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一词，早在2012年幸克坚先生主编《赤水河流域经济文化综合研究文集》1中已使用，韦佳也有“红色文化‘四渡赤水’”2的表述。20世纪70年代，国内学界对红军四渡赤水红色文化已经开始研究3。然而，这些研究较少涉及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问题。近年来，学界似乎开始关注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的保护，亦呈现出些许研究成果。但是，目前这类成果数量还很少，这致使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诸多重要问题研究不足。

基于以上认识，当前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探讨：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有哪些类型，存在状况如何，保护情况怎样，如何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能够为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提供理论参考。

一、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类型

（一）遗址遗物遗迹

四渡赤水遗址、遗物和遗迹是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战略行为的直接产物，构成了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的基础性资源。四渡赤水主要有六类遗址。一是战役遗址。主要有元厚战役遗址、黄陂洞战役遗址、箭滩战役遗址、复兴场战役遗址、七里坎战役遗址、白杨坎战役遗址、漏风垭战役遗址、梅溪场战役遗址、青杠坡战役遗址、土城战役遗址、鲁班场战役遗址、三锅桩战役遗址、桐子窝战役遗址、枫村坝战役遗址、尖子山战役遗址、麻坪大山战役遗址、巴丝坳战役遗址、桐梓战役遗址、点金山战役遗址、娄山关战役遗址、白家坳战役遗址、镇龙山战役遗址等22处；二是渡口遗址。有元厚渡口遗址、土城渡口遗址、丙安渡口遗址、混溪口渡口遗址、蔡家沱渡口遗址、太平渡口遗址、二郎滩渡口遗址、淋滩渡口遗址、九溪口渡口遗址、茅台渡口遗址等10处；三是会议遗址。较具代表性的有地处川滇黔交界村庄“鸡鸣三省”会议遗址、扎西会议遗址、鸭溪会议遗址、苟坝会议遗址等；四是指战员居所遗址，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居所遗址，红一军团司令部驻地遗址等；五是红军战士驻地遗址。如，红军中央纵队休养连蔡畅、邓颖超、贺子珍、曾玉等29位女红军战士的暂住遗址，被土城人民称为“女红军街”；六是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运动战战略性转移线路遗址。

红一方面军在四渡赤水运动战略转移过程中遗留下众多物件。它们记载着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的行动轨迹和战斗、生活大量信息，成为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究其细节，大致划分为：渡河遗物，诸如渡河船、红军浮桥等；战斗遗物，诸如红军用过的武器长矛、火药枪等；生活遗物，如红军开仓分粮用过的“斗”、红军使用过的马灯等。遗迹，是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又一种形式。它们铭刻着四渡赤水红一方面军战斗和生活的印记，能够补充遗址、遗物所不能“诉说”的“长征故事”，丰富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是构成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信息源”。

（二）各种战略战术部署思想等文件资料

四渡赤水既是“长征路上的神来之笔”，亦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其中可谓妙计连环，出奇制胜。这得益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各种奇思妙想的战略战术思想。红军四渡赤水各种战略战术思想记载于长征各种文件材料中，这些材料是红军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文件，它们构成了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泉。诸如，《朱德关于阻滞川敌的部署致红五、九军团电》（1935年1月24日21时），《一渡赤水的行动部署》（1935年1月29日3时），《朱德关于我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1935年1月29日3时）等。梳理这些文件资料，就是厘清承载战略战术思想的军事“部署”“电令”“建议”“指示”等珍贵材料及其思想蕴涵。

此外，红军对群众的动员宣传思想亦是四渡赤水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部分。如，红军歌谣《我渡红军过赤水》：“赤水河哟，波边波哟，渡河船上我撑舵，千人盼望红军来，红军啊，哪天从我船上过哟……”又如，《我打草鞋送红军》：“赤水河，清又清，我打草鞋送红军。穿上草鞋翻山岭，北上抗日打敌人。”4这些歌谣式标语，在激发红军战士和当地民众斗争热情，抑制国民党军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是四渡赤水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资源。

（三）四渡赤水精神

四渡赤水精神是红一方面军在四渡赤水战略行动中展现出来的精神品质。它大致可概括为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务实求真的良好作风、审时度势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的指挥艺术、奇兵神勇的英雄气概、团结克难的集体精神等。四渡赤水战略转移运动战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红军创造了四渡赤水精神，四渡赤水精神展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将四渡赤水精神作为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合理而恰当的。

（四）四渡赤水相关媒体报道、历史人物回忆录与学术界研究成果

这是四渡赤水战略行为的间接性文化产物。归其类，首先是相关报道。如，1935年3月4日，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红星报》第11期发表题为《准备继续作战，消灭周纵队和四川军阀》。其次是回忆录。诸如《邓寅章回忆录》《张宗逊对青杠坡战斗的回忆》等。再就是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这包括四渡赤水相关研究著作和论文。这些报道、回忆录和学术成果，对传播和传承四渡赤水红色文化，建构四渡赤水红色文化发展史，发掘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

