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中提到的“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核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坚持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保障了国家的政局稳定，保障了国家的正确前进方向，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了人民民主。十九届四中全会还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的要求，更加突出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越性。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对西方政党制度作出了多重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说它是新型政党制度，新就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新就新在它把各个政党和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新就新在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狭隘界限；实现了真正的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制度的“形式民主”；真正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效治理，克服了西方传统政治制度中相互掣肘、相互倾轧的弊端。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治实践开创了新的政治模式，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一、利益超越：人民根本利益的切实保证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确保人民依法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狭隘界限，坚持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切实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一）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了政治参与的广泛性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切实保证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保障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了政治参与的广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既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又发挥了各民主党派的优势，保证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广泛。中国共产党决没有因为执政党的地位使中国变为“一党制”，也没有因为执政党的地位而对民主党派居高临下或无视参政党的意见和建议。相反，中国共产党广泛听取民主党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主张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的重要作用，保障了社会各阶级、各方面的政治参与，超越了西方权力争斗、相互掣肘的传统政党制度。第二，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实现了民主协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保证了政治参与的权利广泛。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切实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家事务和社会治理中，都需要广泛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在决策过程中科学吸纳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主动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保障民主党派的政治权利，切实做到政治参与在权利上的广泛性。而西方传统政党制度局限在自身的利益藩篱中，故步自封、自以为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则更好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三，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切实发展了人民民主，保证了政治参与的范围广泛。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国政党制度与西方传统政党制度的根本区别。西方传统政党制度往往局限于“富人阶层”，习惯于用金钱和利益操控政治，政治参与范围狭窄，非但没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反而破坏和剥夺了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党内外充分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吸纳民主党派的批评建议，统筹全党、全国的政治资源与集体智慧，高度重视人民民主，始终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1]，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切实发展人民民主的真实写照。

（二）中国共产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对西方政党制度只维护少部分人利益的特点作出了现实超越。第一，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矢志不渝的宗旨。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切实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将人民群众作为立党立国的坚实根基。第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变的初心、不渝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3]1中国共产党成立近百年来，始终坚持将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党的各项政策方针都出于为中国人民谋求更大幸福、更多福祉的初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和连续性，始终都将维护人民利益作为主要任务。因而，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切实保障。第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首要前提和根本保证。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必须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1]，同样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了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的逻辑关系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出了重要保障。

（三）民主党派参政确保了多方利益表达

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畅通了民主表达渠道、完善了民主表达机制，切实保障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参政确保了多方利益表达，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民主党派绝对不是“政治花瓶”“政治摆设”，而是确确实实地履行职能，实实在在地以参政的形式确保各阶层、各方面表达利益。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所具有的三项基本职能。第一，民主党派履行政治协商职能。政治协商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决策和社会事务的渠道，是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是民主党派的重要职能。民主党派履行政治协商的职能，表达自身的意见和建议，推动各项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以保证多方面的利益表达，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制度无视人民根本利益的弊端。第二，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职能之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关系，即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需要社会各界进行监督，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民主党派需要中国共产党的监督，也需要通过民主监督的职能表达诉求，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又增强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感。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和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相结合，充分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第三，民主党派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职能就是要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实际问题，提出建议或建设性的意见。通过参政议政集思广益、广开言路，凝聚广泛的智慧和力量。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具有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克服了西方多党制中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相互竞争、难以有效运作的弊端，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1]的要求，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实质超越：实现真正民主的制度保障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的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克服了西方政党制度“少数人的民主”“形式上的民主”的弊端，通过政治协商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

（一）政治协商凝聚了最大程度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通过政治协商在全社会凝聚最集中的智慧、最广泛的力量，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优质化，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力量。其一，政治协商汇聚了最广泛的力量，促进了决策的民主化。制度的民主性为决策的民主性提供了保障。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借助政治协商的形式，充分听取来自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决策形成前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在决策的形成过程中充分保障人民的广泛参与，决策的全过程都自觉接受来自于社会各界的监督。集思广益、集中民智，以政治协商的形式凝聚最广泛的力量，推动决策的民主化。其二，政治协商凝聚了最集中的智慧，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政治协商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这种协商绝对不是空泛的、流于表面的、局限于形式的协商，而是要切实发挥政治协商的重要作用，履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职能，是落地见效的协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治协商，集中了全社会的智慧，促进了决策的科学化。其三，政治协商表达了人民最集中的利益，促进决策的优质化。在西方政治制度中，有着利益范围狭窄、运作过程漏洞百出等诸多弊端，其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都值得怀疑。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畅通了民意表达的体制机制，充分保障了社会各界和民主党派的利益诉求，提升了决策的质量，形成了高效的社会治理，真正保障了人民民主，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

