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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认同的构成探究

2020-09-14 9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自从特里·库克对“档案范式”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之后，“范式”一词逐步进入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视野，但对各个范式的相交之处少有讨论。本文从原始记录性入手，着重探讨了证据的意向性和记忆的固化成分，并提出，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构成中承担了“诠释”的重任，将范式联结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具有巨大诠释可能的“证据、记忆-认同-共同体”空间。

关键词：
档案
档案学
档案范式
档案记忆
范式
诠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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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对“档案范式”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之后，“范式”一词逐步进入了我国档案学研究的视野。但对各个范式的相交之处少有讨论。本文从原始记录性入手，提出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记忆的构成中承担“诠释”的重任，将范式联结起来，共同组成一个具有巨大诠释可能的“证据、记忆-认同-共同体”空间。

1、原始记录性和证据

“原始记录性”长期以来都是档案无可证伪的本质特性，正因为具备了这一特性，档案才能区别于图书、报刊等文献资料，这也是档案能够成为证明过往事件“证据”的主要原因。在“证据”范式下，“特别注意到档案与其他文献史料的区别，突出档案在史料中作为第一手材料的秉性，强调档案作为原始史料的品质优势，唯档案是原始、真实、可靠、最重要的直接史料”。[1]档案学先驱詹金逊甚至以证据为依据描绘了档案工作者的理想型：“其信条是证据的神圣；其任务是保护它所负责的档案中的每一寸证据”。[2]

但事实上，如果说“原始记录性”是档案本身所秉有的，那么档案的“证据”特性并非产生于档案自身，也并不由档案工作者产出，而是利用者对于档案的态度，直接赋予了档案“证据”这种特性。正是档案的重要利用者——历史研究人员出于“求真”的意愿，才使得档案成为了“证据”，甚至在“原始记录性”和“证据”之间画上了等号。历史研究“求真”的意愿肇端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的历史研究原则是：“不要偶然听到一个故事就写下来，甚至也不单凭我自己的一般印象作为根据；我所描述的实践，不是我亲自看见的，就是我从那些亲自看见这些事情的人那里听到后，经过我仔细考核过了的”。[3]因此，修昔底德对“口供”非常关注。和中国传统“口说无凭，立字为据”的观念不同，在希腊人的思维中，“口语”是优于“文字”的，因为前者比后者有着更彻底的“原始记录性”。

科学哲学方法对历史研究的影响，使得历史学家们开始注重“证据”，正是他们发现了档案这座证据宝库，正如普希金赞扬伏尔泰时所说的：“他把哲学的明灯带进了幽暗的历史档案库”。[4]历史学家“求真”的意愿在兰克这里达到了顶峰，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事实是如何发生的说清楚”，[3]因此“只有依据可靠的原始资料，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从而成为合格的历史学家”。[6]这里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历史研究者对于“真”的理解，从修昔底德到兰克，他们一致认为，“真”就是与事件曾经发生的状况完全一致，那么作为事件发生当时即被“记录在案”的“档案”自然成为了历史学家证明“真”的最趁手的证据，用兰克的话来说，“每一文献都含有主观因素，历史学家的职责就是从主观因素中把客观的东西分离出来”，[3]这也就是说，如果把档案和传说都看作文献，那么去除档案中的主观因素自然比去除传说中的主观因素容易得多，也更容易接近，甚至到达他所谓的“真实的历史”。

2、作为记忆的证据

这种“求真”的意愿（或者说对“真”的理解），在上世纪中叶受到了冲击，一并波及到了档案。“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以及大量新的社会计划的实施，国家产生的文件数量呈前所未有的爆炸式激增”，[8]并且“迫使重新塑造档案范式”。[2]库克认为，档案工作人员“有意识地创建档案”，[2]正是始于文件数量激增所导致的档案挑选，但事实上，原因并非如此简单，其背后还有着时代大背景的影响在起作用。国际形势方面，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新的社会计划实施带来的影响，除了库克所说的文件数量的激增外，还动摇了历史学的客观性，历史学家们意识到他们作为证明事实证据的文献是已经经过了剪裁的“加工品”，甚至“那些被历史学家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第一手材料的政府文件，竟然有不少是伪造的”。[3]新史学反对兰克学派客观主义史学的主张，与此同时，被高举到同事实具备同一性的、作为还原真相之证据的档案也受到了冲击，新史学的先驱亨利·贝尔甚至极端地认为“史料工作知识研究的准备，不应当成为目的本身。史料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不仅史料，即使个别历史事实也是如此”。[3]

