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影响着目的地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对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也起着促进作用。在分析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耦合机理的同时,构建了评价两者的综合指标体系,同时测度两者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分析二者的耦合协调关系,构建综合发展水平矩阵图判别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协调度层次。在分析两者时空演变趋势及耦合协调关系的基础上,以揭示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规律,为加快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旅游经济的提质增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并逐渐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然而,在速度不断加快和外延急剧扩张的同时,我国旅游业发展也面临着旅游公共服务不平衡、旅游效率不高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旅游业的发展潜力。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趋势,对旅游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内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的高效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旅游公共服务是衡量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十三五”全国旅游公共服务规划》《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都表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不仅对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而且有利于旅游业的转型升级。旅游效率是反映旅游发展资源投入的利用水平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指标,提高旅游效率对于推动旅游经济转型升级、保障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相互联系、彼此制约。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对于加速旅游业的转型升级、促进旅游经济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进行了有效的研究。对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方面:一是关于旅游公共服务内涵及体系构建的研究。由于学者们的研究角度不同,强调的重点也有所差异,如李爽等认为旅游公共服务是具有明显公共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旅游公共服务的提供者是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其核心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满足旅游者共同需求[1];郭胜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旅游公共服务是由政府或者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满足游客需求的直接和间接、具有外部效果、非排他性服务的总称[2]。二是关于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研究。如李爽等从供给角度出发认为多主体充分的合作与竞争,可以提高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效率[3];杜源源以辽宁省为例,主张要以政府主导、需求导向、统筹规划、兼顾公平和效益四大原则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供给机制[4];王佳欣通过定量分析,研究认为旅游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基本上与其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5]。三是关于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的研究。如Mmopelwa等表明改善旅游公共服务设施能有效提高游客满意度,这一结论是通过对游客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感知的研究而得出的[6];马慧强等在构建城市旅游公共服务满意度评价模型的基础上,采用模糊综合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山西省的旅游公共服务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7];程道品等在模拟游客感知的基础上,建立了旅游目的地满意度与城乡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结构关系[8]。四是关于单项旅游公共服务的研究。如Park等则在优化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的基础上,构建了智慧旅游信息服务模型[9];何建民对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的质量标准及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的评价进行了初步的探讨[10];杨晓红针对旅游景区的旅游安全保障服务进行了研究[11]。旅游效率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重点领域,已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现有研究主要从旅行社、旅游资源、旅游交通、旅游目的地等方面展开。在旅行社效率方面,Barros和Matias以葡萄牙的25家最大旅行社为研究对象,选用2000-2004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成本模型分析旅行社的经营绩效[12];胡宇娜等基于DEA模型对我国31个省域旅行社业2002-2014年效率进行测算,并用GWR模型结合GIS空间表达等方法,探究各个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13]。在旅游资源效率方面,马晓龙和保继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和空间对比分析方法,对我国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效率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14];方叶林等以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对各地区旅游资源禀赋状况及旅游资源的相对效率进行评价[15]。在旅游交通效率方面,Sarkis和Talluri对美国44家机场5年的经营绩效进行评估,主张利用聚类分析方法提高经营绩效的基准值[16];袁静以旅游交通效率为核心,采用因子分析法对省域旅游交通效率进行测度,构建旅游交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17]。在旅游目的地效率方面,梁明珠等采用DEA-MI模型比较和分析了广东省各市旅游效率的动态变化和大小差异,展示了城市旅游效率的演进模式及发展规律[18];邓洪波和陆林以安徽省17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模型测度了其旅游资源利用效率和旅游效率变动情况[19]。
