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土背景

沙隆卡遗址位于青海省化隆县群科镇安达其哈村西250米，1987年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地处黄河北岸支流伊沙尔河口东岸二级台地，遗址规模较大，年代较早，最下层的细石器文化层距地表约4米，面积约2.6万平方米，细石器样品经兰州大学年代实验室常规碳十四年代测定和美国迈阿密Beta实验室AMS年代测定，表明细石器堆积的年代为距今8000年左右，其上层还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堆积和马家窑文化的堆积。沙隆卡遗址所在地年平均气温8℃左右，无霜期120天，年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当地气温较高，日照时间长，黄土层深厚，水利灌溉条件好，是化隆县主要的粮果产区(1)1。

2016年6月至8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考古学系对沙隆卡遗址进行了发掘。这次发掘总共开设3个5米×5米探方，由南向北直线排列，由南向北依次为T1404、T1405和T1406，发掘面积总共约75平方米。整个发掘区地层堆积较厚，根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等因素可分为32层。其中1—2层为近现代层;第3层有极少量的细碎夹砂陶，年代尚不明确;第4层出土少量齐家文化陶片，但可能并不是原生堆积;5a和5b层为齐家文化层，5a层出土大量齐家文化陶片、烧土块和少量马厂类型陶片，开口于该层下的遗迹单位有房址、柱洞、灰坑和灰沟，5b层为齐家文化时期的原生地层，测年为距今4000年左右;6—12b层为自然层、淤土层和沙土层，其中淤土层的形成受流水作用影响，推断其可能与黄河的泛滥有关;第13层为仰韶文化层，发现庙底沟时期陶片、陶环、石环和少量的细石器，测年为距今约4600—5000年;14—16层为自然层、淤土层和沙土层;17—19层为细石器文化层，出现细石器的集中分布，测年约为距今7700—7900年;20—23层为无文化遗物的地层;24a和24b为细石器文化层，测年约为距今7700—8000年;25—28层为无文化遗物的地层，其中26—28层为淤土层;第29层为细石器文化层，有少量石器零星分布，测年约为距今8300—8400年(2)2。2016年的发掘并未发现马家窑文化地层。

本年度发掘的这3个探方所在地，当地居民主要用来进行农业种植，南边原先是果园，北边原先是种植玉米和小麦的区域。

二、材料与方法

发现动物骨骼的遗迹单位有:第2层;5a层及开口于5a层下的H2、H3、H4、H5、H11、H12、H15、H16、G1和G2;5b层及开口于5b层下的D83;第6层;第17—19层以及第29层。

本次整理的动物遗存共计718件，总重884.45克，可鉴定标本数为102件，仅占总数的14.21%。从分布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动物骨骼出土于5a层及其下开口的齐家文化遗迹，以及17—19层的细石器文化层，仰韶文化层并未发现任何一件动物骨骼。

由于本遗址分层较多，遗迹单位也较多，且灰坑、灰沟等遗迹单位中并没有出现特殊的文化现象，因此，在计算最小个体数等定量统计的时候，笔者将灰坑等遗迹出土的动物遗存划归到其上一层的地层中，主要观察文化与年代之间数量种类的差异，进而做出更进一步的分析。

本文采用传统动物考古学方法(3)3，对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遗存按照规范进行采集、鉴定和记录，并对其结果进行整合、统计与分析讨论。动物遗存的鉴定主要参照山东大学动物考古实验室的现生动物标本及部分古代遗址出土的动物标本。

三、鉴定与统计

(一)第2层

仅发现1件蜗牛(Helixsp.)壳，重量为0.25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

(二)第5a层及其下开口的H2、H3、H4、H5、H11、H12、H15、H16、G1和G2

图一蜗牛壳标本

共有标本321件，总重量为782.39克。其中，无法鉴定的碎骨残骨共计55件，总重量22.15克。角制品1件，磨制而成，上面有钻孔，重量为2.45克;骨制品2件，上面有人工打磨加工痕迹，总重量为2.9克。

图二雉科胫骨(R)标本

1.腹足纲(Gastropoda)

共有4件蜗牛(Helixsp.)标本(图一)，总重为1.39克，体形均较小。4件标本宽度测量数据分别为15.46、15.2、14.7和15.43毫米，其中高度完整的2件标本测量数据为8.94和8.66毫米。这些标本至少代表4个个体。

