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共同富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在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中,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也是乡村工作的切入点,实施“三变”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发展乡村经济,促进产业振兴。经过数年的实践,甘肃的“三变”改革已经取得显著成绩,S村是甘肃“三变”改革的一个缩影。自2018年至今,该村依托本村特色农业资源,积极推动“三变”改革,实现了农民增收、集体富裕、基础设施完善、乡村治理优化,但对于改革中的生态破坏、人才匮乏、市场不足等问题不应回避,政府、企业、乡村社会应当通力合作,共同克服困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实现共同富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努力,不断缩小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收入差异。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要经历不同的阶段,每一阶段的任务和难点也不尽相同。民族乡村地区的共同富裕关系到地方社会的繁荣稳定,因此实现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依然在农村,为了弥补农村发展的短板,党和国家提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二者共同承载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缩小区域、群体、城乡发展差距的使命,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重大战略举措[2]。脱贫攻坚的胜利标志着我国的绝对贫困现象已经成为历史,尤其是农村地区脱贫工作的顺利推进,为我国共同富裕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乡村振兴与“三变”改革
2017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3]这五点既是要求也是目标,更是农村工作开展的指导性意见。2019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了“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产业根植于县域,以农业农村资源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以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路径,地域特色鲜明、创新创业活跃、业态类型丰富、利益联结紧密,是提升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产业。”[4]产业兴旺并不局限于农业的发展,而是包含三产融合、功能多样、质量取胜的现代农业产业兴旺与发展[5]。产业兴旺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物质和财富基础。“三变”改革是新形势下我国乡村振兴路径的一次重要探索。“三变”具体是指将农村的各种闲置资源转换属性,使之成为村集体所有的资产;资金变股金是指将村集体部分资金投入到村集体的生产经营中,通过经营让村民和集体从中获利,增加收入;村民的身份转变为股民,把个人所掌握的资源或者技术入股到经营主体,成为股东参与分红。
二、S村“三变”改革实践过程
截至2017年底,甘肃省各市(州)县共探索出五十余种“三变”模式,如康县“三变+乡村旅游模式”、临泽“三变+戈壁农业模式”、陇西“三变+药材模式”、古浪“三变+特色养殖模式”等。借助国家的“三变”政策,肃南县也因地制宜地推进改革,并出台政策推动各乡、村进行“三变”改革。肃南县多次组织村干部到外地学习和考察,数次的学习让S村干部们意识到要想改变本村的发展困境,就必须积极探寻新的出路,而“三变”改革就是最好的契机。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工程,要解决和处理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巩固好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就必须坚持党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要在不断摸索、探寻中构建起乡村治理的新格局[6]。基层党组织作为农村社会治理中的核心,他们的决策直接关系到村庄的发展。
2017年底和2018年初,当地政府再次组织各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先后两次到外地学习。第一次是“三变”改革经验学习,第二次则是学习产业发展,外出学习回来后,村两委召开会议,对两次外出学习的经验进行分享。经过数次会议后,村两委初步形成统一认识,决心响应省政府号召,效仿贵州实施“三变”改革,初期将文冠果种植作为主要产业。村两委统一意见实施“三变”改革后,随即召开村民代表大会,讲解外地“三变”改革经验,以及本村“三变”改革的设想。会后,党员带头入户讲解一些细节,力争消除村民心中疑虑,同时对于村民的意见进行收集和整理。
针对村民提出的问题,村干部积极协调落实,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细化改革的各个步骤。首先,村党支部制定了规范的合同样本,明确地注明合作方式、合作期限、甲乙双方的责任与义务、分红方式等等。其次,建立监督机制,由乡党委、村党支部、村民代表三方组建监督小组,强化监管,确保“三变”改革在规范透明中运行。最后,村党委积极向县乡两级政府争取资金,利用政府的专项扶持基金,在不改变资金所有者的前提下替村里困难家庭入股。为进一步消除村民心中顾虑,村干部到县、乡相关部门积极争取资金,提前平整荒地,村两委以土地入股,村委的行为让村民看到村干部改革决心,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提出入股合作社。正如村民所言“有了土地作为担保,我们的心才踏实”。为进一步保障村民权益,消除村民心中疑虑,在镇党委和政府的监督下,合作社为村民颁发股金证,作为入股的凭证。
2018年5月29日,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沙海林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式成立。合作社成立之初便利用筹集到的资金,将合作社所属的荒地平整出200亩,铺设滴灌设施,同时引进一年以上的文冠果树苗。其中,150亩种植文冠果和梭梭树,同时地下种植锁阳,形成地上文冠果,地下锁阳基地,剩余50亩土地承包给本村村民种植苜蓿等经济作物,租金统一交到合作社。2019年初,经过一年的实践,合作社完成身份界定、入股、融资、股金证发放等工作,运营步入正轨,入股合作社的农户增加至80户。合作社第一次分红,实现收益1万元。其中集体收益分红5100元,股民收益分红4900元,覆盖80余户。2019年冬,应村民要求合作社再次公开募股,S村尚未入股的村民悉数加入合作社。2020年,在“村集体+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基础上,S村又积极探索“集体自筹+项目支持”模式,选购优质品种的细毛羊母畜,按合作社计划统一分配给各户进行分散养殖,确保全村人均2只细毛羊,根据合作社章程产畜收益51%用于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49%用于村民分红。随着“三变”改革模式的多元化,村民的收入日益增加,主观能动性也逐渐被调动,S村逐步实现了农村产业振兴。
目前,S村正在以戈壁农业、特色种植等产业为重点,不断创新方式,探索经验,发展多元产业,不断为村民丰富增收渠道。
三、现实困境分析
“三变”改革在西北地区的实践同样受到各村的现实情况的制约,发展面临的困境不言而喻。从人的角度看,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观念保守,部分村民对于“三变”改革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对改革缺乏信心;二是人才的匮乏,虽然改革正在有序推进,但人才匮乏一直制约着改革的深化。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分析,笔者认为市场缺失是“三变”改革面临的一大困境。市场机制缺失,使得乡村经济的发展缺乏活力,动力单一,难以进行长远的发展。此外在改革中,个别村集体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很多村庄并没有挖掘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反而盲目引进一些在城市无法发展的高污染企业,增加村民收入的同时破坏了乡村生态环境。
