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的科学,虽然是19世纪才出现的,但其诞生与苏格拉底将他之前的自然哲学转化为伦理哲学有直接的关系。苏格拉底开启了哲学研究人类本身的进程。然而,苏格拉底之死也意味着他关注人类本身的学科胎死腹中,代之而起的是宗教神学对人的思想的束缚,且成为一种精神枷锁一直牢牢掌握着人的思想。直到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社会科学在苏格拉底死后2000年才得以重新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科学思想才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进入19世纪以后,整个世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例如,人口激增、劳动条件变化、都市化、技术和机械化、政治参与发展等,都大大促进了社会科学和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科学的建立。由此可见,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社会科学诞生较晚,最初也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只是古代先贤哲学思想的延伸。从大历史观来看,我们完全可以把社会科学与哲学放在一起且将它们等同起来进行讨论,而与技术科学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从哲学的起源来说,它从来就没有离开技术。本研究将哲学与社会科学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且与科学技术分离出来,完全是为了放在当下的语境下更好地阐释文科与理工科之间的关系。

一、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突破”及其后续效应

众所周知,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是在人类发展中不断积累起来的,但知识的积累并不一定产生思想,更不可能产生思想的井喷,思想的井喷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邂逅”。从思想史角度来看,人类思想井喷的最重要的一次“邂逅”就是在卡尔·雅斯贝斯(Karl Jaspers)所说的“轴心期”,即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的1000年时间里。1在轴心时期,古代中国出现了老子、孔子,以及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古印度出现了《奥义书》之类的哲学著作和探究人类内心修炼的著名思想家乔达摩·悉达多;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出现了一系列所谓的“先知”;古希腊出现了诸如巴门德尼、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修昔底德、阿基米德等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既是人类与哲学思想的一次“邂逅”,更是人类哲学思想的一次“突破”。之所以有这种“突破”,正如雅斯贝斯所说的,是因为“人类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2。

这次“突破”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根据雅斯贝斯的研究,第一,轴心期第一次用哲学思想结束了几千年的古代文明,从而使人类第一次“觉醒”。在轴心期之前,尽管人类社会出现了某些零星的思想,但并不具有整体性;而且这些思想也没有使人类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恐怖世界。所以,这些零星的思想不是反思性的存在,更不是思想的“自觉性”存在,而是自发性的存在。从古代中国的情况来看,只有到了“知识分子”不再具有官方身份且以“士”的身份立足于社会的情形下,思想的觉醒才开始了。3这就是许倬云先生所说的,到春秋时代,礼坏乐崩,分封制坍塌后,过去一大批的“祝”“卜”“史”“宗”等知识分子从“王官”中被释放出来后,社会上便出现了一些“士”,并用自己的思想来警世告人。这个时候社会才开始出现“自觉性”的思想。

第二,轴心期思想产生了延续数千年的余波,以至于“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4。回看历史我们会发现,在轴心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处于迄今为止人类思想的顶峰,然后一路下滑。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涌动,一些思想家曾经尝试努力回溯到轴心时期的思想高度,但终究因乏力而失败,特别是人本主义将人类的欲望释放出来后,人类很快就染上了“夏洛克式”的贪婪。然而,文艺复兴所带来的“正外部性”成果就是发生在17—19世纪的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为贪婪资本的对外扩张提供了重要工具。正是在17世纪,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发展的轨迹线首次低于科技发展的轨迹线。这也意味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首次挣脱了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规制而如脱缰的野马,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当代科学技术的成就都与那次“挣脱”有关,但同样也是轴心时期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延续。那次“挣脱”既引发了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固然是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所致,但正是科学技术给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增长,国力的增强开启了政治家争夺霸权欲望的开关。而由于缺乏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伦理的规制,一些政治家则借助科技成果大肆进行疯狂的对外掠夺。战争又进一步催生更加先进的技术,但当技术达到能够使战争的双方都对其产生恐惧的时候,战争最终不是受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及伦理的规制而终止,而是慑于技术对毁灭人类的恐惧而暂时被放弃。这就是技术尤其是用于军事上的技术所导致的“恐怖平衡”。不过,先进的战争技术并没有被彻底销毁,而是在战后被大规模地转向运用在争夺市场的经济手段中。于是,技术在资本的巨大推动力之下再一次成为脱缰的野马,而引发了二战后以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也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及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形相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却没有任何的发展和创新,以至于全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们都不无担心地问:哲学社会科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没有宏大思想理论的出现,人类很有可能面临一个技术“利维坦”——这可能是人类新的且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大风险。

