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策层面,《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严格执行与财政补贴机制(如沼气发电补贴、种养结合用地政策)为产业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而“以奖代补”政策与生态补偿机制进一步激励了绿色实践。技术创新方面,牛粪沼气发电、种草养牛的资源闭环模式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并通过全生命周期碳核算量化减排效益。同时,有机认证标准与区域品牌建设(如“天山草饲牛”)构建了市场溢价空间,推动消费升级。政策引导、技术突破与市场培育的协同作用,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绿色发展生态,为畜牧业低碳转型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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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对环境问题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高,绿色养殖作为一种可持续的畜牧业生产方式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绿色养殖是指在保证食品安全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通过采用生态化、循环化、集约化的生产模式,实现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强调了环保意识、经济可行性和社会责任感的平衡关系,以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食物需求,同时减轻对环境的压力。本文将探讨绿色养殖生态养殖模式的经济与环境协同价值、政策规制驱动下的产业转型路径和绿色认证构建市场溢价空间,并结合兵团八师农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实现绿色养殖与可持续发展路径。
1、生态养殖模式的经济与环境协同价值
1.1牛粪沼气发电的技术经济分析
在兵团八师,某典型养殖场积极采用牛粪沼气发电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碳减排效益与成本控制成果。该养殖场年处理牛粪量达5.0×106kg,通过先进的沼气发电系统,每年可发电80万千瓦时。按照当地的并网政策,并网收益为0.6元/千瓦时,仅此一项每年就能带来48万元的收入[1]。
从碳减排角度看,牛粪在厌氧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甲烷,而甲烷是一种温室气体,其温室效应远高于二氧化碳。通过沼气发电系统,将原本会排放到大气中的甲烷收集并转化为电能,有效减少了温室气体排放。经核算,该养殖场每年通过沼气发电可减少甲烷排放约2.0×105kg,换算成二氧化碳当量,减排效果十分可观[2]。
在运营成本控制方面,虽然沼气发电系统的初始投资较大,约为200万元,但从长期收益模型来看,在4~5年即可收回初始投资。此后,每年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设备维护、原料运输等费用,约10万元,而发电收益稳定,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3]。
此外,沼渣沼液在有机肥生产中也发挥重要作用。经过发酵后的沼渣沼液富含氮、磷、钾等营养元素,氮磷钾转化效率较高。以氮元素为例,转化效率可达60%左右。这些沼渣沼液被加工成有机肥后,用于周边农田和果园,不仅减少了化肥的使用量,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还提高了农产品的品质和产量,实现了循环农业的价值,进一步提升了整个养殖产业链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1.2种草养牛的资源闭环实践
牧草种植与肉牛养殖之间存在紧密的生态平衡关系。在兵团八师的养殖实践中,通过合理规划牧草种植面积和品种,实现了青贮饲料自给率的大幅提升。经测算,当青贮饲料自给率从30%提升至70%时,饲料成本可降低约25%。这是因为青贮饲料相较于外购的精饲料,成本更低,且营养丰富,有助于提高肉牛的生长性能和肉质品质。
同时,轮牧模式在土壤改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某草原退化区域为例,在实施轮牧模式前,该区域土壤有机质含量仅为1.5%,土壤板结严重,植被覆盖率不足30%。经过5年的轮牧治理,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至2.8%,土壤结构得到明显改善,植被覆盖率达到70%以上。轮牧模式使得草原植被有足够的时间恢复生长,减少了过度放牧对土壤的破坏,增加了土壤的透气性和保水性,有利于土壤微生物的生长繁殖,从而促进了土壤肥力的提升。这种资源闭环实践,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还改善了生态环境,实现了经济与环境效益的双赢。
1.3碳排放核算与环境效益评估
为准确评估生态养殖模式的环境效益,建立养殖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模型至关重要。通过该模型对比传统养殖与生态养殖在甲烷排放、能源消耗等指标的差异,发现生态养殖模式优势明显。在甲烷排放方面,传统养殖模式下,肉牛养殖过程中因粪便露天堆放和饲料消化不完全等原因,每年每头牛的甲烷排放量约为100kg;而采用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牛粪沼气发电和科学的饲料配方调整,每头牛的甲烷排放量可降低至30kg左右[4]。
在能源消耗方面,传统养殖依赖大量的外部能源投入,如饲料加工、养殖设备运行等,而生态养殖通过利用牛粪沼气发电实现了部分能源的自给自足,能源消耗显著降低。利用碳足迹计算工具量化减排效果,结果显示,采用生态养殖模式的养殖场,每生产1000kg牛肉,碳足迹可减少约3000kg二氧化碳当量。
此外,生态补偿机制在养殖领域具有较大的应用潜力。随着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采用生态养殖模式的养殖场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进一步激励养殖户积极践行绿色养殖理念,推动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2、政策规制驱动下的产业转型路径
2.1《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执行痛点
在兵团八师,中小养殖户在面对《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时,承受着不小的粪污处理设施改造压力。建设一套污水处理系统或沼气池,成本通常在5万~10万元不等,而中小养殖户年收入大多在10万~30万元,这意味着此类建设成本占年收入比重可达17%~50%,对其资金流造成较大冲击。
