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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治吏与治疫之间的协同互动

  2020-09-01    18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新冠肺炎既考验着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也挑战着各级干部的治理水平。为此,要强化治吏推升治疫,实现治疫与治吏的协同互动。治疫先治吏,将治吏工作作为一种常态性、持久性和根本性的工作,而不是等到疫情到来之时的临时抱佛脚;疫中需治吏,在治疫中要识别好、保护好、利用好有担当的干部,真正将其作为党和人民的财富;疫后再治吏,充分利用疫情来重塑吏情,引导吏治工作更为清明,造就更为清新的官场政治生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既考验着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也挑战着各级干部的治理水平。从最终意义上讲,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通过各级干部的治理能力体现的。所以,只有强化治吏推升治疫,实现治疫与治吏的协同互动,才算抓住了全面治理工作的“牛鼻子”。


一、治疫先治吏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要发挥每位民众的作用,尤其是干部良好的带头作用。在重大疫情面前,各级干部如若没有舍己为人的情怀、没有百姓至上的操守、没有敢为人先的担当,就不能在治理中起到良好带头作用。所以,重大疫情到来之时必须要坚持治疫先治吏。

(一)修官德:夯实治吏的基础工作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治吏的价值取向是为民性,修官德就是修为民之德。从古至今,治国理政者没有不强调官德建设、注重提升官德修养的。因为任何社会的治理阶层,都将维系治理秩序和长期治理作为奋斗目标,而只有干部拥有较好的官德,才能正确处理官民关系,将民众的利益放在较高的位置,进而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最终才能维系其治理的合法性和持久性。作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者,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强调心无百姓莫为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十分强调为人民服务,提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1094-1095。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在日常工作中,更体现在重大危难情况下,因为重大危难时官民之间、党群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最容易出现问题。如若在治吏过程中,将干部个体或群体的利益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治吏工作便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工作,干部利益便日益与民众利益割裂,干部便日益走向民众的对立面。这样,在重大疫情到来之时,他们就很难从民众利益出发,长远来看这既不符合他们个体的利益,也不符合他所在群体的既得利益。所以,如若治疫之前没有先治吏,没有在先治吏中明确干群关系,没有养成民众利益至上的官德修养,干部在治疫过程中就很难摆正为民的位置,很难真正为民众带来实惠。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2]相反,如若在重大疫情面前不关注民众利益,不保护民众利益,治理者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更谈不上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

(二)育官能:抓好治吏的重要任务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治吏的行为标尺是先进性,育官能就是提升为民的本领。当前,领导干部必须拥有一定的能力和掌握一定的技术,这样才能将自身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转化成现实。当然,不同时期的官能要求不一样,在专制社会中这种官能更多的是统治之术,甚至愚民之术,只要能让民众认同和接受统治,延续既有的社会秩序,什么手段都能用、都可用。正如西方学者马基雅弗利崇尚的“目的说明手段正当”,为了能够维护阶级统治,统治者可以“像狮子一样的凶猛,像狐狸一样的狡猾。因为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3]。中国古代虽然强调民本思想,但这一思想也是建立在君主基础之上的,为了维护君主统治甚至可以实施愚民政策。到了现代社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目标完全不是为了特定家族或利益集团,这种官能必须是与人民利益至上相契合,与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治理能力。也就是说,这种能力一定是在官德约束之下的,正如我们在选用官吏上倡导的,一定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正如在疫情治理之中,作为官吏一定要将治疫工作放在首位,通过战“疫”来彰显自身的价值,而不是逃“疫”来体现自身的能力。与此同时,官德不只是有其心,还应是尽其力,而有无可尽之力也十分关键。为此,育官能就成为干部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任务。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应结合新时代环境对干部素养的新要求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断提升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八大本领,真正使党员干部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中的排头兵和冲锋队,真正使其能以自身的能力素养来赢得民众的认同,让民众真心情愿地跟随,进而形成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为赢得战“疫”的胜利提供组织保障和人力保障。

由此可见,无论是官德还是官能,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都不可能是短期内就能取得成效的。加强治吏工作需要融于日常,融入不同的具有挑战性工作之中,不能搞突击。从严格意义上讲,良臣能吏不是打造出来的,而是良好政治生态培养出来的。没有优秀文化日积月累的润泽,没有科学理论坚持不懈的灌输,没有正确政策持之以恒的强化,就没有良好的政治生态,也就不可能产生良臣能吏。


