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鼓励创业企业通过增加研发投入而实现快速成长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重要举措。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地位，其是创业企业更具竞争力和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因素。考虑到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可能的市场失灵问题，中国政府为研发和创新提供补贴和税收优惠等诸多政策支持，以此来鼓励创业企业增加研发支出，提升创新质量。为能有效引导和刺激企业技术创新，政府于2015年细化税收优惠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享受门槛，并在2017年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精准支持力度，将计入当期损益的研发费用税前扣除比例从50%提升至75%，进而在2018年放宽75%税前加计扣除适用范围至所有企业。研发经费总量不充足、研发经费配置不高效、研发风险偏好不一致等因素为税收优惠政策实施创造了需求空间。如何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更为有效地增强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刺激其研发投入与产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诸多学者认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刺激创新的效果强于研发补贴[1,2]，但对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具体效应，现有研究还存在诸多不一致性。以Lokshin[3]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效果是中性的，在不同规模和不同行业企业中存在差异性。亦有学者认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为降低企业研发计划的外部因素影响，并削弱企业所有权差异导致的对研发决策的影响，更有利于其创新生态体系的构建[4,5]。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直接补贴的区别、加计扣除效应的影响因素以及运行机制设计等领域，但是对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如何影响创业企业成长以及是否受到产权性质差异性的影响未能得到实证数据支撑。因此，本文选取新能源行业为研究样本，探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理，以期为研发税收优惠政策不断完善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创业企业当期成长

提升创业企业的创新能力、推进创业企业快速成长是“以企业为主体”相关政策制定的核心任务。基于研发直接补贴对于激发创业企业成为创新投入主体、创新活动主体以及创新成果转化主体等可能存在的路径依赖与挤出效应，政府部门提出并不断完善研发税收优惠政策，旨在触发研发创新的内生动力以期加快创业企业的成长速度。所谓创业企业成长，Gupta[6]从资源、动机、战略适应以及资源配置的角度进行定义，并通过产品质量、品牌信誉等定性视角或是企业创收、企业价值等定量视角衡量的创业企业业绩增长。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创业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相关研究。从企业性质来看，大多数学者认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研发密集型行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中绩效提升效果更为显著，且其激励效果表现出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具有较高研发导向的行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环境产业等领域的创业企业对于研发和创新更为敏感，因而该项税收优惠措施通过刺激创新促进企业成长的效果更为明显[7]。从政府资助方式来看，区别于捐赠和贷款等直接研发资助方式，从创业企业的税收负债中扣除计入当期损益的研发费用实质上是对创业企业创新成果的事后奖励，确保受惠企业在具有应税利润基础上使用税收抵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创新投资缺口[8]。因此对创业意愿强烈、创新方向明确的创业企业成长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从反应速度来看，基于在创新资源和人力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等补充性资产上的优势，大规模企业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的反应更快，积极响应政策号召开展研发活动以期提升其成长速度[9]。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a：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于创业企业成长具有正向影响

（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影响的滞后性与累积性

针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于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激励时效和效率测度成为新的研究方向与重点[10]。多数研究学者认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的成长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当期，而且具有持续性作用[11,12]。Pérez-Sebastián[13]从当期、滞后一期及滞后两期的创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为因变量，验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创业企业的滞后影响。以Chiu[14]为代表的学者研究发现高科技企业在创新扩散活动、产品开发、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往往受到前期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的影响。因此，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在利于未来创新活动和创业企业成长增速上的积极作用存在一定的时滞性[15]。同时，根据学习曲线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创新活动在新产品或新技术研发、投放初期具有累积性[16]，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创业企业的成长激励效应亦是如此。即早期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支持刺激创业企业创新，为后期的创业企业研发和成长提供知识储备和驱动力，共同对创业企业的能力成长、营收增长产生积极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b：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具有滞后效应

假设1c：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具有累积效应

（三）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作用

在技术日趋复杂、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作为研发投入驱动型政策鼓励创业企业知识转移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刺激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17,18]。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由于研发活动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政府通过税收激励政策对创业企业的研发决策进行干预，以此降低研发创新的高风险，积极引导和刺激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资[19]。基于要素禀赋理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利于创业企业整合创新活动中的多种生产要素，转向以研发投入和创新开发等生产要素为主的生产模式[20]。基于外部性理论，研发活动的公共产品性质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创业企业研发投资决策和收益偏离预期，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创业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刺激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以期产生更强的技术溢出效应[21]。对于创业企业而言，研发投入强度是其获得创新成效并快速成长的关键环节。部分学者认为，在自由化的市场中，竞争压力迫使企业开展创业活动并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将更多的创新资源投入研发活动以寻求更大的利润和市场地位[22]。政府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干预创业企业向外部传递利好信号，刺激其外部投资和内部研发，刺激并推进研发创新进程，进而加快其成长速度。Nunes[23]从实证层面对研发投入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在较高研发投入强度下创业企业会适当削弱创新资源管理以及研发活动高成本、高风险的影响，从而积极推动企业成长。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影响研发投入强度，研发投入强度促进创业企业成长和价值提升。因而，研发投入强度作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创业企业成长的纽带，对两者的关系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研发投入强度对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影响创业企业成长具有中介作用

