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是追求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理念、路径和模式）。《摆脱贫困》这本著作表面上看并没有使用绿色发展的概念，但就绿色发展的精神要义和本质涵义而言，《摆脱贫困》一书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有关闽东绿色发展的思想。《摆脱贫困》中的闽东绿色发展思想是习近平绿色发展思想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梳理《摆脱贫困》中的绿色发展思想，有益于习近平关于绿色发展理念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基于以人民为中心根本价值立场的闽东绿色发展思想

1.增进民生福祉是闽东绿色发展的内在价值要求

基于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绿色发展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必需品，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源泉，经济发展的结果不能只是实现了部分人的美好生活而忽视了其他人及下一代人的发展需求。正是从绿色发展所内蕴的这种公平与正义的要求出发，习近平认为作为提升闽东人民生活质量的过程，闽东的绿色发展就是要确保闽东的生态效益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满足闽东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发展权利和需求。比如，他指出：“考虑闽东的脱贫问题不能不考虑畲族问题”，畲族“要进行经济的综合开发”，这种开发“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的，而是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效益的协调。”2

2.坚持在绿色发展中使闽东摆脱贫困

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破除了这样一个谬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个二难选择3，为了摆脱贫困需要经济发展，但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应付的代价。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种观点是割裂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事实上自然环境也是生产力。自然环境是两种意义上的生产力，一是具有孕育万物能力的直接意义上的生产力，一是能够通过人的劳动而提高生产率的间接意义上的生产力。深谙此道理的习近平坚定地指出：“贫困地区要走上富裕的道路，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2“什么时候闽东的山都绿了，什么时候闽东就富裕了。”2当然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当，造成了生态环境恶化，人民的收入虽然提高了，但人民的富裕生活却似镜中花，看得见却得不到。他说：“一件事办得是否有意义，有价值，不能只看群众眼前的需求，还要看是否会有后遗症，是否会‘解决一个问题，留下十个遗憾’。例如，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通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应成为我们为民办实事的座右铭。”2

综上所述，习近平关于在经济发展中实现闽东脱贫致富与保持闽东生态平衡共赢的论述，实际上展现了习近平的增进人民福祉是闽东绿色发展的价值追求，坚持了以闽东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二、提升闽东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1.增强闽东绿色发展的主体性

要实现闽东地区的整体脱贫，并防止其脱贫后再度返贫，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然而，对于处于“老、少、边、岛、贫”境地的闽东地区而言，绿色发展的推进并不容易。一方面，闽东地区的绿色发展受较差的地理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闽东地区是小农经济的占主导，缺乏绿色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社会条件。研究表明，绿色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观念、制度、技术、市场、产业、资本、创新等诸多方面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绿色发展水平也较高4。这就是说，闽东地区要实现绿色脱贫的目标，必须首先反求诸于己，立足增强自身的绿色发展的主体性。所谓闽东绿色发展的主体性，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来说，是指闽东的绿色发展必须是以闽东人为主体，而且始终应以闽东人这一主体为中心。正如列宁所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5闽东绿色发展的推进本质上是闽东人能动性、创造性的发挥。由于闽东地区受不利条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因而更需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坚持“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原则。这一点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得到显著的体现。在开篇《弱鸟如何先飞———闽东九县调查随感》中，习近平就明确地指出：处于弱鸟境地的闽东，可以实现先飞，但首要条件是要有先飞的意识；先飞意义的第一要义是“把解决原材料、资金短缺的关键，放到我们自己身上来”[9]，凡事先求诸于已。接着，在《滴水穿石的启示》篇中，习近平又进一步强调，贫困地区“受历史条件、自然环境、地理因素等诸方面的制约，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巨变”[10]，发展贫困地区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和“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11]。