综上,学术界对于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的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对于旅游公共服务系统和旅游效率系统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寥寥无几。且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对某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或区域的实证分析,相对而言从宏观尺度范围进行考察的研究成果较少。鉴于此,本文在分析两者耦合协调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两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综合发展水平矩阵图、耦合协调度模型、综合指数法等方法和模型,对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由于数据原因,不包括我国西藏、香港、澳门、台湾)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及时空演化特征进行定量分析与评价,以期为加快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与旅游经济的提质增效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二、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耦合协调的机理分析
旅游公共服务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满足旅游者共同需求为核心,由政府或其他社会组织提供的,具有明显公共性的产品和服务的总称[2]。而旅游效率是指一个地区在运用一定的成本之后所能获得经济效益。旅游效率反映了旅游经济活动的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内在联系与比率关系[20]。旅游公共服务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基础,直接影响了与旅游业相关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影响了区域旅游资源开发、产品创新与升级、旅游业的资金投入、旅游软件及硬件服务等辅助设施的建设。而区域旅游效率协调发展程度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持续发展能力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反映了该区域旅游经济活动是否高效运行。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耦合互动、协调共生的错综复杂的发展关系。其中,耦合度是对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程度的度量,其大小取决于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之间相互转化和依赖的程度。当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成为提升区域旅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且高效运行的旅游经济活动对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产生高度依赖时,两者才能耦合互动。而协调度是对两者紧密配合状态程度的度量,其大小取决于两者之间和谐一致的程度。区域内旅游公共服务越完善、旅游效率越高效且二者能够相互促进、协同演化,其协调度就越高。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由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的内涵可知,二者均包括复杂多样的各种要素。本文基于数据真实性、可获得性,遵循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等原则,在参考众多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本文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是由旅游公共环境系统、旅游娱乐服务系统、旅游人力资源保障服务系统、旅游基础设施服务系统、旅游公共信息服务系统、旅游公共交通服务系统、旅游安全保障服务系统7个维度,共35个指标组成;而旅游效率指标体系是从投入—产出的视角出发涵盖10个指标。
表1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内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文中所采用的统计数据都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在使用中,运用加权平均法或趋势外推法补齐少量缺失数据。
(三)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在讨论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时,要先分别对它们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本文借鉴学者所利用的熵值法对旅游公共服务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熵值法相较于主观赋值法更加客观,可以更合理精确地得出指标权重值。计算过程如下: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地区指标值的比重:
(公式)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
(公式)
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
(公式)
DEA方法可以有效评价多投入和多产出决策单元效率。本文采用DEA模型分析方法评估旅游效率体系。设要评价K个省份的旅游效率,并假设评价指标体系为L种投入指标,M种产出指标。设xjl代表第j个省份的第l种资源的投入量,yjm代表第j个省份的第m种产出量。第n(n=1,2,…,K)个省份,有如下形式的DEA应用模型:
(公式)
其中,θ(0<θ≤1)为综合效率;s(s≥0)为松弛变量;s+(s+≥0)为剩余变量;λj(λj≥0)为权重变量;ε为非阿基米德无穷小量;e1T=(1,1,⋯,1)∈Em和分别为m维和k维单位向量空间。θ=1表明该省份的旅游效率运行在最优生产前沿面上,该省份旅游活动的产出相对于投入而言达到了综合效率最优。若θ的值越接近1,则表示第n个省份的旅游效率的综合效率就越高,反之,就越低。
(四)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是指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以至协同的现象。耦合度是对系统或要素彼此相互作用程度的度量。为了能够有效分析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本文借鉴相关文献和资料,构造了能够较全面反映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协同效应的耦合度评价模型,即:
(公式)
其中,C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耦合度,C值介于0~1之间,C值越大,两个系统及内部要素之间的耦合水平越高。当C=1时,耦合度最大,两个系统内部达到最佳耦合状态;当C=0时,两个系统内部处于无关状态。U1为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U2为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将耦合度划分为5个阶段:0.8~1为高度耦合阶段;0.6~0.8为中度耦合阶段;0.4~0.6为低度耦合阶段;0.2~0.4为不耦合阶段;0.0~0.2为高度不耦合阶段。
协调度是对二者紧密配合状态程度的度量。一般情况下系统发展水平均较高时的耦合度也会较高,而耦合度模型中会出现当两个系统发展水平都较低时,反而两个系统耦合度却较高的假象。故在此引入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模型,以此来评判两个系统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即:
其中,D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协调度,D值介于0~1之间,D值越大,两个系统之间协调状况越好。当D=1时,协调度最大,两个系统达到最佳协调状态;当D=0时,两个系统处于无关状态。C为二者的耦合度;T为反映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协调效应的综合协调指数;U1和U2分别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综合评价值;α和β为待定系数,且α+β=1。因在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二者协调过程中,二者相互影响及作用程度不同,同时,考虑到二者地位情况,最后确定α值为0.6,β值为0.4。
