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教育公平、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城市社区教育资源供给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仍较为突出[1][2],表现为两个空间问题：一是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老城区人口密集，资源供给不足，新城区人口密度较低，资源利用率不高；二是资源供给结构在空间上与各社区的人口年龄、收入、职业等社会结构错位，供给类型单一，缺乏吸引力。

在“十四五”期间，社区教育更好服务于“双减”“老龄化”“共同富裕”等国家重大政策，关键在于提供充足、适配的社区教育资源，提升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精准度。一方面需要开展人口数量、人口结构对社区教育资源的需求研究；另一方面，开展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的数量和结构研究，以推动社区教育资源与其他教育资源的空间整合，实现资源供需均衡。因此，引入社区教育空间概念，分析了社区教育资源在供给侧和需求侧的空间耦合关系，构建了社区教育资源的空间分析框架，以进一步推动社区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3]。

一、社区教育空间的概念及演进

(一)社区教育空间

地域性是社区教育的核心属性之一[4],要义在于：社区是社区教育资源的投入空间，社区教育资源失衡必然在一定地域发生[5];社区也是社区教育的产出空间，既服务于社区自身，通过构建学习共同体等社会组织，提升社区治理水平[6],也服务于社区成员，通过开设适配课程，提升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7]。

(二)社区教育空间的演进

随着社区教育组织化、信息化程度的提升，社区教育空间的内涵不断拓展，按其演进方式，可分为实体空间、关系网络空间、虚实结合空间[8]。

实体空间是基于行政边界的“物理空间”,是社区教育空间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在该阶段，社区教育机构无差别供给教育资源，由于供需不相适配，导致社区教育吸引力和参与度较为低下、供给效率较低。在空间形态上，实体空间形态较为单一，表现为以社区教育机构为核心的单向辐射结构，社区教育学习者密度较低。

关系网络空间是实体空间结构化、等级化的结果，是社区教育空间演进的第二个阶段。在该阶段，社区教育对象按照学习爱好、邻里关系等规则形成了学习共同体，社区教育机构根据学习共同体需求，有针对性地提供社区教育资源，提高了社区教育的吸引力和供给效率，强化了社区的组织功能。在空间形态上，关系网络空间等级化发展，第一等级由社区教育机构向学习共同体的组织者供给学习资源，第二等级由学习共同体组织者向学习者供给学习资源，同时由于激发了学习者的学习兴趣，学习者主动性、参与性增强，强化了学习者的反馈机制，学习者密度也显著提升，表现为以社区教育机构为中心的多等级、多分支双向互动结构[9]。

虚实结合空间是社区教育的网络化和教育资源数字化的必然结果，是社区教育空间演进的最终阶段。在该阶段，社区教育机构呈虚实结合特征，不仅包括传统实体型教育机构，还包括网上社区学院等新形态；社区边界也更加模糊，不仅包括社区内学习者，特色化学习资源也吸引外部学习者广泛参与，由此构建了虚拟学习共同体。在该模式下，学习者学习自主性更强，资源供给效率更高。在空间形态上，关系网络空间的虚拟化成为该阶段的主要特征，表现为社区教育资源、社区学习网络、社区学习组织能够兼顾线上、线下两种学习方式，社区教育学习者密度达到峰值[10]。

实体、关系网络、虚实结合等三类空间的演进是社区教育组织化、信息化演进的结果，但在任何阶段，线上社区教育不能代替线下教育，而只能成为线下社区教育的补充形态。一方面，社区教育的最大优势是教育者与学习者的空间接近性，空间接近性使社区群众在学习中产生了交流和互动，推动了学习共同体等社会组织的建立，提高了社区的组织化、社会化水平；另一方面，线上教学侧重知识灌输，线下教学侧重技能传授，社区教育的空间接近性优势使技能传授成为可能，如烹饪、家庭护理等，更好适应了老龄化社会需要，从而使社区教育形成了区别于各类网络教育平台的独特优势，提升了社区教育的生命力。