2.鸟纲(Aves)

肢骨残片1件，重量为0.18克。中型鸟胫骨残段1件，重量为1.7克。

雉科(Phasianidae)标本2件(图二)，左侧肱骨1件，重量为0.58克;右侧胫骨残段1件，重量为3.9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

3.哺乳动物纲(Mammalia)

共有255件标本，其中有199件标本种属不明确，以哺乳动物记之，根据部分标本的尺寸等信息，可将其分为大型、中型和小型哺乳动物，数量分别为31件、148件和20件。

31件大型哺乳动物标本中，有头骨残块7件，总重38.1克;桡骨近端1件，重8.1克;枢椎1件，重15.3克;胫骨残片1件，重38.9克;牙齿残块20件，总重11.32克;肢骨残片1件，重8.8克。

图三猪上颌dp3-M1(L)标本

148件中型哺乳动物标本中，包含70件肢骨残片，总重量为128.86克;鼻骨2件，总重1.26克;头骨残块10件，总重31.9克;上颌残块3件，总重6.8克;下颌骨残块6件，总重量为10.78克;脊椎2件，总重3.44克;腰椎1件，重1.9克;荐椎1件，重9克;肋骨及肋骨残块共32件，总重量为52.96克;桡骨残段1件，重4克，通体烧黑;腕骨1件，重3.3克;掌骨近端1件，重1.5克;髋臼和髋骨残块共5件，总重12.5克;股骨残块包括1件股骨头共4件，总重20.71克;左侧胫骨1件，重22.1克;胫骨远端1件，重3.8克;胫骨残块2件，总重15.18克;近端趾骨1件，重4.2克;未能鉴定到具体部位扁骨4件，总重7.2克。

图四鹿标本

20件小型哺乳动物标本中，包含中间趾骨2件，总重量为0.37克;桡骨近端1件，重量为0.06克;肋骨3件，总重0.57克;枢椎1件，重量为0.05克;尺骨1件，重量为0.3克;股骨1件，重量为0.2克;肢骨残片11件，总重量为0.91克。

(1)1偶蹄目(Artiodactyla)

猪属(Sus)共有3件标本，包含腕骨1件，重2.8克;中间趾骨1件，重0.9克;上颌骨带dp3-M1(M2未萌出)1件(图三)，重11.8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

梅花鹿(Cervusnippon)发现中型鹿标本共计5件，总重量为69.7克，鉴定其为梅花鹿。包含左侧上颌前臼齿1件(图四，1)，重2.3克;肩胛骨1件，重4.9克;右侧肱骨近端1件(图四，2)，重20.3克;角残块2件，总重42.2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

牛属(Bos)共有5件标本，总重量为118.9克。左侧上颌M1或M2有1件(图五，1)，重32.9克;左侧下颌M3有1件，重31.9克;右侧胫骨远端1件(图五，3)，其远端关节脱落，重22.9克;近端趾骨1件，重11.8克;末端趾骨1件(图五，2)，重19.4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

图五牛属标本

山羊属(Capra)共有16件标本，这些标本重量共计59.05克。角残块2件，总重2.7克;左侧上颌M1和M2各1件，总重9.85克;右侧下颌前臼齿1件，重1.7克;右侧下颌M1或M2有1件(图六，2)，重3.3克;右侧肩胛窝1件(图六，1)，重4.25克;左侧肱骨远端1件，重3.8克;右侧肱骨远端2件，总重9.4克;右侧中央跗骨1件，重0.73克;距骨3件，其中1件为右侧(图六，4)，总重量为7.63克;炮骨远端1件(图六，3)，关节未愈合，重8.69克;跖骨近端1件，重7克。这些标本至少代表2个个体。

图六山羊属标本

图八啮齿目标本

图七鼬科、猫科标本

(2)2食肉目(Carnivora)

共有5件标本，总重量为11.5克。鼬科(Mustelidae)，右侧胫骨远端1件(图七，1)，重量为2.2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猫科(Felidae)，左侧肱骨远端1件(图七，2)，重量为4.7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另外3件只能判断其为食肉动物，属小型或中型食肉动物，总重4.6克，包含下颌骨残块1件，被烧灰，重量为1.7克;跖骨1件，重2克;左侧距骨1件，重0.9克。

