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医疗卫生条件显著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加之计划生育基本国策长期实施，老年人口规模急剧扩大，儿童人口规模不断缩小，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1]。与此同时，家庭结构却持续呈现小型化和离散化趋势，单亲家庭和少子化、独子化家庭日渐增多[2]，家庭代际分化程度不断加深，老年人空巢现象成为常态[3]。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照护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长期护理保险（以下简称“长护险”）制度应运而生。长护险的介入，必然使社会照护与家庭照护的关系发生变动，尤其会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的经济支持。长护险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随之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1、文综述献

1.1长护险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当前，许多学者的研究侧重考察长护险对代际经济支持的政策效应，从整体层面为明确长护险与代际经济支持的关系提供了经验支撑，但研究结果存在分歧。一些研究认为，长护险对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挤出效应，当参保家庭进入待遇给付阶段时，失能老人将获得长护险给付的现金补贴或护理服务，从而提高健康水平[4]。相应地，长护险会降低预防性储蓄，促进中老年群体消费，尤其是食品和日常生活消费[5]。预防性储蓄的减少以及健康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都对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替代效应，显著降低中老年父母获得子女经济支持的概率和金额[6]。然而，基于美国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长护险待遇给付为子女提供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将促进子女为失能老人提供现金转移支付[7]。国内一些研究则发现，长护险的实施并未给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带来显著变化[8，9]。

1.2长护险给付模式及其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

社会保障的给付模式主要有现金给付和服务给付两种。现金给付主要指各类社会保险和收入支持计划提供的现金转移支付；服务给付指政府或各类组织为个人和家庭提供的无偿或低价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10]。现金给付是世界各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长期采用的一种传统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了应对失业率上升、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及财政负担日益沉重的社会危机，西方国家纷纷开启社会保障给付模式改革，广泛采用服务给付模式。但一些国家经过实践发现，单一的服务给付模式同样存在缺陷，现金给付不宜完全舍弃，进而探索实行“现金+服务”的混合给付模式[11，12]。如今，德国、日本、韩国等长护险典型代表国家都采用混合给付模式。

在我国长护险试点过程中，对给付模式的选择也存在争议。一些学者主张采用服务给付模式，认为服务给付更能发挥长护险的社会效能，促进照护服务的制度化发展，减轻家庭的照护负担[13]；同时，可以节约成本，提高资源利用率，避免现金补偿引发的纠纷问题[14]；此外，有助于直接改善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15]。也有不少学者指出，服务给付通常以生产者而并非消费者为中心，照护计划可能与使用者实际需求不符，也可能会产生分配不公平与不合理问题[14]；同时，当前我国采用服务给付模式还存在法律法规欠缺、筹资机制不合理、护理设施供给不足、护理资源配置不均和护理人员严重短缺等一系列障碍[16]。因此一些学者提出，根据现实国情采用混合给付模式，对家庭和社会分别采用现金支付和服务支付，实现社会与家庭的合理分工[17]，或者由参保人根据需求灵活选择[18]。

从既有研究来看，社会保险必然会对代际经济支持产生重要影响，但究竟是挤出效应还是挤入效应，尚待进一步检验。作为一项新型社会保险制度，长护险在给付模式的选择上更加灵活，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可以实行不同的给付模式。相应地，不同的给付模式会导致长护险对代际经济支持产生差异化影响，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考察长护险给付模式与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这是既有研究的薄弱之处。本文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长护险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以期为长护险制度的完善与定型提供经验依据。

2、研究设计

2.1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andRetirementLongitudinalStudy，CHARLS）数据库（2013、2015、2018、2020年），并与中国长护险试点政策数据库（ChinaPilotLong-termCareIn－surancePolicyDatabase，CLIP）、《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城市数据进行匹配，最终形成四期面板数据。本文主要考察2016年以后国家长护险试点的政策效应，故删除2016年以前实施长护险制度的地区；同时，本文主要关注不同给付模式的差异化影响，而广州市从2019年开始由服务给付转向混合给付[19]，故也不考虑广州市。