(三)社区教育空间的资源供需错配

社区教育空间的资源供需错配是社区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根本原因，可分为数量错配和结构错配两种类型。

1.数量错配指社区教育资源供给量不能适应社区居民的需求。

由于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性，数量错配在城市不同圈层情况有所不同：中心区受场地局限，社区教育机构规模较小，加之区域人口密度大，社区教育需求旺盛，供给不足矛盾较为突出；边缘区社区教育配套较为完善，而人口密度低，社区教育需求较弱，供给过剩现象突出[11]。

2.结构错配指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类型与社区不同人群需求的不相匹配。

不同人群对社区教育资源类型需求有着本质差异：老龄人口以体育保健类、书画类课程需求为主；中青年人口对职业生涯规划、家政服务培训、知识技能更新等课程需求旺盛[12]。不同人群在城市呈集聚分布，导致不同社区对教育资源需求结构有所差异，均质化供给社区教育资源，必将产生结构性供需错配。

二、社区教育资源的类型及供给结构

(一)社区教育资源的类型

社区教育是典型的跨界教育，除了以社区教育中心、居民学校为主体的社区教育机构以外，学校教育机构、公共文化机构、社会培训机构等均是潜在的社区教育资源。不同类型资源由于丰度、开放度而有所差异，导致整合难度有所区别，由低到高可划分为四个圈层[13]。

社区教育机构位于第一圈层，包括社区教育中心、居民学校等专门机构，是社区教育的中坚力量。社区教育机构资源丰度高，办学体系健全，在“十三五”期间，国家建立了区(县)、街道(乡镇)、居委会(村)等三级社区教育网络，各级机构分别达830个、6729个、557601个，从业者达11万人。社区教育开放度高，是面向社会、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在服务脱贫攻坚、老龄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校教育机构位于第二圈层，包括普通高校、职业学校、中小学等，各类机构整合难度差别较大。一是普通高校单体资源丰富，但空间分布不均，主要分布于设区市的市区，对县级以下基层社区辐射力度较低，且由于多为省属，开放度也较低；二是职业学校分为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全国共计1.12万所，在县级以上行政区均有分布，资源丰度高、分布均匀，由于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均隶属于职业与成人教育系统，开放度较高，整合难度较小；三是中小学以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教学为主，资源类型较为单一，由于有明确的升学任务，资源开放度较低。因此在第二圈层，各类资源整合难度由低到高分别为职业学校、普通高校、中小学。

公共文化机构位于第三圈层，包括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和老年活动中心等。四类机构专业性强，但空间分布不够均衡，同时由于隶属不同，整合难度较大，其中，图书馆、文化馆隶属于文化系统，青少年活动中心隶属于共青团系统，老年活动中心隶属于民政系统。

社会培训机构位于最外圈层。社会培训机构空间分布广、类型多、资源丰度高，但主要为民营机构，开放程度较低，在“双减”背景下，可通过政府购买，吸引社区培训机构参与到社区教育，既提升了社区教育资源数量，又减缓了由于“双减”带来的社会培训机构人员过剩导致的就业压力[14]。

(二)社区教育资源的叠加

各类社区教育资源共同作用于社区，形成了叠加效应，导致社区教育空间资源丰度的失衡。当前社区教育资源叠加效应定量计算有三个难点：一是社区教育资源等级不同，服务能力有所差别，如何对社区教育资源服务能力进行定量处理；二是社区教育资源主要面向学龄、老龄人口，上述群体对时空距离敏感，如何测算各类社区教育资源随距离的衰减方式；三是社区教育资源类型复杂，各类社区教育资源如何在空间相互作用。

现有研究发现，在教育资源定量叠加后，一般呈现如下规律，即将社区按形成年代分为内圈层、中间圈层和外圈层。内圈层形成于1949年之前，中间圈层形成于1949—1990年代末，外圈层形成于21世纪初的快速城镇化时期。不同时期社区教育资源丰度总体规律为内、外圈层社区教育丰度较高，而中间圈层社区教育资源丰度较低[15,16,17]。