令得历史学家对“证据”产生失望情绪的，不仅仅是赤裸裸的“伪造”，其背后科学理念方面的影响更是深层次的。20世纪创立的现代物理学破除了科学家对自身实验的绝对客观性的迷信，量子力学的实验证明：“在微观粒子领域，除非主体的实验手段不介入，否则，任何微观粒子的运动都不是绝对客观的”，[3]如果连一贯标榜“客观”的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在进入实验后都失去了绝对的客观性，无法保证其实验结果完全符合其原始状态，那遑论社会历史领域了——在历史学家对档案进行研究之前，甚至在档案还未以档案的形式存在之前，文字记录早就是一个包含主观因素的“意向性”的产物了。这也就是说，作为证据的档案本身就是事件和意向的混合物，是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而非“物自体”，附着于其上的“主观意识”非但不是兰克所说的应该“分离”的，而是无法分离的，它同作为客观事实直射的“物自体”（所谓传统历史学家在档案中找到的“证据”）已亲密无间地化合成为了“现象界”。这当中不存在范式的转变，也不是档案从“证据范式”到“记忆范式”之后才发生的事，即便是詹金逊所要求档案工作者保卫的、作为“证据”的档案，也具备这种意向性的因素。在“证据范式”和“记忆范式”中，何者的意向性成分多一些，何者的意向性成分少一些，这是无法量比的。与其说是外部原因令档案工作人员从证据的守卫转变成了记忆的建筑师，不如说是“证据”中自有的记忆因素觉醒了，“守卫证据”是历史研究者赋予档案工作者的工作，而“留存记忆”则是档案工作者自发担当起的使命。

3、作为证据的记忆

证据与记忆的对应关系是双重的。

其一，从根本上来说，“记录”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为弥补人类记忆无法长久精确留存而出现的，修昔底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原始“口供”进行的历史记录，这也就是说，作为档案原始形态的“记录”本身就是记忆的伴生物。丁华东在《档案与社会记忆研究》一书中，将这种关系命名为“客化关系”，即“档案是社会记忆的物化形态，是‘冻结’起来的社会记忆，‘是固化的记忆’，是社会记忆的客观对象”。[14]这个描述是相当准确的，“客化关系”就是将存在于头脑中、不可见的“记忆”，转化为记录于载体上的、可视的“客体”。这当中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客体化”的转变仅仅发生在载体层面，并不是说，记忆被记录下来，成为了档案，就使得记忆中所发生的由主观转变成了客观，“客化”应该被理解为客体化，而非客观化。实际上，单一就原始性而言，“记忆”比“档案”更原始，但“档案”是记录的，“记忆”不是。这点在中国传统的“立字为据”意识中可能有些难以理解，但统摄现时代人类思维方式的思辨是发端于西方的，而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中，“口语”是优于“文字的”。也就是说，撇开范式发展路向不谈，档案的“证据”特性根本就是记忆的流溢。

其二，在“档案记忆”范式中，“证据”也在起着主要的“固定”作用，“证据”是“记忆”建构的依据。这里所言的“固定”与丁华东所说的“固化”不同，“固化”是从记忆到档案的载体形态上的变化，而“固定”指的是记忆所指向的那个实存对记忆的定位。尽管“记忆”是众多意向性附着的“复合体”，但记忆和想象不同，记忆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倾向于虚构、不真实、虚幻、可能”，“记忆则主要关心的是精确与忠实”，因为“记忆是时间的一部分”。意向性是“关于某物的意向”，这一点在“档案记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档案记忆“含有‘集体记忆的关键’”，[14]这个“关键”即是集体记忆存在的证据，这并不仅仅指档案文本上所记录的内容，也指向这个档案文本之存在本身以及文本存在的背景，即便是后来被证明是伪造的文件，其文本存在之本身的“证据”因素依旧未被取消，因为其存在的背景依旧是真实的。

