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文化治理是从文化认同意义上表达社会运行模式和行动逻辑的新型管理模式[1]，凸显文化的全民动员、全员参与与全面认同，强调文化的差异化境遇及文化的内在动能与多样形式等有助于治理运行的元素。图书馆文化治理是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文化中介（或文化服务供给）作用实现文化的传输，彰显文化的价值，实质在于更好地探求文化发展的社会价值功用与机理，目标在于实现图书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文化作为一个领域或治理对象，核心议题涉及文化资源、文化政策制度、文化权益、文化管理及服务活动等具体范畴，图书馆需发挥其有效的善治与管控功能，提高文化供给效能，体现文化治理的价值内容属性；另一方面，文化涵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对各个领域的治理产生影响，图书馆借助文化的价值传播和思想规训等功能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发挥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中的促进作用，究其本质则是透过文化和以文化为场域达到治理的目的，体现出文化治理的工具属性[2]。

2、图书馆文化治理的价值

2.1着眼文化中轴式社会治理，实现图书馆全面改革的社会成效

文化中轴式社会治理的价值在于最大化发挥图书馆的文化治理价值，图书馆全面改革应当突出并围绕文化这个中轴展开。图书馆文化中轴式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在于发挥文化对人与社会的导引，首先要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要与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与追求同频共振。其次，应为社会多领域进步提供更多可能的文化路径选择，诸如在社会文化核心价值、社会整体公平、民众社会福祉、公共服务均等化、文化自觉行动等方面探寻着力点与发力点，逐步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增强社会活力、化解社会矛盾[3]。

2.2激发社会多元主体力量，助推图书馆服务转型发展

图书馆文化治理注重社会各主体力量自觉参与治理，即人人既是文化治理对象，又是文化治理的主体参与者。时下用户多样化需求强劲，且多元文化之间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图书馆文化治理势必努力探寻公众在图书馆文化服务活动策划、组织、协调、控制过程中所达成的“公共性”“公平性”“日常化”的价值理念，促使广大用户成为参与主体和活动主角，促成图书馆紧密围绕社会各类主体力量的多重博弈进行治理[4]，进而充分调动多元社会文化主体的创新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度，提升图书馆文化服务效能，助推图书馆服务的转型发展。

2.3注重文化服务的互动与文化认同，塑造图书馆新形象

只有与时俱进，适时调整图书馆文化治理的方式与手段，才能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同。时下盛行的图书馆公共文化空间构建正是当下文化治理的场域，而公共文化服务正是在此情境中不断发展实践的。图书馆通过不断参与社会文化叙事与生活意义的建构，提供新颖的服务，形塑理想的公共生活，进而收获良好的服务效益与服务成果，这种文化服务过程是长期的动态性的。一方面，图书馆文化治理过程与个体的日常生活、文化消费和服务供给在文化空间中紧密交织，不断重塑着整个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使公众认知和价值诉求得以重构。另一方面，主流的价值理念有效传递与灌输给社会中的每个个体，并将之内化为个人的价值取向、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久之升华为共同的集体意识与优良行动逻辑，最终在动态互动的体系中相互依存，互为发展，逐步培育新的良性公共关系，塑造新时代图书馆的新形象。

3、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功能

3.1体现图书馆文化治理价值属性的功能

3.1.1促进文化资源均衡发展，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文化资源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础性资源，是文化信息传播的主要载体，图书馆作为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公众文化需求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致使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文化资源配置不均衡。然而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愈加凸显，且呈现个性化、多样化、层次性、品质化等特点，这就要求文化资源均衡协调发展，文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向欠发达地区、基层和乡村倾斜，全面协同文化资源的开发、配置、利用、聚集与优化，基于合理的资源再开发机制，建构重拾文化记忆的资源体系，大力推动文化资源协调发展，达成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和使命。

3.1.2推进文化公平，维护公众基本文化权益

图书馆服务具有平等、免费等公益属性，始终坚持以保障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基本文化权益契合于不同历史时期公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是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一项普遍的、平等的文化权益，是须由国家和政府予以保障的最低限度的、必要的文化权益。文化权利与生存权、发展权，以及经济、社会权利同等重要，应该得到有效保障。图书馆文化治理关注民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机制、享有文化权益的权利，以及网络接入率、数字化服务等现实问题，通过完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高服务效率，满足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保障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

