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的完整性离不开斑驳、最不起眼和毫无连续性的细微元素碎片景观,元素碎片间合力共聚、互动碰撞下缝合断裂的历史景观,以新的面貌筑构宏观社会图景。对涵摄多义表征的电影而言,碎片化景观,如音乐、画面、道具及色彩等架起了通向社会总体性和历史完整性的桥梁,也以直接温情的情绪书写浓郁的文化乡愁,而这在新时期电影中尤其明晰。新时期电影文化乡愁的内涵指向和表达机制想象源于对碎片的关注,在拼贴、重组和交融后以强劲力量完成对现代性的对抗,从而实现文化乡愁的救赎功能。
一、有意味的音乐:述表乡愁之情
电影中的音乐作为渲染情绪与营造气氛的重要声像元素,丰富和拓展了电影的表现方式和情感力度,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与此同时,还可以与画面形成对位,增补电影的情绪感染力或深化电影的意境美。
新时期电影乡愁景观的建构中多用音乐表述浓郁的乡愁情结,借助音乐书写乡愁之情,形塑角色的形象气质和性格特色。与此同时,音乐的在场拓展了电影的艺术空间和美学意蕴,而这在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作为主流影片在2020年国庆档上映,《我和我的家乡》再创佳绩,秉持新主流+喜剧的范式拓展主流电影新的发展路径,让观众在欢笑声中回味家乡、缅怀乡愁。
最为突出的是,电影采用线索性的音乐《歌唱祖国》回旋在华夏儿女的记忆深处,而“我的家乡”集锦式的图景在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中一一出境,在展示新农村的新面貌、新气息之时,让银幕前的观众汇聚一起歌颂伟大祖国,正是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我们的家乡更加美好,我们的家乡焕然一新,我们对故土的深沉愁绪也变得明朗而欢快。除此之外,青年导演毕赣在作品中对音乐碎片的独到精妙处理,构成主人公复杂多义的心理状态和伤感失意之情,将角色内心抽象的情感以音乐的载体表现出来。
再比如,电影《路边野餐》中音乐《突然的自我》是陈升真实的心理写照,而音乐的伤感温情激起陈升对往昔母亲的怀念追思,可以说,音乐架起了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空,在往昔的温暖和此刻的冰冷中肯定了过去存在的价值。类似的音乐还有《小茉莉》《美酒咖啡》《告别》《浪人情歌》等,皆是不由自主地向后看,用往日的美好衬托当下伤怀与落寞的情绪感受。
除流行音乐之外,多数影片的音乐翻唱也在一定程度促成乡愁的表述。电影《乘风破浪》中对日本音乐的编译和翻唱;电影《老炮儿》中的歌曲《花房姑娘》与画面合力构成声像蒙太奇,慨叹岁月如斯、年华已逝的悲伤;影片《芳华》的片尾曲中对经典电影《小花》插曲“绒花”的创造性使用,还有片中“草原女民兵”“洗衣歌”“绣金匾”“英雄赞歌”(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插曲)“沂蒙颂”等革命音乐的参与,能动的激活和唤醒观影者文化记忆和历史记忆;电影《夺冠》中充满地域色彩的经典老歌“爱拼才会赢”的穿插演绎,在赋予影片浓郁的时代气息之时,也在无形中传达积极进取、永不服输的中国精神、中国气质和中国文化;电影《地久天长》在书写工厂时代的镜像之时,以两个家庭以及另外几名工友跟随卡带录音机一起吟唱“友谊地久天长”的歌曲为缩影,在意味悠长的音乐中感知工人阶级间质朴的情感,也是集体主义时代的理想道德范式和普世价值观照。
二、视觉化的画面:复原乡愁之形
作为电影的表意元素的画面,是嵌入电影内核的便捷通道。电影的画面以形象直观性展示事物的状貌、自然万物表情面相、流动的空间和演员的调度的样态,也借助于剪辑,揭示各种个体形象和片段情节的联系,以及各种联想的内在节奏。新时期电影的感性叙事离不开即视的画面,画面在承载叙事之时,也在传递出浓郁的乡愁之情。
画面是电影的基本构成元素,是电影语言最形象的表征。完整的电影是一幅幅画面按照导演思维和特定事实规律依次组织起来的符号序列,以超越画面之外的力量形塑电影内在的灵魂。与此同时,电影借助高科技手段对逝去的历史进行高度描摹和仿真,以一种虚拟的“真实过去”为心灵搭建历史的在场,进而缓解现实中的不适和焦虑,为此,已逝的画面的形象激发起观众对往昔的记忆。
就像桑塔格所言“任何摄影集都是对历史的一种超现实主义综合剪辑和超现实主义压缩的尝试”[1]。而且,作为感性的元素包孕着作者独具的情感表达是电影画面最基本的功能面向。新时期电影在乡愁的想象重塑中,格外青睐电影画面的文化力量,注重运用画面展示生活原型和精神动力,并在不同形式的画面突出创作者的情感立场和价值定位。譬如,乡愁叙事中往往赋予乡村以理想乌托邦式的存在,为大众搭建情感的港湾。为此,画面中的乡村状貌超越了认知范畴,是融合了艺术化、情感化和美化之后的乡村图景,如此设置不仅能够满足大众的审美期待,更能弥补失根痛楚。
值得探究的是,新时代以来,乡土电影积极向上、欣欣向荣的面貌风情,呈现出乡村的新气息、新气貌、新动向,家乡不再是贫苦凋敝的空间指向,而是以饱满生命力渲染的理想家园。一改新时期初期对乡土的凝视、反思和批判,整个阶段的乡愁皆是游离的、沉重的,后期彻底将乡愁表述到极致,在画面的表现中无不渲染着感伤、痛楚乃至绝望的乡愁情绪;新时代在党和国家政策的号召下,乡村从边缘的他者地位跃升为主体地位,我们看到电影画面中清丽炫目的乡村美景、富有诗意的田园视觉塑造,主动放弃现代性冲击之下二元对立的叙事视角,代之以和谐共生的城乡一体化,经济的融合,资源的共济,文化的互补,生态的全面恢复和美化,继之以清新、朝气、希望、向上的风貌描摹。
