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是人类发展史上永恒的主题，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有环境决定论、可能论（或然论）等[1]。然而，这些“二元”性质的理论都不足以完整地解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遂将视线转向更为动态、多元的生态学。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构建出文化的生态适应理论与文化生态学的概念，认为文化生成与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2]。我国学者黄正泉进一步提出：“文化生态学是人类所处的整个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各种因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生存智慧……人与文化关系是生存—转换与转换—生存关系。”[3]人类在适应文化的同时亦在生成文化，在与环境、社会构建的复杂关系网中主动地辨别、接受并建构文化成为重中之重，教育则使得人与自然、文化、社会与自我的关系得以实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不同的民族孕育着不同的文化生态，在对少数民族地区残障特殊儿童家庭抗逆力的研究中，厘清残障儿童家庭抗逆与其文化生态的因果关联，有助于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残障儿童家庭抗逆力的教育生态图景。

1、文化生态论视野下残障儿童家庭抗逆力研究述评

1.1家庭抗逆研究需要文化生态论视野与支持

抗逆力理论发源于社会学，于20世纪50—60年代兴起于西方。其最初研究关注身处逆境之中的个体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4]。随着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者发现，复原主体通常处于一些非正常家庭，其复原过程更多涉及整个家庭系统的适应进程，由此家庭抗逆力获得研究者关注[5]，家庭抗逆力理论得以孕育和发展[6]。抗逆力理论为社会工作、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全新的导向。进入21世纪，抗逆力研究进入更多元、跨学科的整合分析与实践应用阶段。

早在20世纪90年代，家庭抗逆力研究已主张将家庭置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进行考察，并更为关注外部资源环境及社会结构的宏观影响[7]，随之家庭抗逆力研究实现从微观视阈到生态视阈的转向[8]。生态论视域下的抗逆力研究中尤为强调文化适切原则，主张抗逆力研究中应当充分考虑文化环境之影响[9]。“文化”一词充满着张力，其通过更为开放、包容与相对性的内涵，概括并强化了人与环境相互适应的关系，使抗逆力得到更多的理解、表达与回应[10]。在家庭抗逆力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我国学者同雪莉、冯跃等亦有对家庭抗逆力的生态论演进以及抗逆力与文化相契的系统论证。由此可知，文化生态论对抗逆力研究的支持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

1.2文化生态论有助于解读少数民族残障儿童家庭抗逆进程

残障儿童家庭通常要比普通家庭承受更多的苦痛与磨难，尤其是中重度障碍儿童，家中须长期有照顾者跟随，甚至是一生的照料。长年累月的残障生活造成无法回避的困境，使得此类家庭难以具备天然的抗逆力特质，迫使他们于生命进程中不断地磨炼耐力与韧性。表面上的沮丧、焦虑和哀怨常与心底里的无法放弃、难以割舍和长期坚持交织在一起，于一般人眼中形成“困难重重”却“百折不挠”的表层解读。然而，少数民族地区残障儿童家庭抗逆进程的真实情境如何，却鲜有人知晓并去探究。

因此，本研究应用文化生态理论，深入少数民族的生态场域，以明晰家庭（人与人）与自然、社会、文化几种变量的交互作用，以更为中立的价值态度去理解少数民族家庭抗逆力进程，进而深刻地体验社会与文化嵌入性的隐喻与解读。另外，极其重要的是，文化是民族赖以确立、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元素与基本条件，并深刻影响少数民族家庭生活及残障儿童护育，自然会系统地改变少数民族残障儿童家庭的抗逆力生成与抗逆过程。

1.3基于文化生态论的少数民族残障家庭抗逆力理论模型

芝加哥大学的Walsh教授是家庭抗逆力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她结合生态学与发展性的观点，发展出家庭抗逆力的“三系统说”，即：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和家庭沟通过程[11]。鉴于该理论在专业领域强大的解释力与广泛的应用度，本研究将结合“文化生态论”与“三系统说”过程范式，构建出本研究的理论解释框架，并尝试用文化生态论对家庭抗逆力这一社会现象作因素分析与具象解释，试图回答本研究的关键问题：文化生态论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残障儿童家庭抗逆力表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残障儿童家庭福祉提供一定的借鉴。

2、研究方法

2.1研究对象

因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文化生态论来解构少数民族地区残障儿童家庭抗逆力，所以选择三江侗族自治县作为研究场域。主要源于侗族在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上，一向有着深刻的和谐共生的生态意识。研究对象主要委托当地特殊教育学校推荐,采用深度选样原则，以事先设定的重要标准进行抽样，符合以下三个标准：（1）家庭主要照顾者能接受访谈，有一定沟通能力；（2）家庭对残障儿童发展抱有期待，有一定参与度；（3）家庭来源尽量多样化，包含民族村落、城市移居、异地搬迁等。参照上述条件，最终选取了6个满足以上条件的残障儿童家庭（见表1）作为研究对象。