第三,轴心期的思想突破还使原始民族成为史前残余,而促进了更大范围的文化交往和民族融合。雅斯贝斯反复提及,在轴心思想的席卷之下,“许多原始的民族”将被“灭绝”,成为“史前残余”,或者是成为“历史的民族”。那么,我们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史前残余”等观点呢?笔者认为,雅斯贝斯所强调的正是轴心思想所引发的文化交往和民族融合的客观实际。“生活在轴心期三个地区以外的人们,要么和这三个精神辐射中心保持隔绝,要么与其中一个开始接触;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被拖进历史……对许多原始民族来说,这种交往导致他们被灭绝。”5由此可见,这种交往正是轴心期的突破所致,而“一旦产生轴心期的突破,在突破中成熟起来的精神一旦被思想、著作和解释传送给所有倾听和理解的人,突破的无限可能性一旦变得可以察觉,由于掌握了突破所具有的强烈和感受到了突破所表达的深度而跟在轴心期后面的所有民族,都是历史的民族”6。不过,这仅仅是指作为一个民族灭绝了,而不是拥有这种民族身份的人“灭绝”了,拥有原始民族身份的人大多被轴心期三个地区的民族所同化而融合到其中了。

二、技术革命对国家成长的意义

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是,轴心期以后,一些地区的确有可能出现“第二轴心期”,也就是雅斯贝斯所说的“新普罗米修斯时代”7。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这场文化运动肇始于意大利,而在大英帝国达到了高潮。遗憾的是,这场运动只是在轴心期的思想浪潮末端激起了几朵浪花,不是在别处,而是在文艺复兴的高潮地大英帝国爆发的。大英帝国之所以能够成为19世纪的世界霸主,也正是因为它是工业革命的爆发地。美国政治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专门对工业革命对大国成长的影响作了研究。他认为,“18世纪5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期间,英国纺纱的机械化,使单个生产力就提高了300至400倍,所以英国在总的世界制造业中所占的份额就激增……随着它使自己成为‘第一工业国’,其份额继续增加。”8

当然,学术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一方面承认大英帝国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而成为世界霸主,另一方面又指出,英国在成为“世界工厂”以后所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然而,由于英国并非当时唯一的工业强国,在当时的经济体系中,诸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往往力图保护自身产业,通过抵制英国产业来保持同英国的竞争关系。所以,霍布斯鲍姆指出,“英国在欠发达世界的霸权地位基于某种持久经济互补关系,英国在工业化世界中的霸权地位却基于潜在的或实际的竞争关系。前一种互补关系有可能延续下去,而后一种竞争关系终究难以维持”9。而保罗·肯尼迪则认为,英国是因为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两大优势而获得霸权地位的,一是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二是通过自由贸易和殖民扩张拥有日益扩大的殖民地,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匹敌的最大优势。当然,保罗·肯尼迪也指出了英国霸权存在的弱点,一是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优势在国际贸易之下传给了其他大国;二是国际贸易尤其是接受了金本位制以后的国际金融,对英国形成了巨大掣肘。10