（二）协商民主原则超越了西方的形式民主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协商民主原则。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原则做到了实质性的民主，区别于西方政治制度“形式上的民主，实质上的独裁和暴政”，发挥了社会主义，“有事好商量，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的极大优越性，超越了西方的形式民主。其一，协商民主原则以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决策的重要方式。”[4]64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协商民主采取协商会议的形式，依照宪法和法律，在规范的形式、和谐的氛围中进行民主协商，区别并超越了西方基于金钱和地位的“形式民主”“空壳民主”。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特有的，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二，协商民主原则要求全面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做到实质性的民主需要加强政协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不断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强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加强各民主党派的建设，持续优化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切实发挥政协的重要作用，促进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不断完善。十九届四中全会要求“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1]，就是全面加强党的系统建设的体现。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独特的优势，是西方传统政治制度不能替代的，超越了西方所谓的“民主”，克服了西方政党之间关系恶劣的弊端，切实做到了真正的民主。其三，协商民主原则主张建言献策。“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4]55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为协商内容，坚持群众路线，让人民参与到决策中，通过协商民主的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人民、各民主党派建言献策，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效能，切实发挥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作用。

（三）民主集中制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即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广泛地凝聚了民主党派的共识，充分保障了人民民主，避免了西方传统政党制度中“多数人的暴政”。其一，民主集中制原则促进了民主的制度化。民主集中制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原则，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有着充分体现。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吸纳来自社会各个阶级、各个民主党派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又将各界的表达集中化，确保我国的政治生活有条不紊地进行。民主只有做到制度化才能惠及更多人民，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推进了民主的制度化，做到了真正的民主。其二，民主集中制原则促进了民主的程序化。民主的程序化能够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运作更加规范，为实现实质上的民主做出了保障。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国国家组织和活动方式的重要原则，也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西方传统政治制度的原则。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我国的独创性政治制度，坚持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做到了高度集中，在高度集中的指导下实现了广泛的民主，是广泛的民主和高度集中的有机统一，推进了民主的程序化，实现了真正的民主。其三，民主集中制原则促进了民主的规范化。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基石。我国新型的政党制度将民主和集中高度统一起来，使我国新型政党制度规范运作，超越了西方不同政党之间的恶性竞争、内耗争斗的关系和混乱的政治局面。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正确应用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促进了民主的规范化，实现了实质上的民主。

三、成效超越：国家高效治理的真正实现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和谐的政党关系、共同的价值理念与一致的奋斗目标使国家和社会的高效治理得以实现。在国家和社会治理的成效方面超越了西方传统政党制度。

（一）政局稳定保证了国家高效治理的实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保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政局始终保持稳定，为真正实现我国的高效治理提供了保障。首先，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坚持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其执政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有效维护了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为国家高效治理的实现提供了保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之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使其能够在全社会发挥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优势，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在西方的政党制度中，不同政党之间相互拆台，政治局面难以稳定，极易导致社会动荡。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与各民主党派同舟共济、同甘共苦、风雨同舟，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制度在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利益、集团利益之间或者党派内部、阶级内部、集团内部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争斗、激烈角逐的弊端，有利于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其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司其职、相互合作，保障了国家政局稳定，为国家高效治理提供了基础。政局稳定与否，国家的政治制度、各党派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不同利益派别之间竞争激烈、性质恶劣、轮番上台、权力更迭，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权利义务明确，相互关系和谐稳定、共存共荣，都需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在坚持党的领导同时，提升执政能力和水平；各民主党派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赢、各司其职，国家治理井井有条，有利于国家政局的稳定。最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听取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表达，有助于保障社会稳定，有利于保障国家的高效治理。社会稳定与否，还要看是否有表达各阶层人民利益的渠道，只有表达利益、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畅通，各方面力量沟通良好、系统整合，才能营造出和谐、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社会基础。而在西方传统的政治制度中，漠视甚至无视人民的利益，只局限在自身派别或利益集团的苑囿中，各政治力量之间竞争恶劣，相互掣肘、相互拆台，并不能对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表达做出有效汇聚与回应，民主渠道阻塞，难以实现社会的真正稳定。

