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是中国水利工程的一座丰碑。20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水资源极其匮乏，“水贵如油”,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林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历时十年“引漳入林”,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建完成了伟大的水利工程——红旗渠，被人们称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自修建伊始就备受瞩目，60余年来对其各种形式的关注和研究不绝如缕，这些关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红旗渠历史人物与故事、红旗渠文化旅游和红旗渠精神等层面，然而红旗渠既非静态的地理景观，亦非固定的文化模型，而是精神、物质以及观念不断交织和融合的动态符号，从这个意义而言，红旗渠可被视为一种媒介或者媒介行为，围绕红旗渠形成了不断强化的内涵和不断生长的外延。这不仅是书籍、报刊、影视等文本叙事，还是跨媒介、多媒介的重叠、交叉的立体化传播和建构过程，即从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红旗渠物质实体到符号和隐喻的抽象演绎，再到符号赋能以及再地理化的过程。因此，作为黄河文化的红色经典，红旗渠既是一种符号品牌，又是文化品牌和市场品牌，这赋予在内外交困、逆势生长环境中诞生的红旗渠不断焕发精神能量且具有当代启示，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史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一个社会实践样本以及新中国建设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当代中国精神自我建构的文化样本。

作为新中国初期标志性建设工程，红旗渠如何从物质实体经由媒介、组织的传播成为文化符号、民族精神以及国家叙事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中的话语变迁如何成为时代修辞，当代如何重新呈现?回答这些问题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立体考察：一是红旗渠精神符号化传播路径，包括出版、影视等文本叙事如何不断诠释?二是红旗渠精神沉淀与激活，即在空间和组织层面如何形成地理表征系统抑或在群体与组织层面如何抵达个体促进新生代红色启蒙?三是红旗渠成为民族精神不是想当然的现象生成，而是从英雄群像到民族精神的形塑过程，因此如何通过符号赋能地方发展，并通过建构个体记忆、参与国家叙事等形成精神IP?这些层面意味着红旗渠形成了跨时空传播和传承的互动结构，且成为媒介学意义上的典型样本。从文化记忆来看，媒介成为铭刻记忆的基础和重要载体，文字、地点、载体等媒介延伸着文本场景，且促进文化记忆的稳定1;从历史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取向出发，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更为明确地提出媒介研究需要超越短时传播而聚焦长时段传承2,即“时间上的价值与知识在代与代之间的传送”3,且通过融合组织化的物质(MO)和物质化的组织(OM)为有机体的中介行为实现，所以媒介学不仅关注一种思想如何获得实体、一种观念如何转化为行动，即作为“思想、主义、信仰的后勤支援”4;而且启发如何寻找物质、符号和观念之间的互相转化，探寻获得文化生成和传承的背后逻辑。“红旗渠”作为思想和实体之间的中介地带，不同于大众传媒抑或网络、手机等显性媒体，而是另一种形态的传播和运输工具，形成了一种信息延续和流转的自我成长系统。因此，沿着红旗渠的符号生产、沉淀与激活的脉络，借助媒介叙事进行梳理与反思，不仅有助于从媒介的视角理解历史文本生产与文化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联，而且回顾和总结地域文化品牌与记忆建构的生成历程，也可以深化或启发媒介语境下如何把握历史叙事与精神建构这一问题。

一、文本书写：红旗渠的知识建构与传播

知识和文化的形成及其可触及的重要形式，如果通过文字完成就需要制度化，落实到具体的书写媒介上。“一个时代和过去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和文化记忆的媒介的关系。”5红旗渠从文本媒介层面不断沉淀为可存储、可记录的记忆，形成丰富和多元的书写形态，建立了红旗渠的知识传播的内容体系。红旗渠叙事种类多，既有书籍、报刊文本的阐释与解读，又有影视剧、纪录片、专题片和电视专题栏目的演绎与挖掘，还有绘画、话剧、舞台剧、摄影等艺术化形塑，具有丰富性、重叠性和主旋律化特点。从书籍来看，书籍是知识和文化的重要载体，围绕红旗渠生成的各种书籍不仅是红旗渠知识传播的重要基础，而且也反映着相应的观念和态度。据不完全统计，以红旗渠为题名和主要内容的书籍有百余种，主要包括相关人物、故事、事件的文学化阐释，绘画、摄影集等艺术化呈现，作为农田水利工程的科学技术的知识普及，以及作为文化旅游的地理历史宣传读物。6从出版数量的年代分布看，20世纪70年代和21世纪这20年最多，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少。7红旗渠落成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红旗渠颂、红旗渠地理读物、红旗渠工程技术等图书，如水利电力部政治部宣传处所编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丛书”《林县红旗渠》(1973)以及河南省林县革命委员会编著的《红旗渠工程技术》(1976)等。20世纪70年代除了书籍之外，报告文学、诗集等文学作品，图片集、组画、摄影集、音乐独奏曲等艺术形式也开始涌现，如河南人民出版社所编的《红旗渠之歌》(1974)是一部诗歌专集，而《红旗渠凯歌：唢呐独奏曲、小民乐队伴奏》则属于音乐文本。820世纪80年代红旗渠书籍出版只有1本，即梁斌的《烽烟图红旗渠第3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20世纪90年代红旗渠著作出版得以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林州市红旗渠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红旗渠志》。整体上看，这个阶段主要围绕红旗渠本身展开文学、艺术、工程、地理以及水利等层面的书籍叙事，并与艰苦奋斗、人定胜天的精神相连，初步形成了红旗渠的精神书写和传播内容基础。