二、疫中需治吏


干部有无担当意识,既需要磨刀石和试金石,也需要显微镜和放大镜。疫情犹如一场检验干部的考卷,人民大众作为评卷人可以借此检验干部优劣。

(一)在治疫中治吏最根本的是要检验干部的人民立场

疫情无小事,生命非儿戏。治疫工作是围绕人民利益展开的,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无疑是最根本的、第一位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们最初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不仅为了自主活动,“而且一般说来是为了自己的生存”[4],生命对于个体而言是最重要的利益,在疫情之下体现得更为充分。疫情对人的生命造成严重威胁,其原因在于病疫具有传染性、扩散性、连带性特点。这些特点给人的生命巨大威胁,也给各级干部带来严峻挑战,而这种挑战在根本上还是围绕自身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关系展开的。比如,病疫具有传染性,疫情突发之后干部还敢不敢深入疫区,深入群众去了解疫情,去找寻防控疫情的方法和手段?又如,疫情具有扩散性,当疫情突发之初是相对好控制的,是否在疫情初现时就将控制疫情作为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待,而不是追求所谓个人经济发展政绩?再如,疫情具有连带性,疫情的防控往往与干部的升降去留有密切关系,在疫情面前是置人民利益于首位,还是将个人官场得失放在首位?如此等等。在治疫中治吏,说到底是帮助干部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而且将这种生命观置于正确的群众观、利益观、政治观之上。马克思认为,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而不是索取,无产阶级的事业是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只要为这一事业奋斗就是高尚的人。他指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5]。毛泽东同志继承了马克思这一思想,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096。所以,在治疫中治吏必须将人民利益放在至高位置,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厘清干群关系,真正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个人奋斗的目标。

(二)在治疫中治吏最重要的是要检验干部的处事能力

治吏工作的常态化,并不是不重视危难险重工作的考验。强调在日常工作中注重治吏,意在说明治吏须臾不可放松,更不可轻视;在危难险重中注重治吏工作,意在说明特定时期为治吏提供的机缘。疫中治吏更能检验干部的能力差异,从众多领导群体中真正将有能力、有水平、能善任的人遴选出来。历史地看,疫情治理如同一切重大的危难险重工作一样,往往与官场竞标赛密切相连,而官场竞标赛是作为政治人的干部认同和参与的官场常态。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干部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但是,从政治现实上看,干部作为政治人是非常看重自身职位的,甚至往往将自身职位高低作为衡量自身价值的标尺。干部职位是带有竞争性的,每一个上一级的职位往往会有许多下一级职位的干部去竞争,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干部到达一定职位之后就面临上升的“天花板”。疫情防控这样的危难险重工作,无疑为那些试图在官场竞标赛中争取上位职位的干部提供了一个检验自身能力的机会。治吏工作也要珍视这种机会,全面考查干部的临危处事能力。为此,各级干部一方面要养成依法处事的好习惯,学法知法懂法用法,真正摆正言法关系、情法关系、理法关系、权法关系、钱法关系、德法关系,依法办事、维护法的权威和尊严,敢于同各种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另一方面要养成科学处事的好习惯,既要坚持真理,不盲目机械模仿所谓成功的经验,也不唯权威是从,视专家学者或者上级领导的意见为金科玉律;既尊重科学不固执己见,也要加强学习学会运用科学,真正掌握科学的武器。

在疫情中检验干部要将疫情防控作为一面镜、一把尺、一杆秤,来照一照、量一量、称一称,看看哪些人不畏艰险、甘于奉献、勇于冲锋,真正做到了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哪些人不敢担当、推诿扯皮、逃避责任,甚至走向了玩忽职守、玩弄是非、玩火自焚。从而将疫情防控放在肩头、将人民安危放在心头,做到了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干部识别好、保护好、利用好。


三、疫后再治吏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更何况治吏是常态性工作,疫后治吏算不上亡羊补牢,只是常态性治理的一种必然要求。但大疫又不同寻常,疫后官场百态并出,可以根据疫后干部的表现针对性地予以治理。

