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阳光下的葡萄干》是洛林•汉斯贝里于1959年在百老汇首演的一部戏剧作品。以女性主义为指导,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分析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积极探讨黑人女性在白人主流文化社会和男权社会中,如何在人际交往与交流中树立形象和体现人物性格的过程。黑人女性想要取得话语权,就要勇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摆脱束缚,挣脱牢笼,为广大黑人妇女群体树立榜样。
洛林·汉斯贝里凭借其首部戏剧《阳光下的葡萄干》成为第一位荣获纽约戏剧评论家协会奖的黑人剧作家。《阳光下的葡萄干》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戏剧,本剧讲述了一个黑人家庭追求梦想,试图通过父亲去世后的保险赔付金来改善生活状况的故事。纵观杨格一家的挣扎与抗争,其间出现三位值得注意的黑人女性,代表一家之主形象的莉娜,代表温顺妻子形象的露丝和代表新时代女性形象的贝妮莎。要想研究黑人女性,离不开探究两性关系,本文探讨了三位黑人女性如何摆脱束缚,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抉择与权衡,建立与男性相处的平衡点,树立自我形象,找到自身定位的过程。
一、莉娜——坚强的一家之主
莉娜·杨格代表了成千上万的工人阶级黑人女性,她们由于种族压迫和经济剥削而被剥夺了照顾自己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此部分通过分析莉娜与其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莉娜对社会不公正的反叛,表现黑人母亲在黑人儿童教育和成长方面的主导作用。
(一)社会压迫
“在黑人女性身上,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表现出复杂的连锁关系,这种连锁使黑人女性处于话语和权力之边缘的边缘”[1]黑人女性在受到种族压迫与性别压迫的双重压力下,有时无意识中会默认这种对待。“当讨论到黑人男性的时候,性别歧视妨碍了对黑人女性利益的承认。当讨论到女性时,种族歧视妨碍了对黑人女性利益的承认。当讨论到黑人时,焦点常常在黑人男性身上;当讨论到女性时,焦点常常在白人女性身上。”[2]所以从莉娜和露丝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社会上的白人主流文化与男权制对黑人女性潜移默化的影响。露丝建议莉娜拿到保险赔付金之后可以多为自己规划,拿着钱去欧洲或者南美洲旅游,“享受一下生活,忘掉家里的琐事,这辈子尽情地玩一次”。[3]可是莉娜不能接受黑人妇女独自在欧洲街头溜达,露丝劝道:“现在有钱的白人妇女都这样。打包行李、登船出发,就像家常便饭一样。”[3]对话中不难看出露丝很羡慕白人妇女可以获得自由出游的机会而不被世人诟病,黑人妇女也会萌生像白人妇女一样独立的想法,可在当时的社会这只是她们的美好幻想罢了。最后莉娜发出感慨:“可我终究不是什么她们呀。”[3]从她的语气中可以听出无奈和妥协,对这个白人主流文化社会的无奈和对自己身为黑人妇女的妥协。
(二)家庭冲突
“基督教文化并非非洲本土宗教,教徒依赖上帝,将上帝作为生活的救赎,隐喻着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渗入。”[4]莉娜作为非裔美国人,却极其信仰基督教,甚至因为基督教的理念与自己的子女发生冲突。在莉娜与女儿贝妮莎的初次争吵中,母女之间观念的迥异已经初露端倪。贝妮莎可能会随口提道“看在老天的分上”“噢,我的老天”,[3]但莉娜极不喜欢听人这么称呼上帝,即使是自己的女儿也不行。从母女间的对话可以看出,这样的矛盾已经不止一次,但是还没有到不可开交的地步。莉娜身为贝妮莎的母亲,不可能抛开这个身份而存在,但她作为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也不能忍受女儿贝妮莎以这种随意的方式把上帝挂在嘴边,所以莉娜只是出言提醒女儿不要这样对上帝不以为然。
而接下来的对话才正是激发矛盾的引爆点。莉娜和蔼地告诉女儿:“你当然会当医生,亲爱的,这是上帝应允的。”贝妮莎则冷冷地回道:“上帝对这件事可没有半点功劳!”听到贝妮莎的话,莉娜立马出言警告:“再这么胡说八道的,别怪我抽你的嘴巴!”但是贝妮莎也有自己的想法,也要努力表达自己的观点,上帝只是她不能接受的一个观念而已,她只是烦透了人类把自己不懈争取的所有好事都归功于上帝。“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帝!只有人类!是人创造了奇迹!”[3]莉娜听她说完这些话,在她脸上狠狠地打了一个耳光。接着,屋里一阵沉默。这时候莉娜也许在犹豫,也许在挣扎,她作为贝妮莎的母亲,应该试图理解女儿的想法,但是她基督教徒的身份让她不敢相信世界上竟然没有上帝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莉娜作为母亲的身份与作为基督教徒的身份发生了小小的摩擦,她执着说道:“现在,你跟着我说:在我妈妈的房子里,上帝依然存在。”最后还是基督教徒身份占了上风,这并不是说莉娜完全抛弃了母亲身份,只是在两种身份发生冲突的时候,莉娜的解决方式是她对两种身份平衡、融合的产物。最后莉娜警告贝妮莎:“在这个家里,有些观念是不能有的。只要这个家还是我做主,就绝不能有。”[3]莉娜在外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使她只能寄希望于上帝,这时被指出上帝是不存在的,使她无法接受,所以莉娜的一种新的身份就产生了,老沃特去世后,她变成了一家之主,作为这个家的顶梁柱,她在家里有绝对的发言权。
