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一项不可或缺的监督机制，审计最关键的特征是其独立性、权威性和公正性。但在实际审计工作中，审计质量的高低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诸如审计师专业能力及社会关系、客户影响力、制度环境等。我国目前正面临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的关键转型期，各方利益博弈、寻租现象异常激烈，加之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较低，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务所违规审计现象屡禁不止。从证监会发布的事务所执业信息来看，近三年仅安永华明、德勤华永、公证天业以及立信中联四家事务所未受到处罚，而瑞华、立信等多家会计师事务所受到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等超过21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新兴媒体以网络为依托，凭借自身强大的传播力、传播速度、开放性等优势，帮助信息使用者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息资源，有效缓解了经济活动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媒体报道也有助于逐渐迫使违规审计现象无处遁形。近年来，香雪制药、神雾环保、神雾节能等多家上市公司财务造假事件，都是由媒体发现并予以曝光的，这也体现出媒体作为“第四方权力”在资本市场上的监督作用日渐显著。

相较于行政、司法等监督形式，媒体监督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信息获取便捷等优势，从而有利于增加违法违规事件在较短的时间内更大程度的曝光率，进而引发大众的热切关注和激烈讨论，由此也可以帮助审计人员提高对被审计单位的信息获取能力、更好地评价管理层诚信问题。同时，媒体报道引发的舆论效应会在无形中给企业与审计人员施加道德约束和监管压力，限制二者联手财务造假的可能性。但与之相应的是，舆论压力也可能会损害审计人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影响其专业判断。

如何有效发挥媒体在经济活动监督治理中的作用，正确引导媒体监督与审计人员审计质量的协同效果，是现阶段提升资本市场运作效率和监督机制的新切入点。鉴于此，本研究通过梳理现有研究成果，试图寻求新突破，以更好地发挥媒体监督作用，并借此提高审计业务质量。

二、媒体报道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一）媒体监督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1.媒体职能

作为资本市场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以及主要的信息传播媒介，新闻媒体具备两大基本职能：信息传递和监督治理。前者主要指媒体可以迅速捕捉市场动态，并将其准确高效地传播给众多的信息使用者；后者指新闻媒体的报道可以通过舆论效应有效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决策，发挥一定程度的外部监督作用。

(1）信息传递职能。Drake等（2014）研究发现，新闻报道通过搜集、处理以及广泛传播信息，以此帮助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会计信息的含义，促进企业财务信息准确地反映到股票价格中[1]。周开国、应千伟、陈晓娴（2014）同样发现，媒体关注、跟踪报道可以提高分析师信息获取水平，抑制其过度乐观，从而提升盈余预测的准确性[2]。田俐（2018）认为，现如今，依托数字信息化的发展，新媒体借助更加开放的信息传播平台，降低了社会大众获取信息的门槛与成本，同时借助人际关系网络再次将信息传递出去，由此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3]。

(2）监督治理职能。戴亦一等（2013）提出，媒体的负面报道会迫使上市公司更换更高质量的会计师事务所，以此向市场和投资者传递出利好信号[4]。李培功等（2013）认为，新闻媒体通过记者深入采访调查和跟踪报道，能够揭露出很多违法违纪现象，引起政府监管部门的关注以及促使企业自我改正[5]。Yang等（2014）在研究银行放贷问题时发现，媒体监管可以减少上市公司利用其政治关系获取超额长期贷款的概率，遏制银行腐败[6]。周开国、应千伟、钟畅（2016）检验得出，随着近年来媒体传播力度和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媒体监督对上市公司违规现象的威慑效果也逐年增强[7]。赵玉洁（2019）研究发现，通过媒体曝光度的增加以及外部监督效果的日益显著，新闻媒体可以帮助银行及投资者更好地了解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提高投资者投资的信心，由此节省企业融资成本[8]。

2.媒体监督治理职能实施路径

媒体监督虽然有“第四方权力”这一称号，但不同于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机关。媒体报道对企业违纪、官员腐败等不良行为并不存在法律强制性，其监督治理职能的实施路径通常有两种：一是声誉机制，二是政府部门介入。

(1）声誉机制。李焰等（2013）创造性地将社交网络内嵌于声誉理论中，提出声誉共同体这一新概念，认为当一家公司存在负面报道时，其管理层和治理层、母公司、当地政府甚至整个行业的声誉都会受到损害，而这些群体纠正不良行为的积极性与其声誉受损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9]。张琛等（2019）针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展开工作时发现，当媒体关注度较高时，为了避免出现负面报道影响企业市场形象，企业管理层往往更倾向于积极落实环境治理政策，以此获得投资者的认可[10]。可见，在媒体的聚光灯效应影响下，无论是为了获取正面报道的声誉优势亦或者迫于负面报道的舆论压力，企业都会选择披露更多社会责任信息，从而向政府及社会公众传递积极信号。