（二）荣辱与共避免了政党之间出现倾轧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是荣辱与共的和谐关系，超越了西方传统政党制度中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掣肘、相互竞争、相互倾轧的恶性竞争关系。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可以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来概括，能够共同致力于科学高效的决策，有效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和谐的政治氛围。首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保障了“荣辱与共”的关系，能够防止政党之间出现权力倾轧，协调一致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的关系，既要“共存”，也要“长期”。“共存”指的是既要有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又要有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不能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而没有民主党派的参政，更不能只有民主党派的参政而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长期”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要长期合作下去，不能在时间上出现你长我短、你短我长的现象，与“共存”的含义相通。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长期共存为建立和保持和谐的党际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一心、协调一致，避免了西方国家政党之间斗争激烈、相互拆台的恶性现象，克服了在党派斗争之间“做无用功”的弊端，维护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保障了国家的高效治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关系，决不是像西方国家宣传的所谓的“一党专政”那样，中国共产党站在制高点上单向监督各民主党派，也不是民主党派自身不受监督，只监督中国共产党，而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监督。这种双向的监督能够避免决策的片面性，为维护社会稳定提供了前提。其次，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为维护国家的高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赤诚相见、真心相待，怀着相同的奋斗目标与价值理念团结奋斗，区别于西方传统政党制度中不同利益派别与政治力量之间明争暗斗、勾心斗角、相互角逐、恶性竞争的政党关系。“肝胆相照”四个字绝不是空洞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的现实写照，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心意相通、开诚相见，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合作和奋斗。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个民主党派之间荣辱与共、同甘共苦的关系更加促进了政党关系和谐，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团结一致推动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中国共产党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各民主党派的纲领中也强调了维护人民的利益，两者的目标具有一定的契合性，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强大的物质基础。首先，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团结一致，为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基本动力。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而民主党派也将建设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就需要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运行有序、运转科学的政治制度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而形成和发展的独特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一致的奋斗目标为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凝聚了力量。其次，中国共产党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各民主党派的纲领中也强调维护人民的利益，两者有着共同的奋斗基础。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有着相似的经历和相通的目标。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虽然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作用、地位等具体情况都不完全相同，但是却向着相同的目标———实现民族独立而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不懈奋斗。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实现国家富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共同目标，都致力于以实际行动推动中国梦的实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奋斗目标，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一致的奋斗目标。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不断健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发挥，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断优化，为实现这一奋斗目标提供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四、模式超越：人类政治文明的成功典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国家固化的政治模式，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建立了世界政治实践的崭新模式，是发展中国家政治文明的成功范本。

（一）克服了西方政党制度中金钱政治的弊端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显示出了极大的优越性，是适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制度。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克服了西方传统政党制度的诸多弊端，建立了超越西方政党制度的新模式，更加体现了民主精神，显示出了独特的政治优势。一是避免了金钱政治导致的用人不当的弊端。在西方传统政党制度中，并不是任人唯贤，而是任人唯亲、任人唯“权”、任人唯“钱”，政治氛围恶劣，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不安。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则注重选贤任能，保持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拥有“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1]。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各方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的伟大奋斗中来。”[1]可以看出，在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中，注重选贤任能，将人才作为实现民族振兴的宝贵资源，要求建设人才强国并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坚决杜绝金钱政治。二是克服了金钱政治导致的不同政治力量故步自封、排斥异己的弊端。西方政治中的不同利益派别依靠背后的“金主”，都极力证明自身的长处，偏离实际、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甚至为了排除异己而不择手段。上台以后，他们往往用金钱去“回报”金主，偏离了民主精神，成为了形式民主、金钱政治。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运作透明，坚决杜绝、打击权钱交易。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3]67，深刻体现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对“金钱政治”“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零容忍的态度。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参政党的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的重要职能，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胸襟和不变的初心听取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避免了西方政治制度中不同利益派别故步自封、金钱当道的缺陷。三是克服了金钱政治导致的人民群众表达不畅、参与度低的弊端。西方政治制度的运作越来越受到金钱和社会阶级、社会地位的影响，金钱政治、权钱交易、金钱贿选的现象在西方政党制度的运作过程中比比皆是，可以比喻成“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是“有钱人的游戏”，普通民众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存在感弱、参与度低，利益和诉求表达不畅，其政治利益难以得到真正的保障。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目的就在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畅通人民群众的表达与诉求，避免了人民群众表达不畅、参与度低的现象。

（二）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特殊性、针对性，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独特的政治优势。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有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1]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极大的政治优势，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3]20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上也有着鲜明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了主心骨，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国的民主制度与西方的“宪政”不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执政地位、核心地位，这是我国独创的、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起到了统揽全局的关键作用，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最广泛、最有效地统筹社会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可以高效达成共识，能够集中最广泛的智慧和力量，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同向发力，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能办大事、能办成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体现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优势。中国共产党不是故步自封的，而是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和监督，处在不断进行的自我革命、自我革新中。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等都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的重要体现。而民主党派也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为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优势、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开创性政治制度，是我国独有的政治特色，在模式的运作方面超越了西方传统政治模式，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典范。

（三）建立了世界政治实践的崭新模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立了世界政治实践的崭新制度，突破了西方传统的固化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借鉴蓝本，对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和基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是中国人民在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吸收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了长期的革命实践，在不断探索中形成的，诞生在中国、适用于中国具体国情的优秀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政党制度中的具体表现。正如十九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1]二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固化模式。西方的多党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西方政治中的寡头政治现象导致政党逐渐脱离群众、脱离民主，金钱的多少决定权利大小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同政党轮番上台、权力更迭、竞争恶劣，人民民主权利难以得到有力保障，国家治理效率低下，政治环境恶劣，社会稳定性差。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与群众基础，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我国的具体国情要求中国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传统政治模式，建立了世界政治实践的崭新模式，超越了西方政党制度，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纪元。三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凝结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智慧，是被历史与现实证明了的科学制度，在中国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具体利益。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保证了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优质化，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使得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和谐化，对于国家高效治理和社会和谐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展政治文明提供了科学范本，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提供了更科学的制度选择。包括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制度保障，为人类的政治文明实践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世界政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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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BKS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