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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导向驱动下残存古建筑活态保护路径研究

2025-08-31 44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太原城隍庙始建于明代，历经重修、衰败与再利用，具有重要的历史、建筑与文化价值。近年来的修缮工程改善了遗存环境，实现初步开放，但在文化阐释、空间秩序、功能适配等方面仍存不足。针对此，文中通过梳理其历史沿革与现状，分析当前保护成效与存在问题，提出基于多维价值的活化路径，包括阐释体系构建、空间叙事重构、文商协调机制及多主体治理模式，旨在推动城隍庙实现从遗产保护到文化振兴的有效转化。

关键词：
历史遗存
古建筑保护
城市文化景观
文化阐释
活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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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快速发展与空间重构过程中,古建遗产面临“可视化”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双重挑战[1]｡作为明代城市礼制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太原城隍庙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制度价值,也在地方民俗记忆与城市文化景观中占据关键位置｡然而,长期工业占用与战乱破坏使其本体严重残缺,功能逐步边缘｡近年来,随着城市更新项目的推进,遗存得以重回公共视野,成为新兴城市文化节点｡本文以太原城隍庙为案例,回溯其历史演进,评估当前保护与活化成效,并聚焦在城市语境下的现实困境,探索更为科学､可行的古建遗存保护与利用路径,以期为地方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太原城隍庙:历史沉浮､遗存现状与价值重识

1.1历史沿革与空间变迁

太原城隍庙肇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系官方祭祀城隍神祇的重要礼制场所,是明代“以神治城”政治理念的空间载体｡万历年间经大规模重修,形成严整的四进院落格局,包含照壁､享厅､正殿､寝殿及钟鼓楼､乐楼､牌坊等,规制宏阔｡作为地方行政与民间信仰的交汇点,它承载着知府主祭等官方仪典及庙会､演剧､市贸等丰富的民俗活动｡然而,其命运随社会剧变而转折:清代以降,其社会功能渐趋式微;民国时期被改为工厂,礼制功能彻底终结;抗战与内战期间遭受严重破坏与构件掠夺;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作为印刷厂车间,导致建筑持续损毁｡至21世纪初,仅钟鼓楼与东配殿残体尚存,深陷于违章建筑群中,原始格局湮没难辨(见图1(a))｡

1.2遗存现状与空间重构

2010年,太原市政府借助北侧万达商业综合体建设的契机,启动对城隍庙遗址的专项保护与环境整治工程｡工程内容包括拆除庙址周边违章搭建,完成钟鼓楼与东配殿的结构加固与屋面修缮,初步恢复古建筑安全性与可视性(见图1(b))｡为配合新城市规划,东配殿整体南移至第一进轴线位置,原四进院格局遭到打破,形成新的空间组合方式｡

图1太原城隍庙钟鼓楼残存现状对比

目前,城隍庙遗址空间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1)建筑遗存集中于钟鼓楼与东配殿,保存形态较为完整,具备可识别性｡2)庙前区域已被现代城市广场取代,遗址成为高密度商业区与住宅区交汇处的文化节点,嵌入城市现代肌理之中｡3)广场景观以古松､银杏为主,构建出兼具开放性与历史氛围的共享文化空间｡4)利用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东配殿前院设置“城隍庙文化小镇”,开展非遗手工艺､书画展示及文创零售等活动;东配殿后侧设有小型地方美食街,结合民俗体验与商业运营,延伸古建在城市生活中的功能维度｡

该轮保护与整治使城隍庙遗存从封闭空间转向开放展示,增强公众可达性与视觉识别度,但在功能适配､文化表达和场所精神重构方面仍面临挑战｡

1.3遗存的核心价值解析

尽管城隍庙已不复原貌,残存本体与历史语境仍赋予其多重文化价值,值得深入识别与科学保护｡

1)历史与制度见证价值:现存钟鼓楼构架､遗构细部及相关文献,为研究明代城市空间格局､礼制建筑体系与城隍信仰制度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庙宇自身的兴衰轨迹折射出政权更替､城市更新与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过程,是明清至近现代太原城市变迁的重要缩影[2]｡

2)建筑本体信息价值:现存建筑均为砖木结构,保存了柱础､斗拱､瓦饰等明代构件,具备较高的技术研究价值｡修缮过程中拆除了民国及建国初期的附加构筑,通过还原构件关系与屋面形式,最大限度保持了其原始形态与历史真实性｡遗存本体不仅为明代地方营造技艺提供直观范本,也为后续研究建筑格局复原､材料技术分析及形制演变提供了关键依据｡

3)社会文化记忆价值:城隍庙是太原民众信仰记忆的历史坐标,其原有的功能､活动与空间氛围在地方集体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虽然传统仪式已中断,但庙宇所承载的情感认同与文化象征依然存在,对社区文化的凝聚与延续具有潜在推动作用[3]｡