(3)3啮齿目(Rodentia)

共有16件标本，总重量为6.02克，这批材料中鉴定出来的啮齿动物体形大都偏小，属于小型啮齿动物。门齿4件，总重0.38克;左侧下颌骨1件(图八，1)，带门齿和三颊齿，重0.86克;右侧下颌残块2件，带门齿和三颊齿，总重0.65克;右侧下颌骨1件，重0.18克;上颌骨1件，重0.54克;头骨残块1件，重0.52克;左侧股骨近端1件(图八，2)，重0.21克;右侧股骨1件，重0.31克;右侧肱骨1件(图八，3)，近端关节脱落，重0.22克;还有3件相对较为完整的头骨与下颌骨的组合，总重2.15克，保留有鼻骨、部分额骨、部分颧骨、颞骨，以及上颌骨带门齿和左侧下颌骨，同属于1个个体，由于破损较严重，初步判定其可能为仓鼠科(Cricetidae)(图八，4)。至少代表1个个体。

图九兔属标本

(4)5兔形目(Lagomorpha)

兔属(Lepus)共有6件标本，总重量为2.1克。包含上颌骨残块3件，带3枚颊齿，总重0.9克;下门齿1件，重0.2克;右侧肩胛骨1件，重0.4克;左侧尺骨近端1件(图九，3)，重0.6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

(三)第5b层及其下开口的D83

共有19件标本，总重量为16.2克。包含有小型哺乳动物肢骨残片4件，总重0.33克;中型哺乳动物肋骨1件，重0.9克;中型哺乳动物肢骨残片4件，总重5.4克;碎骨10件，总重9.57克。

(四)第6层

共有9件标本，总重量为21.6克。其中山羊属(Capra)的中央跗骨和左侧掌骨近端各1件(图六，5)，分别重5.2克和11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中型哺乳动物头骨残片1件，重1克;中型哺乳动物肢骨残片5件，总重2.3克;中型哺乳动物胫骨远端1件，重2.1克。

(五)第17层

共有32件标本，总重量为2.32克。包含蜗牛(Helixsp.)壳1件，重0.05克;鸟肢骨残片共计18件，总重1.14克;小型啮齿动物股骨1件，重0.08克;小型哺乳动物脊椎残块2件，总重0.15克;小型哺乳动物头骨残片2件，总重0.24克;小型哺乳动物扁骨1件，重0.12克;小型哺乳动物肢骨残片3件，总重0.31克;碎骨4件，总重0.23克。

(六)第18层

共有206件标本，总重量为29.28克。包含蜗牛(Helixsp.)壳1件，重0.01克;鸟肢骨残片10件，总重0.56克;小型啮齿动物门齿3件，总重0.26克;小型鹿(Cervidae)肩胛窝1件，重0.79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碎骨共计45件，总重5.78克。小型哺乳动物标本共计114件，总重量为9.23克，包含距骨1件，重0.11克;掌骨或跖骨远端1件，重0.11克;髌骨3件，总重0.38克;头骨残片1件，重0.4克;肢骨残片和肢骨残段共计108件，总重量为8.23克。中型哺乳动物共计17件，总重11.46克，包含头骨残片3件，重4.1克;胫骨近端脱落关节1件，重1.2克;肢骨残片13件，其中有5件烧黑，总重6.16克。另外还有兔属(Lepus)标本15件，总重量为1.19克，包含上颌颊齿7件，总重0.41克;下颌颊齿3件，总重0.17克;门齿1件，重0.05克;上颌后门齿1件，重0.01克;右侧肩胛骨1件，重0.39克;左侧桡骨近端1件，重0.08克;近端趾骨1件(图九，1)，重0.08克。上述兔属标本，至少代表1个个体。