(三)社区教育资源的整合

不同类型社区教育资源由于丰度、开放度的差异，导致其整合方式有所不同。目前，学校教育机构、公共文化机构研究相对较多，社会培训机构相对薄弱。学校教育资源、公共文化机构整合主要包括场馆设施、师资队伍、教育活动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构建，整合模式包括政府指令、项目合作、志愿服务等[18][19]。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资源整合是当前研究热点，整合难度相对较低：一是职业教育服务社区有政策动机，《职业教育法》明确了职业学校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社会职责；二是职业教育体系较为完备，包括中职、高职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了县域全覆盖，有利于构建扎根于社区教育资源；三是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资源契合度高，可发挥社区教育机构与学习者空间接近的优势，开展技术技能教育，助力脱贫攻坚、共同富裕和养老服务[20,21,22]。

三、社区教育资源的需求结构

(一)社区教育资源需求的内涵

1.数量需求。

社区教育主要面向“一老一小”,而老龄、学龄人口的空间分布有其特定规律，老龄人口分布于城市内圈层和中间圈层，学龄人口分布则与学区紧密相关，两类人口的空间分布决定着社区教育量的规定性。

2.结构需求。

教育对象的差异决定着质的差异，原因在于城市房地产子市场有着差异化的公共服务和价格属性，特定人群的空间聚集要求各社区按照人口结构精准供给社区教育资源。

(二)社区人口结构及需求结构

提升社区教育吸引力，实现教育资源精准供给，打造个性化社区教育品牌，前提是调研社区人口需求，关键是掌握社区人口结构分布规律。

城市社区人口规律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的城市社会空间分析，其中，以生态学派最为典型。该学派采用阶层、生命周期和种族等三个指标描述社会群体在城市的空间分布，并借鉴“生态隔离”“入侵和演替”“竞争”“优势”等生态学观点分析和解释特定类型城市居民的活动和分布，把城市居住空间的变化看成生态竞争过程[23]。该学派代表模式包括同心圆理论、扇形模式、多核心模式、洛杉矶学派“游戏盘”图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区空间研究逐渐起步，主要沿社会形态—物质、经济形态—综合形态路径展开，代表形态包括单中心加幂指数[24]、多核心空间[25]、带状[26]、扁平化多中心+外围小中心[27]等。

我国城市社区由于形成年代不同，圈层结构较为明显，可用社区教育空间模型进行阐释。该模型分为内城区、外城区、近郊区[28]:一是内城区一般形成于解放前，人口老龄化较为严重，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但学区条件较好、房龄较新的社区学龄人口比例明显提升。因此内城区社区教育重点在于满足老龄人口精神层面需求，培养学龄人口的公民素质、扩展知识面、培养动手能力和交际能力。二是外城区建成于改革开发后至20世纪90年代，主要分布单位社区及部分城中村，主导人群为下岗待业人员、离退休人员，社区教育目标在于通过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促进就业。三是近郊区建成于2000年以后，其中，以白领与蓝领人口为主的社区教育目标在于提供职业生涯规划、家政服务培训、知识技能更新；以外来人口、拆迁安置人口为主的社区教育目标在于开展公民素质培训，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身份转换[29]。

四、社区教育资源供需的空间耦合及研究框架

(一)社区教育资源供需空间耦合的研究方法

社区教育资源供需耦合本质是布局策略问题，单独以社区教育资源分布为对象的研究较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区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庞杂，包含社区人口的数量结构、年龄结构、收入结构、职业结构等多维度数据；二是社区教育资源难以量化，包含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学校教育机构、公共文化机构、校外社会培训机构等多种社区教育资源。

目前有两类解决思路：一类以提高服务效率为目标，运用位置分配模型选择服务最优位置；另一类从空间公正角度出发，对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获得性水平进行测量、优化布局[30]。作为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研究对社区教育资源耦合定量计算有一定参考意义，布局策略包括出行能力[31]、居民可承受范围和需求门槛[32]、社区阶层耦合[33]、社区行政边界[34]等。社区教育需求端类型、层次均较为复杂，应统筹上述布局策略，采用空间关联方法破解资源供需耦合难题[35]。

