,理解认同配合政府行动,守望相助共同应对危机。在当好“宣传员”的同时还当好“服务员”,发挥信息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为人员管理、资源调配等提供高效服务,成为基层政府应急管理系统的重要部分[3]。

(一)媒介维度:“接地气”传播有效引导公众

发挥地域特色,强化舆论引导。作为最接近基层的宣传媒介,为了实现疫情防控宣传的全面覆盖、有效传播,县级融媒体做出了巨大努力,并且以“接地气”表现出不凡的创造力,突破了传统样板化、僵化的宣传模式,其中的典型就是各地的乡村“大喇叭”和方言“硬核”喊话视频。这些作品以“土”出位,创意十足,不仅在基层入脑入心,还一度红遍网络,达到了意想不到的宣传引导效果。如福建漳州市龙文区融媒体中心的《硬核大喇叭!都在家待着!别出去瞎逛了》闽南语广播“喊话”短视频,推出4小时浏览量就突破了1000万,《小情侣不戴口罩被无人机喊话》短视频点击量超过1亿;浙江江山市融媒体中心推出《@江山人,一起来听听毛改革的“紧急通知”》等乡音作品20余件,全网点击量超1亿次。

传播基层故事,凝聚正能量。抗疫过程中涌现的感人故事,为县级融媒体提供了丰富的新闻资源。通过自身挖掘或与上级媒体同题策划,生产出众多带有温度的新闻作品,使一个个来自基层的人物和故事受到了广泛关注和认同,传递了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正能量。如河南项城融媒体中心的《一场20分钟的相见》,讲述了医护人员家庭抗疫故事,被全国200多家媒体转发,点击量破亿;湖北公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深入最危险的隔离区,新闻稿件“最美压痕天使”点击率超过10万。

设置积极议题,疏导社会情绪。重大危机之下,人们长时间宅在家中,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情绪,县级融媒体发挥了贴近基层的优势,策划活动吸引本地群众关注和参与,以此疏导焦虑情绪,给予了群众心理上的关怀与支援。如浙江海宁市传媒中心组织了网上元宵灯会,结合“元宵+防疫+互动”三大要素,利用网络技术实现互动参与,使市民们在互动中感受节日气氛,两天活动中,市民们在网上“点燃”的灯盏达66万盏;河南项城融媒体中心推出“宅”家系列评选活动,“宅在家”抖音PK两天时间收到视频、图片、音频8.4万个,收到“最美口罩照”3.6万张,赢得群众点赞。

(二)服务维度:信息共享为应急管理提供有力支持

很多地方的县级融媒体中心与当地大数据中心一体建设、信息共享,与当地政务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网格治理平台等贯通联动。疫情期间,这种信息共享、贯通联动为县级融媒体助力应急管理提供了有力支撑,能帮助政府部门快捷、全面、精准地联结群众,收集信息、管理人员、调配资源、对接捐赠,快速高效地实现人员和资源的社会动员。比如,河南项城融媒体中心建设“项城市疫情防控大数据管理系统”,建立武汉、湖北返乡人员以及密切接触者的档案数据库;浙江长兴县融媒体中心整合广播视频线路和大数据信息互联共享平台,作为疫情防控建设指挥中枢,实现“指令通村、筛检到人、资源共析”;湖北大冶融媒体中心的“云上大冶”客户端提供掌上“群众点单、中心(所、站)派单、志愿者接单”服务功能,为当地组织志愿防疫提供对接平台。

此外,县级融媒体搭建对话平台,开通有效的网上表达渠道,构建情绪释放空间,让民意在统一平台汇集、反馈;开展舆论监督、舆情监测和分析,防止舆情外溢,助力当地政府化解应急状态下的社会治理风险。如上海市杨浦区融媒体中心依托客户端上的“我要问政”功能,上线“杨浦区疫情防控工作问题建议征集平台”,在平台上反映的小区防控不到位等问题,两小时内即可通知到相关街道并接到反馈;河南项城融媒体中心每天派出20多路记者暗访督查疫情防疫工作,对不按要求落实的予以曝光。


三、媒体深度融合、创新公共服务,拓展社会治理平台


疫情的严重性及其产生的深刻影响,使公众对信息服务和公共服务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媒体融合和技术赋能的时代背景为打通疫情防控宣传和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提供了重要支撑。疫情期间,各地县级融媒体通过兼具科学性、服务性、艺术性和本地特色的融媒传播,使新闻产品的速度、广度、深度、温度都得到提升,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服务等技术,针对本地群众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痛点,在疫情期间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方面有诸多创新与突破。