其次,在人物画面的筑构中,以人物精神图谱完成主题的设定,重在阐释电影画面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画面是影片重要的存在元素和表意元素,它的存在除了展示内容之外,也在间接传达着内容的灵魂。为此,画面中的人物状貌、精神气质和背景展示实则是电影画面、乃至电影的核心概貌。为此,不难看到,乡土电影中的甘愿放弃优渥生活的返乡群体,拟或坚守在土地上的年轻人为家乡奉献的昂扬斗志、热血和激情是积极乐观的,它们呈现出的昂扬精神斗志和乐观的面貌都与电影歌颂式的主题相一致,并构成合力同谋作用,进而展现出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基层干部发挥的道德模范和精神激励作用,它是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各项事业的向上发展面貌,也是乡土题材的理想主义表达。
三、符号化的道具:传递乡愁之味
道具是电影叙事重要元素之一,不仅作为具象存在的物质实体精确记录生活表象原生态的特质,也凝聚着导演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价值观念和艺术追求,更是感性情绪最富力量的表达中介,而新时期电影的乡愁味道正是在充满质感的道具中得到了完美呈现。
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潮流、文艺重整和社会变革的多维图景中,现代化潜滋暗长的态势将现实不断侵袭和瓜分,人们的思维、社会、经济、现实生活皆以碎片式呈现出来。在经济主宰社会生活、文化商品化趋势严重、高科技变成当代人类图腾的压迫局面下,传统和历史成分裂撕裂之势,乡愁的复归成为大势所趋,因为它的温情可以抚慰伤痛,也可以重建坍塌的价值体系。以“乡愁”重整废墟,并在废墟的基础上完成自我的身份认同,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正如美国哲学家卡斯滕·哈里斯所说的“废墟是对时间的记忆,是对被毁的城市的见证,废墟的作用是它强化了观者的感受,即使是最好的典范也难逃时间的侵蚀。
”[2]为此,电影中为营造乡愁图景之时充分借助能够诱发大众情感和情绪共同体的道具,以道具熟悉的面貌勾勒起个体记忆、集体的无意识和时代标签,并进行审美包装和景观再现,以期唤起积淤在人们内心的浓厚乡愁情结和怀旧情绪,慰藉现代人的心理需求,填补人们因动荡语境而产生的落空感、飘渺感和失落感。
一方面,可视的服装道具在电影中的情绪营造最为亮眼,在电影《小武》中,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现代性的象征,突出表现在她们服装的展示上,譬如时髦而又靓丽的迷你短裙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思想、现代化的符号表征,人物服装的现代化是汾阳小城现代化的能指,间接预示着受到现代化影响的小城在九十年代的真实面貌,而这种熟悉感无形中表述着一代人共同的情感记忆;在贾樟柯的另外一部作品《站台》中,同样借助小镇青年的服饰表述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向往之情,是现代化带来的时尚潮流构成了他们对外在世界的迷恋和向往,这无一不是物件的无意识引导和开解。
电影《夏洛特烦恼》里大众熟悉的能够代表特定时代的回力球鞋、学生时代的校服、上课的场景和背景的陈设不仅带领观众走进特定的时代背景中重温往昔美好情愫,也体现着导演独具风格的美学追求。另一方面,在生活物件上,观众熟悉的物件被刻意植入到电影中,电影《老男孩》里面的录音带的铺设;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的展现地域风情和地方风味的黄牛、西北苹果、东北土特产等,皆是生活之中随处可见的日常生活物品,皆在影片中承担着一定的情感色彩和情绪意味,皆以细节化的处理构筑浓郁的乡愁韵味。与此同时,也在无形之中增强生活表象的可信度,并在影片中以超越本身的价值重塑着一代人的情感记忆。
四、多义的色彩:展示乡愁之韵
不同类型的艺术在形式、内容和情绪的表达上多采用色彩,像电影、电视、网络、油画、水彩画、壁画、雕塑、风景、漫画等皆用到色彩,“一般来说,色彩是可以用来直接对精神发生作用的手段”[3],而且色彩构筑的情绪认同以直观的形式冲击着大众的视觉体验。另一方面来看,人类对色彩的感受感知是非常直接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道:“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
”[4]在艺术创作中多采用色彩,它不仅仅是颜色的代码和物质形态的再现,更是熔铸到作品内部与其他元素共同完成某种命题的表达,进而体现创作者的精神意图。为此,色彩是一种技术策略,也是一种美学情绪、更是一种视觉寓言。将色彩悬置电影叙事之中,作为一种无声语言,成为最富视觉表现力的元素之一,也是最普遍、最富有刺激力的美感形式。
