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战是以海军兵力为主体或诸军兵种联合在海洋进行的战役和战斗[1]。随着时代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海战的作战力量、作战样式等均发生了重大变化[2]。现代海战是在水面、水下、空中、电磁、信息等多维空间甚至包括濒海陆地、空域的广阔领域里,多层次、多方位同时展开,各种高新技术武器众多、杀伤力大、命中精度高[3]。在这样的背景下海战伤伤员的救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通过综述现代海战伤的发生特点以及伤员救护现状,结合我军现阶段的战略需求和卫勤保障理念,探索高效的救护方法,完善海上卫勤保障体系,为我军海战伤伤员救护提供参考,最大程度地降低伤员战场伤亡率。

1、现代海战伤的特点

1.1高发生率

海上作战区域环境特殊,具有战区狭小、人员集中(多集中在舰船舱室内)的特点,各类精准打击武器的使用,致使伤员比例远高于其他类型作战。例如,在二战美军的海战中,伤员比例是陆战伤员的7倍;当驱逐舰在战中被毁坏时,伤员比例可能为舰员人数的15.2%,而登陆舰艇伤员的发生率则可能高达20%~25%[4]。

1.2伤情严重

使用常规武器时,与陆战相比,海战的伤亡比高达0.99∶1[5]。但现代海战中除了使用传统武器外,还出现大量高科技新概念武器,如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等,杀伤效应大、舰艇毁损率高。海战伤通常包括爆炸伤、烧伤、冲击伤、吸入性毒气伤和复合伤等[5-6],伤情往往也十分严重、复杂多变。二战时美海军阵亡或失踪人员占伤员总数的48%。此外,海战中发生休克的概率也为陆战的2.5~3倍[7],伤员病死率是陆战的5~10倍。

1.2.1烧伤、爆炸伤与毒气伤多发:

高动能武器的使用以及舰艇舱室环境的特殊性,致使海战伤中烧伤、爆炸伤的发生率显著增高,救治难度增大。根据既往数据得知,现代海战中爆炸伤的占比为总伤类的90%~95%,是陆地战争中爆炸伤发生率的2倍[5]。烧伤比例也显著高于陆战,例如在马岛海战中,英军伤员烧伤的发生率为34%;1987年,美军的“斯塔克”号驱逐舰被导弹击中,共37名人员死亡,因烧伤和爆炸伤而死者占81%。同时,舰船舱室内各种塑料、橡皮等材料燃烧后,会产生大量的烟雾以及多种有毒气体,加上舱室环境密闭,易发生毒气伤、吸入性损伤导致的窒息死亡,如英军的“谢菲尔德”号被击中后发生大火,多名舰员因窒息而死亡[7]。

1.2.2海水浸泡、淹溺与低体温多发:

海战中,伤员有可能因舰艇损毁、爆炸冲击、跳水逃生、浅滩登陆等原因落水[8],极易导致发生海水浸泡伤、淹溺、低体温以及有害生物损伤等[9]。

伤员落水后伤口容易受到海水的浸泡,海水的pH值为8.2,渗透压是人体血浆的4.3倍,钠离子浓度是血浆的3倍,具有高渗、高钠和高碱的特点[10],会导致伤口的组织细胞脱水,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进而引发一系列的水电解质紊乱、酸碱失衡的情况。且海水中含有多种致病细菌,可能引发继发感染,会加重伤口及周围组织水肿、变性、坏死及严重反应,使伤情更加复杂化,增加救护的难度。若在海水中被海洋生物蜇伤、刺伤或咬伤,可能会出现毒性反应,进而加重伤情[11]。

落水伤员受伤势严重、搜救打捞不及时、海况气候等因素影响,易伴有海水淹溺。淹溺性肺水肿也是海水淹溺后发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2]。若伤员在20℃的海水中浸泡30~60min,体温即下降至30℃左右[13],海水的低温环境极易使伤员体温过低,是海战伤高病死率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阿军的“贝尔格拉诺将军”号被击沉后,在救生艇中发现了71名舰员,69名出现了低体温,其中18名死亡。