为更好地呈现两个系统的协调发展情况,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10个等级(见表2)。
表2协调度等级划分
三、实证分析
(一)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1.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根据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公共服务数据分析可得2008-2017年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选用2008、2012、2017年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对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时序分析(见图1)。总体看来,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有小幅度的提升(综合评价值均值:2008年(0.304)、2012年(0.327)、2017年(0.353)),但是各省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有明显差异(标准差:2008年(0.155)、2012年(0.165)、2017年(0.180)),且呈现地区梯度差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东部地区的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均远高于均值;山西、安徽、河南等中部地区发展较平稳,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与均值的差距小;甘肃、青海、宁夏等西部地区的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值远低于均值。主要是因为东部地区区位条件优越,交通便利,经济基础较好,更有利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而中西部地区其区位条件和经济基础对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图1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2.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根据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效率数据分析可得2008-2017年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选用2008、2012、2017年的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对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时序分析(如图2所示)。总体看来,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效率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且个别省份增幅较大(综合评价值均值:2008年(0.260)、2012年(0.345)、2017年(0.552)),但各省份增长速度存在差异(标准差:2008年(0.203)、2012年(0.214)、2017年(0.269))。通过分析可发现,北京、上海、广东等的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均远高于均值,且较平稳;浙江、安徽、福建、四川等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值均高于均值,且增幅较大;而甘肃、青海、宁夏等的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平均值远低于均值。主要是因为四川、云南等依托自身优势精准定位,促进了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实现了旅游活动的高效运行。
图2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二)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耦合协调分析
根据前述的研究方法,并基于耦合协调度值与划分等级,本文分别计算了2008、2012、2017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两个系统各自的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以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再通过利用空间可视化表达对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以说明全国不同地区协调度格局演变过程。由分析得知,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由失调向协调转变的发展趋势,绝对差距呈现缩减趋势。
1.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耦合关系分析
通过对2008、2012、201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耦合度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发现,河北(0.397~0.560)、宁夏(0.326~0.491)历经了从不耦合到低度耦合的进步;广东(0.547~0.621)经历了从低度耦合到中度耦合的进步,天津(0.461~0.352)和贵州(0.428~0.375)历经了从低度耦合到不耦合的退步;其余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耦合阶段没有显著变化,其中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处于低度耦合阶段,而甘肃(0.272~0.397)一直处于不耦合阶段。河北、宁夏、广东耦合程度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的增幅大于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指数的增幅),而天津和贵州耦合程度的减弱则主要是因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完善度与旅游效率快速提高不匹配(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增幅超2倍,而旅游公共服务综合发展水平无显著变化)。另外,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旅游业发展较好省市的耦合度值相对较高,因为这些区域内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相对健全。耦合度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差在研究时段内已从0.275降到0.224,绝对差距表现出缩减趋势,耦合度的地域差异表现不是很突出。
2.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协调关系分析
通过对2008、2012、2017年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协调度进行空间可视化表达发现,在研究时段上,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协调度的数值跨度为0.148~0.782,包含7种协调类型(从中级协调到严重失调)。