(一)媒介维度:新闻生产融合创新

信息畅通是稳定人心、增强信心的关键。从媒介维度看,县级融媒体在疫情期间服务社会治理主要体现在以新媒体思维进行新闻生产的融合创新,使基层用户信息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为稳定社会秩序、有效开展社会治理提供保障。

首先是信息数量的极大丰富。1月23日以来的两个月,全国各地县级融媒体“两微一端”及抖音、快手等第三方平台号均呈现出内容生产、用户增长和传播数据的井喷。如湖北大冶融媒体中心1月下旬至3月初全平台累计发布稿件10000余条,总阅读量突破2200万,发布短视频140余条,总播放量突破1000万;浙江全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每日发布次数普遍由1次增加到3~6次;江西湖口县“湖口发布”APP等平台粉丝量增长达到160%,日均点击率和阅读率分别增长300%和220%,头条点击率增长400%以上。

其次是新闻生产、传播上的融合创新。县级融媒体所属报、网、台、端、微及各内容聚合平台账号火力全开,推出图文系列报道、大型专题、H5海报、可视化图表、动画、短视频、直播、民谣、微博话题、Vlog等产品,内容紧扣本地热点,呈现方式新颖多样,满足了受众的不同需求。如湖南永州市冷水滩区融媒体中心创作的卡通小蜜蜂防疫表情包,刷屏当地人朋友圈;怀化鹤城区融媒体中心与红网联动创作《怀化小学生手绘防疫“逆行者”:像哪吒一样打败病毒!》成为网络爆款。

同时还对接上级平台,放大传播效应。县级融媒体对接新华社、央视、省市融媒体等上级主流媒体平台,开展联动报道,放大了传播效果。上海东方网、湖南日报社“新湖南云”、河北长城新媒体集团“冀云”、甘肃新媒体集团“新甘肃云”等均连通了各地融媒体中心,聚合传播资源,每天持续推出系列抗击疫情网络直播节目,聚集基层一线抗击疫情的真实感人故事,同时也帮老百姓解决疫情带来的各种民生难题。

(二)服务维度:满足疫情之下公共服务新需求

疫情时期公众生活、工作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公共服务需求,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各地县级融媒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与县域其他机构共享信息,开发了一系列智慧应用解决民生难题,其作为公共服务平台的功能得以进一步凸显。这些服务都是面向疫情特殊时期产生的新需求,为群众当务之急提供了解决方案,主要功能涵盖医疗服务、预约摇号购买口罩、生活物资采购、线上教育、招聘对接、助农销售、复工信息等。

长江云融媒体平台开设“湖北权威发布”平台解读重大政策,各类信息在湖北省主要媒体、各市县重点新闻网站和云上系列APP以及合作的商业平台上同步发出,针对就诊难、确诊难、住院难,医疗物资保障不足,社会捐款分配等群众关切,及时向涉事地方、部门核实督办并指导回应,疫情发生以来,其用户数日均增长19.6万,日均浏览量达到2700万;浙江长兴县融媒体中心开发“慧管理”手机客户端,打造中央商务区红绿码制度,推出小程序“长兴口罩售卖地图”,上线“网络招聘会”等;浙江瑞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瑞安抗疫便民服务平台”,涵盖口罩购买预约和发热门诊定点、每日菜价、超市商店营业时间等查询功能;四川石棉县融媒体中心新闻女主播变身“带货女王”,在快手平台对当地黄果柑进行线上销售;河南项城融媒体中心和教体局开设“项城名师空中课堂”,仅2月3日的直播,新媒体播放量就达58.89万次,手机APP粉丝量增加2.3万,互动量达3000多条。


四、结语


在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本文从媒介维度和服务维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县级融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其实也是从“引导群众、服务群众”的定位和职责出发,通过疫情中的作为来观测一年多来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成果。

通过这场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县级融媒体在我国现代传播体系和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价值和功能得以充分彰显,基层媒体队伍经历了一次艰苦的磨炼,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部分地方县级融媒体新闻生产能力不足、传播力影响力不强、技术水平和服务功能较弱以及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等等。在疫情形势放缓后,各地县级融媒体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尤其应深入思考如何留住疫情期间积累的用户,用好这个资源,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开启运营发展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戴元初.在疫情防控大背景中感受融媒体中心的社会功能[J].视听界,2020(1):46-47.

[2]胡康静.主流媒体社会整合功能的困境及应对[J].青年记者(中),2017(12):9-10.

[3]张丰清,饶涛.重大事件应对中媒体的社会动员功能研究[J].民主与法治,2012(11):46-47.


李馨.新冠肺炎疫情中县级融媒体社会功能的双维度分析[J].新闻研究导刊,2020,11(21):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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