1.3战斗应激反应高发

现代战争的破坏性巨大,高新技术武器的射程、命中精度以及威力不断升级,加上核生化武器的威胁,使得现代战争的杀伤程度愈发激烈[14]。在这样残酷的高技术战争下,战斗应激反应等心理疾病的患病率增高,且逐渐成为伤员减员的重要原因[15]。既往数据显示,海战中战斗应激反应的发生率高于常规陆战[16]。在海湾战争结束后,有近10万的退役军人出现了“海湾战争综合征”[17],具体表现为睡眠紊乱、四肢乏力以及记忆力严重衰退等症状。马岛战争中的数据显示,15%的伤员在配置了心理医师的条件下,仍旧出现了战斗应激反应,其中2%的伤员需因此后送[18];截至2013年,参加过马岛战争的英军老兵中,自杀人数达到了95人[19]。

2、美俄英海上卫勤保障体系

未来海战将对现有的海上救治阶梯带来全新的挑战。美军海上作战时采用“三区五级”的海上伤员分级救治体系。“三区”分别是作战区域、作战支援区域以及后方区域。“五级”中:第一级为伤病员接收处置船、休克创伤救治队,主要救治任务为伤员的急救与高级生命支持;第二级为海军伤员收容治疗船、海军前伸复苏外科手术队,主要救治任务为损害控制手术的基础检验、影像学检查;第三级为医院船,可进行普外科、骨科等亚专科手术,CT检查以及高级检验;第四级为区域医疗中心,可实施亚专科手术;第五级为本土国家医疗中心,主要进行全面的康复以及救治[19-20]。随着海军力量的现代化、一体化以及战略调整的需求,美海军提出了分布式海上作战[21]概念,将作战力量分散部署在广阔的空间范围、各个作战领域以及搭载平台上[22],以干扰敌火力打击,从而提高战场生存率。并对海上二级救治阶梯进行补充,组建由7人构成的外科复苏机动力量,可携带相应的器材,部署到潜艇、水面舰艇以及岸上开展救治,该力量不受平台本身医疗能力的限制,在加强平台本身救治能力的同时,使美军海军卫勤保障力量更加灵活、机动,将优质的救护力量更加靠前部署[23]。

俄军的海战伤分级救治体系同样分成了五级:第一级是战现场伤员的自救互救;第二级是由三级舰船或岸基卫生队进行的急救措施;第三级是二级舰船进行的紧急救治;第四级是一级舰船、保障船实施的早期治疗与外科救治;第五级是医院船实施的专科救治[24]。英国海上分级救治共设置了四级阶梯,分别为小型舰艇和潜艇、航空母舰或大型两栖舰船、医院船以及本土医院[25]。

3、外军海战伤时效救护理念

在海上跨洋远征作战的情况下,伤员救护与作战区域之间的距离不断快速延伸扩大,伤员救治时间会有所延长,传统“白金十分钟,黄金一小时”和“10-1-2-(+2)”的时效救治原则受到挑战,其中“10-1-2-(+2)”是指10min内进行出血和气道控制,受伤或症状出现后1h内进行高级复苏,2h内开展外科手术,以及2h内开展伤情稳定及战略医疗后送[26]。

基于此,美军高度重视延时现场救护(prolongedfieldcare,PFC),即在良好的战术战伤救护基础上,利用有限的救护资源,对超过“(后送)计划时间”的伤员实施持续的伤情监测和救护,直到伤员获得适当的救护为止[27]。外军基于各类军事行动中伤员滞留时的救护经验,形成了一系列PFC救护理念、策略、临床实践指南等系统性文件,并定期更新指南内容,包括气道管理、疼痛管理等;根据临床能力和战术战伤救治训练水平,给出救治建议,包括超声引导下介入、通气、循环衰竭纠正、止血等干预措施,为PFC的应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行动保障,且救治效果在相关任务中进行了验证[28]。

2020年美国海军拓展这一理念,认为虽然海上环境不是“野外现场”,但也同样存在类似的任务情境和救护需求,促进了PFC中“field”向“casualty”的转变,将PFC更名为延时伤员救护(prolongedcasualtycare,PCC)。PFC与PCC的区别是中心点不一样,前者是以任务情景为中心,后者是以伤员为中心[29]。