2008年失调类型占类型总数的比重为83%,25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属于失调类型,只有北京(0.511)、上海(0.548)、江苏(0.505)、浙江(0.507)、广东(0.672)达到了协调类型。其中,仅广东属于初级协调类型;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属于勉强协调类型;辽宁(0.434)、福建(0.404)、山东(0.418)属于濒临失调类型;天津(0.372)、河北(0.321)、山西(0.329)、内蒙古(0.315)等17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属于轻度失调类型;海南(0.265)和新疆(0.286)属于严重失调类型;甘肃(0.158)、青海(0.184)、宁夏(0.148)属于极度失调类型。2012年失调类型占类型总数的比重下降到80%,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属于失调类型,北京(0.513)、辽宁(0.502)、上海(0.559)、江苏(0.517)、浙江(0.526)、广东(0.739)达到了协调类型。其中,仅广东属于中级协调类型;北京、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属于勉强协调类型;天津(0.412)、安徽(0.404)、福建(0.429)、山东(0.447)、陕西(0.442)、湖北(0.456)、湖南(0.462)和四川(0.439)和新疆(0.427)属于濒临失调类型;河北(0.350)、山西(0.340)、内蒙古(0.343)、吉林(0.352)、黑龙江(0.365)、河北(0.348)、河南(0.351)、重庆(0.324)、贵州(0.315)、广西(0.326)和江西(0.362)属于轻度失调类型;海南(0.274)属于严重失调类型;甘肃(0.170)、青海(0.182)、宁夏(0.156)属于极度失调类型。2017年失调类型占总数的比重大幅下降至53%,属于协调类型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增加到14个。其中,广东(0.764)达到了中级协调类型;北京(0.623)、上海(0.603)、浙江(0.608)、四川(0.612)属于初级协调类型;河北(0.503)、辽宁(0.504)、江苏(0.527)、安徽(0.519)、福建(0.532)、湖北(0.506)、陕西(0.521)、山东(0.546)和河南(0.528)属于勉强协调类型;天津(0.420)、山西(0.404)、内蒙古(0.412)、吉林(0.405)、黑龙江(0.412)、重庆(0.466)、贵州(0.425)、湖南(0.458)、江西(0.435)、广西(0.446)和云南(0.426)属于濒临失调类型;新疆(0.335)属于轻度失调类型;海南(0.295)、甘肃(0.201)属于严重失调类型;青海(0.193)、宁夏(0.195)属于极度失调类型。由此可知,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一定提升,且耦合协调的差异性逐渐减弱,但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发展速度及层次仍然有一定差异,其主要原因表现为国家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及交通状况、旅游业发展速度、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等有一定差异。
(三)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综合发展水平矩阵分析
为更好明确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协调度层次,采用均值法求出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值,构建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综合发展水平矩阵图,具体分析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2008年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综合评价值的均值分别为0.304、0.260。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北京、辽宁位于第一象限,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的综合评价值均高于此阶段的平均水平。天津、贵州、福建、云南、黑龙江、陕西位于第二象限,旅游效率发展水平较高,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低。宁夏、青海、甘肃、新疆、海南、江西、山西、安徽、广西、吉林、内蒙古、重庆位于第三象限,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发展水平均低于此阶段的平均水平。山东、河南、河北、四川、湖南、湖北位于第四象限,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高,而旅游效率低于平均水平。
图32008年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矩阵分析
由图4可知,2012年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综合评价值的均值分别为0.327、0.345,两系统的综合评价均值相较于2008年都有所提高。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辽宁、四川、福建位于第一象限,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的综合评价值均高于此阶段的平均水平。天津、云南、广西、黑龙江、陕西、吉林、重庆、贵州位于第二象限,旅游效率发展水平较高,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低。宁夏、青海、甘肃、新疆、江西、山西、海南、内蒙古位于第三象限,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发展水平均低于此阶段的平均水平。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安徽位于第四象限,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高,而旅游效率低于平均水平。
图42012年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矩阵分析
由图5可知,2017年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综合评价值的均值分别为0.353、0.552,两系统的综合评价均值都有所提高,旅游效率系统增幅比旅游公共服务系统较大。广东、上海、北京、浙江、四川、安徽、辽宁、湖北位于第一象限,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的综合评价值均高于此阶段的平均水平。天津、贵州、陕西、福建、云南、广西、吉林位于第二象限,旅游效率发展水平较高,而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低。宁夏、青海、甘肃、新疆、海南、江西、山西、内蒙古、黑龙江、重庆位于第三象限,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发展水平均低于此阶段的平均水平。山东、河南、河北、湖南、江苏位于第四象限,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较高,而旅游效率低于平均水平。
(四)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耦合协调影响因素分析
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的耦合协调发展是内、外驱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上面分析的内部驱动力起基础作用,下面提到的外部驱动力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图52017年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矩阵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为旅游公共服务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是旅游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各区域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耦合协调度在省域间存在差异的缘由。此外,区域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对外开放程度和历史因素也影响了各省份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
2.政府的相关政策
政府政策包括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大开发”等国家宏观政策的出台对我国省域间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的调控和布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具体省情,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扶持和宣传政策,促进区域内自身旅游效率的提高和旅游公共服务的完善。
3.市场运行的规律