（四）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诸多研究表明产权性质是研究创业企业创新绩效以及成长性的重要视角。国有和非国有两类企业在资源配置、信号传递、信息获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24]。在资源禀赋方面，非国有企业面临“创新陷阱”时更倾向于寻求外部援助，通过外部融资等渠道加强资源配置能力，而国有企业基于较强的资源获取能力和研发基础更容易享受国家优惠政策。国有性质的创业企业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一定程度缓解了在研发创新中产生的风险规避心理，有利于研发活动持续开展并推动创业成长[7]。在信号传递方面，由于政府研发税收补贴所传递的积极信号，非国有企业为能顺利进行外部融资以及创新资源整合，在研发过程中表现更加积极的态度[25]。在信息获取方面，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所有制歧视”加剧了对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以及信息获取方面的约束作用[26]。除此之外，产权性质对于研发导向的创业企业成长增速也有不同的影响。非国有创业企业在资金约束下追求研发、谋求成长的驱动力强于国有企业，因而更倾向于利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带来的现金流以进行创新活动，谋求其经营期内的持续成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产权性质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创业企业成长性之间具有调节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研究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于2017年和2018年分别进行扣除比例和适用企业范围的调整，故本文选取上市公司2017—2018年的相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而进一步选取新能源行业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新能源行业属于典型的低碳与环保行业，该领域的企业属于代表性的绿色创业企业或者可持续创业企业，在税收优惠政策引导下积极开展研发活动，创业成长成效显著。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Wind和国泰安数据库，对于报表中未进行披露的研发费用以及研发投入数据等，均通过巨潮资讯网手动查找。本文筛选处理收集到的统计数据以消除异常值：（1）剔除面临连续亏损以及有退市风险的ST、ST*企业，其对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研究存在一定影响；（2）剔除研究期内相关数据缺失的企业，得到符合标准的143家企业，共计1573个样本观测点。对样本数据使用软件SPSS25和Stata15进行统计实证分析。

（二）变量定义

本研究参考Laplante[27]和Shen[1]等学者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激励效应研究中采用的变量测度方法，从相对数和绝对数两个角度选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指标作为自变量。考虑其他因素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和企业年龄等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标准如表1所示。

表1变量定义和说明

(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考虑相对数指标和绝对数指标的适用性，本文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绝对数分别作为主效应和滞后效应的指标。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2017年和2018年样本企业的研发费用，用当年研发费用乘以75%的加计扣除税率再乘以年报披露中的企业所得税率，即为当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参考Zhi[9]学者的做法，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除以当年资产记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Ded,2017年和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累计数记为TRD，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数取自然对数记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绝对数R&D。

(2）创业企业成长。关于创业企业成长的测量，本研究借鉴Patel[28]学者的观点，选取创业企业的托宾Q值（TQ）和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作为成长绩效的代理变量。其中，托宾Q值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和潜在持续发展状况，可以更好地衡量创业企业的成长。本文将托宾Q值定义为创业企业市场价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托宾Q值越高，表明创业企业的成长性越好。营业收入增长率作为企业成长的一般指标，可以较好体现创业企业在营收层面的增长速度，进一步反映创业企业发展潜力。

(3）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研发投入多少进行衡量的指标包括研发投入绝对数与研发投入相对数，其中研发投入强度具有相对数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企业规模和行业的影响，能够有效反映与创业企业规模、营业收入等相对应的研发投入情况，更有利于同行业企业之间对比。因此本文参考Kini[29]的研究，依据研究基本目标，采用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即研发投入与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创业企业研发投入状况。

(4）产权性质。参考Wen[25]对产权性质的定义，本文对不同创业企业的产权进行赋值，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验证其作为调节变量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创业企业成长之间所起的作用。

（三）模型构建

为研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及其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即验证假设1a、假设1b和假设1c，构建模型（1）、（2）、（3）如下所示。其中，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oar）和企业年龄（Age）。模型（3）中TRD为解释变量，代表2017年和2018年企业累积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强度。

为研究研发投入强度和产权性质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所起的作用，即验证假设2、假设3，构建模型（4）、（5）、（6）如下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提供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表2可以得出，2018年新能源行业创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Ded）平均值为0.1752，最大值为0.5695，最小值为0.0002，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绝对数（R&D17、R&D18）最大值分别10.1865、10.2457，最大值分别为21.1046和21.2719，说明即使是在同一行业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在不同企业中仍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企业受到加计扣除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不大，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指标在相邻年份差异不大。样本企业中托宾Q值最小值为0.7978，最大值为5.5530，平均值为1.3677；另一成长性指标Growth最小值为-97.1304，最大值为202.4798，平均值为10.8439，表明新能源行业中创业企业在成长速度上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与我国新能源行业发展特性相符合。研发投入强度最小值为0.02，最大值为58.82，均值为4.1499，说明不同企业在研发投入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异。