4、外军海战伤救护体系的信息化建设

在现代海战中,高技术武器与远程精确打击火力的广泛运用,使舰船在海战中遭受打击的风险性升高,短时间内可能集中发生大批各类伤员。因此,快速时效救治对于保障伤员生命安全至关重要,也对伤员救护信息共享提出了迫切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先进的信息系统与网络也逐渐被外军应用到现代战场,以便能够快速、安全地共享信息,确保救护人员迅速了解伤员的病情,提前做好救治准备,提高伤员救护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美军在2024年的演习中,应用了联合作战卫勤信息系统———医疗通用作战图[30],该平台从医疗机构情况报告到伤员医疗后送,提供近乎实时的、可视化的伤情监测和医疗管理信息,并允许卫勤保障信息在各个救治阶梯之间快速、准确地传递,向每个需要它的人提供实时数据,解决了信息延迟和沟通不畅的问题,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可用资源。2023年11月,以色列国防局开发了一种应用程序,安装在战现场救治人员持有的平板电脑上,有关伤员状况和现场救治的信息被录入至应用程序中,这些信息通过NFC卡在前往以色列野战医院的救治人员之间传输,伤员后续将被后送至这些野战医院。该系统实现了伤情信息在不同的救治人员之间完整准确地传输,从而使救治人员能够更有效地确定伤员的优先级,了解他们在后送途中的状况,以及他们在现场接受的治疗情况。

5、外军海战伤救护研究对我军的启示

5.1加快建设完善海上卫勤保障体系

我军海上卫勤装备与外军相比,发展相对滞后,目前的医疗卫生装备更新换代较为缓慢,舰船上的装备设计性能受限[31],设施设备的使用时间较长,在使用管理中存在思想认识不足的问题,受海洋高盐高湿环境的影响,设备损坏较多或状态不良,可能无法满足伤员的实际救护需要[22-23]。基于此,我军应针对海上特殊环境需求,加强海上救护装备的研发和更新,灵活配备更具便携性、同时又能满足一线救治需求的医疗卫生设备,并通过全链条、验证性的实战化演练对器材和装备进行检验,切实满足不同海战环境和伤情的实际作战需求。

当前我军的海上卫勤保障体系在和平时期尚可应对,一旦遭遇大规模的战事,相关舰载救护平台的使用可能会稍显逊色[32]。因此,我军应结合海战伤的发生特点,借鉴外军经验做法,将“快速转进”思想融入现有海上卫勤保障体系,组建了一支可快速前置的卫勤保障力量,以弥补一线救治能力薄弱的缺点[32],持续优化海上卫勤保障体系。虽然目前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处于探索阶段,需不断改进和完善,可借鉴美军“马赛克战”[33]的特点及优势,结合我军海上卫勤保障需求,积极构建即时响应的海战卫勤行动环,将多个要素融为一体,及时明确需求供应,更迅速、科学、有效地完成后勤补给;构建去中心化的海战卫勤保障体系,将实体中心功能分散至各个终端,使每个医疗单元在统一规划和指挥下,避免出现单一中心链路终止的局面,有效增强卫勤保障体系的抗攻击性[34]。

5.2着眼实战,灵活设置救治阶梯

未来海战节奏迅速,医疗救治要求快速安全且层级少,但我国海军目前坚持分级救治、逐级后送、层层治疗的原则[24],在应对大规模伤员救治时,可能存在救治流程不够高效、资源分配不够合理的问题,难以满足未来海战高要求的救治需求,因此,应结合战略需要与实战需求,对现行的救治阶梯进行创新性突破,提升我军海战伤分级救治整体水平。

海战伤员救治阶梯必须遵循快速响应原则,以确保伤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救治。快速响应原则要求救治力量能够在第一时间到达战场,对伤员进行快速评估和分类,并采取相应的救治措施。例如,在海战发生后,医疗船应迅速驶向战场,利用直升机等快速运输工具将救护人员和设备投送到伤员集中的区域。同时,救护人员应具备快速评估伤员伤情的能力,根据伤员的生命体征、受伤部位、创伤程度等因素进行快速分类,以便为后续的救治工作提供依据。

海战伤员救治阶梯必须具备灵活调整的能力,以适应不同的实战情况。灵活调整原则要求救治阶梯能够根据海战的进展、伤员的数量和伤情的变化等因素进行及时调整。例如,在海战初期,伤员的数量可能较少,伤情也相对较轻,此时可以采用较为简单的救治阶梯,将伤员迅速转运至后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而在海战后期,伤员的数量可能会大量增加,伤情也会更加复杂,此时需要调整救治阶梯,增加救护人员和设备的投入,提高救治能力。

