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十三届一次会议期间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并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1]。这一制度充分发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的政治优势,有效地凝聚起强大的政治力量,共同商讨国家发展所面临的重大事项,共同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满足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意蕴。因此,有必要从人民性这一特质出发重新审视新型政党制度,对其人民性的逻辑展开加以学理研究,以期从本质上理解新型政党制度的价值归旨,明确前进方向。

一、理论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思想之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1]。而蕴含于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人民性特质,也具有坚实的学理依据,源于丰富的传统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在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构成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站在同一立场。回溯经典文本可以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一是他们强调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历史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2]41,“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42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清楚地认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与激化使得无产阶级站在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无产阶级必须承担起改造世界的时代重任。因此,历史的发展绝不是英雄人物主观意志的客观化过程,而是人民群众在革命中所取得的实践成果。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人民性。二是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44,明确自身阶级立场,捍卫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既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旧政党的根本所在,也是无产阶级“党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它既源于人民群众,又代表人民群众。对此,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4]可见,无产阶级的党性与人民性是密不可分的,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列宁也曾对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加以阐发。列宁认为,党性的重要特质是阶级性,“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对立的结果和政治表现”[5]。所以,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捍卫自己的阶级立场,始终代表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6]。列宁不仅从理论上对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加以分析,而且在革命进程中将理论转化为了现实的斗争实践。

基于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对多党合作进行了分析与设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反动势力仍然十分强大,无产阶级政党难以单独作战实现既定的革命目标,必须与其他工人阶级政党及民主党派进行有效联合。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一方面,共产党应该同其他民主党派结成联盟,“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2]66,即使是面对资产阶级政党,“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资产阶级”[2]66,这也是一种革命策略上的选择;另一方面,共产党必须在同其他政党的联合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掌握革命领导权,只有“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44,这是决定革命目标能否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列宁面对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变化,首次提出在国家政权中实行多党合作,他指出,“我们不怕成员广泛和成分复杂,而是希望这样,因为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和革命民主派的战斗的合作,就不可能取得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7]。同时,列宁也明确强调了党的领导权问题,“只能有一种政权,或者是资本家的政权,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权,只有工人的统治才能把靠劳动为生的大多数人团结到自己周围来”[8]。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多党合作,是因为认识到了无产阶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多党合作既需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属性。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蕴含的“民本”“和合”思想

现代制度与传统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思想亲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还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与实践,而且有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制度形态,其“人民性”特质同样可以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溯源,“民本”“和合”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生发提供了思想支持。

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从君民关系的角度强调了统治者应将人民视为本位的执政态度。与西方政治传统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制度构建并不是在经验世界之外的宗教领域寻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支持,而是以“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为思想基础,在长期大一统的政治环境下探讨制度执行与社会治理之间的关系,因此“人民”便始终处于中国古代政治的视野中。早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儒家便提出了一系列颇具民本色彩的论说,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德治思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以夏桀商纣为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阐述了君民关系与政治稳定之间的重要联系。荀子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将统治者地位的合法性交予人民,强调一种良性的君民关系。在中国古代长期的政治实践中,虽然君主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君主之“专制”仍具有传统道德与法律的约束,人民始终处于政治场域的重要位置。这些理论与实践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民本基因。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也是为了在政党功能的有效发挥中切实代表全体人民的意旨,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中国传统中的和合文化首见于《国语·郑语》篇:“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也。”这里的“和合”是“五教”伦理之间的和谐统一。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也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这里便将“和合”运用到了国家治理中,通过“化性起伪”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一指“和”之状态,二指“合”之行为,是通过“合”实现“和”。习近平总书记曾对和合思想加以阐发,指出“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合、融合、联合等。“和合”,就是指对立面的相互渗透和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是处于最佳状态的统一,对立的双方没有离开对方而突出自己[9]。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便充分体现了传统的和合文化。不同于西方政党之间的利益分歧与权力相争,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保持着良性的政党关系,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政党之间的“合”,以实现在政治价值、政治目标上的“和”,充分体现了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和合理念,有效地将人民群众凝聚起来,形成推动国家与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

二、历史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历时呈现

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创新,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地上探索出来的,呈现出独特的制度魅力。当然,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在科学理论与政治实践的相互作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探索中不断得以完善。因此,从历时性上看,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制度的认识呈现出日益科学化、规范化的发展趋势,新型政党制度的人民性特质也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这一制度设计的价值本质。