伴随着红旗渠书籍的增多，其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最初对红旗渠的纪实表述开始逐渐转向对人物主题的阐释。不仅如此，红旗渠逐渐成为文化记忆和国家叙事的组成部分。首先，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纪实传记来看，不仅还原了修渠的艰苦过程，而且还使得人物故事更加丰满、翔实。报告文学《中国有条红旗渠》、首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丛书《人工天河红旗渠红旗渠纪念馆》《红旗渠旅游指南》等不断问世，红旗渠人物故事、红旗渠精神逐渐成为时代主题；2000年后较为集中，共出版了六七十种有关红旗渠的图书，其中21世纪初有28种，主要涉及红旗渠纪念雕塑、红旗渠之歌、红旗渠建设卷、红旗渠精神、红旗渠人物、红旗渠建设史料、红旗渠故事、红旗渠与小康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红旗渠精神与党的建设等内容主题。2010年以后有36种，涉及题材有访问笔记、连环画、画册、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诗歌作品集、短篇小说等，纪实文学和连环画突出。内容主要有红旗渠人物故事、红旗渠精神、红旗渠与河南故事和中国梦、红旗渠珍贵文献、红旗渠叙事、红旗渠图志等。其次，值得关注的另一方面，红旗渠被纳入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文化符号和国家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山腰上的记忆：红旗渠访问笔记》为中国20世纪文化遗产聚焦丛书，以图文的形式记录作者在第三次文物普查过程中对红旗渠的所思所想，是作者亲自采访修渠人的全记录。9纪实文学《山河让道：红旗渠设计施工与胜利竣工》以通俗、富有感染力的文字，记述了共和国建设历史上典型个案——红旗渠建设的这段历史，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10除此之外，书籍层面还涉及多部连环画、图片集、摄影集等。以连环画为例，既有作为现代故事画库的红旗渠连环画，也有守望红旗渠辉煌中国梦的画本，还有作为中国精神出版工程的红旗渠绘画本，以及纳入“人民就是江山：筑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连环画集)”的《红旗渠》连环画本和连环画《红旗渠》以及2020年红旗渠口述史、红旗渠源头的故事，红旗渠研究内容不断拓展。这样红旗渠与国家记忆和民族精神的生成之间不仅贯通，而且伴随着文本的不断诠释和解读以及再生产，丰富了红旗渠精神传播的知识和内容基础。

衡量红旗渠的知识生产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来源，即新闻报道作为最及时的信息窗口，如何反映红旗渠现象?自红旗渠修建伊始各种媒体就参与了它的知识建构和传播活动，关注的重点随着时代变化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并非一成不变的话语修辞。如果以时间为脉络，首先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新闻多从“林县”这个特定的地理和文化内涵出发，例如1966年《人民日报》社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河南日报》社论《学林县、赶林县、超林县》以及相关文章称“林县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的一面红旗”等。其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重提红旗渠，即1987年3月林县县委书记杜魁兴在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报告中说要保护好红旗渠伟大工程，打破了多年来对红旗渠避而不敢谈的沉闷局面，与会干部群众热烈鼓掌。1988年5月《人民政协报》登载河南省郾城县政协顾明的《红旗渠面临报废的危险》的文章，呼吁有关部门应注重红旗渠工程的管理投资。进入20世纪90年代，开启了从物质工程向精神符号实质性转化的重要历程。1991年新华社发文《红旗渠工程老化，需加固改造》并肯定红旗渠精神，1993年《河南日报》发表林县人民创业精神的调查《优秀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现代意识的结合》以及1998年《中国旅游报》刊发《红旗渠再举红旗，林州人重塑林州——林州旅游业步入快车道》等是其标志。21世纪之后，符号坐标的确立与文化记忆的挖掘成为红旗渠的文化价值与现代中国企业的融合发展路径。2000年《河南日报》发表《红旗渠举世无双，林虑山名扬华夏》以及2011年新华社首发长篇政论通讯《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从上述三个阶段来看，新闻媒介对红旗渠的呈现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变化，但都与时代和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从报道媒体的类型看，官方媒体如新华社、《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参与度较高，这说明红旗渠从主干渠建成之始，主流媒体就参与了红旗渠的媒介叙事。

