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年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过去经济全球化持续几十年的繁荣发展,全球经济至此进入深度调整期。此间,世界经济不仅表现为前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形成的推动力逐步衰弱,与此同时,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相伴随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以往作为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表现相对欠佳,致使其在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不断兴起单边主义、霸凌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且不断有新的表现。特别是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频繁挥动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不断升级对华贸易摩擦,并以所谓的“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等为借口对中国进行指责并落实到实际行动,突出表现为从“301调查”到“中兴事件”再到“华为断供”等一系列举动。而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和爆发,更是让处于“重灾区”的美国进一步丧失理性,变本加厉地升级对华经贸摩擦,突出表现为不惜举全国之力乃至采取威胁其他跨国公司的方式,力图绞杀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华为。从本质上看,美国固然是假借“窃取知识产权”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经贸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从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看,虽然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了制造业的长足发展,但规模的快速扩张并未逻辑地带动“筋骨之强”(金碚,2016)。目前,中国制成品出口在关键技术领域仍然存在许多“卡脖子”现象,从而导致真实技术复杂度或者说国内技术复杂度不高问题(姚洋和张晔,2008),正是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业发展之痛。而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17年发布的《2017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全球价值链中的无形资本》显示,在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企业制成品生产和销售的三分之一价值增值来自于品牌、外观设计和技术等“无形资本”。这一报告首次为“无形资产在国际制造业中发挥关键作用”提供了直接的量化证据,一定程度上说明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根本之道,就在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据此可见,无论是从应对经济全球化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角度看,还是从提升中国创新能力和水平,进而在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中实现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的现实需求角度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已然成为新阶段中国开放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正是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和需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重要国际国内场合强调和重申,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其中就包括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愿意同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习近平,2019)。

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以国家、行业层面的研究为主,中国省份地区众多,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等存在显著差异性。如果说,创新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主要作用机制的话,那么由于现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相关性研究所得结论和观点并非一致,即部分学者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显著正相关(Yi和Naghavi,2017),而另外有学者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负相关或者相关性很小(Lee和Kamal,2011),如此就提出了一个很有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课题: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吗?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其中的主要作用机制是什么?遗憾的是,针对上述重要命题的现有研究文献还较为罕见。鉴于此,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形成相应的机制假说,并进一步利用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对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认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因素,而且对于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角度,探寻新时期实现制造业强国、贸易强国目标进而促进中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政策含义。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有研究指出,制度质量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戴翔和金碚,2014)。基于上述意义,由于知识产权保护通常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属性,即产权安排机制属性、创新激励机制属性、有效的市场机制属性,从而有助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就产权安排机制属性而言,因其赋予创新成果财产权,使创新者的权益得到合法保护,使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得到有效抑制,确保了创新者的创新收益,对创新者具有保护功能。就知识产权创新激励机制属性而言,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激励机制属性有效激发了创新者的创新热情,推进了创新成果的产业化运用,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就有效的市场机制属性而言,因其会促进市场竞争的公平化和有序化,营造良好的社会交易秩序,促进创新成果的交易与转化运用;同时,知识产权的公开功能,降低了研发资源的重复投入,使创新资源得以合理高效配置,有利于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现有研究也发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融入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嵌入通过“干中学”效应、技术溢出转移效应、技术创新倒逼效应等能显著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全球价值链的融入对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刘琳,2015)。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1: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正向的直接促进作用。

知识产权保护除了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重要属性,从而直接影响着出口技术复杂度之外,还会通过作用于其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因素,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间接作用。在现有文献所揭示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关键因素中,我们认为,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从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作用。

技术创新是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根本,而知识产权保护是激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扩散的重要制度安排,是企业创新的制度保障,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激励国内出口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加快专利申请,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为出口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有利于出口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Hudson和Minea,2013),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能增加企业的创新投入(徐晨和孙元欣,2019),推动技术创新本土化,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仿制企业的模仿成本,使创新企业减少研发溢出损失,获得超额利润,激励持续性创新(Gangopadhyay和Mondal,2012),同时也倒逼更多的出口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但是另一方面,对于自身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不高、自主创新实力不强的出口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抑制了仿制技术的产品出口,反而会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徐晨和孙元欣(2019)认为企业具备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是释放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红利的重要先决条件。与此同时,部分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出口企业,因专利技术产业化-产品化-市场化需要经历一个过程,甚至因为专利质量不高等原因导致产业化-产品化-市场化的失败,无法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所以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刺激技术创新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不确定性。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2:知识产权保护通过技术创新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降低产品和技术被模仿的风险,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增加跨国公司技术研发环节的进入,有利于激励跨国公司转入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学习效应、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人力流动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Katharina和Stephan,2016)。但是,另外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产生的技术垄断性,会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延长技术更新周期,不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快速提升。东部地区现有的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产品技术含量并不高,外资进入时看中了东道国的政策红利、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原材料优势,并没有将技术研发环节、高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放在东道国。故而,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作用存在不确定性,需要进一步验证。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3: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作用存在不确定性。