图一○沙隆卡遗址动物遗存数量比例图

(七)第19层及其下开口的H19

共有126件标本，总重量为18.45克。包含蜗牛(Helixsp.)壳10件，总重1.69克;鸟肢骨残片共计39件，总重4.9克;啮齿动物门齿1件，重0.35克;小型食肉动物上颌P4有1件，重0.39克;小型哺乳动物头骨残片3件，总重0.62克;小型哺乳动物肋骨1件，重0.2克;小型哺乳动物股骨头骨制品1件，上有人工切割痕迹，中部掏空，重0.1克;小型哺乳动物肢骨残片共计31件，总重2.5克;中型哺乳动物肩胛窝1件，重0.6克;中型哺乳动物肋骨2件，重1.15克;中型哺乳动物趾骨1件，重0.8克;中型哺乳动物肢骨残片6件，总重0.92克;残骨共计27件，总重量为3.55克。另外还有兔属(Lepus)下颌颊齿和左侧肩胛骨各1件(图九，2)，总重0.68克，至少代表1个个体。

(八)第29层

共有4件标本，总重量为13.96克。包含小型鹿(Cervidae)左侧桡骨1件(图四，3)，重13.5克;小型哺乳动物肢骨残片2件，重0.16克;碎骨1件，重0.3克。

四、分析与讨论

(一)种类、数量的分析与对比

图一一沙隆卡遗址动物遗存可鉴定标本数(NISP)统计图

从动物群构成来看，这批材料中能够鉴定到科、属、种一级的有:蜗牛、雉科、猪、小型鹿、梅花鹿、牛、山羊、兔、鼬科、猫科和仓鼠科。仓鼠科动物和兔等是典型的小型哺乳动物，而山羊、梅花鹿和猪等为典型的中型哺乳动物，其他不可鉴定具体科、属、种的骨骼遗存，例如，哺乳动物肢骨残片等也绝大多数属于中型和小型哺乳动物。由图一○可见，动物群以中、小型哺乳动物为主，是本遗址动物群构成的一个突出特点。从可鉴定标本数的统计情况来看(图一一)，该遗址发现最多的是兔属的标本，其次是山羊、啮齿目和蜗牛的标本，雉科、鼬科、猫科等标本仅有零星发现，小型哺乳动物以啮齿目和兔属标本为主，而中型哺乳动物主要由山羊及其他食草偶蹄动物构成，大型哺乳动物只发现了牛的标本。

从遗址的地层和文化分期来看，将各个层位及其下遗迹单位出土的动物遗存的数量(图一二)和最小个体数(表一)进行整理。

由图一二可见，动物遗存主要出土于5a层和18、19层，其中5a和5b层为齐家文化地层，17、18、19层为距今约7700—7900年的细石器文化地层，动物骨骼遗存主要出自于这两个大的时期。

通过表一可见，5a层及其下开口的遗迹单位出土的动物种类最多，包括蜗牛、雉科、牛、猪、梅花鹿、山羊、鼬科、猫科、仓鼠科和兔等，数量也是最多的，约占最小个体数总数的44%。第19层因出土了大量的蜗牛使得最小个体数也很多，但这视为一个统计中的干扰项，实际上动物种类并没有5a层丰富。整体来看，在最小个体数上也体现了与上面一样的规律，即动物的种类也主要集中于齐家文化层和第17—19层的细石器文化层。

表一沙隆卡遗址各地层动物遗存最小个体数统计表

(二)各个时期的动物遗存分析

1.细石器文化时期

通过对动物骨骼数量和种类的统计分析，在第17—19层的细石器文化时期，发现的动物骨骼种类并不多，可鉴定的种类仅有蜗牛、小型鹿和兔3种，除了蜗牛，其余两种动物的数量并不多，发现的骨骼标本大部分为不可鉴定的残骨和肢骨残片。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可能有二:一是当时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能力有限，抑或是先民对获得的动物资源利用率较高;二是17—19层有相对集中分布的石制品分布区域，发现有石核、石叶、石砧、石片和大量的石屑、断块、烧灰、炭屑等，还发现有1件骨针、1件残骨器和1件双穿孔蚌刀，另外19层下有7个柱洞成行分布，综上发现，推测此处可能为一处固定的石器加工区域，由于遗址功能区的划分，所发掘区域可能并不是主要的食物消费区，因此，不会在此处遗留大量动物遗存。