从红旗渠的历史叙事和知识生产的基本内容来看，具有不同时代政治意识的风格化特征。红旗渠修建伊始就是在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即毛泽东人民史观和“上智下愚”的英雄史观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开启的，一些外国人如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也对林县红旗渠进行了攻击与歪曲，这在其拍摄的反华影片《中国》中有所反映。11在这一思想意识形态笼罩下，早期红旗渠的书写多以突出党的英明领导和林县人民的勤劳智慧与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为主题，歌颂了移山导河的群众英雄。因此20世纪70年代把红旗渠塑造成为自力更生和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水利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尤其是红旗渠经历了“文革”的腥风血雨(“文革”时城里的一小撮“造反派”揪斗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杨贵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直到1968年才出来继续组织修红旗渠配套工程，1969年又批“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12,污蔑红旗渠、杨贵和劳模们),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一提到红旗渠，就会被认为是“杨贵流毒”,红旗渠几乎被淡忘。20世纪90年代沉闷的政治气氛被打破，尤其是1993年河南省委作出了在全省学习林县人民创业精神的决定，中央领导也到林县专程考察，并作了重要批示，红旗渠才重新被提起。2000年以来，红旗渠的书籍出版和媒体报道出现了繁荣景象，“红旗渠精神”成了时代热词，其内涵不断被挖掘和阐释，成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民族精神，并与焦裕禄精神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内涵阐释的重要载体。经过风雨、经过争议、经过检验，红旗渠重新成为主流话语和叙事的模板。如今，红旗渠成为文化复兴和国家叙事以及对外宣传的符号资源，回顾其文本书写及其传播变迁的重要历程，不仅在于寻找如何将物质和事件转化为文本符号的经验脉络与理路，而且在于思考符号再生产如何通过文本叙事进行重新赋能，以优化知识传播的内容基础，进而有利于国家文化叙事和精神传播。

二、影像话语：红旗渠的内容叙事与阐释

自红旗渠在地理意义上诞生以来，形成了围绕着“红旗渠”不断演绎和阐释的影视文本，这些文本也经历了从故事与事迹的纪实性描述到阐释和重塑的修辞逻辑，呈现时代叙事与话语变迁。而作为影像媒介其塑造记忆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仅具有媒介技术和信息手段带来的书写实践，还必然通过人物、身体、姿态等重演或者再现虚拟意义上的“体化实践”13,使得观众能够跟随摄像机的镜头而运动，而且形成了一套特定的文化记忆和叙事话语，诸如铁姑娘、凌空除险等带有身体和动作参与特征的命名，也与近年人物主题的凸显、口述史的兴起以及舞台剧的身体表达等相互呼应。所以无论虚拟的影像，或者现实的表演，抑或观众的在场与不在场，围绕红旗渠逐步形成了特定的叙事话语，逐渐突出了主体性参与与个体化叙事。