新时期电影的文化乡愁的景观建构格外青睐色彩的美学意蕴和情绪效果,而这频次出现于青春怀旧类影片,突出消逝而又生疼的青春体验、构筑特有的情绪氛围及表达美好纯净的青葱岁月,色彩无意识传达着人们特有的生命样态。我们看到了占据银幕空间的灰色、白色、黄色、青色和红色,乃至多种色彩拼贴融合而成的唯美小清新色。具体的存在形式上表现为冷色、暖色、唯美色和生命色,带给观众的视觉暗示各有不同,暖色象征着温暖、美好;冷色则蕴含着残酷、悲凉;唯美色象征着美好、浪漫和诗意;生命色意在营造生命色彩的审美意趣和东方意境。
提及意境,王国维认为:“何以谓之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5]美学家叶朗认为:“所谓‘意境’实际上就是超越具体的、有限的物象、事件、场景,进入无限的时间与空间,即所谓‘胸罗宇宙,思接千古’,从而对整个人生、历史、宇宙获得一种哲理性的感受与领悟。”[6]建立在实景上的“虚”的想象,营造出与自然、生命和宇宙的交汇通融,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美学情绪。
为此,当摄影机对准精神困顿、挣扎在情感漩涡并展现残酷青春之时,用冷色书写成长之痛。娄烨的电影《苏州河》中萦绕的灰色调是压抑青春的露骨写照,灰色的影片基调预示着处于情感困境中的特有情绪,也在无言之中宣告马达和牡丹无疾而终的爱情;王小帅在电影《青红》中采用了青色画面,借此来叙述压抑、沉默与苦涩的青春;影片《少年的你》中灰色调与残酷青春的书写,灰色是个体境遇再现也是青春期爱情的独特写照;顾长卫执导的电影《孔雀》中的灰色是年代感的代名词,也是哥哥、姐姐和弟弟三者成长的镜像,更是现实压倒理想的无奈之色。当然,青春之所以撩拨人类的怀旧情绪,源自青春纯净底色、纯粹质感和唯美爱恋,为此,青春的盛宴和芳华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匆匆那年》《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同桌的你》《夏有乔木雅望天堂》《左耳》等影片中得到淋漓体现,较于青春的残酷物语,小清新式的唯美色彩下的美丽的青春更加动人、让人恋恋不忘。
除此之外,多色彩的融合书写了一幅多姿多彩、丰富斑斓的青春画卷。譬如,第五代电影导演中张艺谋最擅长使用色彩符号营造视觉的张力,在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运用红色、黄色、橙色、绿色等建构视觉奇观和民族审美,比如对招娣的粉色的大棉袄、大棉裤等及头上的发饰都注入了东方式的审美,这是生命的色彩,也是民族永不停息的力量之火。
五、结语
从审美的维度来看,新时期电影的文化乡愁的碎片在美学转换中,音乐、画面道具和色彩不仅仅作为纯粹的独立元素存在,而是内蕴着现代性审美生存内蕴的乡愁解剖面。琐碎的碎片元素就是现代性的“后果”,就是乡愁存在的依据。为此,不难发现恰恰是电影中最不起眼、最为微小的碎片元素却潜藏着绝对的审美价值和乡愁能量,而在对它们拼凑、整合和复原中窥视到了新时期电影的完整和总体性的文化乡愁景观。
参考文献:
[1]苏珊·桑塔格.论摄影[M].艾红华,毛健雄,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84.
[2]卡斯滕·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M].审嘉,陈朝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238.
[3]康定斯基.艺术的精神[M].李政文,巍大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41.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59.
[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121.
[6]叶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342.
文章来源:平方园.新时期电影文化乡愁的影像概貌[J].戏剧之家,2021(16):15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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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23我要评论
期刊名称:当代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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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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