第二次工业革命虽然肇始于德国,但很快转移到了美国,美国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而迅速崛起。其更是巧用了战争的“时间”且借助工业革命而在二战后迅速崛起,并最终取代了英国的主导地位。所谓“巧用战争的时间”,是因为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美国最初都没有直接参与,当战争的结果逐渐清晰的时候,美国才正式对即将战败的一方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20年中或许还没有真正看到美国权势的兴盛,而仅仅看到了英国等欧洲列强战后的“虚脱”。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个重要因素使美国最终在战后确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一个因素是美国在战争期间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领导者;另一个因素是,由于美国成为反法西斯的领导者而使美国成为因战争而催生的一系列新兴技术包括核技术的重要基地。这些技术在战后的美国研发体制下迅速实现“军转民”。“军转民”把第二次工业革命尚未完全释放的能量与二战注入的新动力结合起来,最终引发了战后新科技革命。此外,苏美在战后的权力竞争也是催生新科技革命十分重要的因素。不过,苏美两国的政策取向是完全不同的。苏联的政策取向是追求在军事上取得对美国的优势,而美国则是通过国民技术的提升来获得对苏联的整体性优势。所以,美国在战后对大学、研究机构、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资助,主要是用于技术研发。11这些都表明,美国已真正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主导国。二战后的新科技革命在美国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尽管这半个多世纪中有诸多的“美国衰落论”之说,但直到今天,美国仍然是最新技术的原创地;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大学;美国拥有最发达、最前沿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思想体系、理论体系;美国还拥有既包括新兴制造业产品的创造,也包括以新的思想的创造为内容的“美国制造”(确切地说是“美国创造”)。12因而,美国依然占据着其他国家无法取代的世界主导地位。

技术革命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一个国家成长的“金钥匙”,也提供了理解一个国家衰败的原因。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大清帝国的衰落,如果仅仅从经济规模来看,大清帝国的经济规模在鸦片战争以前绝对位列世界第一,按照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计算,1700年时中国的GDP占全世界GDP总量的22.3%,1820年时占32.9%。13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例的最大份额,但中英战争却是以大清帝国的失败而告终的。原因就在于,17世纪到19世纪的工业革命成就了大英帝国的工业文明,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已经充分显示出来。14而同一时期的大清帝国还沉睡在农耕文明的软泥上。因此,鸦片战争实际上是两个不同量级的运动员之间的比拼,其胜败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经典案例——苏联。苏联解体是多种合力所导致的,这一点学术界有普遍的共识,而且30年来学术界从各个领域挖掘了苏联解体的原因。但是,唯独没有看到从技术革命的角度来分析苏联解体的研究成果,而事实上,这一因素在苏联亡党亡国的问题上同样重要。二战结束初期,苏联经济增长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种短期效应所致。正是这种短期增长效应使苏联高层忽视了技术因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把技术主要集中于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军事工业上。与此同时,美国对苏联则采取技术禁运,从而使苏联难以从西方获得新兴技术产品,同时也削弱了苏联对美国的增长优势。另外,苏联意识形态上的孤立主义政策,使苏联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技术发展水平上完全丧失了对美国的挑战国地位。

中国的幸运之处在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初步建立起工业化体系。更为关键的是,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主要就是学习西方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关于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态度变化,源于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在大会的开幕式上,邓小平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51992年正式确立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都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子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不仅使中国抓住了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衣襟,而且某些领域的技术水平已提前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就是中国通过融入国际体系而不断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的过程。

三、技术革命摆脱哲学社会科学的“规训”后的人类风险问题

雅斯贝斯曾指出:“技术是一个科学的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自己的存在,使自己免于匮乏,并使人类环境具有诸事决定于自己的形式。”16这句话的意思是:其一,技术是人类实践过程的产物;其二,人类通过技术而塑造自己的存在,那就意味着技术是为人类服务的;其三,人类始终是技术的主宰者,人类不仅主导技术,而且还通过主宰技术而改变世界。而人类主宰技术无非两种方式:一种是使用技术,另一种则是发明技术。很显然,后者远比前者的意义重大,而且发明技术是思想过程。换言之,思想是技术发明的初始动力,人类也是通过思想来“规训”技术的。可见,在现代技术出现之前的一切技术,都是在思想的“规训”之下为人类服务的。当现代技术在17世纪中期出现以后,哲学思想第一次遭遇到技术的挑战,在技术面前第一次感到捉襟见肘。遗憾的是,人类尚未发觉思想的“短缺性”,却一味地追逐技术的发明与革新,思想则被完全忽视了。雅斯贝斯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指出:“技术已给人类环境的日常存在造成了根本的转变,它迫使人类的工作方式和人类社会走上全新的道路。即大生产的道路,把人类的全部生存变质为技术完美的几期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大工厂。在此过程中,人类已经并正在丧失其一切根基。人类成为地球上无家可归的人。它正在丧失传统的连续性。精神已经被贬低到只是为现实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17简言之,人在技术面前不过是整个技术生产的一个部分,甚至只是被技术操控的一个零部件而已。