就影视剧内容而言，同一文本在不同时代的叙事侧重不同，呈现了从故事本体到隐喻意义的升级和转换。首先，就电视剧而言，正式播出的电视剧有两部，即1998年的《难忘岁月——红旗渠的故事》(《英雄岁月》)和2007年的《红旗渠的儿女们》。前者讲述了林县县委书记阎运德带领全县人民开凿、修通红旗渠的艰苦历程，侧重描述修建红旗渠本身的艰难险阻与人定胜天的顽强斗志；后者展示了河南林州“红旗渠”的后代们在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凭借“一把瓦刀闯天下”走出太行“二次创业”的故事，丰富了红旗渠精神的时代内涵。其次，就电影来看，与电视剧不同，2010年到2019年上映的3部电影，侧重情感叙事和记忆共鸣。其中，2010年的《天河之恋》以“人工天河”红旗渠为背景讲述了爱情故事；2018年的《红旗渠之恋》讲述了主人公石雨萍的创业经历和乡村振兴历程；2019年的《红旗渠之归来仍是少年》讲述了一位曾经参与红旗渠建设的老人在孙辈的陪伴下重返红旗渠，一路骑行并终于和老朋友会合一起完成梦想的故事。电影不断演绎了红旗渠的精神，不仅是向艰苦奋斗、顽强不屈的历史致敬，而且注入了工匠精神和追求梦想的新鲜活力。再次，相对而言，关于红旗渠的纪录片较多，较为闻名的是《红旗渠》,即1974年联合国大会第六次会议中展示新中国成就的10部电影中第一个被播放的影片，美联社评论称“红旗渠的人工修建看后让世界震惊”14。黑白影片，全长40分钟，主要描述了林州人民挖渠取水过程中的艰辛。在细节处理上，一方面采用动画图示的形式直观显示了庞大的工程量；另一方面通过立体叙述高度还原了修建红旗渠的场景，开凿悬崖绝壁的危险镜头，全民挑着扁担取水的壮观画面，协同悲壮激昂的配乐和同期声解说，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实感。更为典型的是时代价值取向明确，以林县人民都会唱的“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民多壮志，誓把河山重安排，心中升起红太阳……”片尾曲结束。在这部最早的《红旗渠》纪录片诞生之后，1975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红旗渠畔展红旗》(又名《红旗渠畔展新图》),内容同样真实记录了林县人民奋战10年修成“人造天河”的事迹，但是着重生活场面的描绘，刻画了红旗渠修成后居民正常取水、插秧、种植水稻、打鱼等的新面貌，着重通过对比手法呈现红旗渠修成之后的劳动成果，比如林县水浇地的面积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扩大了50倍，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田，画面呈现林县荒山披锦绣、硕果满枝头、水渠上建起小水电站等。

除了20世纪70年代红旗渠的纪实性纪录片，此后还有一系列的纪录片作品，例如《红旗渠传奇》(2012)、《红旗渠——太行深处的记忆》(2015)等。2012年的《天河红旗渠》为30分钟的口述栏目，通过杨贵的口述叙事回忆“引漳入林”的决定、红旗渠名字的由来、反官僚等往事，带有较强的个体记忆色彩。2015年河南电视台出品、中央电视台播出的5集纪录片《红旗渠——太行深处的记忆》,从历史和共同记忆的角度更为深刻地阐述了红旗渠精神。主要表现在：一是更加细节化的描述，如“人无口食”的县志记录，水在一家人中洗来洗去舍不得倒掉的口述，对林州人民和杨贵等时任领导的采访，对拜神求水失望之后开始相信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道理进而进行筹备与修建的动机等；二是对客观环境的刻画，如社会背景——1959年大旱和修建的资金困境等；三是红旗渠精神的个体化，如对时任武装部干事王朝文、指挥部宣传股长田永昌、妇女营营长李改云、除险队队长任羊成等人的采访，通过从个体入手更加真切地显示出了当时的场景与精神。整体而言，和20世纪70年代的纪录片相比，后来纪录片的叙事更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红旗渠的来龙去脉和背后力量，并通过个体化叙事重新思考历史场景，也呈现了更为丰富的视角表达。

在媒介影像叙事之外，红旗渠在豫剧和话剧方面也有表现，多以具体人物为落脚点，围绕红旗渠精神进行诠释和塑造。豫剧主要有2005年的《红旗渠》以及2018年的《红旗渠传人乔书领》。前者以20世纪60年代修建红旗渠的个体家庭为蓝本展开情感叙事，后者是以典型人物为线索创作的五幕现代豫剧，并于2018年林州文化馆红旗渠演播厅首场汇报演出后，以北京为首站开启了全国巡演模式。而历时4年创作完成的话剧《红旗渠》则是围绕典型人物杨贵展开的英雄叙事和精神礼赞，是“中原人文精神精品工程”优秀剧目之一，2011年在河南省人民会堂首演后也在全国多地演出，至2012年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后在上海演出。虽然和影像的媒介叙事不同，豫剧和话剧的创作和巡演也多在2010年之后，成为红旗渠精神再塑造的重要路径，且呈现方式和以往侧重历史和纪实的题材不同，而是强调通过不同侧面激活红旗渠精神，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也是围绕旧的符号进行新的文本生成的方式。