2.2资料收集与分析

资料的收集采用半结构深入访谈法进行。为更顺畅地进入研究场域，并最大可能地获得本土性的研究数据，研究由当地特殊教育学校中精通侗族文化的工会教师全程引领与协助。研究共得到6名残障儿童主要照顾者的访谈资料，访谈主要由研究者及助理（3名）在对象家中进行，访谈过程由研究者与残障儿童及照顾者一对二完成。研究编码采用Nvivo12.0plus质性分析软件，三名参与访谈的助理全程参与讨论，以保证编码的效度。

表1受访家庭基本情况

3、侗族地区残障儿童家庭抗逆力文化生态案例

3.1传统的家庭信念系统

3.1.1认命担责。

少数民族地区相对闭塞、落后，家长普遍缺乏对残障儿童成因的科学认识。“不知道怎么说，比别人还好一点嘛，也不说自己孩子是好的。看别的孩子走路、说话啊更不行，为什么我的孩子要送到这里来？”（case1）但民族地区的家长却很少抱怨或去追究责任，他们往往默然接受现实，对残障儿童有着坚定的担当。“发现小孩脑袋不灵光后，我们都很后悔要了二胎，但是也没有办法，无话可说，还是要继续下去啊。”（case3）“她是这样，现在连自理还不行，哥哥脚痛（痛风）回家两年了……实在是困难。再难我也是要管她的。”（case5)Case5的LXL是抱养的孩子，善良的父母即使身处困境，也从未想过要放弃她。

3.1.2族群互助。

侗族大部分地区还保持着民族聚居的样态，族群之间的联结带给侗族人稳固的精神支撑。“我娘家人给我很大支持，我这两天就在那边（娘家）摘茶叶，摘了卖的钱就归我。”（case4）“孩子的未来我们不担心，就算我们不在了，家里亲戚总晓得帮我们照顾。”（case1）侗族家庭和睦融洽，亲友间守望相助，血浓于水的亲情使残障儿童家庭在沟通与交往中获得更多的支持与慰藉。“我娘家那边走得还是很勤，我的兄弟姊妹都会给他发红包。”（case3）“我们这里平时走得还是很近的，没事就去村里玩，村里人对我们也没什么（异样的）眼光。”（case4)

3.1.3知足常乐。

侗族传统的小农经济给予了物质保障，族群里的朋辈支持带来了心理支撑，侗族人养成了淳朴、善良的特质，更容易体验到生活的简单与快乐。“你们快来尝下我们侗家的油茶，她刚好得了奖回来，今天家里吃长桌宴。”（case1）当天恰逢WJZ从柳州参加跑步比赛回来，虽然只是市级比赛的二等奖，全家却都喜上眉梢，叔叔伯伯齐上阵宴请四邻，摆起了长桌宴。Case6家庭异地搬迁到三江县城，父亲正在云南学技术而暂无收入，母亲独自一人照看三个孩子，家庭困难重重。“搬进县城后，现在没得收入，我这么困难，政府也帮不了我。”（case6）在后期的跟踪中不难发现，case6一家时常返回老家的寨子参加聚会，喜欢打油茶来招待客人，在困境的夹缝中仍保有生活的简单乐趣，悄然弥合逆境带来的困苦与伤痛。

3.2稳定的家庭组织模式

3.2.1核心家庭模式下的“男工女耕”。

传统农耕经济背景中，侗族家庭为保证生活的有序发展，夫妻之间往往选择“夫妇耦耕并作”。受市场经济影响，家庭生计方式发生转变。父亲在外做工，母亲无一例外地成为特殊儿童的主要照顾者。除此之外，母亲还要负责家庭繁重的小农业生产活动。“三个孩子一直是我带的，他（爸爸）总是跑外面的，我在家里还要顾着茶叶和田地。”（case1）三江侗族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生态，使得侗族人与自然结成了紧密和谐的关系，对土地有着难以割舍的眷念。虽然家中的男性外出打工，但女性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土地。“原来我们都在江西打工，给老板养猪，为了读书，我就带着他们（孩子）回来了。他懂技术，老板留他在那里……现在家里的农活都是我做啰，种田，还有茶叶。”（case2）“一直都是他（爸爸）在外面打工啊，我在家里带着三个孩子，还有老人也要养，茶叶地也要人管。”（case4）研究中的case1、2、3、4、5，以茶叶为主的小农业生产不仅是家庭经济来源之一，亦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侗族家庭对于家乡和土地的眷恋溢于言表，更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其在困境中蹒跚行进。