然而,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技术已经完全进入“叛逆期”,彻底摆脱了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规训而如奔腾的野马在人类社会驰骋。这种“叛逆期”,一方面表现为技术革命不再是某一领域的革新,而是在各个领域内都有整体性的革新。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运动,启蒙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虽然不能与文艺复兴运动相比,其思想也无法达到轴心时代的思想高度,但毫不夸张地说,启蒙主义运动所产生的后续效应,至少在技术上的效应远远超过文艺复兴运动,并且它向轴心时代的“回望”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轴心时代的思想脉络,把“理性”的权威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奉行“人类最高的统治权力是思想”的观点,并尝试回答人类的“终极问题”。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启蒙主义首先是从法国开始的,但第二次工业革命并没有爆发在法国而是在德国。德国的启蒙主义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在“狂飙运动”的巨大推动之下,德国启蒙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也使得技术更快地从思想泥土中迸发出来。技术的“叛逆期”的另一方面表现是技术成果广泛地运用到人类社会之中,尤其是直接运用于摧残人类的战争之中。技术创新的成果本就是为人类服务以提高人类福祉水平的,但技术的“叛逆”导致技术创新的成果成为戕害人类自身的工具。

技术“叛逆”思想的直接后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人类在战后并没有进行认真反省,认为“战争之所以爆发,主要是因为在所有国家里职业外交官控制了外交事务”,而不是由不存偏见的科学家来决定的。18很显然,这种乌托邦主义的观点没有认识到,战争恰恰是科学家的技术成果被大规模地投入到对人类自身的屠杀之中的结果,而战争又不断催生全新的战争技术,战争技术又投入到更大规模的人类屠杀之中。所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切先进的技术都成为屠杀的工具,到最后原子弹直接在战争之中使用。问题在于,技术“叛逆”思想的行为依然在变本加厉地加速。当然,由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技术的“叛逆”转而表现在以追逐利益为主的行为之中,尽管技术依然存在着以大规模屠杀为目的的动机。直到今天,这两方面的动机依然可能是技术“叛逆”思想给人类带来的最重要的风险源。

人类的风险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一方面是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是技术从17世纪中期到今天已经历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到今天正在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迈进的阶段。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发展线和技术发展线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组关系:当两条线与横坐标轴正半轴的夹角都小于90度时,两线的斜率差越小,人类社会面临的技术风险越小;当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线与横坐标轴正半轴的夹角大于90度时,技术线的斜率越大,则人类面临的技术风险越大;当技术线与横坐标轴垂直时,人类在技术面前将会彻底失败。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来看,技术原本是人发明的,但反过来却异化成为控制人类的工具。机器人战胜人类、基因编辑婴儿、实验室病毒修改,使我们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人类自身的“脆弱性”。近年来,人工智能行业界和理论界一直在争论一个问题:人工智能究竟是解放人类还是毁灭人类?“毁灭论”者是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伦理风险的担忧,“具有自主意识的超级智能如同一个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在这个魔盒之下,超级智能“会通过自我学习和自主创新,突破设计者预先设定的临界点而走向‘失控’,反过来控制和统治人类,‘将人类关进动物园里’,甚至判定人类‘不完美’‘没有用’,从而轻视人类,漫不经心地灭绝人类”。19而“驯服论”者则认为技术是为人类所掌控的,人工智能无论发展到哪种程度,都是在人类控制之下的技术成果,是“可信”(trustworthy)的人工智能。20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公共治理”的名义下,大数据技术一方面使环境绝对安全了,但另一方面却使个人因隐私被常态性地泄漏而内心充满恐惧。21乐观主义仅仅看到它所带来的机遇,而悲观主义者却又从乐观主义的反面看到了人工智能的巨大负面影响。因此,面对这种情形,人类的确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好的又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四、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转型