3.1.3增强文化发展与供给动力，提升图书馆文化服务效能

图书馆文化治理从供给侧与需求侧视角审视图书馆服务供给主体，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个体等多元供给主体的相互作用，选择适宜的多样化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不断畅通公众需求表达渠道，构建适应社会发展且满足公众文化需求的图书馆有效供给机制与动态发展机制，促使图书馆文化供给全面、有效、高质，吸引广大用户走进图书馆享受图书馆服务，从而释放图书馆的文化价值。国家及各级政府应关注图书馆服务的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需对接等深层问题，加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选用按需供给、均等供给和多样供给方式，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不断创新文化服务手段，有效提升图书馆文化服务效能。

3.2体现图书馆文化治理工具属性的功能

3.2.1面向多元文化服务，促进个体发展与终身学习

图书馆是多元文化的集散地，图书馆的多元文化服务应面向所有公众，关注所有主体“人”的存在与发展。图书馆应密切关注广大公众日常文化生活并以此作为服务的逻辑起点[5]。公众个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个体不同的文化内涵在社会活动中相互传递，不断助推个体的自我革新与发展。图书馆将文化服务“嵌入”家庭、社区、学校等社会文化集合体，通过文化互动满足公众自我认识的根本要求，实现自我发展与终身学习的目标愿景。

3.2.2彰显文治教化功能，优化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

《辞源》（第三版）将文化的中文语义定义为“文治教化”，符合公共图书馆的文化职能，即主要通过示范式文化表征系统对社会公众的意识形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实现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优化[6]。文化治理视域下，文化服务活动和“产品”生产在文化空间中紧密交织，图书馆通过践行其文化服务职能，泛化服务边界，不断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树立民众的主观认同感，塑造公众意识和培养、提升公民素养，重构公众认知和价值诉求，促进个体与群体的和谐关系，帮助个体积极适应社会，发挥塑造个体人格与实现社会化调控的功能，不断优化社会氛围。

4、基于文化治理的图书馆发展路径

4.1以先进社会文化与价值认同为引领，树立图书馆文化治理的新理念

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现社会整合与价值重塑，彰显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引领力、透射力和统摄力，引领图书馆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发展，深挖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和文化内涵，发挥图书馆文化治理的“枢纽”作用，逐步实现文化自律向文化自觉的转变，进而不断外化于行。

尤其应注重挖掘和诠释图书馆文化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表征与衍变、内涵与意义，关注大众文化及其传递、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逐步构建全方位覆盖、全社会关注协同、全民参与助力、全要素动能转换、全流程开放互动的服务新形态。图书馆文化治理的现代性重构促使图书馆打破边界，以更开放的大文化姿态融入社会，形成由“图书馆+”到“+图书馆”的“大连接”“大融合”转变，树立图书馆资源、服务全面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格局[7]。

4.2以文化资源的配置与优化整合为基础，化解图书馆与公众的文化供需矛盾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关键是文化资源的均衡配置与优化整合，确保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需求，缓解图书馆与公众的供需矛盾。应坚持资源配置的导向性、实用性与针对性，重点解决城市与农村资源建设的不均衡问题，要特别注重老少边穷地区的资源建设与服务供给，以及老病残等特殊群体资源的精准配置，进而不断缩小文化资源的区域差距，提高均等化效率。

实现文化资源的均衡发展与优化整合，一方面，图书馆要针对公众文化需求整合自身已有的各种资源，确保文化治理的可及性与可发展性，尽可能地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用，并且合理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借助总分馆、信息共享平台及信息技术应用等方式实现公共文化的供需对接，让文化资源“流动”起来，提升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另一方面，要深化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8]，统筹协调、科学管理不同文化机构，加强不同行政层级公共文化机构的协调联动，推动联合服务转型，通过区域间及跨地域、跨行业、跨文化的资源整合或融合，形成文化资源优势。