图一二沙隆卡遗址各地层动物遗存数量统计图

2.仰韶文化时期

2003年，为配合黄河流域公伯峡水电站建设，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化隆县黄河北岸伊沙尔河口的安达其哈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的房址19座、灶坑6个、灰坑30个、窑址2个等文化遗存(4)5，通过大量的植物采样和年代鉴定，断定这是一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早期人群的遗留，安达其哈遗址是迄今为止青海境内发现的最早的有陶新石器时代遗址，也是仰韶文化最西边的分布地点之一(5)4。据了解，安达其哈遗址当时出土的动物骨骼较多，但并未见资料发表，只在相关文章中得知出土了骨器，牙、角器200多件，以及镞、鱼钩等与动物狩猎相关的遗物(6)5，后经发掘者研究，实际上安达其哈遗址和沙隆卡遗址是同一个遗址，只是人为命名不同，安达其哈遗址相当于沙隆卡细石器遗址更上层的堆积(7)1。

上文中提到，本次沙隆卡遗址的发掘中有仰韶文化层的发现，出土了庙底沟类型的陶片，但并未出土任何动物骨骼，仰韶文化时期对于沙隆卡遗址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文化时期，为什么在本年度的发掘中一件动物骨骼都没有发现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由于本次发掘面积过小，仅有三个探方，而较为理想的文化堆积压于现代村庄下，征地困难，最终的发掘区域可能是仰韶时期遗址的边缘地带，未发现任何遗迹单位，仅在地层中发现少量庙底沟时期的陶片、陶环、石环和少量的石核、石叶等细石器，因此，并未发现人类消费后扔弃的动物骨骼。

第二可能是埋藏学的原因。这里首先要涉及到一些遗址的古地貌环境问题，如果遗址的文化层分布在河流阶地面上，那么我们可以判断古代人类主要生活在阶地上，人类是在阶地形成之后来此活动的，如果遗址的文化层并没有分布在阶地面上，而是夹在组成河流阶地的漫滩堆积物中，且本身又没有经流水搬运的痕迹，那么我们可以确认，人类是在阶地形成之前来此活动的(8)8。齐家文化层和仰韶文化层中间有厚达8个地层的自然层、淤土层和沙土层，仰韶文化层与晚期的细石器文化层之间也有3层:自然层、淤土层和沙土层，笔者推断文化层之间的自然层应是洪水沉积物，而沙隆卡遗址所处的阶地可能是洪水型复合阶地，即下部为早期形成的河流阶地，由河床相和漫滩相组成二元结构，上部为晚期形成的洪水阶地，由漫上早期阶地的洪水堆积物组成(9)8，即沙隆卡遗址的仰韶文化层的古地貌环境可能为早期形成的河流阶地，后发生一次洪水事件，洪水堆积形成自然层，又由于流水的下切作用形成了现在的二级阶地，后齐家文化在此出现。沙隆卡遗址地处黄河上游支流，在地貌上属于中国海拔最高的三级阶梯和二级阶梯的过渡带，强烈的新构造运动和岩性差异造成了区域内盆地和峡谷相间出现的地貌格局，盆地通常面积不大，而峡谷深切狭窄，当洪水来临时，由于盆地空间狭小，下游峡谷又排水不畅，因此，河水上涨迅猛，暴涨的洪水很快就可以淹没河流两岸的河流阶地，其模式类似于“喇家模式”(10)8(图一三)。

图一三青海喇家遗址黄河阶地沉积面示意图

综上，沙隆卡遗址地层多且复杂，形成过程受到很大自然因素的影响，尤其是仰韶文化层在埋藏环境上受到较多干扰，导致仰韶文化时期的动物骨骼不容易被保存下来。

3.齐家文化时期

之后齐家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出现，这时人们的生产力和农业经济发展，饲养驯化动物和对自然环境开发利用的能力增强，留下了更为丰富的动物骨骼遗存，可鉴定的种类有蜗牛、雉科、牛、猪、梅花鹿、山羊、鼬科、猫科、仓鼠科和兔，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个时期出现了可能成为提供大量肉食和其他副产品的家养动物———猪、牛和山羊，以及出现了新的动物食用喜好———雉科，由于雉科骨骼的出现频率较小，我们暂且不做探讨，关于家养动物以及生业经济的分析，下文中会详细进行讨论。

