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辽上京考古发掘出土了一块残碑,通过辨识可知其所刻字句应出自《大般涅槃经》,结合地层关系可以判定其为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之前所刻石经,该石经被人为破坏、焚烧,可能与“诸弟之乱”中神速姑劫掠西楼有关,其或许是“明王楼”中所设之物。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对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宫城城墙展开了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在宫城北墙中段的探沟中,发现了一条叠压在城墙下的灰沟(G3),其中出土有一块汉文残碑(G3∶9),根据简报的描述,这块残碑为“黄褐色细砂岩。被火烧过,有胶结物质。残存4列字,有竖向界格,阴刻楷书,总计12字,完整5字,为‘……五种味……草金……’。残长12.1、残高9.1、残厚2.9厘米”(1)1。目前,尚未有人对这块残碑进行深入探讨。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方法,笔者试从中提取更多信息。
从发掘资料看,宫城北墙的夯土较为纯净,且直接修筑于次生土之上,并不存在后期整体铲平重建的情况,北墙下叠压的G3中出土的陶片、陶建筑构件皆具有辽代早期特征,其中滚印连弧篦纹陶片(G3∶42)与舍根文化关系密切,应为契丹早期风格(2)2,陶滴水(G3∶12-1)“与辽祖陵遗址出土同类器有明显的渊源”(3)1。综上可以断定,宫城城墙应为辽太祖神册三年(918年)“城皇都”(4)3时所建。残碑出土于G3,则其年代应早于城墙的营建。
通过查阅文献可知,残碑所刻字句实应为《大般涅槃经》第4卷中的内容:“虽说应畜种种衣服。所应畜者要是坏色。何况贪著是鱼肉味?迦叶复言:‘如来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种味,乳酪、酪浆、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诸衣服、憍奢耶衣、珂贝、皮革、金银盂器,如是等物亦不应受。’”(5)4残碑右部表面因火烧而胶结,但结合经文仍可辨出“要是坏”三字,中部的“五种味”三字则较清晰,其上应为“彼”字残部,左侧两字在简报中识读为“草金”,实际上应为“革金”,房山石经所藏唐贞观五年刻《大般涅槃经》中同段经文中的“革”字写法与之一致,可为佐证(6)5(图三)。
图一辽上京遗址2014年出土残碑
图二残碑线描图(根据照片摹绘)
图三房山石径中的相关段落
《大般涅槃经》为北凉昙无谶译,共40卷(7)6,全文三十八万四千余字,是大乘五部经典之一,在南北朝、隋唐时期甚为流行,以对其之研习形成了涅槃宗一派(8)7。残碑中的“五种味”即经文中多次提到的佛祖以牛乳等五味来喻人、喻法,如“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众病皆除”(9)8。又如“声闻如乳,缘觉如酪,菩萨之人如生、熟酥,诸佛世尊犹如醍醐”(10)9。
从形式上来看,辽上京出土的这则残碑显然属于石刻佛经,且内容为大部头经典,此类石经耗工甚巨,在同时期的南北方都不多见,在辽上京地区尚属首次发现。以《大般涅槃经》全文为内容的石经仅见于北京房山石经与四川安岳卧佛院两处,前者为石碑刻经,后者为摩崖刻经,两者皆为唐代所刻。此外,济南黄石崖东魏刻经、邯郸北响堂北齐刻经、北京房山孔水洞隋代刻经中也发现有《大般涅槃经》中节选字句,三者皆为摩崖石刻。
由于发掘面积有限,且遗物过于残碎,我们无法推测辽上京残碑所刻为全文还是节选,但从其以预制的石碑为载体来看,前者的可能性较大。残碑一字约2厘米见方,从排布规律推测约24—26字一列(11)10,若石经不分栏,则石碑版面高度应在50厘米左右。按残碑以26字一列,列宽3厘米,不分栏,若要刻出《大般涅槃经》全文,则需要50厘米高的石碑总计443米,工程量十分浩大。
残碑破碎不堪,历经火焚,显是人为毁坏而非自然破裂。辽代事佛甚虔,立国之初,便广兴寺院,唐天复二年(902年),太祖“始建开教寺”(12)3于龙化州。太祖三年(909年),“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13)3。太祖六年(912年),“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14)3。有辽一朝,未闻有毁经灭佛之事,因此,石经毁于战争的可能性最大,而神册三年(918年)之前,西楼(即辽上京前身)恰恰经历了一次兵燹,即辽太祖七年(913年)诸弟之乱中,“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15)3。石经的毁坏很可能与此次兵乱有关。
明王楼始建于太祖二年(908年)(16)3,是西楼早期为数不多的高等级汉式土木建筑之一。在其被焚后的次年,太祖又“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17)3。根据《辽上京城址勘查报告》(18)11,宫城北部的15号台基应为开皇殿所在,即明王楼故基。残碑出土位置位于其东北200米,距离甚近,很可能与之有关。史册对于明王楼的记录甚少,其形制与性质都无从了解,但可以明确的是,其应为一处大型汉式土木建筑。单从字面上理解,“明王”可为“明王圣主”(19)12之意,此与田广林的认识,即其“是耶律阿保机在西楼举行典礼,处理政务的基本场所”(20)13相合。王小甫则认为,“明”字具有摩尼教色彩,明王楼“可能就是一个宫内的摩尼教礼拜场所”(21)14。实际上,传至中国的摩尼教在形式上多借鉴佛教,而在密宗佛教中,明王指的是诸佛菩萨的忿怒身,“谓其为以智慧光明催破烦恼业障之主,故称明王”(22)15。冠以明王的佛教建筑并不鲜见,如明代景泰年间四川峨眉山会福寺“建三世佛殿,殿前为明王楼”(23)16。此外,全国各地还有诸多称为“明王寺”的佛寺。辽代密教流行(24)17,从辽太祖对佛教的扶植来看,明王楼的性质为佛教楼阁的可能性更大。
五代、北宋时期流行在佛塔中嵌置石经(25)18,如吴越国所建的雷峰塔即在塔之内壁嵌置有石刻《华严经》等,“塔成之日,又镌《华严经》诸经,围绕八面”(26)19。在雷峰塔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大量残碎石经,其中“完整的一块石刻佛经通高约1、厚0.1或0.17米”(27)20。辽上京残碑或许就是安放在明王楼中的石经。根据残碑的废弃状态,我们或可做这样的推测,这批石经可能是明王楼或是其周围佛教建筑中的陈设物,在神速姑劫掠上京时被砸碎、焚坏,随着开皇殿的兴建,残碑与这次兵乱所形成的瓦砾一起被倾倒在不远的灰沟中。其后,神册三年(918年)营建的宫墙叠压其上,为其年代提供了精准的标尺。尽管我们无法确定这批石经是辽人所刻还是掠自汉地,也无法回答其准确的制作年代,但它的发现无疑为研究辽代佛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也为探讨辽上京的早期面貌提供了有益线索。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焚砸这批佛教石经的最大嫌疑人,神速姑不仅在“作案时间”上与之吻合,还具有充分的“作案动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阿保机对契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包括引进佛、道、儒三教等,这一举措触动了作为契丹原始宗教领袖神速姑的利益,以至参与“诸弟之乱”。这块小小的残碑,或许正是这场激烈宗教斗争的见证者。
赵里萌.辽上京遗址出土残碑刍议[J].北方文物,2020(05):98-100.
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资助项目“中国东北地区辽代城市的考古学研究”(2020M670837);吉林省高句丽研究中心课题项目“中国东北地区渤海与辽金城址的对比研究”(JG2020Y00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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