二、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遗址遗物遗迹“顺其自然存亡”

众多四渡赤水旧址“处于一种自然保护状态，即顺其破落，造成部分旧址年久失修，房屋破损，墙体腐朽，构件脱落，甚至少数旧址面临坍塌危险，亟待保护维修”[1]4；政府、当地群众及游客对其价值缺乏应有重视；修缮资金缺乏，工作力度不足；在发展红色旅游中，有些还遭到不同程度破坏；遗产本身的文物价值观念淡薄；虽然诸多遗物已经收藏于丙安镇红一军团陈列馆、红一军团纪念馆、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等馆藏设施中，但是大多缺乏维护措施，呈现顺其自然的存在状态；部分毁损遗物亦无修复措施；诸多遗迹已无法探寻和准确定位；在保护过程中，“重利用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而轻社会效益”等现象频现。

（二）四渡赤水战略战术思想缺乏应有的整理与研究

四渡赤水战略战术思想本身的价值似乎没有受到足够重视。这集中表现在，对四渡赤水过程中诸多“部署”“命令”“指示”等文件缺乏全面整理，这直接影响四渡赤水战略战术思想的系统研究和开发利用。

（三）四渡赤水精神的宣传和弘扬不足

这集中体现在“六个不到位”之上。四渡赤水精神概括和提炼“不到位”；四渡赤水红色旅游场所标语、视频等方式的宣传“不到位”；四渡赤水陈列馆、纪念馆等场所讲解员“走出去”解读与宣讲“不到位”；四渡赤水精神的馆藏文物展示“不到位”；对四渡赤水精神学术研究和发掘“不到位”；国民对四渡赤水精神了解与弘扬“不到位”。

（四）没有正确处理好研究与保护和开发的关系

研究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一则可以发掘其内在价值，增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二则可通过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研究，探寻更好的红色文化保护方式。研究四渡赤水红色文化，既是开发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条件，亦是重要内容。换言之，研究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的过程，也是保护和开发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过程。从目前来看，正确处理好研究与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仍然是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中尚须研究的课题。

三、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的对策

（一）明确保护对象、主体与经费

1. 保护对象

保护四渡赤水红色文化，明确保护对象是前提。一般认为，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是仅就四渡赤水遗址遗物遗迹而言的。在有关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问题的研究中,学界似乎亦持此观点。然而，四渡赤水遗址遗物遗迹、战略战术思想文件、四渡赤水精神及其相关研究文献、报道、回忆录等文化资源，均应纳入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范围之内。

2. 保护主体

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主体，实际上是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的“权”“利”和“责”各攸关方的集合体。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作为历史遗产，国家代表人民对其拥有所有“权”，国家有关部门应是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的主体；周围群众在外来游客观光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中受益，是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守护者”和获“利”人，也应成为这份资源的保护者或保护的监督者；保护对象和方式不同，保护的实施者就会有差异。有些文化资源的保护工作需要政府委托具有专业技术的第三方承担。在“权”“责”关系中，形成了第三种保护主体。诸如，四渡赤水相关历史报道、回忆录与学术界研究性作品的保护工作，重在整理；四渡赤水战略战术思想的保护则应该首重研究和发掘；遗址遗物遗迹的保护则须要修缮、修复或复原等。这都需要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人员或团队予以承担。如此，国家相关部门、当地群众，受国家委托的第三方，应该成为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权”“利”“责”之外，在四渡赤水红色文化旅游过程中，游客亦应履行相应的保护“义”务。

3. 保护经费

保护经费的来源、管理、使用以及监督，是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经费的重要方面。在政府主导下，宜设立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基金。经费来源应以国家项目开发方式拨付为主，企业团体赞助、旅游门票以及当地群众捐助为辅助。为避免贪污、挪用，切实实现专款专用，应委托第三方管理或成立由县市级相关部门、乡镇基层政府、捐资方等各方代表组成的基金委员会统一管理。经费大致以两种途径支出：一是四渡赤水精神的发掘与弘扬、战略战术思想的研究以及其他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料的整理与研究，这可以课题研究经费的方式支用。四渡赤水遗址修缮与维护、遗物修复以及遗迹探寻与复原，可通过招标并委托第三方的方式支用。在经费筹集、管理、使用过程中，可通过事前评估、事中监督和事后复查的方式实现有效监督，做到专款专用，有效使用。

（二）保护措施

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工作，需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

1. 应明确保护的指导思想

明确指导思想，就是要确定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的指导思想，这是针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主体而言的。第一，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为指导。“马克思认为，文化遗产是一种既得生产力”；毛泽东认为，“我们只有继承民族文化中的全部‘珍贵品’，才能发展‘今天的中国’”；邓小平多次指出，“要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2]1-2；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强调：“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第二，要以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保护传统思想为导向。宋元至明清时期，都有对历代古遗址、金石遗物等保护的传统。如，涌现出了《古迹卷》《金石卷》《天下碑目》《两京城坊考》等文物记载和保存的著作。最后，还要以切实遵循历史文化遗产形成、存在和保护的自身规律的思想为指导。