2.2模型设定

本文根据长护险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长护险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回归模型如下：Yijt=α0+α1Treatij·Postt+Xi+Zj+ωi+γt+εijt其中i、j、t分别代表个人、城市、时间。Yijt表示代际经济支持的结果变量，Treatij表示长护险试点人员虚拟变量，Postt为试点时间虚拟变量，交互项Treatij·Postt系数α1反映长护险不同给付模式对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Xi表示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Zj表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ωi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γ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jt为扰动项，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本文讨论的代际经济支持为子女对父母提供的“向上”经济支持，不包括父母为子女以及孙辈提供的“向下”经济支持。

2.3变量

选取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代际经济支持，依据问卷中“过去一年，与家庭成员不住在一起时，得到多少经济支持”，计算子女为父母提供的现金和实物支持。其中，现金支持包括定期提供生活费、支付每月水电费及电话费、支付房贷/房租费用或其他定期的费用等，实物支持包括定期提供粮食、蔬菜、衣服或其他物品等。本文对现金和实物价值进行加总，取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表1长护险给付模式及试点城市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长护险给付模式（见表1），根据受访者参加医疗保险类型以及长护险试点时间，判断其是否被当地长护险制度覆盖。将采用混合给付模式且被长护险制度覆盖的受访者设为处理组，将采用服务给付模式且被长护险制度覆盖的受访者设为控制组。

同时，本文参考既有研究，纳入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3个层面的控制变量（见表2）。表2变量定义及说明

3、实证结果及分析

3.1描述性统计结果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3），处理组代际经济支持高于控制组。其中，处理组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更好，生活满意度、人均GDP和居住在农村比例更高，子女数量更多；而控制组受访者学历更高；两个组别受访者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每千人口床位数方面的分布较为均衡。

表3描述性统计结果

3.2基准回归结果

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长护险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见表4），从模型1到模型4，分别加入双向固定效应、个体层面控制变量、家庭层面控制变量以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变化幅度较小。表明相较于采用服务给付模式的试点城市，采用混合给付模式的试点城市在长护险实施后代际经济支持程度更低。可见，混合给付模式比服务给付模式更有助于减轻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支持的负担。混合给付模式包含现金补贴政策，直接增加了失能老人的经济收入，从而能够降低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对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挤出效应。相反，服务给付模式通常采用定额或限额报销，并未对失能老人发放现金补贴，因而难以发挥直接的收入效应；同时，报销政策还可能诱导失能老人对照护经济负担产生积极预期，进而增加对正式护理服务的使用，导致照护总费用以及对代际经济支持的需求增加。

从控制变量来看，性别、年龄和人均GDP对代际经济支持均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之下，子女对男性失能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高于对女性失能老人，原因可能是男性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更差。同时，失能老人年龄越大，代际经济支持的程度越低。高龄老人通常享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待遇，进而可能减轻对子女经济支持的依赖。此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子女对失能老人提供的经济支持程度也越高。表4长护险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3.3平行趋势检验

根据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假设，处理组与控制组代际经济支持的变化趋势在处理前应保持平行。因此，本文参考既有研究[9]，采用事件分析法检验平行趋势。图1展示了代际经济支持的政策动态效应，横轴表示长护险政策实施时点，纵轴表示交互项的系数值和置信区间。不难发现，在长护险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平行趋势假设成立。在长护险政策实施后，两种给付模式的政策效应开始出现显著差异，混合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产生了更加明显的挤出效应。

图1代际经济支持平行趋势检验

3.4稳健性检验

（1）虚构政策发生时间。根据双重差分原理，如果试点城市未实施长护险政策，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代际经济支持情况应该没有显著变化。因此，本文参考相关研究[20]，将处理时间提前两年，即假设2014年为政策实施时间，并进行双重差分分析。结果显示（见表5），在虚构处理时间后交互项不显著，且回归系数明显变小；表明基准回归模型中长护险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并非其他随机性因素导致。

表5虚构处理时间为2014年的回归结果

（2）安慰剂检验。为进一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排除偶然因素及其他潜在原因的干扰，本文参考既有研究[13]，随机抽取试点城市生成新的处理组和控制组进行回归分析。图2展示了随机抽取1000次并按照基准回归模型估计的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及P值分布。可以发现，大多数P值远高于0.1，即不显著；表明个体、城市、年份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基准回归模型得出的结论稳健可靠。