三、空间生产：红旗渠的地理表征与激活

“地点本身可以成为回忆的主体，成为回忆的载体，甚至可能拥有一种超出于人的记忆之外的记忆……不仅因为它们能够通过把回忆固定在某一地点的土地之上，使其得到固定和证实，它们还体现了一种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比起个人的和甚至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时代的文化的短暂回忆来说都更加长久。”15红旗渠从地理标记到精神符号不仅是抽象演绎的过程，也是再地理化的过程。这至少在三个方面表现突出：一是地理标记群的建造，将精神不断沉淀为物质空间或实体；二是媒介空间的标记生成，促进其文化品牌的地方赋能；三是经典符号的现实空间流动，激活文化体验与意义生产。从最基础的意义而言，红旗渠不仅是完成一项工程意义上的“渠”,而是将其精神不断再次沉淀为物理或者地理实体，形成围绕“红旗渠”为中心的地标群体。这不仅包括纪念碑和纪念馆体系，诸如1956年建成的红旗渠纪念碑(2006年对其进行了重建);1975年在红旗渠总干渠枢纽工程分水闸处建立的红旗渠纪念亭——2000年扩建，后更名为红旗渠纪念馆，2002年6月红旗渠纪念馆开馆，2014年新馆开馆，2015年被确定为中央国家机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包括1998年落成的“山碑”,即作为“凝固的音乐”的红旗渠纪念雕塑——全长120余米，高约12米，计有浮雕10组、圆雕6组，共塑造人物形象202人。这些不断生产的地理符号组成了红旗渠最基础的物理景观。与此相关的另一方面，这些地理标记也逐步形成了基于红旗渠精神和纪念馆的教育培训基地以及相关的学员培训。例如，2011年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红旗渠纪念馆揭牌仪式举行、2013年的红旗渠干部学院、2016年的红旗渠文化教育培训中心(太行山干部学院林州基地)成立、2017年的红旗渠企业家学院等。这就在地理标记的基础上，形成了超越地理意义的文化景观，并且渗透了精神生产的空间组织，为红旗渠的精神延伸提供了物质基础。

空间的不断拓展的重要力量来源，是“红旗渠”在不同层次的空间中不断渗透并形成典型，进而促进其文化品牌的赋能价值。如果以时间为线索，较为明显的几次典型事例为：1995年“红旗渠”香烟品牌诞生、2013年国家863红旗渠科技产业园开园、2015年郑州铁路局“红旗渠号”高铁冠名列车从安阳东站始发、2015年为纪念红旗渠通水50周年《红旗渠全貌图》连体邮票首发仪式在红旗渠干部学院举行等。“红旗渠”的品牌效应在文化赋能地方层面表现较为明显，如2003年更名成功的红旗渠酒业公司、林州红旗渠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子产业园，2003年诞生的红旗渠手机公司，等等。至红旗渠通水40周年，“由红旗渠衍生的品牌价值达十亿多元，系列产品达25类230多种”16。除此之外，新媒介体验层面，例如2017年深圳移动科技有限公司与河南林州红旗渠景区合作“红旗渠VR精神体验馆”项目，并开发手机应用《红旗渠AR纪念馆》,游客只需要戴上一个VR头盔，就可以亲临红旗渠开凿现场，游走太行山腰，切实体验当年前辈们如何在壁立千仞的太行山上修建“人工天河”。17

红色经典借助空间进行人际传播以建构共同记忆的重要路径进而激活传统元素，并将其生成文化体验。研学基地、人文景观和太行山风光等历史、地理和文化的结合，促进红旗渠精神在空间层面的扩散与流动。较早是在1996年红旗渠被国家六部委联名命名为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此后2014年12月首届“实践教育”论坛暨“中国课程化研学旅行联盟”成立，2015年中央国家机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命名揭牌仪式在红旗渠纪念馆举行。上述“红旗渠”研学游的兴起，促进了红色经典纪录片《红旗渠》被反复观看，影视文本得以在封闭的空间中有效流转，而各种体验主题诸如推民工车、抬太行石、抡开山锤以及做“民工餐”等，将“引漳入林”工程的历史记忆被新生代研学群体体验和展演，并在“当一次红旗渠讲解员”中被重新赋能。“当具有强烈感情意义的物体出现在特定的场所，出现在规则的空间模式、形状和形式之中的时候，空间的特性就好像具有了情感的价值。处于这种环境中的人，就会把感情与物体的形状和物体的自然空间位置联系起来。”18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种赋能不仅带有较强的空间再生产性，而且强化了体验者对空间对象的情感共鸣，使得抽象的红旗渠精神通过形象化和个体化传播完成了对新生代的红色文化启蒙。