技术像一匹奔腾的野马,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却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呈下降趋势,以至于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在不断反问:哲学社会科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就出在哲学社会科学自身。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一次创新所带来的技术发展都具有长期效应,但这种长期效应反过来则会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产生“惰性”。哲学社会科学对技术发展的理论“阐释”往往具有“时滞性”,而技术发展在利益的驱动之下则会产生强大的创新惯性。结果是,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创新的“惰性”与技术创新的惯性之间,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差。在这种情形下,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创新需要借助于技术发展的成果。或者说,技术发展的成果应该“反哺”哲学社会科学,以促进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创新,进而对技术的发展重新进行“规训”。这就意味着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要进行转型。

那么,哲学社会科学如何转型?转向何处(或者说何种类型)我们有必要从研究范式的角度来考察一下哲学社会科学类型的变迁历史。从纵向的历史变迁来看,哲学社会科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类型:质化社会科学、量化社会科学、计算社会科学和大数据条件下的算法社会科学。

所谓质化社会科学,顾名思义就是以质化研究为主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社会科学的质化研究往往注重研究对象的性质,研究者在有限材料基础上对研究对象作出质化判断,而且这种判断是包含价值判断的,“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22。尽管关于什么叫质性研究(或者也称为质化研究、定性研究)在学术界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23,但普遍都赞同“质性研究提倡遵循严格的程序,在各个环节都提出了要求:问题的提出、研究设计、进入现场、建立研究关系、资料的搜集和分析、形成结论和建构理论、成文的方式、衡量研究的质量、反思伦理道德问题等”24。根据学术界的考证,质的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25,实际上,从与人类社会有关的人文学科(广义上归为后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范畴之内)的发展历史来看,实际上还是以质化研究为主,无论是从中国的古典文献如《周易》《道德经》等还是古希腊时期的历史、哲学等,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历史哲学》等,都是以质化研究为主的。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研究技术的落后性。人类的研究受制于技术,甚至受制于书写工具,或者说书写工具就是最初的研究工具。无论是甲骨、竹简还是羊皮等,以及相应的雕刻工具、毛笔、羽毛等,这些书写工具“载入”材料(也即数据)的效率是非常低的,人们只能把认为最重要的材料雕刻或记录下来。即便到后来发明了印刷技术,但研究又受制于落后的材料搜集技术而依然是在有限的材料上进行分析、判断和预测。但是,质化研究“作为一种方法思潮、方法运动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悄然兴起”26。而在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随着哲学的自然主义兴起,学术研究对科学的内容与形式给予更多的重视。于是,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狭义的社会科学诞生之初)受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而对其进行仿效,因此量化研究一直占据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一席。

长期以来,关于两种研究方法的关系是存在着争论的。例如,有观点认为,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是相互对立的。27但是,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历程来看,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因具体研究对象的复杂程度以及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深度而确定的。28即使是在工业革命以后量化研究占据主导的时候,质性研究在特定情形下也会重新反弹。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量化的方式无法对人类复杂的社会活动进行整体性把握,而阐释主义的质化研究则彰显了其独特的优势,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二战后。但是,随着二战后新科技革命的突飞猛进,其巨大冲击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思想,也再一次重塑了学术研究的哲学基础和具体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主义(也称为行为主义)对阐释主义的质化研究提出了巨大挑战。在科学主义者看来,“从哲学、历史和法学等古典学科派生出来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方法……主要依靠判断、直觉和洞察力,依靠历史知识和甚至是个人的经历,依靠对事物的基本性质的‘质’的一面感受”,“基于这种‘历史主义’之上的研究,往往个性化的成份占据很大比重,‘艺术性’和‘技巧性’的因素冲淡了‘科学的’ ‘分析的’因素……”29因此,量化研究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迅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所推崇的研究方法。