(三)动物骨骼保存状况的分析

1.骨骼破碎程度分析

2016年，沙隆卡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可鉴定标本数为102件，仅占总数的14.21%，碎骨及中小型动物的肢骨残片占据了绝大多数，保存下来得以鉴定种属的骨骼，也大多是类似于下颌带牙齿、腕骨、中央跗骨和趾骨等骨密度相对较高且不容易被利用的骨骼部位，整体来看，这批材料破碎程度相当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体现了先民对于动物骨骼的利用程度较高，除了食用肉食以外，还可能敲骨吸髓，并且对剩下的骨骼进行二次利用等等。将两个最重要的时期，细石器文化时期和齐家文化时期作纵向比较，动物遗存数量在这两个时期(5a、5b层与17—19层)其实差距较小，但除去蜗牛之外，细石器文化时期可鉴定的动物种类和数量较齐家文化时期均更少，细石器文化时期的动物骨骼遗存也更为破碎，除去遗址地点可能并不是动物消费的主要场所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对于动物骨骼的利用程度较高。进一步说明了当时的肉食资源可能不是很丰富，这一点在细石器文化时期可能体现得更为明显。

2.骨骼风化程度分析

史前遗址中的动物在死亡之后，会受到环境中自然动力和物理、化学风化作用;还会受到食肉动物、啮齿动物的啃咬，人类狩猎、屠宰、搬运等行为种种因素的破坏。从这方面来看，这批动物骨骼的保存状况很差，大都表现出支离破碎的状态，例如，牛的牙齿呈片状剥落，同一块骨骼断裂成几块，只残留有骨松质，很多可以辨别种属的骨骼关节部位都被破坏严重，丧失了判断的依据，使得这批材料的可鉴定标本数较小，也增大了鉴定和统计时对于真实情况还原的不准确性。这种状况主要是风化作用形成的。70年代中期，别伦斯梅尔等人通过对非洲肯尼亚等地的现代动物尸体进行跟踪调查，提出六个相对风化等级来表示骨骼风化程度的强弱(11)9。通过进行对比，笔者判断这批动物骨骼的风化程度已达到了最高等级———5级，呈现出骨密质分离，一些骨片在原地脱落，骨松质暴露或遭破坏的状态(图一四)。

图一四沙隆卡遗址风化作用下的骨骼

骨骼的风化作用受骨骼在地表暴露时间的长短，所在地的温度、湿度及其变化幅度的影响，并与当地的地下水、植被及骨骼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质等因素有关(12)4。笔者认为，风化作用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地表暴露的时间长短，暴露在外是受到其他一些环境因素影响的前提。“据统计，绝大多数情况下动物骸骨在死后的两年内都会彻底消失，留不下一点痕迹，除非死后很快被沙土掩埋，才有可能保存下来。”(13)10死亡或食用后被立即掩埋的动物骨骼和暴露在地表一段时间的动物骨骼之间表现出的差异，可以通过观察遗址中动物骨骼的风化程度，推断遗址暴露时间的最低年限。

根据这批动物骨骼的风化程度，可以判断其暴露在外的时间较长。究其原因，笔者推测沙隆卡地区的先人们在狩猎、食用或以其他方式利用完骨骼之后，可能将其直接丢置于地面之上，并没有就地掩埋或者扔进灰坑中立即掩埋。不仅是地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风化程度较高、保存状况差，灰坑中出土的材料也一样保存状况较差，很有可能是利用过后一段时间又将丢弃的骨骼打扫进灰坑，抑或是灰坑的利用率较低，也可能是沙隆卡先民们当时的垃圾呈少量、多次倾倒进灰坑，并不能一次性掩埋密封住下层的动物骨骼，使得每次表面上的骨骼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风化作用的影响。这点其实可以从遗迹的发掘中得到一些印证，H4和G2都出现了遗迹分层现象，其中H4更是分了6层之多。根据现代社会的经验，生活水平越高，产生的垃圾也就越多。笔者认为，灰坑的利用率较低和垃圾呈少量、多次倾倒这种现象，可能反映出当时沙隆卡先民的肉食和生活、生产资源并不丰富，所以，每次能产生出的垃圾数量有限。

不论是动物骨骼的破碎程度还是风化程度，都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沙隆卡先民对动物骨骼的利用程度较高，肉食资源可能较为有限。

(四)家养动物及生业经济的分析

1.细石器文化时期

细石器文化时期除了发现蜗牛壳外，就是小型鹿和兔子的骨骼，说明当时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以鹿类动物为主的野生动物是当时沙隆卡先民的主要肉食来源。