除了上述几种红旗渠的空间生产与符号再地理化过程之外，地标系统进入邮票成为流通领域的重要媒介也值得关注。目前共有两套红旗渠邮票，分别是1972年发行的《红旗渠》和2015年发行的《红旗渠全貌图》连体邮票。前者由邮票设计师杨白子、许彦博设计，以红旗渠为主，山水为陪衬；后者以国旗为主图，副图以窦宪敏的《红旗渠全貌图》为蓝本。在内容上前者展示了红旗渠建设过程和落成后的景观，包括“愚公移山”“青年洞”“桃源桥”“人间天河”4枚，且采用了当时难度较高的混合套印技术，融合雕刻和影写两种技术；后者采用传统山水风格，是为庆祝红旗渠通水50周年发行的连体邮票。目前邮政系统因信息传播和媒介技术的日新月异，使得红旗渠邮票失去了流通意义，但其收藏和标记性价值却意味着从地理符号到精神生产的重要转换，即从20世纪70年代地理景观出发的邮票到近年国旗与红旗渠并置的邮票，这种再次抽象演绎、凝练和再符号化促进了红旗渠精神和核心价值不断强化，也意味着红旗渠精神可以成为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地理空间和符号叙事建构着文化记忆，正如哈布瓦赫所述及的记忆双重性，“既是一种物质客体、物质现实，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纪念碑、空间中的一个地点，又是一种象征符号，或某种具有精神含义的东西、某种附着于并被强加在这种物质现实之上的为群体共享的东西”19,即集体记忆是一种复合体，或者说类似于媒介学意义上的双重身份，物质性和组织性的有机融合，而并非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二元对立。红旗渠融合物质和精神为一体的这个过程，也恰好回应了这种双重意义，即“物质化或者是建立纪念性建筑物，实际上多多少少是要使事物形成群体(faire groupe),产生某个地方(faire lieu),使其得以延续(faire durer)”,所以“没有象征性的超越就没有分配，没有人类之间的分配就没有象征性的延伸”。

四、组织激活：红旗渠精神传递与个体动员

“人类伟大的信仰产品都是集体组织的手段和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最终总是身体启发精神，而不是相反……信息扩散活动的双重性是，一方面建立一个重新扩散者的团体；同时在团体中建立权力关系和差距关系。这种关系使得短暂的传播通向长久的制度。”21德布雷对组织的讨论虽是以宗教作为实验开始讨论，但这种普适性依然在各种手抄人、社会主义运动的群众动员等层面得到了广泛的印证。当然宽泛意义上而言，组织存在多元形态，既有制度化边界也有松散化共同体，围绕红旗渠的传播也较为多样，除了依存于上述空间场所形成的机构以及教育、培训等固定性活动，其他组织性展览、纪念性活动以及红旗渠精神传承等也成为人际传播和大众动员的重要路径。首先，从政府来看，较早是从红旗渠通水开始，即形成了可以进行宣传和传播的地理符号。1965年10月初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北京农展馆观看了“林县人民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展览，指示说：“林县要有模型，要加强宣传。”此后1971年水电部举办红旗渠展览，并开始对外开放。1999年9-10月首都革命历史博物馆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成就展览，展出了红旗渠的内容。2004年9月历时18天的红旗渠精神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获得巨大成功，25万人参观了展览；按照李长春同志批示要求，红旗渠巡回展在11-12月先后在上海、广州、重庆、西安举办，31万人参观了展览。次年即2005年《红旗渠精神巡回展》先后赴香港、福州、苏州、杭州、天津、青岛、沈阳展览，并进行旅游推介。其次，红旗渠精神传播在各种民间组织的展览和赛事等层面也有表现。例如中国文联2015年12月“问渠”红旗渠精神主题作品展在北京展览；也有民间自发组织的主题赛事，例如自2013年开始中国·林州环红旗渠自行车比赛形成了规模，剑南春、捷安特、京科龙湾、柒號院等品牌或项目参与。组织性活动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形成了较为规律和固定的传播方式，完成了红旗渠得以扩大影响的行动者基础。