贸易开放能带来“技术外溢效应”“技术倒逼效应”“干中学效应”“竞争效应”等,贸易开放程度越高,越能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Coe和Helpman,1995)。贸易开放是发展中国家获取国际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更多的技术密集型产品(Canals和Sener,2014),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进口贸易促进中间产品贸易的技术升级效应推动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美贸易谈判的核心问题,在知识产权强保护背景下,出口贸易具有技术倒逼效应,倒逼出口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的自主可控。知识产权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标配”,未来知识产权的竞争是出口贸易竞争的核心,离开知识产权的保驾护航,出口产品很难立足于国际市场。贸易开放过程中的“干中学效应”“竞争效应”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也会产生正的作用。由此,本文提出:

假说4: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贸易开放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的间接作用。

三、模型、指标与数据说明

1.计量模型的设定

为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作用,基本模型设定如下:

lnetsit=α0+α1lnippit+φlnXit+μi+εit(1)

其中,i、t分别表示地区、年份,etsit表示i地区t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ippit表示i地区t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Xit表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技术创新水平(stiit)、外商直接投资水平(fdiit)、贸易开放度(itoit)等。

为深入分析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间接作用,模型引入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及其交互项,Znit代表引入交互的以上变量的简称,扩展模型设定为:

lnetsit=α0+α1lnippit+φlnXit+∑βnlnippit×Znit+μi+εit(2)

为分析区域异质性,本文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分别纳入模型,设定区域异质性模型为:

lnetsit=α0+α1lnippit+φlnXit+∑βnlnippit×Znit+γnlnippit×I(lxit)+μi+εit(3)

其中,I(lxit)是一个示性函数,当lxit≥q,I(lxit)=1,否则为I(lxit)=0。lxit具体包括地区差异划分(prdit)、经济发展水平(ecoit)、金融发展水平(finit)和人力资本水平(hclit)。

2.变量与数据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出口技术复杂度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参照Hausmann等(2007)和代中强(2014)的测算方法,根据各年度各省市分产业的出口数据和人均生产总值计算得出,数据分别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具体计算公式如下(4)和(5)所示:

（公式）

其中,etsi为i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petsk为k产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xik为i省k产业的出口额,Xi为i省的出口总额,Yi为i省人均生产总值。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之一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各省市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由立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执法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相乘而得到。其中,知识产权保护立法水平的度量包括知识产权保护覆盖范围、国际条约成员情况、执法机制、保护期限以及权利丧失的保护五个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的度量包括执法力度、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社会法制化水平、法律体系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监督制衡机制六个方面,具体的度量指标、赋值标准和数据来源参考关成华等(2018),本文经过数据整理后测算而得各省市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之二为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sti)的交叉项,包括技术创新产出与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或称专利产出,til)采用各省市的专利申请量来表征,数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技术创新投入(或称研发投入,rdl)以各省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之三为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交叉项,外商直接投资以各省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核心解释变量之四为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开放度(ito)的交叉项,贸易开放度以各省市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重来表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其他变量。

将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同时作为主要控制变量放入计量模型。在门槛模型中,另外选取了地区差异划分、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作为其它控制变量加入计量模型。其中,地区差异划分按照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分类标准,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征;金融发展水平以各省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贷款余额之和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人力资本水平用各省市劳动者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征,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本文采用了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4-2017年的面板数据,未包含西藏、香港、澳门和台湾。

四、实证结果分析

由样本数据的描述统计(表1)可知,出口技术复杂度(lnets)均值为16.79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lnipp)均值为1.134,技术创新分为专利产出和研发投入:专利产出水平(lntil)均值为9.727,研发投入水平(lnrdl)均值为13.982。在具体模型选择变量时经过共线性检验(检验方差膨胀因子),同时计量软件尝试回归模型变量自动检验共线性变量,最后确定的模型已排除了变量共线性问题。

1.基准回归

经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后,采用多元回归(OLS)、固定效应模型(FE)、双向固定效应模型(FE)以及面板广义最小二乘估计(GLS)方法进行基准估计。

基准估计(表2)结果显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呈显著的正相关,即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1单位,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1.758单位,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正的直接影响,而且边际影响系数比较大,也反映出当前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影响效果比较好。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正的促进作用,假设1得证。

表1描述统计

此外,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研发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即研发投入提高1单位,出口技术复杂度提高0.677单位,说明目前提升我国企业的技术研发投入水平有助于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2.间接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进一步将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包括专利产出和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以验证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等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作用。