2.念好闽东绿色发展的人才经

从一定意义上说，闽东绿色发展主要是闽东人的发展，因为推行闽东绿色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变革闽东人的发展观念，如果闽东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对立的旧的发展观念不变革，闽东的绿色发展不可能推行。更进一步说，闽东的绿色发展不仅仅是闽东人的观念上的认识问题，更是闽东人的知行合一上的行动问题。闽东的绿色发展需要闽东人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等不可或缺的主体能力。一定程度而言，闽东绿色发展推进的广度和深度主要取决于闽东人力资源的质量，而不是绿色资源的丰瘠或绿色资本存量的多寡。也就是说，闽东绿色人力资本在闽东绿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所谓闽东绿色人力资本指的是闽东人自身从绿色发展活动中获得收益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是指闽东的劳动力的质量。而闽东绿色人力资本实际上是属于闽东人才范畴。人才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说明，而且也被绿色发展实践所证明。然而，闽东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益于提高劳动者知识、技能水平的行业十分不发达，因而与发达地区相比，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技术能力弱、观念落后、创新能力不强是闽东地区劳动力资源的一个显著特征。闽东人才资源存量不足是闽东地区推进绿色发展不得不跨越的一个障碍。研究表明：上世纪90年代，闽东农业人口占闽东总人口的87%，而闽东农村劳动力平均教育年限只有3.7年6。因此，重视闽东人才队伍的建设，提高闽东人才资源的质量，加速闽东人才资源的积累是闽东地区绿色发展战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十分重视人才的作用，主张在工作中要念好闽东“人才经”[13]。在《从政杂谈》篇中，习近平概括了念好“人才经”的五个方面。其一是知，即如何识别人才。识别人才的前提是知道何为人才。习近平是用德、量、才、志、绩来界定人才的内涵。概言之，所谓人才是懂得马克思主义，有牺牲精神，有远大志向，有创造力、驾驭能力、应变能力，能虚心接受正确意见，在工作中奋发有为的人。识别人才的方法是八观六验。其二是举，即荐纳贤才、唯才是举。其三是用，即量才授任。其四是待，即尊重人才。其五是育，即培养人才。培养人才是增强闽东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和吸引能力的关键举措。科学技术是绿色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闽东地区的绿色发展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归根结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念好闽东“人才经”突出地表现在习近平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和发展上。在《建设好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篇中，习近平明确地指出，“我们应当有意识地在推进科学技术的进程中，不断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可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素质。”[14]而在《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和《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篇中，习近平又进一步分别提出：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利用原来不能利用的资源”、“节约要素的投入”、“扩展农副产品销售市场”、“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从而“形成一个高产、低耗、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而“科技兴农必须以教育兴农为基础”，“除了加强基础教育外”，还“应以在乡知识青年为主要对象进行职业技术教育”[15]；“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科技教育，要把科技教育作为闽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16]

3.释放闽东绿色发展的市场活力

闽东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是绿色经济的发展。闽东发展绿色经济总的来说是要实现“闽东经济要绿色”和“闽东绿色要经济”这两方面的统一。“闽东经济要绿色”是指闽东经济发展要以闽东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为基础，不能破坏闽东的生态环境。“闽东绿色要经济”是指闽东的绿色资源要能够转化为经济效益。而无论是“闽东经济要绿色”还是“闽东绿色要经济”，都必须要充分重视发挥闽东市场的作用。习近平在《摆脱贫困》中非常注重市场在闽东经济绿色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比如，他说到：“商品观念、市场、竞争观念对于贫困地区来说，都是崭新观念，都应成为‘先飞’意识的组成部分”；[17]“我们讲的资源开发，是符合社会主义商品市场需要的开发，因而是经济的综合开发，这种开发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的，而是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效益的协调”[18]；畲族地区要“一方面积极参与本地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和交换，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19]

要使市场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积极作用以促进闽东绿色经济的发展，必须创建有利于闽东绿色经济发展的有效的市场运行环境。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是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着手论述如何创建可以促使闽东绿色经济发展的市场有效运行的环境的。就闽东的硬环境而言，就是依托闽东现有城镇做好“水、电、气、路、桥”[20]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工作。就闽东软环境而言，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是通过简化手续、降低费用、改善服务质量、制定地方性法规等办法营造闽东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21]第二是搭桥，即“为群众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架设桥梁”[22]；第三是通过改革“解决林业政策体制和祖宗山权两大难题”、“健全林业经营机制”[23]；第四是从“政策上、工作上、信贷上支持企业发展生产”[24]。