(二)社区教育资源供需空间耦合的研究框架

社区教育供需协同应重点解决供给侧、需求侧、供需耦合等三个层面的问题，可构建基于社区教育空间模型的研究框架。

1.供给研究应破解“家底不清”问题。

可引入地理信息定量分析工具，完善中小城市社区教育调查、评价、规划方法。融合POI(兴趣点)、遥感、现场调查等多源数据，定量测算社区、学校、公共文化、校外社会培训等社区教育机构的功能分；在确定社区教育机构服务半径的基础上，将研究区栅格化，通过欧氏距离、指数衰减模型、空间叠加模型，得到各社区教育资源丰度，建立完善的社区教育调查、评价、规划方法，实现资源精准供给。

2.需求研究应破解“供需错位”问题。

通过深化社区人口研究，强化社区教育“地域性”。可发挥地理学在城市人口调查、社会空间分析、公共资源分配等方面的理论与技术优势，建立社区教育供给—需求耦合模型，提升社区教育资源供给的精准度。一是以数量结构、年龄结构、收入结构、职业结构为维度，将社区按主导人群结构特征进行聚类，分析同类社区人群的共性特征，构建基于人口结构分析的社区空间理论模型。主导人群可分为学龄人口、新就业人口、外来务工人员、拆迁安置人口、白领人口、蓝领人口、老龄人口等七类。二是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各社区主导人群的社区教育需求进行分层分析，需求类型包括课外补习、公民素质、知识拓展、技能培训、职业生涯规划、社交礼仪、康养娱乐等六类。

3.供需耦合应破解“难接地气”问题。

一是通过空间关联模型对社区教育供需进行耦合分析，将社区按资源数量、资源结构两个维度进行分类评价，分为数量—结构双吻合、数量吻合—结构错位、数量错位—结构吻合、数量—结构双错位等四种类型；二是在耦合分析基础上，将社区按教育需求分为学龄人群主导型、成人主导型、老龄人口主导型、特殊困难人群主导型等四类，针对不同社区主导人群特点制定精准化的社区教育资源布局规划；三是提出社区教育资源精准供给措施，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大社区教育资源供给力度、优化社区教育机构空间规划、社区教育资源类型供给结构优化等政策。

参考文献:

[1]张金璇,李艳莉.我国国家级社区教育示范区分布研究[J].成人教育,2023(3):14-21.

[2]肖甜,李劲松,李梦琦.中国社区教育资源空间不均衡的研究述评与展望[J].当代教育论坛,2021(1):59-66.

[3]陈炜.教育研究的空间转向——基于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视角[J].教育研究,2022(9):150-159.

[4]侯怀银."社区教育"解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33-139.

[5]黄云龙.社区教育的中外比较[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1):118 -122.

[6]沈金荣.国外学习化社区建设基本趋势[J].职业技术教育,2001(33):44-47.

[7]厉以贤.社区教育的理念[J].教育研究,1999(3):5.

[8]钱旭初,施健.论社区教育的空间及其教育的现代性[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2(33):70-75.

[9]丁红玲,张媛,冯水玲.社区教育服务社区治理:价值逻辑及推进路径[J].高等继续教育学报,2022(6):50-55.

[10]邵晓枫.社区教育课程科学化:认识论､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审视[J].中国电化教育,2021(9):64-71.

[11]王丹,方斌,李欣.近百年来扬州市居住-工业空间关联演化及机理分析[J].地理研究,2020(6):1295-1310.

[12]李晶.中国老年教育的现实需求和供给对策[J].中国远程教育,2022(5):26-33,76-77.

基金资助: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编号:22JYD002);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项目资助(编号:苏教师函[2021]11号);扬州市科技计划项目(编号:2021203);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课题(编号:JSS-C-2022005);

文章来源:王丹,蒋然.空间视角下社区教育资源供需耦合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23,No.288(08):2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