间接作用的估计结果(表3)显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知识产权保护、研发投入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与贸易开放度呈显著的负相关。知识产权保护与专利产出水平、研发投入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交互项系数均为负,而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大部分具有显著性。由此说明,第一,知识产权保护与专利产出水平、研发投入水平的交互影响阻碍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反映了我国技术专利产出质量不高而且研发投入效率较低,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质量未能真正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时我国低质量的专利产出反而拖累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故而,培育高价值专利,专利创造实现从“数量布局”到“质量提升”的转变,对于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意义重大,假设2得证。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影响(模型2-4、2-6),但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阻碍了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反映了知识产权保护下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拉动效应不明显,目前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没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高技术项目来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升级,反映了我国吸引高质量的外资较少或者国外高技术的项目对我国封锁比较严,另一方面,在知识产权强保护下,跨国公司可能会对东道国进行技术垄断,为获取更大利润而自发延长技术更新周期,不利于东道国技术创新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假设3得证。第三,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开放度的交互项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显著为正(模型2-5),反映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开放有助于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升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高贸易开放度,通过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干中学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出口贸易的“技术倒逼效应”“竞争效应”等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假设4得证。

表2基准估计结果

表3间接作用的估计结果

3.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了分位数回归和动态面板的GMM估计方法进一步检验实证结果,表4呈现了部分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4稳健性结果

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呈显著的正相关,在加入技术创新水平(专利产出、研发投入)等交互项时结果交互影响仍为负的。同时表现出知识产权保护越弱,技术创新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越小,呈现递减趋势。

动态面板GMM估计结果显示,出口技术复杂度与知识产权保护呈显著的正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直接影响效应明显且稳健。在加入专利产出水平、研发投入水平交互项时方向不变且交互影响一致,加入贸易开放度交互项时影响效果显著且交互影响一致,加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交互项时结果不太显著。总体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间接影响效应结果稳健。

4.进一步拓展分析

我国幅员广阔,区域差异明显,地区之间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会对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具有不同的作用。代中强等(2015)利用全球6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实证结果发现,针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分别是正的线性关系和“U”形关系,即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赖敏和韩守习(2018)选取128个国家2000-2015年数据实证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复杂度整体影响呈“U”型,但在发达国家呈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即从国际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对不同国家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存在差距。我国省份较多,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执法力度存在较大差异性,区域间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不同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性。围绕区域异质性,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检验。首先,根据我国省级区域分类(传统的东中西部)进行回归,检验不同经济地区的影响差异。其次,选择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等主要变量的分位值设定门槛(有效的均值25%、50%、75%分位值),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检验。

区域异质性结果(表5)中,区域直接作用模型显示(模型4-1),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呈显著的正相关,加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区域交互项呈显著的负相关,说明经济越发达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越小,而经济越不发达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越大,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外资数量较大,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使外资企业形成技术垄断,阻碍技术进步,降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而对于中西部地区,外资相对较少,技术垄断性小,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代中强,2014),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

加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差异的检验结果显示,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金融发展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中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存在不同的影响作用。具体而言:第一,在区域异质性中,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也不同,经济发展差异影响着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的发挥,经济发展的交互影响呈下降趋势并且具有反转效应。第二,金融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交互影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负向作用,说明目前的金融对实体经济技术创新和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并不理想,金融游离于实体经济以外的现象比较严重。第三,人力资本水平与知识产权保护交互影响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区域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交互影响呈下降趋势。

五、结论及启示

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主要表现的扩大开放举措,在中国开放发展新阶段,能否成为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而实现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的政策举措,是当前中国开放发展所需回答的重要问题。此外,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水平和执法力度等都存在差异,导致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区域间异质性,而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性,可能会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不同影响。鉴于此,本文利用2004-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表明:第一,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显著的正相关,即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正的直接作用。第二,知识产权保护还会通过影响其他因素,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产生间接作用。具体而言,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贸易开放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的间接作用,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作用并不理想。第三,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经济越发达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越小,而经济越不发达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作用越大。

表5区域异质性检验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主动扩大开放、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战略举措之一,尤其是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区块链技术赋能知识产权保护,推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对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扩大开放战略举措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撑,为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现实指导。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所产生的直接作用,意蕴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性,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以及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是新时代我国出口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抢占全球价值链“智高点”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贸易开放度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正的间接作用来分析,意味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好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坚持走高水平对外开放之路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非常关键。从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间接作用并不理想来分析,需要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鼓励外资企业将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环节引入国内,加大高价值专利的培育,加快专利技术产业化-产品化-市场化的进程,才能有效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从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区域差异性来分析,现阶段不同省域层面采取合理的差异性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我国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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