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语言作为人类对世界现象的隐喻翻译,本身具有隐性特征。当其应用于文学艺术作品中时,受到作品中的人物、情境、时空、情节、语境等限定,又将这种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进行了有效融合,因此,在文本翻译过程中,存在诸多传达方面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困难。本文以探析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作为研究题目,概述了中国戏曲翻译在新时代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分别透过隐性语言翻译与文化心理翻译两个视角,对中国戏曲翻译进行了具体讨论。
当前正值中国总体经济体系建设新阶段,在经济并轨之后,中国文化也趋向于与世界文化的融合。因此,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正在发挥巨大影响。从中国特色文化的角度看,新时代中国戏曲文化的重要性十分突出,它既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独自创造的戏剧艺术,也是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窗口之一。正如歌德在阅读中国二、三流戏曲文本时所认识到的,人类在根本上具有一致的情感与行为。下面分别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分析新时代中国戏曲翻译的重要性。
一、新时代中国戏曲翻译的重要性
从宏观层面看,我国百所“孔子学院”在全球诸国的落地生根已经产生了实际效用,激起了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热”,此时,中国戏曲文本作为传统文学艺术中综合性最强的艺术形式,对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积淀的读者,是实际阅读需求。从微观层面分析,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戏曲艺术文本的翻译。中国戏曲翻译作为一项能够传达中国民众深层心理与集体价值的艺术,在微观实践层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和意义。因此,通过对中国戏曲的翻译,有利于世界人民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与中国人的情感,以及此类行为与情感体现的文化心理和价值。
二、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分析
(一) 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分析
首先,中国戏曲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文字形式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这种隐性语言特征,也内含其中。所以,其要旨在于通过语法规定条件下的“表层结构”,转换出其中的语法“深层结构”(参看乔姆斯基《语言与心理》第三章),进而揭示出其文本背后的心理要素,即文字背后的主体想透过文字表达什么情绪、怎样的情感等。另一方面,中国戏曲翻译中,戏曲本身作为一种综合门类的艺术形式,在其实际的表演、传达过程中,牵涉到文字语言、动作语言、表情语言、言说语言,而此类语言的传达,往往并不能直接透过文字加以传达,而要以实际的行为、表情等进行“传神”与“情感宣泄”。所以,中国戏曲翻译中的隐性语言具有多重特征。
比如,在《长生殿》中存在诸多专有名词,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符号特征,在其隐性语言表达方面,其名称代表着对特定文化心理的传达。以杨贵妃跳的舞蹈为例,其中相关的注释中牵涉到“赵飞燕”这样的名词,若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其翻译为“LadySwallowofHan”。此时,英语读者即会将“赵飞燕”理解为一只燕子,即会丧失“赵飞燕”作为中国历史中一个独特人物联系着的一段历史佳话与文化心理认同。英语“swallow”不能表达出这种隐性语言背后的文化心理认同。再如,采用直译方法,一些翻译者将“梅妃”译为“LadyPIumBlossom”,往往会使历史题材戏曲中对一名妃子的称呼,转换为英文文本中的童话故事里的“梅花姐姐”。与之类似,“梨园”译为“theconservatory”,则过于现代化而不符合其依托的唐代历史背景。因此,有必要通过增添一些注释或说明性文字,使隐性语言获得进一步解释,从而达到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的一致。比如,将“赵飞燕”译为“ZhaoFeiyan——thefairladyofHan”。将“梨园”译为“ThePearGarden——thetheatre,thetheatreworld(originallythenameofcollegeofdramaticsfoundedbyimperialdecreeintheTangDynasty)”。这样,可以更为清晰地还原汉语文化的同有身份和特点,进而保持与隐性语言对应的文化心理,获得有效翻译与传达。