(一)疫后治吏要明是非

大疫可以检验大是大非,而治疫期间的功过是非未必能够及时评判,甚至无法即时评判。因为疫情之下,救人为要,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影响治疫工作开展。一定时期内分清工作的轻重缓急是十分必要的,“轻”与“缓”的工作不是不做,在“重”与“急”过后还是要必须跟上。为此,需在疫后根据功过事实对疫间的是非作出正确评判,并以之作为治吏的重要参考。明是非讲的是疫中的大是大非,而不是揪住小过错的辫子不放。疫情治理必须围绕民众生命安全展开,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工作推进的一切工作都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相反,所有不关注民众生命安危,不将救死扶伤作为首要任务来抓的干部,都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都应当反思。比如,有些干部面对疫情挑战时,把更多的考虑放在发展经济和创造更高指标方面,不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来规避人员聚集,从而造成疫情的扩散和更多民众的生命安危。从表面上看,发展本身也是为国为民的,但从深层分析,一方面这类干部没有分清工作的大是大非和轻重缓急;另一方面受制于经验主义和自我发展的狭隘视角,还是将自我发展与本地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同时,明大是大非并不是不重视小的过错,细节在某种意义上决定成败,在明大是大非的基础上,对于工作中犯的小过错既要有包容性,建立和完善容错机制,也要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错误,以期待之后不再犯错,起到警示作用,让失败真正成为成功之母。

(二)疫后治吏要作评判

疫后作评判也是一种是非判定,大疫之后干部应对自我有个正确评判,人民群众也会对干部作出评判,组织则要通过这些评判形成实事求是的评判。很明显,有些干部在自我评判方面常犯的错误就是报喜不报忧,看自己满眼成绩,看别人全是过错,甚至在政绩观方面走偏,不敢、不想、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功过是非。针对于此,其服务的民众自有评判,而最终意义上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评卷人,干部个体只是答卷人。虽然,干部可以对自己疫中表现有个自我评判,但这种评判如若与事实不符、与民众评判不符,便没有意义。正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出卷是提出问题,我们答卷是解决问题,人民阅卷是评价效果。”[6]以人民为阅卷人,就是让人民来评判答卷者——各类干部的政绩,这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服务就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否对人民负责,人民是最有发言权的。需要指出的是,人民的评判也是要通过组织才能彰显成效。作为干部管理主体的组织,要正确评判干部疫中表现,就必须要立足事实、立足民众评判,肯定那些确实在疫中作出贡献的干部,同时也要对那些自我评判中具有孤芳自赏行为、妄自菲薄行为、文过饰非的干部予以厘定和纠偏,以免形成官场恶习。

(三)疫后治吏要重奖罚

定是非、作评判都是奖罚的标准。对于治疫中作出贡献、有过功绩的,疫后都要予以奖励;对于治疫中犯过错误、造成损失的,疫后都要予以惩罚。奖罚要有区别。首先,奖与罚要有不同质的区别,这是最根本的,目的是让每一个作出贡献的干部血汗不白流,让每一个有过错的干部必须承担责任。其次,奖或罚要有不同量的区别,对于那些既明大是大非,坚持正确的方向,在细节方面也抓得很好,甚至零失误的干部不仅要奖,而且要重奖;对于那些方向方面没有问题,也做出一定贡献的要有所奖励,但不可超越前者。再次,奖与罚要及时跟进。只有及时的奖与罚才有激励效应,才能赢得民众对党组织的认同。从组织视角来看,作为激励干部和回应民众的重要手段,考核和奖罚干部是一种必然的选择,既然奖罚不能不予实施,就应当在明确事实的基础上尽快尽早。最后,奖与罚要分类实施。从政治人视角来看职位变换是奖罚的重要选项,获奖而升迁获罪而贬斥。除此之外,物质方面的奖罚甚至法律方面的奖罚也应结合使用,使多种复合奖罚力度下,考核激励机制更加凸显。

疫情没有选择性,来了疫情只能应对,不能逃避;吏情则具有可塑性,可以充分利用疫情来重塑吏情,引导吏治工作更为清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我们党进一步整肃党纪国法、整治官场恶习提供了一次绝佳的机会。相信我们党一定能利用好这次机会推进治疫与治吏的协同互动,在打赢治疫攻坚战的同时,营造更为清新的政治生态。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

[3][意]马基雅维利.君王论[M].何丛丛,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9:12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6.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6]钱念孙.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N].光明日报,2018-04-19(1).


于学强.论治疫与治吏的协同互动[J].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20(09):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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