4)城市文化景观价值:城隍庙现为“城西水系历史文化风貌区”的重要节点,其保护与展示为片区文化提升提供契机｡在城市快速更新背景下,遗存的保存与合理利用,有助于平衡历史资源保护与城市空间开发之间的关系,提升整体空间的文化深度与景观价值｡

综上,太原城隍庙作为一处重要历史文化遗存,不仅承载明代城市礼制与民间信仰的多重价值,更是当前城市更新与文化复兴进程中值得深度挖掘与科学介入的重要空间节点｡后续保护应在尊重本体､理解历史､回应当代的基础上,系统重构其文化功能与社会角色,使之成为具有当代活力的城市文化资产｡

2、保护成效与困境的辩证分析

2.1保护修缮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太原城隍庙遗存的保护在多方面取得初步成效,为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延续探索出实践路径｡

首先,在城市更新背景下实现了原址保留｡庙址作为明代城市礼制空间的核心节点,未在高强度开发中被彻底抹除,得以在原址基础上进行遗产保护｡通过拆除周边违章建筑,遗存从密集建筑群中显现出来,空间环境得以显著改善,为其重新融入城市公共文化生活提供了可能(见图1)｡

其次,修缮工作坚持最小干预原则,在尊重文物本体的基础上进行结构加固与屋面整修｡重点清理了民国及建国初期的不当附建构件,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明代建筑的构造特征与形式语言,提升了本体的可识别度与研究价值｡钟鼓楼与东配殿的屋架系统､斗拱样式､砖雕瓦饰等细节,通过修复得到呈现,为后续研究明代地方营造制度提供了原始依据｡

在文化激活层面,遗存前广场举办的庙会､民俗展演等尝试为场所注入当代使用功能,吸引市民参与,有助于建立公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情感连接｡这一变化使城隍庙逐步从封闭遗址转化为参与式文化空间,为后续活化利用奠定了群众基础｡

从城市空间角度看,修缮工程通过设置古松､银杏等绿植构建历史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现代建筑对古迹的压迫感｡庙前广场作为开放式的过渡空间,建立起现代商业体与历史建筑之间的视觉过渡,初步构建了相互融合的空间对话框架,也为公众认知遗存提供了便捷的场所基础｡

综上,城隍庙遗存的保护修缮已在原址保留､本体修复､环境整治与文化激活等方面形成阶段性成果,具备了向深层文化展示与多元利用转化的物质基础与空间支撑｡

2.2活化利用面临的突出困境

尽管当前保护工程在视觉重现与开放共享方面取得成效,但遗存活化利用中仍存在一系列突出问题,制约了其核心价值的持续传承｡

首先,文化阐释体系严重缺失｡现场缺乏系统性的历史信息解读,导览设施设置零散且内容简略,建筑沿革､形制演变､信仰内涵等未被有效呈现,导致公众对遗存的认知停留于“古建外观”或“摄影背景”,难以建立对其历史深度与精神内核的真正理解｡遗存文化内涵被边缘化,难以支撑文化场所应有的教育与认知功能[4]｡

其次,商业运营方式对遗存空间形成侵占｡以“文化小镇”名义设置的大量临时展架遮蔽建筑立面,展陈风格与历史环境不协调,缺乏对古建尺度和风貌的尊重｡后侧设置的小吃街占据视觉通廊与出入通道,烟火气与商业喧闹破坏了庙宇应有的庄重氛围,历史场所被消解为普通的商业活动背景,原有场所精神逐渐丧失｡

再次,空间权属模糊导致管理责任难以落实｡庙前广场部分区域长期被广告牌､快闪商铺等临时设施侵占,缺乏统一的空间管控机制,致使原本应围绕城隍庙展开的公共空间秩序发生错位｡遗存无法在其所在空间中形成应有的主导性,文化节点逐步边缘化,场所的历史象征意义被淡化[5]｡

最后,功能定位缺乏深度,文化利用模式趋于表面化｡“文化小镇”所展示内容大多为通用性文创产品与民俗展品,与城隍庙本体文化关联度较低,未能围绕遗存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展示与教育活动(见图2(a))｡小吃街业态同质化严重,缺乏地域特色与文化叙事(见图2(b))｡整体运营缺少基于历史价值的内容支撑,文化空间逐渐滑向消费场所,无法实现对遗存价值的深化挖掘与当代表达｡

图2遗存活化利用空间冲突现象

总的来看,当前太原城隍庙虽在物质保护与环境整治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其文化表达､功能构建与空间治理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活化利用应从遗产本体出发,重建以价值阐释为基础的运营逻辑,强化文化内容深度与场所精神表达,推动保护从“可视”走向“可读”,真正实现历史遗存与当代城市生活的融合共生｡

3、价值导向的保护与活化路径优化

3.1构建多层次､立体化阐释传播系统

城隍庙的文化阐释应超越建筑本体介绍,从技术､礼制､民俗等多个维度构建层级化传播体系,形成“懂其技､感其神､系其情”的立体化认知框架｡

在物质层面,通过设置二维码导览､互动触屏装置等数字设施,详细展示建筑形制､构件结构与工艺特点,揭示传统营造智慧｡如斗拱结构的受力逻辑､木构节点的装拆工艺､砖雕与瓦饰的文化寓意等,可成为公众理解中国古代建筑科学的入门途径｡