档案记忆的构建具有合目的性，这是构成档案记忆的意向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合目的性”是康德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康德认为合目的性就是一种达成让人愉快情绪的意图，当多样性的自然事物被归结为一种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符合了人们头脑中“合目的性”时，这种自然事物就会令人产生愉快的情绪，这就是“美”。将“合目的性”拓宽到伦理领域，用“善”替换“美”，就可被描述成当多样性的意识被归结为同一性，而这种同一性可以导致向善的结果时，就可以说达到了“合目的性”。档案记忆构建的“合目的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的。这里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记忆的双生兄弟“遗忘”，在档案记忆构建的同时，必然会遗忘一些人和事，这种遗忘和个人的遗忘不同，它甚至是一种刻意而为，这种“刻意而为”必须符合“合目的性”，这是一种“积极的遗忘”，利科有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忆的选择从铭刻在心的事物的损耗的深层就已经开始了。从这一角度而言，这种遗忘在唤起回忆以及重忆的派生层面上被证明是令人舒适的。人们无法回忆所有的东西。一个滴水不漏的完备记忆对于清醒的意识而言，是一个不可忍受的负累”。[16]这对集体记忆更是如此，一个民族无法担负起所有振奋的、沮丧的、快乐的、悲伤的记忆，这其中必然有一些侧重和取舍，那么档案在留存集体记忆的时候，就在第一道关口对其进行了筛选。

4、“诠释人”的角色

由此，档案工作者身份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早在过去这个世纪，档案工作者已经从詹金逊式的形成者遗留下来的文献残存的被动保管者，转变成档案遗产的积极构建者。用南希·巴特莱特的话说，他们是过去、现在及未来之间的中介人，是形成者、档案以及利用者之间的调停者”。[2]事实上，所谓“中介人”“调停者”都在指向档案工作者的一个新身份：“历史的诠释人”。档案工作者面对的是碎片化的记录性文件，而在收集、整理、组卷、鉴定等过程中，将碎片化的记录性文件整合成为了一个整体，对历史整体性作了最初的阐释。这也就是说，作为文件的证据是碎片化的，而工作者的意向性是可连续性的，阐释者的主要工作就是以意向性将证据碎片拼缀起来，向人们展示一个完整的“集体记忆”，乃至“全面历史”。“全面历史”的观念认为，人们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都受到共同观念的影响，彼此能够推导，并且“被一些大单位连接起来”，具体到“档案记忆”上来说，尽管每位档案工作者因其个人教育背景、成长环境的不同，在工作中会有个人的思考以及对“记忆”的理解，但无论如何，这些思考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之下进行的，这个规则和意向性共同也在时代“合目的性”的统摄之下。虽然在福柯这里，“全面历史”受到了批判，已经被更复杂的“总体历史”所取代，但作为不带任何主观色彩的“总体历史”显然只能是一种理想型，而带有“合目的性”的全面历史的展示工作，更符合档案工作者在记忆建构中的“诠释人”身份。

作为“全面历史”最初的诠释人，在一定的规则和法则下，档案工作者必须是具有一定“视域”的人。伽达默尔为“视域”下的定义是这样的：“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18]而“具有视域，就意味着，不局限于近在眼前的东西，而能够超出这种东西向外去观看”，[18]这也就是说，档案工作者不能局限于眼前单一的这份文件，而能够立足于这份文件，但超出这份文件，看到和文件相关、又在文件之外的内容，而档案记忆就是这若干份文件以及文件之外内容的沉淀和积累。“谁具有视域，谁就知道按照近和远、大和小去正确评价这个视域内的一切东西的意义”。[18]视域愈广阔，“诠释人”就愈能超出近在眼前的单一文件，就愈能“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18]对“全面历史”的构建就愈接近真相，而沉积下来的档案记忆也更具备“合目的性”以及历史学家所沉迷的“真相”。

5、结语：证据、记忆-认同-共同体

通过“诠释人”的能动连接，“证据”和“记忆”在档案这里成为了意向性复合体，这个带有浓烈现象学色彩的“全面历史”记录的不仅仅是“证据”时代冰冷的事实流水账，而成为了事实和带有主观色彩的“视域”的融合。当档案记忆作为“视域融合”再一次进入利用者视野的时候，就为积极的“解释学循环”提供了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况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这就是解释（Auslegung）理解到它的首要的经常的和最终的任务始终是不让向来就有的前有（Vorhabe）、前见（Vorsicht）和前把握（Vorgriff）以偶发奇想和流俗之见的方式出现，而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处理这些前有、前见和前把握，从而确保论题的科学性”。[18]在档案记忆这里，档案记忆的“证据”成分保证了这个循环“从事情本身出发”。由是，档案记忆的解释学循环就突破了档案领域，成为了构成社会认同的重要方面。库克将“证据”“记忆”“认同”“社区”并列为档案的四个范式，现在看来，四者的关系可能更为复杂——由档案承载的证据和记忆共同构成了社会认同的一部分，而社会认同同时又反作用于档案记忆，与档案记忆互动，形成循环，构成更大范围的集体记忆，这个集体记忆就是社会/社区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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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佳惠.档案认同的构成:证据和记忆[J].档案管理,2020(0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