三、探索闽东绿色发展的产业路径

1.以产业融合促进闽东绿色发展

产业融合在理论研究上尽管因视角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理解，但在实践上的本质要求却是相同的，即：在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间的交叉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新的产业或经济增长点7。从理论分析上来说，闽东的产业融合与闽东的绿色发展具有内在的耦合性。一方面是，闽东的绿色发展要求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过程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降低资源能源消耗的总量；而闽东的产业融合无论是通过不同产业之间的功能互补或是通过同一产业内部价值链延伸的途径，都可以实现闽东资源的整合和共享，从而使闽东达到从整体上节约资源的目的。另一方面是，闽东的产业融合还符合闽东绿色发展的另外一个要求，也就是在降低闽东资源消耗的同时提高闽东的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闽东的产业融合之所以有如此功能，是因为：闽东的产业融合通过最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或嫁接，不仅可以实现闽东传统产业的升级增效，而且还可以使闽东催生出一个新有产业或新的模式从而带来闽东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产业融合的路径促进闽东绿色发展的思想在《摆脱贫困》有着鲜明的体现。首先，习近平主张闽东的经济发展应该提倡“经济大合唱”，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已经进入大经济、大生产的时代”的前提下，对“规划、科研、生产、运输、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要重视”，这样做是为了实现“1+1>2的整体功能效益。”[26]这与闽东产业融合所秉承的理念及奉行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其次，习近平的这一观点———“要充分利用民族地区同其他地区的自然地域分工条件，发挥当地自然资源优势，根据民族的特点建立自己‘种、养、加’的经济模式”[27]———是闽东功能互补型产业融合形式的典型体现。最后，在习近平的大农业思路中蕴含着丰富的闽东产业融合的具体模式。其一是延长闽东粮食产业链的融合。习近平强调“必须把粮食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来抓，实行生产、经营、流通、服务的一体化”。[28]其二是种养结合的闽东跨界融合。在谈到闽东农业多层次开发眼光要远、思路要广的时候，习近平指出要“开发利用一些宜农、宜林、宜渔的新资源”，比如，山地“就有林、茶、果、牧地多层次的利用问题”。[29]其三是“资源+技术+服务”的三次产业间的闽东融合。习近平指出闽东“大农业的思路是离不开以工补农和以工促农的”[30]；强调对闽东农业开展形式多样的技术服务，比如，“组织大批科技人员进入农业主战场”，“开展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有偿服务”，“轮训农村的实用技术队伍”等[31]；提出对闽东农业要“在产前、产中、产后从信息、信贷、加工、运输、储藏等方面提供系统服务”[32]。闽东这些具体的产业间或产业内的融合模式，充分地证明了习近平所说的闽东“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33]。

2.以产业结构优化推动闽东绿色发展

理论上说，产业结构优化指的是产业结构在合理化的基础上实现高度化的动态过程。闽东的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要求合理配置闽东的生产要素，协调好闽东各产业部门的比例关系，以实现闽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要求闽东产业结构的发展顺序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和高附加值产业方面演进。可见，闽东产业结构优化内在地就具有闽东绿色发展的效应。

闽东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是闽东地区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一思想在《摆脱贫困》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闽东地区要素禀赋的实际出发，科学地选择闽东的主导产业。习近平指出“根据我区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发展条件，近期宜建立食品、轻纺、小型机电大三产导产业”。[34]二是以需求结构为导向，推动闽东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优化闽东产业结构须考虑到闽东地区的需求结构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闽东地区的需求结构，会受到其它地区和国际需求结构的影响。因此，习近平指出，闽东地区的发展应走“‘双向开放’和‘双向开发’的道路”。所谓“‘双向开放’即对内、对外同步开放”。所谓“‘双向开发’即资源和市场同时开发”[35]。三是以差异化的产业布局，优化闽东的区域产业结构。闽东的地区产业布局是以闽东的地区间的异质资源为基础的。习近平指出“闽东的资源是有差异性的，但闽东的产业结构从量的角度看，没有体现这种差异”，因此，应当“基于经济状况不均衡的现实，走‘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生产力布局的路子。”[36]

注释：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2页｡

3.张定鑫､吴宝林:《绿色发展“三问”试解》,北京:人民日报2019年4月15日｡

4.北京师范大学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研究课题组:《亚太城市绿色发展研究报告》,《中国发展观察》2017年第Z1期｡

5.《列宁全集》第3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3页｡

6.陈添生:《闽东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初探》,《福建经济》1991年第5期｡

7.厉无畏:《产业融合与产业创新》,《上海管理科学》2002年第4期｡

封泉明,林世芳.《摆脱贫困》中的闽东绿色发展思想研究[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