不过,量化研究是基于统计的数据而不是统计学的理论,当然都与统计学有关。一般认为,统计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的英国,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约翰·葛兰特(John Graunt)、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等,而著作则以配第的《赋税论》《政治算术》等为代表。配第的《政治算术》第一次用数字来描述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态,并以此为依据为执政者提出建议。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化、复杂化,而到19世纪,随着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鉴于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研究对象的日益复杂,从理论上概括研究对象的难度也越来越高。因此,传统的质化研究逐渐被量化研究所取代。实际上,量化研究和相应的量化管理在中国出现得更早。早在战国时期的申不害在韩国改革变法的时候就强调君主的统治之“术”在任用、监督和考核,特别是考核,申不害在变法中引入了不少量化考核的指标,所以法家思想是最早引入量化研究的思想体系。商鞅变法吸收了申不害的考核制度,明晰了如何奖励军功的细则,从而在秦国建立起军功爵制度。秦国军功爵制度是最系统化的量化管理制度。甚至还可以说,从那时开始,社会科学就已经“科学化”了。不管怎么说,量化研究和量化社会科学虽然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但量化研究在中国的战国时期就已经建立起非常完备的研究方法了,也可以说是量化社会科学的缘起。

然而,进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无论是质化研究还是量化研究,都难以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阐释,更难以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有效把握。也正因为这样,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而进行创新转型。在如何创新转型的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哲学社会科学与大数据结合的设想,从而构筑起一种全新的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即“计算社会科学”30。随后,各个学科都先后提出了“计算+”的相应学科,如“计算社会学”“计算传播学”“计算政治学”等。由于研究者众多,但有理论创建和真正构筑起一个学科的成果少见。从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的主观意图而言,他们的目的是要利用先进的计算和信息技术等对复杂的人类行为及社会运行进行深入精细的跨学科研究,彻底打破人文社会科学很难严谨推理和进行精确定量计算的传统观念,并推动社会科学实证研究从“计量范式”的一统天下到“计量范式”与“计算范式”的并驾齐驱。31孟小峰也指出:计算社会科学是“基于系统科学、网络科学、复杂性科学等科学理论,利用人工智能、数据挖掘等计算科学方法,以社会、经济等领域大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交叉融合各学科理论,是人类更深入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复杂社会问题的一种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因而“是一门因数据而生的学科”。32

但是,如果就内容而言,“计算社会科学”这个词与实际内容有些不一致。虽然西方学术界首先使用了“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这个词,但从词源上来看,“computation”源于拉丁语的“computationem”,表示总结、计算、测算的意思,是一个表达结果性的词。而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强调的是“算”的过程,是数据挖掘基础上的各种算法,凸显的是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如果把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融合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类型称为“计算社会科学”,那么就很容易让人感觉这种社会科学的功能主要在于“计算”。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数据都是可以进行计算的,特别是非结构化数据,由于是没有预定义的数据模型,只能通过云技术分布式处理来进行可视化、虚拟化,以及在这些技术的支撑之下进行逻辑分析。33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算法。相比起来,“algorithm”(“算法”)更符合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研究内涵。“algorithm”一词源自阿拉伯语,后来这个单词被拉丁语所吸收。而所谓算法就是指解题方案的准确而完整的描述,是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清晰指令,算法代表着用系统的方法描述解决问题的策略机制。实际上,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大数据行业,如算法公司称为The Algorithm Company等。因此,大数据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和融合更应该称为“Algorithmic Social Science”(“算法社会科学”)。