2.齐家文化时期

相较于细石器文化时期，齐家文化时期出现了更为丰富的动物种类，其中包含可能已经成为家养动物的猪、牛和山羊。猪共有3件标本，包含腕骨1件，中间趾骨1件，上颌骨带dp3-M1(M2未萌出)1件;牛共有5件标本，包括左侧上颌M1或M2有1件，左侧下颌M3有1件，右侧胫骨远端1件，近端趾骨1件，末端趾骨1件;山羊共有16件标本，包含角残块2件，左侧上颌M1和M2各1件，右侧下颌前臼齿1件，右侧下颌M1或M2有1件，右侧肩胛窝1件，左侧肱骨远端1件，右侧肱骨远端2件，右侧中央跗骨1件，距骨3件，炮骨远端1件(关节未愈合)，跖骨近端1件。关于猪的驯化判定标准，国内外众多学者都针对这些特征进行过讨论和总结，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数量比例、死亡年龄结构、形态特征、病理现象、考古学文化现象、稳定同位素检测、古DNA检测等(14)11。标本中出现的1例猪的个体，根据牙齿萌出情况，判断其应该为6—8个月的小猪，由于缺乏类似于头骨这种可以判断形态特征的骨骼样本，而且样本量太少，不论是数量比例还是年龄、性别结构都无法做出进一步分析，牛的情况也一样。关于羊，从数量统计上来看，除去蜗牛，羊在齐家文化时期动物比例中是最多的(图一五)，虽然这个优势并不明显，但足以显示其有一定的特殊性。

图一五沙隆卡遗址齐家文化时期动物最小个体数比例图

同时，还可以通过对比同时期青海地区其他齐家文化遗址的动物考古分析报告来寻求一些参考。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2012年发掘了互助县金禅口遗址，其同样也是位于河流的二级阶地上，地理环境与沙隆卡遗址有一定的相似性，金禅口遗址发现的家畜有羊和狗两种，猪数量极少，很可能为野猪，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存在少量家猪的可能性，金禅口的先民主要的畜牧经济为养羊业(15)12。青海省长宁遗址也是一处齐家文化遗址，吉林大学的李谅对其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进行了家养动物分析和研究，认为有家猪、家狗的存在，牛、羊的数量明显超过了猪成为主要的饲养对象，长宁遗址的生业模式是农牧兼营的，以牛羊为主的畜牧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有很大比重，野生动物在肉食资源获取中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分量(16)13，且从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诸多遗址的相关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家养羊大量出现，以及羊对于甘青地区来说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羊除了可以提供肉食资源以外，还可以提供羊毛、羊皮及羊奶等副产品，并且与某些特殊的文化现象息息相关，例如，用羊头、羊角和下颌随葬(17)14，这些都可以成为羊作为甘青地区一种特殊且重要的家养动物的证据，也可以佐证沙隆卡遗址中出土的羊标本也很有可能是家养动物。

结合上述相关研究及羊的数量统计，笔者认为，齐家文化时期羊有很大可能是家养动物。至于猪和牛，由于沙隆卡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标本量较小，我们很难判断其是否为家养动物。该遗址的齐家文化地层发现了大量粟、黍以及小麦和大麦等(18)6，虽然这表明了该地区齐家文化时期是以粟黍为主的旱作农业活动，可能具备一定的驯养家猪这种杂食动物的能力，但可以参考的是，金禅口遗址同样发现了大量的粟黍及大麦、小麦和大麻(19)7。该遗址中对于猪的判断则是野猪，所以，我们并不能轻易通过植物遗存的发现来判定猪的性质，反观遗址中出土的牛，则更有可能与人类饲养行为有关，因为羊和牛同为食草动物，人们可以通过牛、羊食用周围环境中的野生草料来获取肉食资源，并不会消耗掉自己生产的农作物，且牛和羊有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这样会大大降低饲养的成本消耗。关于生业经济，沙隆卡遗址的齐家文化时期应该与金禅口相似，是一种种植业、畜牧业和狩猎行为相结合的生业模式，有农作物，例如，粟黍的种植，也有羊和牛的驯养，同时也有梅花鹿等野生动物的肉食资源补给。

