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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影响因素

2022-03-09 7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海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20例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临床资料,使用自杀态度问卷（QSA）评估患者的自杀风险,收集所有患者临床资料,将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经单因素、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找出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结果120名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QSA均分为2～4分,平均（2.80±0.56）分。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独居、重度抑郁症、社会支持度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是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120例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略高。

关键词：
社会支持度
精神障碍
自杀风险
预防与干预
首发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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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障碍是导致自杀的重要原因，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远高于其他精神障碍疾病，是自杀的高危人群。老年首发抑郁症患病率不断增加，且病情迁延难愈，此类患者自杀风险较中青年患者更高[1]。因自杀是心理、社会和生理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故分析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并制定相应干预措施与实施，对降低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分析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回顾性分析，收集2018年6月至2019年5月海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120例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抑郁症符合《中国抑郁障碍防治指南(第二版)》[2]中相关标准；临床病例资料完整；心肝肾功能正常；免疫功能正常；首次发病未用药或停药半个月以上。排除标准：脑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酒精或药物所致的精神障碍；目前患有严重躯体性疾病且严重影响正常生活；近期家庭发生重大变故。

1.2 方法

1.2.1 自杀风险评估

所有患者在入组后使用自杀态度问卷(QSA)[3]评价患者自杀风险。该问卷重测信度0.854、信效度0.936,包括对自杀行为性质的认知、对自杀的态度、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对安乐死的态度等4个维度，共计29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5级评分法(1～5分),累计各条目总分后求得平均分为1～5分，分数越高，自杀风险越低。

1.2.2 基线资料调查

①设计一般基线资料调查问卷，统计入组患者的性别(男、女)、年龄(≥75岁，<75岁)、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高中以下)、居住状态(独居、与家人同住)、合并基础病数量(≥2种，<2种)、家庭人均月收入(≥4000元，<4000元)、精神障碍家族史(有、无)。②使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24)[4]评价患者抑郁程度(轻中度、重度),该量表Cronbachα为0.883,包括24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5分制(0～4分),其中8分≤HAMD-24评分≤35分为轻中度抑郁症，HAMD-24评分>35分为重度抑郁症。③使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5]评价患者社会支持度(低度、中高度),该量表Cronbachα为0.869,包含3个维度、10个条目，采用4分制(1～4分),评分10～40分，其中SSRS评分≤20分为低度社会支持度，20分<SSRS评分≤40分为中高度社会支持度。④使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6]评价患者应对方式(消极应对、积极应对):该问卷Cronbachα为0.883,共2个维度，合计20项条目，每条项目采用Likert4评分法，即积极应对(12项条目，12～48分)和消极应对(8项条目，8～32分),应对倾向=积极应对标准分-消极应对标准分，应对倾向>0分为积极，<0分为消极。⑤使用情感气质量表(TEMPS-A)[7]评估患者的情感气质类型，该量表Cronbachα为0.920,由39个条目组成，包含5个情感气质维度：循环气质(条目1～12),抑郁气质(条目13～20),激惹性气质(条目21～28),情感旺盛性气质(条目29～36)和焦虑气质(条目37～39)。该量表的每个条目“是”计1分，“否”计0分，各维度因子条目分数相加即为因子分，得分越高，表明此种气质特征越突出。⑥采用心理危机三维评估量表(TAF)[8]评估患者的心理危机水平，该问卷Cronbachα为0.812,共3个维度、6个条目，各条目从“无受损-严重受损”分别赋予1～10分，分数6～60分，6分≤TAF评分<30分为心理危机水平低，TAF评分≥30分为心理危机水平高。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4.0软件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SNK-q检验、χ2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结果

2.1 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

120名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QSA均分为2～4分，平均(2.80±0.56)分。

2.2 不同特征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

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独居、重度抑郁症、低社会支持度、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患者QSA均分均明显低于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与家人同住、轻中度抑郁症、中高度社会支持度、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患者(P<0.05);其他不同特征QSA均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 各主要特征对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线性回归分析