表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为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假设，首先对各变量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结果发现：样本企业中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指标托宾Q值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13，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强度之间相关系数为0.275，正相关性显著。产权性质、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与托宾Q的相关系数均为负值，其中产权性质的系数为-0.171，具有较强的负相关性。数据显示，除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相对指标和绝对指标之间相关性较强，模型中涉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6，表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因此可以进行回归检验。

表3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三）回归分析

为验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对创业企业成长作用的主效应、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以及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分别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结果数据得出，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从模型的整体显著性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主效应和累积效应以及研发投入强度的中介效应、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都在1%水平上显著，而滞后效应模型可能由于滞后期的约束导致整体效应的显著性下降。

表4回归分析结果

从单个模型的回归系数来看，表4模型（1）中Ded的回归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假设1a一致，说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在模型（2）中，2017年和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绝对数共同作用下，系数均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创业企业成长具有滞后效应，验证了假设1b。在模型（3）中，2017年和2018年累计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存在累积效应，验证了假设1c。

模型（4）的结果显示，Ded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激励创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力度。在模型（5）中，RD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研发投入强度正向影响创业企业的成长，但是该模型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正向影响不再显著，这部分验证假设2，即研发投入强度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创业企业成长指标托宾Q起着完全中介效应。

根据调节作用验证步骤，对模型（6）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该模型中Ded的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验证了假设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产权性质交互项（Ded*Pr）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产权性质削弱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提升，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创业企业成长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Size）和资产负债率（Loar）能够显著影响创业企业的成长，但表现出负向影响效应，创业企业年龄（Age）与成长性指标托宾Q之间相关性不强，表明创业企业自成立以来的年限对创业企业成长积极促进效果不显著。

五、结论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是我国政府为刺激创业企业研发投入、促进创新成果产出的重要举措，并依据市场需求和企业发展规律不断进行调整完善，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本文探讨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创业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对于其当期激励效应、滞后效应、累积效应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研发投入强度中介变量以及产权性质调节变量的属性特征，揭示了二者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的作用。利用143家新能源行业创业企业的数据，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和创业企业成长为主要测度变量，结合创业企业规模、年龄、资产负债率等重要影响因素，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检验等实证步骤，对结果数据进行归纳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1）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有利于创业企业持续成长，且该积极影响表现出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首先，这一结论与Andria[30]和Zhang[31]的研究结果一致，再次论证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创业企业成长的正向激励作用。其次，由于决策过程的复杂性、技术的外部性以及研发活动本身的持续性和风险性等特征，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一宏观税收政策对微观受惠主体创业企业的创新刺激效应受到前期的激励影响。在此过程中，创业企业前期积累的研发条件、资源整合能力以及风险学习能力向外部传递利好信号，强化其成长速度的提升效果。但结果显示滞后效应与Denicolai[32]的研究结果不尽相同，其原因可能与滞后期的选择有关，不同滞后期带来的激励效应强弱有所差异。再次，对以新能源行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创业企业而言，技术与产品的创新创业对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尤为重要，因此利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充分发挥政策支持优势和市场机制优势，优化创新环境，壮大研发队伍，增强研发活力，从根本助力创业企业持续成长。

(2）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介变量，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创业企业成长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以往关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与创业企业成长的相关研究多从创新产出和研发效率[30]等展开，本研究以该项政策的投入驱动性特征为切入点，引入研发投入强度，指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通过刺激研发投入来进一步促进创业企业成长。具体而言，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在一定程度抵消了外部融资约束的负面效应，从投资风险、研发成本、资源配置等方面间接影响创业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这一影响路径进一步验证了Yang[20]等学者在研发税收优惠政策研究中的观点。基于该影响路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引发的任何幅度的创新投入增长都可能导致研发决策改变，以期减弱税收优惠政策享受引发的挤出效应和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市场失灵现象，最终实现高附加值效应并推动创业企业成长[33]。

(3）产权性质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强度与创业企业成长性关系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该结论与Jia[34]等学者的观点一致。基于产权异质性在资源禀赋、信号传递以及信息获取方面的具体表现，创业企业的产权性质对其创新决策和政府干预程度有重要影响。从委托代理的角度而言，国有创业企业利用其强政治关联以享受研发税收优惠，但表现出的经理人市场缺乏和预算软约束问题制约其研发活动的成果转化效率。从创新产出来看，创业企业产权性质的差异导致了其利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开展创新活动的认知和行为差异，进而导致国有创业企业与非国有创业企业在研发费用信号效应、技术产出效率以及研发支出的价值效应方面对其持续成长的影响存在差异。

彭华涛,吴瑶.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创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基于新能源行业的研究[J].财会通讯,2020(15):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