和展览活动以及赛事等组织性活动不同，红旗渠视觉符号景观的大量生产近年集中表现在文旅领域，这也与前文空间生产有所关联。目前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文化符号在空间的仪式性再造，例如大型音乐舞蹈史诗《走近红旗渠》,成为融合组织性和空间性的重要景观；二是红色符号赋能的文化消费，例如举办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首届红旗渠农民丰收节暨红旗渠稻田艺术节、2019滑翔伞世界杯赛，以及形成各种红色研学游、教育基地参观等组织性活动；三是新媒介叙事的符号动员，既有官方推动，例如安阳市委宣传部主办“遇见最美安阳首届网红直播大赛”,亦有媒介不断关注，例如2020年央视新闻《云游中国》直播及其新媒体账号同步直播凌空除险等实景演出，也有民众口碑，例如林州十大最佳网红打卡地(山水城、红旗渠、林虑山、淇河、红旗渠干部学院)。以经典符号为核心形成的文化旅游和消费活动以及媒介叙事的推动成为红旗渠符号再生产的重要路径。

而就更为深层的精神传承组织而言，最为典型的是红旗渠精神传承人称号的确立，这不仅是个体行为，而且形成了带有媒介事件色彩的传承人群像。较早的是2013年中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被聘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人”;后来2016年河南省原林县县委书记杨贵将一面书写着“红旗渠”三个大字的锦旗授予乔书领，并叮嘱其当好“红旗渠精神传承人”;此后“红旗渠精神传承人”被延伸到更为宽泛的群体中，获得称号的均为老一辈红旗渠工程的亲历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红旗渠的精神再生产正是在历史和当下之间不断被激活，传承人的形象、口述或者其他叙事都成为更为珍贵的信息生产渠道，而对红旗渠记忆的强化往往经由少量的本源性经典，人物即是其中重要一环，这一方面意味着红旗渠核心资源的逐渐稀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红旗渠精神抽象化过程中不断累加的意义再造已经在今天媒介环境下有了不同的新式表达。所以红旗渠符号从地理抽象为可以再生产的精神IP,正是在自上而下的官方推动和自下而上的个体化组织共同协作下不断丰富红旗渠的内涵和外延的结果。正如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新史学》中称，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主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22。正是从这个宏观意义上而言，红旗渠精神落脚于个体精神生成了民族与文化认同，从文本叙事到空间生产以及再符号化、再地理化的动态过程，也是不断激活个体认知与群体动员的过程，从而使得红旗渠精神得以从观念转化为行动，抵达了作为传播和传承主体的人群。

五、对外传播：红色经典的跨文化交流

作为红色经典谱系中的重要一员，红旗渠的跨文化交流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和时代语境。从历史脉络和交流特征来看，红旗渠肩负着政治外交、文化传播、民间交流以及推动当地社会发展与经验推介等不同角色，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其角色有不同侧重，但也总是互相混融。最初红旗渠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节点，其背景之一是中美建交。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宣告中美两国外交关系正常化，从此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各国相继与中国建立友好外交关系。1972年中国展览出版了英文版红旗渠彩色宣传册Red Flag Canal,书中用英语叙述红旗渠的修建历史，并配有彩色图片；同年，外文出版社发行了英语版、德语版、法语版、世界语版等不同版本的《红旗渠》明信片；1974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的红旗渠介绍册Red Flag Canal。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说：“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23197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参加联合国会议带了10部电影胶片去美国，在美国放映的第一部影片就是《红旗渠》纪录片，引起较强反应，美联社称：红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泽东意志在红色中国的典范，看后令世界震惊!24红旗渠在20世纪70年代已经成为中西外交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与此同时，红旗渠也成为接待来访要员的重要参观之地。我国邀请几内亚共和国、赞比亚、也门、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领导人来红旗渠游览观赏。在1975年7月原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副部长陈慕华陪同马尔加什共和国最高革命委员会成员若埃·拉科托马拉中校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参观红旗渠时，拉科托马拉说：“只有英雄的人民，才能建成这样巨大的工程。”2520世纪80年代，对外交流活动中较为典型的案例是日本深谷克海先生，他1976年带领日本技术协会代表团访问红旗渠后，又先后在1980、1982、1983、1985、1988等12个年份率领日本知名人士来红旗渠参观，并亲自设计编印了1000多本《红旗渠》画册；1993年88岁高龄的深谷克海先生与日本知名人士玉井辰也先生来林县参观时说：“我老了，在日本宣传红旗渠要后继有人。”26从20世纪晚期几十年的外部交流来看，作为地理工程和劳动胜利事件符号意义的红旗渠是进行对外交流的基本落脚点，且在部分时期扮演了民间友好往来的中介角色，整体上是围绕红旗渠本身的意义进行外交意义上的解读和诠释。