各省域的旅游资源在开发时间、开发力度、禀赋、旅游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各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导致旅游生产投入要素和旅游公共服务在区域内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进而影响到了旅游效率和旅游公共服务之间的耦合协调性。此外,省域的基础设施如通讯、医疗、教育、交通等方面投入的不同,旅游公共服务资源和旅游财政支持力度不同,也会为旅游公共服务和旅游效率二者的耦合协调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
四、结论
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发展态势,但增幅较小。各省份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速度和程度有明显差异,且呈现地区梯度差异。在研究时段内,综合发展水平均值由0.304增长到0.353,标准差由0.155递增到0.180。2008-2017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旅游效率发展水平呈现波动发展态势,且上升态势明显,个别省份增幅较大。各省份增长速度存在差异。在研究时段内,综合发展水平均值提高超200%,由0.260增长到0.552;标准差呈现提升态势,由0.203递增到0.269。
从旅游公共服务系统与旅游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格局分析可知,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耦合协调度均有所上升,总体向协调趋势演变,且耦合协调的差异性逐渐减弱。但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发展速度及层次仍然有一定差异,其主要原因表现为国家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位及交通状况、旅游业发展速度、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建设等存在一定差异。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区位优势的发挥、旅游资源开发等,各省份耦合协调度差异逐渐缩小且发展趋势趋同。
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矩阵可以看出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耦合协调度的演变过程和位置层次,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差异逐步减小,印证了耦合协调度格局的演变趋势。可以看出旅游公共服务与旅游效率发展水平“双高”的省份先是集中在东部地区,且数量较少;而后“双高”的省份数量逐渐增多,且中部地区也有分布。
为提高不同区域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首先,国家应出台一系列促进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对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进行顶层设计并提出新的方向,提高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能效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其次,地方政府应对旅游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加大建设力度,均衡区域发展水平;最后,相关部门应规划适宜的旅游发展建设计划,以人为本,因地制宜,提高旅游资源开发的有效性和旅游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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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3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更指出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旅游业作为当前乡村发展的朝阳产业,是我国许多乡村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与乡村振兴总体要求呈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1]。
2024-02-23我国乡村休闲旅游自20世纪80年代“旅游扶贫”的单一经济功能起步,就被民族地区作为发展经济、脱贫致富的重要依托产业[1],被赋予多种功能、多重使命,综合效益、多元价值不断显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对乡村振兴的各项决策都同步对乡村休闲旅游部署。
2024-02-20风景名胜区是融合了自然和文化且独具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类型[1,2]。我国风景名胜区自1982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至今,共设立了9批、244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和800多处省级风景名胜区[3,4]。纵观其发展历程,短短40年间经历了源起、建设、规划管理和理性建设4个时期[5],风景名胜区的发展建设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建立贡献了重要力量。
2024-01-24依托乡村振兴、产业扶贫致富等 “三农” 政策,乡村创业得到了蓬勃发展[1]。目前在农村地区开展的乡村旅游创业质量与层次普遍不高[2],本地居民创业者为提升经营知识储备以及增强企业成长发展动力,通过建立基于乡村旅游产业的商业关系,并重视与游客的互动以及与其他经营者的商业合作[3],以获取经营相关的异质性知识[4]。
2024-01-24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产业复苏有助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扩大对外开放和促进就业。作为一种政府干预手段和工具,旅游政策能够调控危机,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促进旅游的高质量发展[1]。2022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将旅游业作为重点帮扶行业。各地方政府及文旅部门也积极响应,为推进旅游产业复苏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2024-01-09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原先的物质文化需要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在全民健身的大背景下人们逐渐转向精神文化需求,而作为朝阳产业的体育产业逐渐吸引了人们的眼球。2014年10月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增加就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文化竞争力。
2024-01-05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战略逐渐引起广泛关注。体育旅游作为现代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通过挖掘和整合旅游、文化、体育等相关资源,将其融合发展成为体育旅游综合体,成为乡村振兴中的新兴产业,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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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旅游研究
期刊人气:1214
主管单位:云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昆明学院
出版地方:云南
专业分类:文化
国际刊号:1674-5841
国内刊号:53-1212/K
邮发代号:64-7
创刊时间:1990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大16开
见刊时间:4-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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