3.2.2大家庭关系的紧密与疏离。

大部分侗族家庭一直延续着侗族融洽和睦的精神。“没想过分家啊，我们爸爸他们都没分过家，住在一起习惯呢。”（case1)Case1的家族三代未分家，住在爷爷辈修建的混合着木质与水泥结构的侗家小楼中。因为客人的到来，家里摆起了侗家传统的长桌宴。女人们在前厅打油茶招呼客人，男人则在后厨负责烧菜。“我们跟大伯住在一起，小孩子也都在一起玩，（我）出去种茶叶的时候，大伯也帮忙带孩子。”（case2）另一方面，受城镇化、市场化的冲击，部分侗族传统聚居形成的紧密联系正在日渐消退。“那边（大伯家）你们不要去，那是他家的房子，他不跟我们来往呢。。”（case3）“现在大家都现实得很啊，没有好处哪个还会帮你，亲兄弟都是明算账的。”（case5)

3.3高契的家庭沟通过程

3.3.1女主内，男不主外。

在传统的侗族农业社会中，侗族妇女在家庭中享有较高的地位。“他总叫我在家要教好孩子，家里的大小事都是我做主啰，你问他总没意见的。”（case4）“你叫他（爸爸）带孩子他也带一下，但我叫他教孩子，他就会说不会教，其实我们两个都是小学毕业。”（case1）“他不管的，他觉得教小孩就是我们的事情，他就负责找钱。”（case5）侗族女性勤劳朴实的精神延续至今，母亲虽然留守在家却并不闲着，负责家中的大小事务，默默地承担着农活、家务与照料的多重责任，成为家庭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因此，在外打工的男性在家庭事务上通常选择尊重妻子，并默默地配合。

3.3.2锅碗瓢盆交响曲。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所调研的侗族地区家庭对家庭关系的表达偏向内隐。表面上或有抱怨，实则内部有着高度的契合，显现出“貌离神合”的特有样态。“平时也会吵一点，他是家里是最小的，什么事都不做，像小孩一样。就为这个吵，但你叫他做，他也还是可以。”（case1）实际上，Case1中的父亲对家庭有着自己的担当。“我一般就在附近镇上打短工，家里是这样我得管啊，她（妻子）一个人做不来的。”加之案例中的侗族夫妻双方受教育程度均不高，生活中不善于言辞的沟通，因此，当外在的中观系统与家庭实体发生种种摩擦、碰撞时，他们似乎更愿意通过家庭内部的高契与外在表现上的不契来寻找抗逆力表达的最优路径，成为家庭抗击逆境的一种演绎方式。

4、文化生态论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儿童家庭抗逆进程的思考

4.1族群文化与落后经济构成艰苦而温和的残障儿童家庭生活底色

首先，受民族地区欠发达的经济水平所冲击。受地域、历史和政策所限，民族地区至今仍属欠发达地区，且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12]。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自然环境对社会文化的束缚不断在削弱，斯氏早期的文化生态理论已不足以解释发展中的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哈里斯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与斯氏的文化生态学结合，通过创设主位和客位研究法而发展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13]。文化唯物主义强调运用物质条件来解释文化信念。经济的巨大负担、医疗教育条件的落后以及福利政策支撑的不到位等，使得案例中的少数民族地区特殊儿童家庭缺乏抵御逆境的能力与信心，在困境面前表现出消极与迷惘。其次，获所处社会形态的“温和文化”的支撑。侗族的社会形态是其所处特定阶段的民族“生态经济文化类型”的产物与呈现。生态经济文化理论认为：各民族经济发展方向和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民族的物质文化[14]。侗族主要聚居于中国西南山区的山地河谷（溪峒），适宜农耕，经济上尚能自给自足。同时，侗族千百年来在政治上享有“因俗而治”的宽松政策，加之与周边民族世代交好，社会发展环境优良。南部侗族独有的自然空间、历史进程、经济类型与社会形态，赋予其文化一种浓郁的民族性区域型特色，形成宽容柔和、趋静求稳的民族品格，是一种“溪峒稻作”次级类型的“温和文化”[15]。

正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欠发达的经济水平对民族地区残障儿童家庭的生活信念无疑有着消极的影响。但“温和文化”作为侗族人的文化基因，给予生活于其中的残障儿童家庭无形的精神支撑，一定程度上缓释了现代化经济带来的强烈冲击，并产生耐受，弥合着传统与现代交织带来的矛盾。