(2）政府部门介入。周开国、杨海生、伍颖华（2016）研究了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作用发现，政府部门受到自身行政资源的限制，没有办法对食品行业安全问题进行日常监督[11]。而媒体通过挖掘食品安全问题并将其曝光引发广泛关注，从而引起行政机构的介入，最终依靠行政强制监管促使企业整改违规现象。曹光煜（2017）指出，媒体的信息传播优势使得官员、政府机构贪污违纪行为很容易被曝光，引发纪检监察、检查部门迅速展开调查[12]。随着当前社会化媒体的发展，当某一事件被越多的人关注形成舆论焦点时，越容易进入政府部门的视线，进而导致相关主管部门的介入，运用行政手段处罚违法违纪现象。

3.媒体报道的衡量方法

目前，媒体报道的衡量方法应用较多的主要是媒体关注度计量法以及媒体情感倾向计量法。前者只统计媒体报道的总数，后者还关注了新闻报道内容的正面或负面情绪。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开始综合运用两种度量方法，以使研究结果更加准确。

吴芃等（2019）从财务舞弊的视角展开研究发现，媒体关注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概率呈负相关关系，而媒体负面报道可以削弱企业舞弊发生的概率。[13]

邵志浩等（2020）针对银行授信情况检验指出，媒体关注起到了信息中介的作用，报道数量越多，尤其是正面报道比重的提升，银行越容易向该企业放贷。[14]

章羽红等（2020）研究上市公司年度报表披露的及时性发现，媒体高度关注会促使上市公司偏向于延迟披露年报，且除了中立报道，积极或消极新闻都会使管理层出于维护声誉的目的而谨慎披露年报。[15]

（二）审计质量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1.审计质量的内涵及影响因素

Deanglo(1981)最早提出，审计质量是注册会计师检查出企业财报错误并将其揭露的联合概率[16]。从定义上看，审计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一是审计人员的执业能力，即审计人员对审计准则的应用情况以及对具体问题的专业判断能力；二是独立性，这一点强调的是审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是否总是客观公正反映审计结果。在衡量审计工作质量时，二者不应被割裂。

从审计行为的运作机制上看，审计质量又会受到审计主体、客体以及外部制度环境三个层面的影响：

(1）审计主体。首先从事务所自身规模来看，事务所规模越大，审计质量相应的越高。王德宏等（2017）针对签字审计师之间的校友关系研究发现，签字审计师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影响审计团队的沟通和工作效率，进而对审计质量产生影响[17]。杨世信等（2018）认为，会计师事务所是一个集盈利与公共服务于一身的社会组织，既可能为了经济利益放弃审计独立性，也可能为了树立公众形象而提高审计质量。整体而言，事务所业绩收入与审计质量之间是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临界点[18]。庄飞鹏（2019）基于非审计服务的视角检验发现，非审计服务虽然能够提升审计人员的专业胜任能力，但从独立性的角度看，审计师可能为了获取非审计服务收入而受制于企业管理层，最终损害审计质量[19]。

(2）审计客体。刘骏等（2016）认为，大客户会产生支配性影响，损害审计人员的独立性[20]。而封华等（2018）则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客户的影响力不仅不会损害审计独立性，而且可能使得审计人员为避免审计失败引发的声誉受损而增加审计程序、提高审计质量[21]。周冬华等（2018）检验指出，企业出于吸引境外投资者的目的，往往主动追求高质量的审计，如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22]。蒋尧明等（2019）从审计师能力与客户需求两个层面研究对审计质量的影响时发现，审计师能力与客户需求共性程度越高，越利于审计人员提供高审计质量[23]。

(3）外部制度环境。刘霞（2014）从产权性质的角度研究指出，国资委监管规定的发布会更显著地提高国有企业审计人员的独立性，降低高管盈余操纵的发生概率[24]。吴伟荣、李晶晶、包晓岚（2017）在研究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影响因素时加入政府监管这一调节变量检验，指出政府监管越严厉，事务所越倾向于提高审计质量以减少审计失败带来的声誉受损和处罚成本[25]。程娟等（2017）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与政府监管互相博弈的视角分析发现，监管部门加大审计失败处罚力度可以有效提高审计质量[26]。

2.审计质量的衡量方式

考虑到审计质量的优劣程度难以直接测算，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学者们多采用事务所规模、业务费用、操纵性应计利润以及审计意见类型等作为替代变量。前两种是通过事务所在审计过程投入的资源及成本来衡量审计质量，后两种则是反映审计人员出具结果的独立性。

其中应用最广的有以下两种：

(1）操纵性应计利润。朱宏泉等（2018）认为，高管盈余管理操控程度是审计质量的最优替代变量，并基于此检验得出高额收费与操纵性应计利润之间呈负相关，具体表现为事务所高收费可以追加审计程序以此提高审计质量，抑制高管盈余操纵[27]。孟庆斌等（2019）同样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检验发现，事务所经营所在地社会信任水平与审计质量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8]。

(2）审计意见。李玉兰等（2017）以企业关联交易金额为切入点，以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数量衡量事务所审计质量的高低发现，企业关联交易金额与非标意见呈正相关关系[29]。程璐等（2019）同样以审计意见类型代替审计质量检验发现，区域内会计师事务所供给越多，审计师发表非标意见的意愿越低，最终反映出审计质量的提升[30]。