4.3以实现公众基本文化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公众的文化权益

实现公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图书馆文化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文化服务的普惠性与包容性的集中体现。图书馆文化服务活动的策划与组织应充分尊重公众的文化需求，切实让公众参与文化实践与治理的全过程，共享文化成果。同时，要进一步构建民众公共文化诉求的表达渠道，形成民众参与公共文化实践的广阔“舞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效建构既是实现公众文化权利自觉和自为的制度性“舞台”，也是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担当文化使命、实践文化价值诉求的有力体现[9]。

此外，要通过合理的再分配机制将文化产品去商品化，将提供与文化生活和文化消费相关的基本文化服务活动视为公众文化权益保障的根本途径，即妥善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使图书馆在文化服务进程中积累更多的文化福利，进一步丰富公众的文化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4.4以多主体协同治理为动能，提升图书馆的文化发展活力

图书馆文化治理需以开放包容、合作共享为基本思路，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行动方针，实现多元主体的深度合作，以高效推动和保障图书馆的发展。在图书馆提供文化服务的过程中，服务内容常出现“有余”与“不足”并存的现象，这一现象实际是由政社协同不力引发的。图书馆文化治理的主体由政府及其所辖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一元制”转向社区组织、基金会、社会组织、社团、企业、媒体和个人等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协同主体，只有进一步转变文化管理职能，赋权增能，强化社会参与，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发力，才能形成公共文化合作善治的合力与动力[10]。

发挥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动能，既要坚持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强调社会力量的作用。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确权定责，优化政府职能，积极把握“兴文化”的发展机遇，聆听社会需求，提升全员参与的可达性，赋予社会组织更为广泛和多元的内涵，实现合作善治，保障图书馆文化服务持续发展。此外，政府要教育、引导和组织社会主体力量参与文化治理，协调、平衡、监管和评估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构筑公众参与治理的网络体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体力量要增强自身的专业服务能力、协同能力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社会的普遍认同。

4.5以构建图书馆评价体系为向度，充分发挥评价对图书馆文化治理的促进作用

1994年以来，文化部已开展了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工作，然而我国现行的公共图书馆评估制度基本上仍是行政导向制，缺少用户参与评价，服务内容和服务质量的评价机制尚不完善。构建图书馆文化治理评价体系要明确“三要素”及其内涵（如表所示）。国际上通行的治理能力评价体系多围绕评价主体开展，评价原则和评价内容作为主要组成部分，三者分别回答了“谁来评”“怎么评”及“评什么”的问题。

图书馆文化治理评价体系中的“三要素”

首先，政府、各级各类文化服务管理机构、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共同构成评价主体，明确评价原则与评价内容，倡导发展性评价理念和开放式的评价方式，将评价渗透到服务全过程。其次，重视进展性评价，从过去填补空白式、追求高大上的粗放式发展向注重服务成效与服务质量，注重多元主体、服务效能、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转移。最后，注重评价的适时性和指导性，形成面向图书馆、公众及社会的多重反馈机制，引导图书馆发现、分析和改进不足，从而充分发挥评价对图书馆文化治理的促进作用[11]。

4.6以优越文化政策与制度建设为根基，促进图书馆高质量发展

文化治理体系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子系统，体现了文化领域建设的宏观调控与顶层设计，也决定了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方向。图书馆文化治理作为满足公众对美好文化生活新期待的重要路径，其高质量发展理应得到优越文化政策的引导、支持及推动，如此，图书馆各项文化服务的运行活力与治理成效才能得以提升并充分释放。

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文化建设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三五时期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面向基层、贴近民众，强调免费、公开、平等的服务理念，且诸多政策法规提及了均等化、多元社会化供给、公众文化权利保障等内容[12]。虽然政策法规的侧重点不同，但其目标愿景都是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文化需求，谋求图书馆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进程中取得发展，进而保障公众文化权益，提升社会整体素养，增强社会凝聚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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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陕西省教育厅2020年度一般专项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时代陕西图书馆文旅融合服务模式及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JK0199)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