图2经济支持安慰剂检验

3.5异质性分析

长护险试点城市遍布全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同时，在长期二元体制下，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壁垒也同样明显。为深入探讨长护险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本文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和居住地分别分组进行双重差分回归，分析政策效应的异质性（见表6）。

从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长护险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服务给付模式，混合给付模式会显著降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但在中西部地区，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不敏感。

从居住地的异质性来看，城市地区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混合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而农村地区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表6异质性分析结果

4、讨论

为深入剖析长护险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方法，进一步考察长护险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长护险为失能老人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助于提高失能老人的身心健康水平，且政策效应通常具有累积性，最终会降低相应的医疗支出[21，22]。随着失能老人健康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支出的减少，预防性储蓄通常也会减少[23，24]，从而能够降低对子女经济支持的依赖。基于此，本文引入失能老人家庭医疗支出作为中介变量（包括检查、治疗等直接医疗支出以及因医疗而产生的交通费、营养费、家人陪护花费等间接医疗支出），取对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见表7），从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来看（模型1），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混合给付模式的试点城市在长护险实施后显著降低了失能老人家庭的医疗支出。在模型中加入医疗支出中介变量后（模型2），中介变量对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影响；失能老人医疗支出越低，代际经济支持程度也越低。同时，与基准回归分析结果相比，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明显变小，且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中介变量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长护险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部分影响效应通过医疗支出来发挥。

表7长护险给付模式、医疗支出与代际经济支持

5、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模型考察长护险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政策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相较于采用服务给付模式的试点城市，采用混合给付模式的试点城市在长护险实施后，降低了代际经济支持，减轻了子女的经济压力；城市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长护险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政策效应强于农村和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长护险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效应，部分通过医疗支出来发挥，即混合给付模式更有助于降低失能老人家庭医疗支出，进而对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挤出效应。

家庭照护是中国失能老人照护的传统模式，但在人口结构变化的持续冲击下，越来越难以为继。长护险制度是应对照护危机的有效手段，给付模式的选择是制度设计的重点之一。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逐步扩大长护险参保范围。大多数长护险试点城市仅覆盖城镇职工，大量城乡居民被排除在制度之外；而城乡居民的失能比例通常高于城镇职工，对长护险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因此，应加快推进长护险应保尽保，发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效应，进而成为实现“健康中国”的有力制度安排。同时，扩大参保范围也有利于增加基金来源，夯实长护险实施的物质基础，提升风险分担能力，还能反向推动护理产业的发展，促进养老服务供给专业化，实现供给与需求的优化匹配和良性循环。

二是扩大混合给付模式试点，尤其在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推广实施混合给付模式。城市医疗卫生资源丰富，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高，采用混合给付模式能够增强长护险制度供给的灵活性，赋予失能老人家庭更大的选择空间，也有助于实现“工作-家庭照护”的平衡。

三是增强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供给，并灵活选择长护险给付模式。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面临严重的照护赤字风险，长护险的混合给付模式难以发挥优势，失能老人即使获得现金补贴，也可能依旧难以获得正式照护服务。因此，一方面要增加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供给，以居家养老为切入点，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进产业化、连锁化养老服务，形成规模效应，并充分利用地域自然资源，实现第三产业与养老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要因地制宜选择长护险给付模式，发挥服务给付模式的引领、带动功能，在切实满足失能老人护理需求的同时，反向推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养老服务业发展。

四是重视贫困群体的护理需求，探索针对性的给付措施。贫困群体多为老年、残疾、重病、丧偶、离异等脆弱性家庭，其失能状况和护理需求极为突出，收入极度缺乏，家庭照护能力极度欠缺，即使获得长护险待遇，也可能难以从中获益。因此，应探索面向贫困群体的针对性给付措施。可以借鉴南通、上海等地的试点经验，由财政出资帮助贫困家庭成员参加长护险，并对贫困失能老人经长护险报销后的自付护理费用进行二次补贴。还可借鉴宁波市海曙区的做法，根据贫困程度和失能等级为贫困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补贴，或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直接为贫困失能老人提供全方位的照护服务[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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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庭抗逆力生成要素模型及干预研究”(72004103);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长期护理保险对家庭照护的影响研究”(KYCX24_2126);

文章来源:杨忻,张逦.长期护理保险不同给付模式对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J].卫生经济研究,2025,42(06):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