(五)自然环境复原

遗址出土了部分野生动物遗存，可以通过这些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进行遗址周围自然环境的复原，并与现代环境进行对比。

不同体形的鹿类动物，均属于典型林栖动物(20)15，它们的出现表明遗址周围可能有一定面积的林地;兔子的出现表明遗址周围可能有草甸的分布。由于沙隆卡遗址的地理位置较为特殊，古环境与现在应该差距不大，这片区域位于伊沙尔河与黄河的交叉口，黄河时常泛滥，在此处淤积，因此，当地土地肥沃，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此次发掘中并未发现水生动物的骨骼，但在细石器地层中发现了1件蚌器，并且在2003年安达其哈遗址的发掘中发现有鱼钩，所以不能排除当时人们进行渔业捕捞等对水资源利用活动的可能性，很大可能是由于这类动物遗存不容易保存而未被发现。

此外，根据上文中的数量统计得知，本次发掘共发现了17件蜗牛标本，占最小个体数总数的53.13%，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这些蜗牛壳体形都很小，破损较多，大部分不可测量，估测平均宽在15毫米左右，高为8.8毫米左右。在对沙隆卡遗址进行植物浮选的过程中，还发现了大量未长大的小蜗牛壳。那这些蜗牛壳是否与当时人们的饮食有关呢?有报道称，考古学家在利比亚的HauaFteah洞穴遗址内发现了成千上万的陆生蜗牛壳，其为典型的食物垃圾堆积(21)16，经古气候重建研究和碳十四年代测定法可知，早期人类用石头或者其他工具提取蜗牛或其他软体动物肉，至少是从15万年前开始的，蜗牛在当时是一种很普遍的食物(22)17。对比沙隆卡遗址，鉴于发现的蜗牛壳体形太小，且数量远远达不到可以为人类提供能量的程度，作为可能已具备农业水平社会的食物并不现实，这些蜗牛壳应该就是自然环境下蜗牛的遗存。

刘东生在1985年的《黄土与环境》(23)18中提到，蜗牛是黄土中常见的无脊椎动物，其化石保存在不同时代的黄土地层中，因其对环境变化反应敏感，被认为是黄土古环境研究中的“指示性动物”。借助于科技考古手段，小小的蜗牛在考古研究中可以起到巨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24)19:一是蜗牛壳体可用于碳十四的测年;二是可以通过喜好不同温度和湿度的蜗牛组合进行古气候的研究;三是可以通过对蜗牛壳体的碳、氮、氧同位素分析，复原考古遗址古环境，此方法也被大量运用于国内外的古环境、古气候复原研究中(25)20。蜗牛壳对于研究沙隆卡遗址的环境复原等问题是极好的材料和突破口。

五、小结

沙隆卡遗址的动物种类具体主要有蜗牛、雉科、猪、小型鹿、梅花鹿、牛、山羊、兔、鼬科、猫科和仓鼠科，动物群主要以中、小型哺乳动物为主。动物遗存不论是从数量还是种类上都主要出自5a、5b的齐家文化层和17—19层的细石器文化地层，仰韶文化层并未发现动物遗存。这批动物材料破碎程度和风化程度严重，表明其暴露在外的时间较长，沙隆卡先民对动物骨骼的利用程度较高，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的肉食资源可能并不充足。细石器文化时期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而齐家文化时期则是一种以种植业、畜牧业和狩猎行为相结合的生业模式，有农作物例如粟黍的种植，有羊和牛的驯养，同时也有梅花鹿等野生动物的肉食资源补给。遗址位于伊沙尔河口的二级台阶地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理位置，从丰富的地层来看，遗址可能先后经历了几次洪水，形成洪水型复合阶地，古地貌的复原对于研究沙隆卡遗址的古环境起着重要作用。另外，遗址中发现较多蜗牛壳，今后对于沙隆卡遗址的研究工作可以蜗牛壳为切入点，通过同位素研究来对遗址的古环境和古气候进行复原。

乙海琳,宋艳波,肖永明.青海化隆县沙隆卡遗址动物遗存研究[J].北方文物,2020(05):66-77.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史前时期中西文化交流”(批准号:12&ZD151);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青海化隆沙隆卡遗址发掘”(项目编号:201518800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