4.2城镇化进程导致侗族残障儿童家庭生活的失衡与被动适应

首先，生计方式由单一走向多元，农耕经济与打工经济并存。受城镇化进程之影响，侗族的传统农耕经济受到挤压，经济与生态出现失衡，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不再满足当地人的发展需求。同时，城市的光鲜也吸引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涌入。正源于此，当地的生计方式从单一走向多元，“打工劳务经济”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剧烈的社会变革使得不少乡村农业凋敝甚至出现空巢化，但案例中侗族家庭的农耕经济仍在顽强地支撑着，是其安身立命之根本。其次，家庭分工模式由“夫妇耦耕并作”演变为“男工女耕”。在侗族当下的打工劳务模式中，往往是男性外出打工，而女性承担起家中的农活。事实上，案例中的侗族女性无一例外地负责起家庭的农业生产，此外还承担着照料残障儿童和料理家务的重担，劳动时间与强度丝毫不亚于男性。男女之间看似不平等的家庭分工，在侗族当地却成为一种相对稳定与自然的存在。这主要源于侗族传统农耕文化中，男女在长期的农事劳作中形成了一种“夫妇耦耕并作”[17]的平等关系。侗族也一直有着尊崇女性的传统，并体现在侗族社会的各个方面，如侗族所尊崇的祖母神“萨岁”便是勇敢善良的女性化身。虽然传统的分工模式已被当下的“男工女耕”所取代，但侗族两性和谐并作的农耕文化仍能维系着家庭稳定。

文化生态论强调文化与环境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民族文化生成依赖于其独有的民族生境，反之，民族文化亦可调控民族生境的失衡。生计方式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案例中受城镇化进程影响而偏离其自然生态系统，与此同时，侗族传统的农耕文化则启用自适应机制将其修正并限定在可控的范围，形成了一种偏离与回归、失衡与平衡的互动进程。传统侗族农耕文化悄然弥合着城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案例中的侗族残障儿童家庭组织得以保持稳定。

4.3侗族的伦理文化生成残障儿童家庭内部高契的和谐样态

首先，遵循“补拉”（补腊）的宗法制度，血缘宗法性为其首要社会准则。“补拉”在侗语里是“父子”之意，其含义是以父系血缘为基，将同宗室的成员聚合，遵循共同的价值观念，履行约定的条约款项。其次，“款约”制度作为当地的习惯法，调整、规范着族群的社会秩序。多个血亲家庭合成“补拉”，一个或数个“补拉”形成村寨，相邻村寨联合成小款，小款再并为大款，最终形成的联合大款即为整个侗族社会。由此而形成的基于血亲宗法的“款约”制度具有极高的权威，虽然款组织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但其基本精神仍然制约着侗族社会的方方面面。最后，侗族传统社会提倡两性平等，家庭关系融洽和睦[14]。作为侗族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侗族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共同劳作；家庭之中长幼有序、父慈子孝。由此可知，侗族先民在生育形成的血亲关系、两性结合的婚姻关系及孝道形成的供养关系三者共同构成的家庭结构当中，通过“补拉”的宗法制和“款约”制度的维系，将整个侗族社会有机统合为一体，孕育出一种典型的“伦理型文化”[18]，并深埋于侗族人的血脉之中。

诚然，现代化进程于无形之中加剧了侗族残障儿童家庭的现实困境，案例中的家庭成员之间也难免产生摩擦与抱怨。但血亲关系、婚姻关系以及供养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始终是侗族家庭的终极追求，其特有的伦理型文化帮助家庭成员生成高度的凝聚力，促使残障儿童的家庭沟通能够在彼此的精神上达成高度的契合。

5、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残障儿童家庭抗逆力的教育策略

“人是文化生态的存在者，教育使人成为文化生态的存在。文化生态学包括教育生态学，教育生态学是生命意识的教育学”[19]。教育即生态，教育实属应对生态危机的重要策略。《礼记·大学》言“治其国者，先治其家”[20]，在以“家本位”为基本伦理的儒家文化背景中，通过构建行之有效的教育策略，以提升少数民族残障儿童家庭的抗逆力，进而观照少数民族文化生态出现部分偏移的困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首先，加大教育扶贫的力度，建立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经济共生”的教育反贫困策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特征是自然生态资源丰富而经济科技水平落后,这种特征使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策略必须以“文化—教育—经济共生”为根本向度[21]。少数民族残障儿童家庭可通过盘活本土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展家庭抗击逆境的内生力。其次，推进家校合作的深度，构建环境生态课程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责任分工与实践模式。其中，特殊教育学校应担当理论与方法的主导角色，通过开展深入的家校合作活动，促使家庭成为教育的主体。促使残障儿童家庭抗逆力得以提升，更能建构以家庭为核心的文化生态环境，使特殊儿童得以全方位沁润于良性的文化生态之中。第三，增扩民族文化进校园的广度，追求“自然—人—文化”的生命教育及融合共生发展。孙杰远提出应将自然资源与人文资源转化为教育发展的力量，教育可维持人与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的和谐共生[22]。侗族有着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学校通过深化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践行自然与人文共生教育，着力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发校本课程，于教育过程中关注残障儿童的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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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青年项目课题“民族地区特殊儿童抗逆力的文化生态及教育策略”(项目编号:CMA17024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