其次,中国戏曲翻译中的隐性语言在具体的表现层面,既有象征特点,也有多元的形式特点。以象征性为例,中国戏曲作为一种文学艺术类型,在底蕴方面包括了文学艺术的共性——即对于人性的探查、对人类情感的体验。由于这种底蕴方面的人性与情感相对复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戏曲文本的创作者在实际的戏曲作品创作过程中,为了清晰地把握这种底蕴,化解其中的模糊性造成的传达偏差与片面化理解问题,往往会选择象征手法,通过意象化的象征,使戏曲观看者能够透过文本、表演形式,对戏曲文本中的隐性语言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完整把握与全面理解。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出现了对隐性语言象征特点的“注释性翻译”(如上文例子中的名词翻译即属此类)。另外,整体上的象征手法应用,虽然能够满足戏曲文本隐性语言的有效传达,使同一文化环境下的读者与观众产生共鸣,然而,对于戏曲翻译中的隐性语言传达,则并不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因此,为了化解这一矛盾,翻译者往往会根据戏曲文本与表演本身的综合性特征,透过文本中的多重语言进行隐性语言翻译,使不在同一文化环境下的读者与观众产生共鸣。
(二) 中国戏曲翻译的文化心理分析
首先,中国戏曲文化是中国人深层心理向外传达生成的艺术形式。从文化心理方面讲,戏曲艺术深扎于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集体价值认同之中;表现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与基本行为之内。而且,这种文化深层心理与人类共有的情感相一致。比如,越剧《红楼梦》中黛玉与宝玉之间的打情骂俏、互相关怀等,都属于人类共有的情感。由此,也说明了中国戏曲艺术中的隐性语言下,各类译本能够吸引广大国外读者的原因。因此,翻译者也认为,中国戏曲翻译中的文化心理传达,在根本上就是要透过对中国戏曲文本中的隐性语言的翻译与传达,揭示出这种民族特征相对鲜明的集体心理价值与人类共有的情感特征,借助实际戏曲艺术形式中的生活方式对其加以再现,有利于戏曲翻译获得更好的理解。概括而言,中国戏曲翻译的文化心理,旨在将戏曲中人物的内心“潜台词”精准地传达出来,突破形式化的戏曲韵律与节奏限定,在文本与读者之间搭建起可顺利进行沟通的桥梁。
以越剧《红楼梦》的翻译为例,其中有一段黛玉与宝玉的日常对话。
原文:
黛玉:天气分明冷了一些,你穿得这样单薄,回头冷了怕又要伤风了。
宝玉:你自己也穿得这样单薄。
译文:
Daiyu:It’sgettingcoldnow,butyourclothesaresothin.You’llcatchcoldagain.
Baoyu:Yoursarethin,too.
比较原文与译文可以看出,黛玉与宝玉的日常对话虽然简单,内含了剧中人物的互相关怀,以及宝玉对黛玉的关心表现出的一种关心式的责备,潜台词是说,黛玉也穿得单薄,却关心宝玉而不关心自己。典型的中国式关怀中,这种责备式的关爱十分常见。因此,译文中预设了简单常见的英语对话场景,当二者对话时,英语语境下的读者能够透过简单的“too”一词,理解此情此景下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所传达的关怀、责备,认识到人类共通的“爱之深、责之切”的共同情感。
其次,中国戏曲承载的文化心理与欧美戏剧承载的文化心理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集体心理价值”与“生活方式”两个方面。具体而言,文化心理本身包括了生活方式与集体心理价值,而这两种文化心理表达方式,在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表现。比如,西方人在饮食方面以刀叉为主,讲求餐桌礼仪。东方人在饮食方面以筷子为主,也讲求餐桌礼仪。比较而言,生活方式层面,中餐与西餐、中餐礼仪与西餐礼仪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在集体心理价值方面,各民族却具有不同的取向,如西方餐桌礼仪中讲求“平起平坐”与“同时用餐”。而东方餐桌礼仪中则讲求“尊卑有序”与“老人先动筷子”。因此,在中国戏曲文本翻译过程中,对于文化心理的传达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翻译文本与翻译文本在表演时是否会获得全面理解。尤其是中国戏曲文本中承载的文化心理,已经渗透到了饮食起居、人际关系、社交方式各个层面。翻译者要实现对此类文化心理的精准翻译,往往需要结合戏曲文本中的生活场景、故事情节等进行相对全面的理解(如上文中的宝玉与黛玉的对话,虽然十分平常,却体现着东方人那种含蓄的情感表达与打情骂俏方式)。
(三) 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关系分析
首先,戏曲艺术文本中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存在一体两面关系,戏曲隐性语言中包含着创作者的文化心理,而创作者利用戏曲中的人物、情节、故事,将这种文化心理透过多重方式,以文字形式的隐性语言、动作形式的隐性语言、情感形式的隐性语言进行了具体体现。在中国戏曲翻译中的隐性语言是对中国戏曲文本中的人物内心情感的传达与揭示,而这种心理的揭示恰恰是透过人物之口,将具有集体心理价值的心理文化进行了提炼与抽绎处理,进而形成了隐性语言对心理文化的传达。中国戏曲翻译中的文化心理,借助隐性语言,可以使读者在翻译文本中获得更好的理解,并通过自身的阅读体会与对译本的解读,实现对这种文化心理的深入理解。中国戏曲翻译的文化心理是其隐性语言的“筋肉”,当二者连接在一起时,才能更好地在阅读主体与客观文本之间建立起有作用的“主客相互作用关系”,映射出中国戏曲蕴含的中华民族集体心理价值等。以越剧《红楼梦》为例,其中有一段宝玉对琪官说的话,具有典型的隐性文化特征与文化心理融合特征。此段唱词中,描述的忠顺府长史官到贾府找其戏班名角琪官,当琪官离去之时,宝玉十分感慨说出的心里话。
原文:
宝玉:琪官啊琪官,可叹你纵有行者神通广,难逃如来五指掌。
译文:
Baoyu:Qiguan,Qiguan.It’sapitythatevenifyouhaveMonkeyKing’sprowess,youstillcan’tescapefromthePrince’scontrol.