将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QSA均分作为因变量，将文化程度(X1,1=高中以下，0=高中及以上)、居住状态(X2,1=独居，0=与家人同住)、抑郁程度(X3,1=重度，0=中轻度)、社会支持度(X4,1=低，0=中高)、应对方式(X5,1=消极，0=积极)作为自变量，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到方程：Y=4.936-0.343X1-0.079X2-0.361X3-0.628X4-0.170X5,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独居、重度抑郁症、社会支持度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是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3、讨论

抑郁症患者常伴有自杀意念或行为，自杀率远高于普通人群，其中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因此，明确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风险，准确评估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对自杀行为进行早期预防与干预，可有效降低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自杀率。

本研究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独居、重度抑郁症、社会支持度低、采取消极应对方式是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原因为：①文化程度高中以下的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知识面较为狭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及理解掌握新知识的能力均较差，该类患者一般不会主动了解抑郁症药物治疗方案、疾病控制目标、等知识，也无法成熟地处理因疾病所引发的生理应激反应(睡眠障碍、食欲减退、性欲下降等)及心理应激反应，会大大降低临床治疗效果[9,10]。此时患者会长期处于心情低落或兴趣减退、行动力不足、思维及精神运动性迟缓、认知功能障碍等疾病状态，且患者大大增加了患者的身心负担，严重降低其生活质量水平，进而增加自杀风险。针对该种情况，医护人员要高度关注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的患者，定期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指导患者掌握全面且详细地疾病治疗、护理知识及有效应对身心应激反应或消极情绪的方法，以此来不断减轻患者的身心负担，进而达到降低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效果。②抑郁程度越重的患者，临床症状越严重，病情迁延难愈，会明显增加患者的绝望感，进而增加患者的自杀风险[11]。针对该种情况，要采用相应量表明确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在针对性用药治疗的基础上，给予专业性心理干预，帮助患者有效改善疾病症状及心理状态，不断降低患者的自杀风险。③独居状态的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往往家庭功能水平较低，无法得到来自家庭的精神、物质及行动支持，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患者不仅需要独自面对疾病所带来的不适感，也要独立承担照顾自己日常生活起居的重任，长期处于该种状态下患者会逐渐丧失对生活的希望，进而增加自杀风险[12,13]。

针对该种情况，不仅要求子女要定期回家探望或电话联系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给予患者精神支持；社区、村委应该组织专门的关爱小组，每日上门为患者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给予患者关心与安慰，不断提升患者的家庭功能，以期能降低自杀风险。④社会支持越低的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从外界获取的支持及帮助越少，患者会认为自己已经被社会所抛弃，缺乏有效控制疾病的信心，会不依从治疗或直接放弃治疗，伴随着疾病的不断恶化，抑郁程度加重，可加剧患者的自杀风险[14,15]。针对该种情况，医护人员要对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实施延续性护理，利用多媒体平台为患者提供长效的信息支持，给予其缺失的社会支持，不断降低患者的自杀风险。⑤应对方式是心理应激过程中重要的中介因素，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会更加封闭自我，会沉溺于抑郁、焦虑甚至绝望的不良情绪中，而忽视外界积极、乐观的客观刺激，自杀风险较高[16,17]。针对该种情况，医护人员要联同家属为患者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及积极的心理暗示，引导患者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以期降低患者的自杀风险。张立刚等[18]研究指出，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与情感气质密切相关，且指出循环气质突出可能为首发抑郁症患者自杀风险的危险因素，但是本研究中未得出上述结论，分析可能是本研究中选取的样本量太少的原因所致。因此，后期要继续扩大样本量，深入分析老年首发抑郁症患者精神气质对自杀风险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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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碧勇,戴立磊,郑艳.抑郁症患者家庭功能与临床症状的相关性研究及对自杀意念的影响[J].中国医师杂志,2017,19(2):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