（三）媒体报道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综述

1.媒体报道会提高审计质量

余玉苗等（2013）认为，企业负面新闻的数量与注册会计师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概率呈显著负相关性，且由于国际四大事务所更加注重维护声誉，因此负面新闻的存在会促使国际四大事务所更加谨慎地执行审计过程，提供高质量审计[31]。Bringselius(2014）同样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存在较多负面报道时，审计师会考虑增收审计费用以实施更具体、更多元的审计程序，从而提高发现重大错报漏报的概率，将审计质量维持在较高水平，避免审计失败带来的声誉危机[32]。尹美群等（2018）认为，媒体对于审计失败的曝光度不仅会增加事务所的经济损失，还会加剧其在业内的声誉损失，同时舆论压力也会抑制审计人员与管理层联手违规的风险[33]。

考虑到我国各区域政策、监管制度的差异，彭桃英等（2014）提出，媒体监督可以有效弥补制度环境差异引发的低质量审计，即对于制度环境建设较薄弱的地区，媒体报道能够更加显著地提高审计质量[34]。在法律监督和政府监管较为松懈的地区，媒体作为“第四权力”可以有效弥补前两者的监管漏洞，促使审计人员提高执业谨慎性。此外，相比有限责任制事务所，媒体报道引发的舆论压力对合伙制事务所审计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吴伟荣、李晶晶（2017）从媒体报道引发政府部门介入的角度检验指出，审计人员在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时，会关注媒体报道引起监管部门介入的可能性，进而实施更深入的审计程序、谨慎发表审计意见[35]。

2.媒体报道会损害审计质量

(1）媒体报道的主观偏差甚至合谋，不利于审计人员获得客观信息，损害审计质量。孔东民等（2013）提出，企业可能利用广告支出、招待费等手段与当地媒体建立社会关系，从而使得媒体报道缺乏公正性[36]。刘笑霞等（2017）认为，负面报道会加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风险和诉讼风险，但是在面对由此引发的潜在损失时，事务所会选择增收审计费用以减少额外的经济损失，而非实施深入审计程序、提供高质量审计[37]。

(2）媒体报道会引发从众效应，降低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吕敏康等（2017）指出，媒体正面报道的不断输送，会削弱审计人员的谨慎性和独立性、提高对审计风险的容忍度，从而减少必要的审计程序，降低审计质量[38]。李小光等（2018）研究同样发现，带有主观情绪的报道会损害审计执业的独立性，只有持中立态度的报道才能得到大众的认同，并带动积极的舆论，推动审计人员提高谨慎性，投入更多审计资源及审计程序[39]。

（四）研究述评

基于对媒体报道相关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普遍认可媒体信息传播以及监督治理两大职能，且研究发现，媒体实施监督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声誉机制以及政府监管介入两条路径。对于审计质量的研究，学者多以审计质量的内涵、影响因素以及度量方法等为切入点。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日渐凸显，不少学者开始重视媒体报道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因素，由此形成两派观点：媒体报道有助于提升审计质量，媒体报道会损害审计质量。

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几点思考：一是随着网络媒体、自媒体快速发展，媒体报道的真伪、客观性以及权威性有待甄别，不能仅以数量或者报道内容的情感色彩进行度量；二是审计质量的测度方法有待商榷，现有替代指标的有效性还需进一步探讨；三是媒体报道与审计质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制度环境、事务所规模、政府干预等因素都会影响媒体对审计质量的监督效应，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添加调节变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三、结论与研究展望

（一）结论

1.现代媒体正面作用

现代媒体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信息获取便捷等优势，有利于缓和事务所与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信息获取能力，更好地评价管理层诚信问题。同时，媒体报道通过声誉机制以及政府监管介入两条路径可以有效实现其监督治理职能。

2.应对舆论压力影响的监督作用

现代媒体所形成的舆论压力，有可能会影响审计人员在执业过程中的主观判断，损害审计人员的公正性和独立性。对此，需综合发挥自律、他律以及法律三方的监督作用。自律层面，应提高媒体行业从业门槛，加强媒体从业人员道德教育及专业知识的培训；他律层面，重视各大权威媒体的引领作用，营造一个良好的新闻报道环境；法律层面，监管部门加大惩处力度，对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进行约束，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和可信度，从而更好地发挥媒体监督治理职能。

（二）研究展望

在现有研究中，对于媒体报道的度量仅以数量或者报道内容的情感色彩进行划分，但媒体报道的真伪、客观性以及权威性有待甄别。后续研究应综合考虑媒体级别和权威性、媒体报道的手段和方法，以确保媒体报道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和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此外，制度环境、事务所规模、政府干预等因素都会影响媒体从业人员的执业能力，从而干预对审计质量的监督效应。譬如，制度环境建设薄弱的地区，政府对市场资源配置的控制能力更大，出于美化财政业绩等原因，地方政府可能会同企业合谋，抑制审计质量，此时媒体报道很可能非但不能弥补制度监管漏洞，反而可能会参与合谋。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添加相关调节变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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