2. 增强保护意识

增强保护意识，就是要增强国民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的保护意识。可从“权”“利”“责”和“约”四个方面切入。代表人民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拥有所有“权”的国家文物或文化保护部门，要行使保护权力；从四渡赤水红色文化旅游中获“利”的当地群众，要履行保护义务；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承担保护之“责”的有关民间机构或个人，要承担保护之责；游客亦应在红色旅游中遵守文明保护公“约”，应当在国家相关部门主导下，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普法学习与宣传教育活动。

3. 妥善采取保护行动

(1）分类型保护。四渡赤水相关的一切媒体报道、回忆录与学术界研究性作品等纸质文献，最基本的保护方式是对其收集、整理与研究，发掘其中蕴含的红色文化内涵；四渡赤水精神的保护则重在宣传、弘扬、传承和践行；四渡赤水战略战术思想的保护，则是要收集、整理四渡赤水运动战各种“部署”“命令”等文件，研究和开发文件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四渡赤水遗址遗物遗迹的保护工作，是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的重点和难点。其中，遗址需要核实、定位、统一登记入册，然后对其修缮和还原。遗物则必须首先要从遗址所在地民间收集。从四渡赤水红色文化博物馆（纪念馆）的性质、保护国家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财富出发，要明确收集目的。在深入调查四渡赤水馆藏品现状、陈列和研究所需以及遗物征集来源的基础上，制定科学的遗物收集计划。加强四渡赤水馆藏品收集的预见性。可通过四渡赤水遗址“考古发掘”“田野采集”“民族学调查”“社会征集”“接受捐赠”“交换与调拨”“移交”“借展”甚至“购买”等途径[3]137-148，充实四渡赤水遗物，建立较为完整的四渡赤水遗物体系。

遗物的原始记录很重要。一件四渡赤水遗物有无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可否适宜公开陈列，这必须要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缺失科学依据的遗物不宜利用和研究。与遗物有关的名称、流传经过、地点、时间、隶属关系、用途、质地、保存情况、征集者和征集时间、前人评价等资料、文件等须要做到完整保存。在此基础上，与馆藏现有遗物一起，要重新统一进行遗物鉴定、定名、登记、归类、入馆排放、编目、统计、建立遗物档案以及检查和清点数额。保护四渡赤水遗物本质上是保持其价值。只有保持住遗物本来的面貌，才能保持其价值。所以，四渡赤水遗物保护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保持原状”。遗物保护中也要重视遗物保护环境问题。环境影响着遗物的“寿命”。“治”与“防”是遗物保护技术的两个方面。遗物的长期保护在“防”而不在“治”，即“创造良好的保存环境”。不同质地的遗物应采取不同的保护技术。就保护技术而言，四渡赤水红色文化遗物的保护，应从铁器的保护、纺织物的保护、纸张的保护等几类入手[3]，分门别类运用不同技术进行保护。

(2）实施数字化保护。从时代性上看，陈列纪念馆的传统保护方法往往会引发四渡赤水文物与“原始环境”脱离现象，导致文物保护整体观的分离，对文物本身造成伤害。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多媒体、虚拟现实等数字化设备和技术，建构“四渡赤水数字纪念馆”，这能够使观众通过遥感设备漫游在虚拟的四渡赤水红色文化遗产空间之内，感受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存在状态的整体效果，还原并再现四渡赤水红色文化完整的意义空间，发挥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的教育功能[4]3。从现实性上看，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保护是前提，开发利用是目的。换言之，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是以开发利用为中心，围绕开发利用展开。就当前而言，四渡赤水红色文化的开发利用集中体现在四渡赤水红色旅游之上。固然，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旅游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却承受着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冲击。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利用数字化这种新的技术手段，使得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有了和谐发展的可能。”它“不仅能够解决现有保护手段的不足，还能让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得到有效利用，有利于解决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利用的冲突。”[5]22

因此，四渡赤水红色文化数字化技术，既是当前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的一种技术性手段，亦是解决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与红色旅游开发之间矛盾的有效方式。

四、结语

本文基于近几年红军长征四渡赤水田野实地的考察，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类型化分析，指出当前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中具有根本性和针对性举措。在一定程度上，这项研究回答了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要“保护什么”（讲求资源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为什么保护”（强调保护的紧迫性和针对性），以及“怎样保护”（侧重于保护的方向性和指导性）等颇具“纲领性”的几个重要问题，这是本项研究的特色之处，对四渡赤水红色文化保护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后强等.红军四渡赤水旧址资源的保护利用研究[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2,(3).

[2]刘晓敏.马克思主义文化遗产观视角下的文物保护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6.

[3]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4]周明全等.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技术及应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陈刚.旅游信息管理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A].邢定康,周武忠旅游学研究(第二辑)[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7.

文章来源：孟定芳,于衍学.四渡赤水红色文化资源类型及其保护研究[J].今古文创,2022,(11):107-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