21世纪之后红旗渠的跨文化交流除了围绕文化符号和外交传播之外，开始逐渐增加对红旗渠产业开发和对外文旅推介，红旗渠的精神赋能和外延含义得到不断拓展。较为典型的事件是2000年7月世界质量理事会卢·马格里撒来林州市考察市办工业和乡镇企业；2015年“非洲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总统顾问研讨班”在红旗渠干部学院举办，同年9月红旗渠走进威尼斯举办“2015林州国际和平艺术展暨红旗渠走进威尼斯”活动发布会；2016年在第五届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向30多个国家的98位市长及市长代表推介红旗渠，“我在这里向各位特别推荐一个地方，就是红旗渠，红旗渠是人与自然和谐、合作的一个典范，是一个具有独特魅力的景区”27;2018年红旗渠景区参加了2018年韩国模德国际旅游博览会；2018年美国迈阿密知名旅行博主Jordan受邀参观报道红旗渠等。如果从媒介和传播转向的角度看，21世纪前后红旗渠跨文化交流方式发生了宏观变化，从着重通过较为单一的模式不断强调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转向了重视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或可被视为转文化传播的认知方式与文化策略，28也与万物媒介化不无关联。29但在跨文化交流中一种文化或观念无论是通过抽象演绎还是降解的方式触及和触动受众，都需要在物质和思想层面协同完成，而红旗渠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符号走出去，而且是作为红色经典如何在政治、文化和自然景观之间形成深入人心的传播说服力，这就意味着红旗渠是融合地理符号、文化标记和市场品牌为一体的有机物。因此，对红旗渠身份的认知，是红旗渠跨文化传播思维方式的基础，从其符号生成、建构和延伸的属性出发形成传播的跨文化和跨时空叙事，以有利于其更好地走向世界。

结语：红旗渠的媒介记忆与跨时空叙事

红旗渠的跨时空、跨媒介叙事是物质和符号之间的转化与强化过程，也是历史记忆不断演绎和地理空间不断重塑的“复调”过程。正如媒介学的发现是“一种物理状态如何产生非物理效果；或者反过来说，看到了人们在一种观念的引导下所产生的社会实践创新”①30。从媒介学视角对红旗渠品牌的跨时空叙事与传播进行研究，具有媒介学意义上的典范意义，是当代文化媒介形构的一个重要标本。一是重大社会实践如何借助跨媒介叙事来建构当代文化符号原型。从红旗渠建设的社会实践到红旗渠精神文化符号的建构，经历了一个跨时代、跨媒介叙事的漫长过程。当红旗渠成为一个区域，乃至一个民族文化的符号标志时，也就意味着红旗渠的跨媒介叙事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功，即它完成了由实践的文化向精神的文化转换，由历史的文化向现实的文化的转换。这其中当然不能忽略红旗渠社会实践本身的价值光环，但它所蕴含的媒介学叙事逻辑同样值得深入省思。红旗渠精神建构经历了不同媒介叙事中的多重历史变奏和现实演绎，每一种形态的媒介在形塑红旗渠精神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成了媒介记忆的受众场域和时代底色。与此同时，不同媒介的叙事又构成了同一主题的多重变奏，在彼此交互作用中共同建构着基于红旗渠工程实践的精神场域坐标。二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红旗渠媒介叙事如何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社会性的民族精神认同。红旗渠媒介叙事的最大成就是建构了红旗渠精神的民族国家认同。一个工程实践如何通过媒介呈现而成为民族精神的符号，尤其是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自觉认同，这是红旗渠媒介叙事研究的根本要义。以新闻报道文本为例，红旗渠媒介叙事的主体建构融合了党的领导、人民主体、英雄个体等多元一体的历史逻辑，既有家国情怀、自强不息的传统民族精神映射，又有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科学施工等现代民族精神张扬。透过这些报道文本梳理，不难发现，红旗渠精神媒介叙事本质上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当代话语建构，是以现代国家认同为中心的当代民族精神建构。三是红旗渠精神跨文化传播的可能与困境。红旗渠媒介叙事有着很多现代性尝试，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开展标志着红旗渠媒介叙事的当代性逻辑，即如何从一个地域文化走向更为广阔的精神空间，如何实现当代中国精神的更大地理空间的场域建构。这里面既有他者视角的融合性变革问题，也有跨文化传播的理念困境问题。需要指出的是，红旗渠精神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显示的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向重视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的转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引人深思的启发。

文章来源：苏士梅,白志如.从物质到符号:红旗渠的跨媒介叙事与跨时空传播(1960-2020)[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5):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