5.3加强海战实战化伤员救护能力培训

我军战伤救治训练的实战性有待提升,在训练内容、训练标准、训练阶段等方面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课程体系[35],训练教材与设备更新稍显落后[36]。目前我军的战术战伤救护训练大多停留在理论授课、简单小批量伤员通过的模式上,内容多是单项技能训练,综合技能培训、团队协作训练内容较少[37],救治理念更新较慢,多是学习借鉴外军经验,缺乏海战伤救治的相关规范或指南[38],使得卫生人员海战伤救治能力与实战化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37]。面对这些问题挑战,加强海战伤实战化伤员救护能力培训迫在眉睫,应及时更新救治理念,创新培训方法,进一步完善救护能力培训体系。

首先,持续优化课程设置。借鉴损害控制复苏、PFC、PCC等理念,结合现阶段的战略需求,根据层级设置初、中、高级战创伤救治课程和培训技术清单,对海战伤现场急救、紧急救治、PCC十大核心技能[27]等展开技术训练,确保卫生人员能够熟练掌握包括核生化等特殊伤情在内的各种严重伤员的救治,进一步增强综合救护能力。同时,应关注卫生人员心理辅导课程的设置,加强心理疏导,引导其正确面对海战伤任务的艰巨性,增强心理耐受力,以便更好地应对残酷的战况与繁重的救护工作。

其次,增强模拟训练的真实性。基于真实的海战伤案例,结合现阶段作战环境与实战化任务需求,编写综合模拟演练方案[39],并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虚拟现实[40]和增强现实技术[41],进一步提高综合模拟训练的真实感,使救护人员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海战环境和伤员的伤情变化,以提高其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

再次,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定期对救护人员的能力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和反馈,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培训内容和方法。可以采用多种评估方式,如理论考试、技能考核、模拟实战演练评估等,全面了解救护人员的学习情况和实际能力。同时,建立反馈渠道,听取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伤员救护能力培训质量。

5.4着力提升海战伤员救护的信息化水平

海战伤员救护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对于提高救治效率、保障伤员生命安全至关重要。我军的信息化建设较为薄弱,伤员信息快速采集、传输系统还不能实现自动化,目前依旧采用纸质伤票等文书作为载体;军用对讲机、有线电话、北斗等通讯设备所受限制较多,可靠性、保密性有所欠缺,信号可能会被海上天气、舰船等影响,出现各级救治机构、各救治组室之间信息传递不顺、信息脱节的情况;远程医疗会诊系统配备不足,可能无法为延时伤员提供有效的救治信息[38]。因此,应积极探索提升海战伤员救护信息化水平的有效途径,以应对现代海战复杂多变的挑战。

首先,在海上联合作战中,多军兵种协同作战,保障对象和卫勤指挥协同复杂,精准定位伤员位置能够有效提高救护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借助卫星定位技术和无线通信技术,可以在海战现场快速确定伤员的位置,确保救护人员能够迅速找到伤员并进行救治。

其次,可以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建立信息化的救治管理系统,实现伤员信息的实时共享、救治任务的合理分配和救治过程的全程监控,提高卫勤保障的信息化水平和决策效率。例如,利用卫星通信和物联网技术,建立一体化网络体系,连接所有战情信息、战创伤信息及其演变,依据情势变化决定卫勤救护决策[32],解决信息化保障难题,实现伤员信息的实时传输和共享,以便更好地调配资源。智能化可穿戴设备[42]能够持续监测伤员的心率、血压、体温等重要生理指标,并将数据实时传输到救治中心,为救护人员提供准确的伤情信息,以便快速制定个性化的救治方案;利用虚拟现实、混合增强等技术手段为卫生人员提供救治支持,以弥补远程医疗会诊可能受带宽限制及隐蔽需要无法开展的缺陷[43]。

6、结语

综上,未来海战伤救护的发展应立足战略需求,紧盯卫勤保障前沿,充分考虑海上特殊环境,加快装备研制与转化,逐步向智能化、模块化、微型化、便携式靠拢;全面加强实战化军事训练,强化包括PFC在内的综合救护能力,不断探索和创新救护方法,提升救护水平,加强卫勤保障能力建设,优化海上卫勤保障体系,为保障海战伤员的生命安全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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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朱亚男,舒勤,王志斌,等.外军海战伤救护研究进展及对我军的启示[J].创伤外科杂志,2025,27(08):577-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