尽管乡村振兴需要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但市场机制的力量应当是决定性的[10]。市场在乡村的发展中占重要作用,政府的指导短期内可以取得显著的成果,但从长期发展来看,市场机制的缺失严重制约乡村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本身就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如果缺乏市场机制的引导,乡村经济很难保持活力和动力,乡村经济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在农村地区,最显著的特征是一些村办企业对于政府的依赖度过高,自身的市场参与度和竞争力明显不足,一旦政府扶持政策发生改变,企业的发展就举步维艰。
随着城市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一些企业为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搬离城市,进入农村。一般情况下,从事科技等高精尖的企业不会离开城市,只有一些劳动力需求大,能耗过高,排放不达标的企业才会向农村转移。廉价劳动力和滞后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向农村转移,很多村集体在集体收益与生态保护之间往往选择前者。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十分显著,增加村集体和村民的收入,但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习近平强调:“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是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11]发展经济的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让人民群众有强烈的幸福感、满足感和获得感,而生态环境就是这一切的前提和保障。乡村社会进行“三变”改革一定要在保证生态环境不被破坏的前提下进行,否则乡村振兴无法真正实现。
四、“三变”改革破解乡村发展难题
乡村振兴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关切的问题,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尤其分布在西北地区的农村,长期的农业劳作让他们已经适应“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模式。乡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内生动力薄弱,依赖上级部门财政拨款现象十分明显[7]。近几年随着乡村干部年轻化,村民思想的不断解放,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被进一步激发,在“内生”和“外生”二元动力的推动下,村民们的主动性增强,积极谋求自身发展和乡村发展。一些村集体的资金困境开始缓解,部分村庄通过改革实现了村集体营收,村集体的活力和治理能力也随之增加。
“内生”问题是制约中国乡村高质量发展的症结所在,内生发展动力不足、内生发展能力薄弱等问题长期存在[8]。内生动力不足一直是制约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一直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村民和村委会转变观念,积极主动寻求乡村社会发展机遇。“三变”改革最重要目的就是丰富集体收入渠道,增加村民收入,转变村民观念,激发内生动力,实现从“输血”向“造血”的转变。
“三变”改革促使村民的“等、靠、要”思想发生了转变,越来越多的村民考虑如何增加自身的收入,并且把乡村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看到村委会主导的合作社取得了成功,一些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依托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创办合作社,服务社会的同时,增加了村民们的收入。S村“三变”改革试点稳步推进,激发了乡村社会中行动主体的“内生动力”,逐渐地改变了村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观点,实现了“政府本位”向“村民本位”的转变,成为实现乡振兴中的一种路径。“三变”改革的成功实践,改变了村民们的观念,增加了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提高了村民和村集体的收入水平。
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村民收入增加,村集体有固定分红,逐渐实现经济自主,基础设施建设不再完全依靠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农村问题的发生具有随机性和突发性的特点,有些问题发生后,受国家的转移支付资金拨付周期的影响,维修资金很难及时有效地到位,直接影响农业的生产活动。当村集体有固定收入后,不再单纯地依靠国家拨付,凡涉及资金支配的问题,只要村民大会通过便可实施,减少了以往的审批环节,从而做到了处理突发问题时的灵活性和高效性。
在乡村地区,尤其是偏远民族地区现代治理短板有待完善,治理水平亟须提升,是制约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绊脚石”[9]。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村民的参与不足,随着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增加,大量的青壮年离开村庄;二是治理主体单一,在乡村治理中除村委会和村民外,再无其他力量。通过“三变”改革,村庄引进企业,村民不用外出便可实现就业,兼顾家庭的同时可以参与到乡村治理中。企业的引入,丰富了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增加乡村社会的活力,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
五、结束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振兴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步骤。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本质要求,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当地“三变”改革进程中充分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村民之间通力协作,保障改革顺利进行,解决了乡村社会发展中的经济问题,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三变”改革留住了村民,引进了企业,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实现了一元向元化的转变,使得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人才短缺、市场机制不完善、生态保护难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积极进行引导,县域实施人才战略,对于返乡就业的大学生给予人才补贴,提高人才待遇和福利;对于市场机制缺失问题,政府鼓励合作社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引进外地企业参与其中,政府扮演的角色逐步淡化;同时严格把控生态问题,对于高污染和排放不达标的企业坚决抵制,生态质量是否达标成为考核乡村干部的重要指标。“三变”改革的顺利实施丰富了农民和村集体的收入,改善了乡村社会人居环境,完善了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促进了乡村振兴,推动乡村社会的共同富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经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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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优秀研究生创新项目)“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三变’改革实践”(编号:21LZUJBKYXS018)的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王存祖.共同富裕视域下乡村振兴路径探索——S村三变改革实践研究[J].西部学刊,2025,(02):7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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