计算社会科学与算法社会科学存在着非常大的区别。计算社会科学无论从语义上还是内涵上,都不完全是大数据时代的社会科学,而在相当大程度上依然是基于传统统计方法获得数据并对单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的学科,而算法社会科学则是纯粹大数据时代社会科学的最佳概括。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四个方面。一是学科基础不同。计算社会科学的前提是传统的统计数据,也就是对有限的结构性数据进行计算并用以阐释人类社会的科学。而算法社会科学中的大数据不仅包括结构性数据,还有更多的是半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相比较起来,非结构性数据占据着人类社会生活中数据的所谓绝大多数。二是数据的量不同,计算社会科学早期的研究主要是有限数据和小数据,后来因技术的发展,计算社会科学也会基于规模数据之下的研究来探讨事务的变化及其规律,会涉及一些复杂“计算”,有的甚至必须借助于数理模型、模拟、回归等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但是,这些方法所涉及的数据依然属于小数据,并没有开启大数据的思维。而算法社会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基于海量、类型繁多、价值密度低、导入速度快的数据之上的社会科学,或者也可以称为“数据密集型社会科学”34。三是数据采集的方法不一样。计算社会科学数据采集的方法是传统的问卷调查、专家访问,以及来自于数据统计机构的各种统计数据。而大数据社会科学数据采集的方法是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挖掘技术,不是有限数据,而是海量数据。传统统计工具是以传统统计方法为代表的“以计算为中心”的,而大数据是以数据挖掘为核心的“以数据和算法为中心”的统计。35前者通常需要提前对数据分布和误差结构等作出假设,在某种意义上其结果只是人工拟合的近似世界而非真实世界,而后者基于总体数据可以给出更加精确的描述和预测。36四是对待数据的方式不同。基于传统的统计方法的计算社会科学,在对待数据上只能利用数据所呈现出来的表面现象,也只是对原始数据进行原始性的计算。而大数据社会科学则是利用大数据的挖掘技术对数据的价值进行反复挖掘,利用各种算法逻辑对原始数据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从而对数据的价值进行充分利用,并获取更丰富的价值。

从以上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变迁来看,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只有与大数据技术融合在一起,才能对现实社会作出客观的阐释,也才能对未来社会进行具有可信性的预测。有一种观点认为,未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就是“(社会科学)专家+数据工程师”的模式;另一种观点认为,大数据的意义在于使“理论驱动”(“用大数据进行检验”)与“数据驱动”(“用大数据进行描述和分析”)两种逻辑并存,从而体现“使用大数据进行研究的特点”。37但笔者觉得,这个“+”和“并存”似乎都不能表达出哲学社会科学与大数据之间的内在关系,更不能表达一门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本质。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用“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的融合”来表达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相应学科的结合,似乎更加准确客观一些。传统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既不能阐释和回应当今的社会实践,也无法产生具有宏观意义的宏大思想。从整个世界来说,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型关系着人类在技术面前的安全与风险问题。从一个国家来看,哲学社会科学范式的转型则关乎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飞速发展的技术的确可以支撑一国的科技实力,但一个国家的成长并非单独依赖科技实力等硬实力,只有在软实力与硬实力都同时增强的前提下,国家成长才具有可持续性和持久的动力。以大数据技术融合来推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创新和学术思想创新,无疑是当前中国软实力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为中国持续崛起提供持久动力的最重要的手段。

五、结语

哲学的研究在古希腊时期有一次重要的转型,那就是苏格拉底实现了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向“伦理哲学”的转型。工业革命以后诞生了“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既受自然科学的影响也有重要创新。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与时俱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在某些领域内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战后新科技革命一路高歌猛进,并形成了一种长波效应,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创新却需要长时间的沉淀。这导致了哲学社会科学长期以来一直落后于技术的发展,从而无法对技术进行“规训”。在这种情形下,技术在服务人类的同时也对人类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刻不容缓。