其中,译文将“行者神通广”译为“MonkeyKing’sprowess”。原因是孙悟空在世界的文化知名度相对较高,《西游记》被西文文化语境的译者经常译为“MonkeyKing”。但是,“如来五指掌”在西方社会就不十分流行,而且西方普通读者并不知道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到五指山的背景故事。因此,直译成“Sakyamuni’sfive-fingermountain”会带来瞬时理解障碍,因此,结合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之间的关联性与一体两面关系,可以将其翻译为Prince’scontrol(忠顺王的控制),此时可以实现隐喻向实际本意的清晰翻译,并将直译文本以附带说明的方式置于注释之中,有利于使译本读者更好地理解表层语言与深层文化间的对应。
其次,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虽然存在一体两面的关系。然而,在实际的戏曲原文中,这种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往往紧扣在一起,其细微的变化往往关联着现实生活中的人类情感。所以,要使中国戏曲翻译中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的一体两面关系获得精准翻译与传达。翻译者需要对隐性语言的象征特点、多元化形式特点,与文化心理的集体心理价值和生活方式,做进一步的分析。换句话讲,翻译者应该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戏曲文本有一个比较分析。比如,翻译者对中国戏曲文本、英国戏剧文本、德国戏剧文本、意大利歌戏文本的比较分析,即可以更为宏观地理解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戏曲(或戏剧,或歌剧)在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方面的差异,并结合翻译者视角,对其中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关联做深入一步的解读,从而增强隐性语言翻译对文化心理的传达,做好文化心理对隐性语言的内在释义。也就是说,为了使国外读者与观众全面、精准地理解中国戏曲文本与表演内容及方式,翻译者需要在翻译中做好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区分,并尽可能对其中的共性与差异进行一些强调。
三、注意事项或建议
对于专业翻译者而言,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均可以获得有效翻译与传达。然而,中国戏曲文本与表演具有史实上的时代限定,而且,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生活方式、集体心理价值、语言使用习惯,以及词汇方面,均有确定性的差异。因此,在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传达过程中,还存在一个“今与古”“中与外”的双重理解问题。首先,翻译者对于中国戏曲翻译中的隐性语言的把握,往往体现了翻译者的专业素养,如戏曲文本翻译本身,既要求翻译者对戏曲文化有一个精准、全面的理解,也要求翻译者在专业水准方面,能够拿捏到位。
其次,翻译者对于文化心理的翻译,通常要求翻译者具有一定的同文化背景与同文化场景下的生活体验。因此,在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关系理解与内涵传达过程中,需要翻译者运用双重视角,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翻译语言方面进行一些比较语言研究,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心理调研。另外,我国在戏曲翻译领域,对于外文文本的翻译相对较多,在隐性语言处理与文化心理把握方面积累了较多资源。而且,在中国戏曲向外文的翻译过程中,为了处理韵律、节奏、古代生活方式、封建社会下形成的集体心理,我国的翻译前辈在这方面也积累了诸多经验,翻译者可以从双向文本翻译中总结与之相关的处理经验。
四、结束语
中国戏曲艺术作为文学艺术中的综合艺术形式,在其翻译过程中,存在诸多限定条件,而在多重限定条件中,以其隐性语言特征与文化心理积淀最厚、内蕴较深。因此,在文字语言、言说语言、动作语言、表情语言等发挥其综合效用的过程中,翻译难度随之增加。为了较为切实地做到“言尽其意”“意达其神”,既需要把握其中的隐性语言特征,也应该借助这种隐性语言的特征与民族心理文化经久沉淀的集体心理价值和生活方式之间的融合,寻找其中的翻译“突破口”,尽量使翻译出的文本,能够在人类认知的共同语法结构框架内,透过其表层结构,传达出深层结构的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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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肖敏.探析中国戏曲翻译的隐性语言与文化心理[J].戏剧之家,2021(31):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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