二、露丝——家庭的调和剂
“黑人男女之间的紧张关系极大地破坏了黑人社区的团结,甚至对种族斗争联盟构成了威胁。”[5]汉斯贝里在《阳光下的葡萄干》中高度强调了黑人女性对黑人家庭所做的贡献。通过研究露丝和沃特·李之间的关系,汉斯贝里表示了对建立黑人男女之间和谐关系的关注。虽然露丝不同意她丈夫不断地吹牛,但是她一直在经济上和精神上支持他,是她丈夫沉默而稳定的支持者。
起初沃特·李提出要用保险金投资酒馆做生意,露丝是不赞成的,他们之间发生了对话。沃特:“这就是这个世界上黑女人的通病,她们不知道鼓励自己的男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有点儿能耐,可以有所作为……”露丝:“没错,我是黑女人,可这也由不得我啊。”[3]黑人妇女在霸权社会中不但遭受来自社会各个阶级的压迫,在黑人社区中还会受到性别歧视,双重压迫使得露丝产生了依附于丈夫而存在的心理。露丝虽然对丈夫的提议不抱希望,但是为了挽救夫妻之间岌岌可危的婚姻关系,也许是为了打破丈夫口中的“具有通病的黑女人”身份,她试着去与婆婆莉娜沟通:“我和沃特之间出了点儿问题。我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但他需要一些东西,可我已经给不了他了。他需要这个机会,莉娜。”[3]露丝也立马意识到这是不太现实的事业,这只是陷入困境下企图走的一条捷径罢了。之后露丝尝试去与丈夫好好沟通,解开心结。当露丝表达对丈夫的关心,想为他在宿醉之后提供一杯热饮却被丈夫无情拒绝的时候,露丝(站在那里无助地看着他)说:“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能给你的呢,沃特·李·杨格?”[3]
三、贝妮莎——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对于黑人来说,非洲是文化的根源,是联系历史和现代的桥梁,非洲文化身份让他们能够恢复失去的民族性和历史记忆,从而重新发现自我,夺回民族角色。“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6]主体意识如果缺失,黑人女性则必然失去建构主体性的力量,身份必定模糊。因此,黑人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首先要认同自身的种族身份,坚持黑人的传统文化;其次要认同自身的性别身份,在父权制的文化语境中,女性一直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物权状态,从来都是被压抑、受歧视的性别,以“第二性”的身份被置于边缘的地位。[7]
在阿萨盖的启蒙下,贝妮莎开始了解非洲文化、价值体系和文化习俗,逐渐学会欣赏黑人的卷发、传统时尚、民间音乐和非洲舞蹈。在被赋予一个非洲名字之后,贝妮莎逐渐找到了她在黑人国家的身份。在非洲文化中,“一个名字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提供特殊的信息。”这个名字恰恰表明贝妮莎被边缘化,渴望主宰她自己的命运,回归非洲精神家园,贝妮莎也感受到她与非洲根源的紧密联系。非洲祖先文化身份有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使她坚持自己的文化,拒绝被白人的主导文化同化。当她原始的民族文化被主导文化扭曲时,她积极捍卫,并对祖先的文化分类。在第二幕中,贝妮莎斥责了其他角色的无知和对民族文化的背叛。有段时间,乔治声称非洲祖先的文化遗产只不过是粗糙的精神和破碎的房屋。她将乔治定义为:甘愿放弃自己的文化,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统治者中的人。贝妮莎不赞成他的无知和同化心理,她指出,非洲祖先的文化实际上是人类文化的摇篮,这证实了黑人的民族文化和价值体系。最终贝妮莎对乔治的拒绝,表明她拒绝被同化,准备接受她的自我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1]唐红梅.种族、性别与身份认同:美国黑人女作家爱丽丝·沃克、托尼·莫里森小说创作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59.
[4]刘璃蔧.探寻<紫颜色>后殖民主义中的女性困境[J].萍乡学院学报,2017,(5):7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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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淑芹.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139.
马思源,梁艳.《阳光下的葡萄干》中黑人女性形象剖析[J].戏剧之家,2020(34):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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