在文化层面,运用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复原明代知府主祭､庙会演艺等关键礼俗场景,提升公众对历史仪式与空间精神的感知力[6]｡通过数字还原,使城隍庙不再是静态的历史对象,而是活跃的城市记忆空间｡

在社区层面,设立“城隍记忆”空间,征集居民提供的历史照片､家族口述､民间故事,建设“记忆墙”与小型数字档案馆,促进社区与遗存之间的情感连接｡借由本地叙事唤起地方认同,引导居民参与文化传承,提升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见表1)｡

表1三层级系统构建策略

3.2重构清晰有序的文化空间叙事

遗存空间的文化表达需基于历史格局的恢复与功能秩序的重建,形成逻辑清晰､感知明确的叙事路径｡

应优先清理庙前广场及钟鼓楼与东配殿之间遮挡视线的临时商铺,拆除高密度美食摊点,恢复钟鼓楼视廊与核心轴线,增强空间的庄重感与历史纵深[7]｡庙前广场可作为礼制文化的前导空间,在景观与功能布局中凸显城隍庙的精神中心地位｡

围绕遗存主题,策划周期性文化事件,增强空间活力与文化黏性｡春季举办简化形式的“三牲祭”仪式展示,结合现场讲解提升仪式教育功能;秋季组织传统建筑技艺展演与工坊体验,将遗存空间转化为面向公众的露天文化课堂｡通过主题事件引导人流与社群参与,形成文化表达与公共体验的正循环｡

商业业态布局需严格管控,在核心保护区(东配殿周边50m)限制高油烟与高噪声商铺,仅允许引入文创､书画､非遗展示､茶文化空间等与场所文化高度契合的低干扰业态｡外围区域可适度设置轻餐饮与休闲功能,但应统一风格､尺度,保持与历史环境的协调｡

3.3建立可持续的文商平衡与保障机制

遗存保护与活化需形成稳定的制度与资金支持体系,保障文化价值在使用过程中不被侵蚀,同时确保商业活动合理､有序｡

首先应明确城隍庙及广场区域的权属与管理责任,设立文化遗产影响评估制度,对新建项目在选址､高度､风貌等方面提出刚性要求｡规划审批前将遗产保护内容纳入城市更新流程,防止开发先行､保护滞后｡

资金层面可探索多元投入机制,与万达广场等周边受益企业协商,从其营业收入中提取固定比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日常维护､解说系统更新､文化活动组织等开支,保障遗存运营的长期稳定[8]｡基金使用需公开透明,接受多方监督｡

为规范空间使用,应制定明确的业态准入清单与经营管理导则,划定核心区､缓冲区界限,明确噪声､油烟排放控制标准,并将风貌保护纳入商铺设计导向｡管理导则应通过地方法规或协议形式固定,避免政策摇摆与执行流于形式｡

3.4完善多主体协同治理体系

遗产保护涉及部门众多,仅靠单一机构难以统筹｡需搭建跨部门､跨主体的常态化协作平台,实现多方共治(见图3)｡

图3古建保护中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

建议由市文物部门牵头,联合住建､规划､文旅､属地街道及周边开发企业､社区代表与专家学者,组建“城隍庙遗存保护利用协调委员会”｡该平台负责统筹规划､监督执行､调解冲突,提升治理效率｡

在项目审批与实施环节,文化遗产保护要求应前置,纳入开发初期设计审核,确保规划层面即体现保护理念｡开发企业应根据遗存敏感性调整布局､建筑高度与风貌设计,增强新旧空间的协调性

公众参与机制是保障治理公平的重要环节｡应设立常态化反馈渠道,通过线上平台､意见征集会等方式收集居民与使用者的意见,将其纳入保护与运营决策,提高公众认同[9]｡

最终,应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每1年~2年开展保护成效与活化表现的定期评估,指标可包括游客满意度､文化传播成效､环境影响与经济平衡度等｡依据评估结果适时调整策略,确保遗存保护与空间发展长期协同｡

4、结语

太原城隍庙作为城市历史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不仅关乎建筑本体的物质延续,更关系到城市文化的深层表达与公共空间价值的再造｡当前保护修缮已初步实现本体稳定与环境开放,为遗存激活提供了物质基础,但文化表达不足､运营模式粗放､空间治理紊乱等问题,制约了其社会功能与文化传播力的进一步拓展｡未来活化路径应坚持“以价值为核心､以内容为导向”,通过多维度阐释体系､清晰的空间叙事､合理的业态布局与协同治理机制,推动遗存从“静态保护”走向“动态利用”,使其真正融入当代城市文化生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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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栋.价值导向驱动下残存古建筑活态保护路径研究[J].山西建筑,2025,51(18):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