在环保督察中,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部分养殖户存在设备闲置现象,由于缺乏专业运维知识,设备出现故障后无法及时修复,只能搁置。还有数据造假问题,个别养殖户为应付检查,篡改粪污处理数据。结合兵团属地管理特性,建议加大属地监管力度,建立定期巡查机制,对设备闲置和数据造假行为严肃处理。同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为养殖户提供设备运维培训,确保设施正常运行。
2.2财政补贴与技术帮扶体系
“以奖代补”政策在粪污资源化项目中取得了一定落地效果。在沼气发电补贴方面,兵团八师部分区域执行0.25元/千瓦时的补贴标准,这有效提高了养殖场建设沼气发电设施的积极性。但不同区域的有机肥运输补贴存在差异,一些偏远地区补贴力度相对较小,导致有机肥运输成本较高,影响了其推广应用。
基层畜牧站积极开展技术培训,培训内容涵盖养殖技术、粪污处理、疫病防治等多个方面。然而,参与率并不理想,平均参与率约为60%。部分养殖户因忙于日常养殖事务,无暇参加培训;还有些养殖户对培训内容的实用性存疑。为提高参与率,畜牧站可调整培训时间,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同时邀请专家进行现场示范,增强培训的实用性和吸引力。
2.3种养结合用地政策创新
养殖用地与配套消纳用地比例要求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定难点。一方面,确定合理比例较为复杂,需综合考虑养殖规模、养殖品种、土地肥力等多种因素;另一方面,土地流转涉及多方利益,协调难度较大。
在兵团土地流转政策助力种养一体化项目中,有成功应用案例。例如某养殖场,流转了一定面积土地用于饲草种植。饲草种植面积与养殖规模的匹配计算公式为:饲草种植面积(亩)=养殖肉牛数量×每头牛年需饲草量(1000kg)÷每亩饲草年产量(1000kg)。通过该公式,可根据养殖规模精准规划饲草种植面积,实现种养结合的科学布局,既保障了养殖所需饲料供应,又解决了粪污消纳问题,推动了产业可持续发展。
3、绿色认证构建市场溢价空间
3.1有机牛肉认证标准体系
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技术规范中,养殖环节涵盖247项严格指标,旨在确保有机牛肉的高品质与安全性。其中,抗生素禁用期的延长对出栏周期影响显著。规定养殖过程中严禁使用抗生素,若牛只生病,需经过较长的停药期,这使得出栏周期延长2~3个月。
与欧盟[5]、美国[6]认证标准相比,存在一定差异。欧盟标准在动物福利方面要求更为细致,如牛只活动空间、养殖密度等规定更为严格;美国则在饲料来源把控上更为严苛,强调饲料的有机认证比例。这些差异反映出不同地区对有机牛肉认证的侧重点不同,但共同目标都是保障消费者能购买到绿色、安全、高品质的牛肉产品,也促使养殖企业不断提升养殖标准与管理水平。
3.2消费升级驱动价格形成机制
绿色牛肉价格模型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盒马生鲜等渠道,20~35元/kg价格区间的绿色牛肉消费画像呈现出特定特征。消费者多为中等收入群体,年龄在25~45岁之间,注重生活品质,对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关注度高。他们愿意为绿色、有机的牛肉产品支付更高价格。
从2024—2025年电商平台销售数据来看,冷链物流成本在终端价格中的占比有所变化。初期,冷链物流成本占终端价格约15%~20%,随着电商平台规模扩大和冷链技术发展,占比逐渐降至10%~15%。这一变化使得绿色牛肉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进一步推动了绿色牛肉市场的发展。
3.3区域品牌价值提升策略
以“天山草饲牛”地理标志为例,其品牌溢价率较普通牛肉高38%。品牌使用费征收标准根据养殖规模而定,每年收取50~100元/头牛,用于品牌推广与维护。
质量追溯体系建设成本方面,前期投入50万~100万元用于搭建追溯平台和设备购置,后期每年运营维护成本10万~20万元。通过严格的品牌管理和质量追溯体系,“天山草饲牛”提升了品牌形象和市场认可度,不仅增加产品附加值,也为当地养殖户带来了更高收益,有力推动了区域绿色养殖产业发展。
4、结论:构建三位一体的绿色发展生态
实现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需构建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市场培育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在此基础上,可探索建立畜牧业碳账户管理制度框架,量化养殖场碳减排成果,并给予相应激励。
生态养殖模式对兵团新型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产业融合示范园区规划时,应涵盖生态养殖、沼气发电、有机肥生产、牧草种植等环节,形成完整产业链。同时,融入旅游、科普等功能,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为兵团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产业支撑,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良性互动。
此举措通过构建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与市场培育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不仅显著降低了畜牧业碳排放、提升了资源利用效率,还通过产业融合示范园区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1]国务院.《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条例》[Z].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13.
[2]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技术规范》(CNCA-N-009:2019)[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9.[3]王建军,李志强.畜牧业碳足迹核算模型构建与应用[J].农业工程学报,2022,38(15):212-219.
基金资助:兵团重大科技项目—乳肉牛融合发展绿色养殖技术集成与示范(2021AA004);
文章来源:吴庆,杨阳,周凌祥.绿色养殖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赋能与技术创新的协同路径[J].现代畜牧科技,2025,(05):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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