技术革命的成果对一个国家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纵览大国兴衰的历史,那些快速崛起的国家(如大英帝国),都是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而实现大国成长的。在殖民扩张时代,技术成果作为征服其他民族的重要工具表现得尤其突出。从殖民扩张到两次世界大战,技术革命可谓方兴未艾,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发展却严重滞后。技术“反叛”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会导致技术成为被人类用来相互残杀的工具,并且为了获得残杀中的优势而进一步促使技术以近乎疯狂的速度发展。冷战结束后,虽然大规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较低,但在超大规模市场利益的驱使之下,技术依然以压倒性的优势奔跑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前面。不仅如此,技术还被广泛地用于各种公共治理之中,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被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后,技术的透明性不断挑战个人隐私保护的最后底线。技术“规训”下的环境处于绝对安全之中,但却是以个人内心的极度恐惧为代价的。

那么,人类是否可以驯服技术这个“利维坦”?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而驯服技术“利维坦”的关键性工具就是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要努力进行“自身”的创新,当然这个伟大重任历史性地落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肩上。哲学社会科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阐释现实社会,并努力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论的指导。但是,长期落后于现实实践的哲学社会科学必将丧失这种功能,从而变成无用的思想。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不能“自娱自乐”,而是需要借助于技术甚至直接与技术融合,以实现自身的“脱胎换骨”。因为现实已经被技术所“垄断”,阐释现实的哲学社会科学在远离技术的环境下阐释现实,这显然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幻想。此外,哲学社会科学要对技术进行有效“规训”,也必须近距离地与技术“交朋友”,把从技术中产生出来的新思想吸收到哲学社会科学之中;同时也要敢于从技术中“拿来”全新的方法以驾驭技术。否则,哲学社会科学既不能阐释社会,更不能支撑一个国家。总之,技术的发展关乎国家的命运,但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同样关乎一个国家大国成长进程的可持续性和持久力。

注释：

1.[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2.[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3.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74页。另外,葛兆光教授还指出,春秋战国时期阶层下降导致了知识权力的下移,从而形成了一个不拥有政治权力却拥有文化权力的知识人阶层。这也是“士”崛起的一个原因。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75—78页。

4.[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5.[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6.[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66页。

7.[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3页。

8.[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5页。

9.[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4页。

10.[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7—154页。

11.黄琪轩《大国权力转移与技术变迁》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149页。

12.胡键《走向多层次的全球治理——兼评阿查亚的〈美国秩序的终结〉》,载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3.[英]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14.[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6—93页。

1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7页。

16.[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页。

17.[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18.参见[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9.孙伟平《关于人工智能的价值反思》,载于《哲学研究》2017年第11期。

20.无独有偶,二十国集团在日本筑波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一致表决通过了一份“关于贸易和数字经济的20国部长声明”,也提出了可信人工智能的负责任管理声明,强调“健壮性和安全性”(robustness and safty)相统一的原则。另外还可参见闫宏秀《可信任:人工智能伦理未来图景的一种有效描绘》,载于《理论探讨》2019年第4期。

21.胡键《大数据条件下的城市治理:数据规训及其反思》,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22.陈向明《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

23.参见沃野《关于社会科学定量、定性研究的三个相关性问题》,载于《学术研究》2005年第4期;李建民《多元主义视角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再思考》,载于《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8年第2期。

24.陈向明《质性研究的新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载于《教育发展与实验》2008年第2期。

25.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6.秦金亮、李忠康《论质化研究兴起的社会科学背景》,载于《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27.冯天荃《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两种对立的研究范式》,载于《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8.陈汉《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是截然对立的吗?——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辨析》,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5期。

29.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30.孟小峰、张祎《计算社会科学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转型》,载于《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31.丁波涛《计算社会科学相关概念的比较与辨析》,载于《情报资料工作》2018年第6期。

32.孟小峰、张祎《计算社会科学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转型》,载于《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33.胡键《大数据与公共管理的范式转型》,载于《行政论坛》2018年第4期。

34.张小劲、孟天广《计算社会科学的缘起、发展与创新范式》,载于《理论探讨》2017年第6期。

36.黄璜、黄竹修《大数据与公共政策研究:概念、关系与视角》,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15年第10期。

37.刘林平、蒋和超、李潇晓《规律与原因:大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冲击值反思——以社会学为例》,载于《社会科学》2016年第9期。

胡键.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技术革命与国家的命运[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0(02):186-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