(一)探索“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从“三三制”到一届政协

新型政党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救国方案的探索从未停止,一次次的失败表明,西方政治制度并不适应近代中国的现实状况。中国共产党在充分考虑近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多党合作的思想,并在实践中积极构建多党合作的政党关系,努力推进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以期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让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各阶级联合所带来的强大力量。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联合各革命阶级,使其汇聚成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洪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0]这一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构想实际上阐发了阶级联合的必要与可能,同时也赋予中国人民在新的社会形态中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毛泽东在理论上对“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加以阐发,他基于对国家政治与政党政治关系的考量,认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11]。将国家政治和政党政治全部视为指向人民整体利益(普遍性)而非部分社会成员利益(特殊性)的公共性事务,并将其视为推进各革命阶级联合的生长基点。而在实践中,抗日战争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可以看作多党合作制度的雏形。“三三制”从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出发,以夺取抗战胜利、实现民族解放为根本目标,在政权人员安排中规定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一制度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对各党派革命人士的积极接纳,通过各阶级、各党派之间的民主合作与互相监督,有效地实现了政权稳定,在有效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革命目标的实现。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2]。中国共产党汇集各界进步人士参与新中国成立方案的制订,充分发扬了人民民主的原则,切实将人民性落实于实际的政治行动之中。1949年9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真正实现了“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理论构想,标志着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正式形成,这是完全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新式民主之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功证明了这一政党制度的优越性。

由此可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强大的革命力量,认识到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重要意义。因此,新型政党制度早在萌芽、初创时期,便孕育着深刻的人民性。

(二)提出“八字方针”,坚持人民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继续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通力合作,并不断改造各民主党派原有的阶级立场,使其能够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这种合作与改造并存的政党政治实践使得新中国成立后的多党合作制度呈现出更加鲜明的人民立场。而各民主党派也在国家的各项事务中真正发挥了自身的独特功能,积极参与政治协商,为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设性意见,为国家重大决策的落实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力量。如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人多次同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消除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疑虑,帮助他们了解政策,提高认识;各民主党派同样积极拥护党的决定,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建言献策,密切联系各界人士进行政策宣传,在社会上有效实现了共识凝聚。对此,周恩来曾回忆道:“革命胜利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起了作用的,动员了社会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参加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得比较顺利、比较快。”[13]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人民政协代行国家权力机关的阶段告一段落。关于民主党派、人民政协是否应继续存在的讨论开始出现。对此,毛泽东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深入研究苏联一党制的历史得失的基础上,提出“要有两个万岁,一个是共产党万岁,另一个是民主党派万岁……在我们国内是民主党派林立,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很有利。打倒一切,把其他党派搞得光光的,只剩下共产党的办法,使同志们中很少不同意见,弄得大家无所顾忌,这样做很不好”[14]。毛泽东认识到了民主党派存在的重大意义,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民主党派能够在各项重大事项的决定中发挥重要的理论支持功能,同时能够对执政党形成有效的外部监督;对人民群众而言,各民主党派能够对各界人士加以联合,充分表达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两大功能的最终指向,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向同行,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诉求相辅相成。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再次强调多党合作的必要性,“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5]。随后在党的八大上“八字方针”得以正式确立,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坚持,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对多党合作的人民性予以理论上的肯定。

(三)确立基本政治制度,加强人民民主的制度化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继续坚持多党合作,并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存在的重要性。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指出,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16]822。对民主党派性质的科学认定是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推进政党制度发展与完善的基础。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多党合作逐渐制度化,使多党合作中蕴含的人民性得到了制度层面、法律层面的确认。

在多党合作的原则方针方面,党的十二大确立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十六字方针”,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八字方针”的有益补充,进一步说明了执政党与各参政党之间的亲密友党关系,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政治取向、价值诉求、基本立场等方面的一致性。在多党合作的制度确认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16]821。1992年,这一制度被写入党章,次年载入宪法,至此我国的多党合作得到了制度和法律层面的保障,其人民性也得到了制度和法律的充分肯定,极大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进程。在多党合作的政党关系方面,立足于世界历史的重大变局,更加突出中国特色,强调中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以及与西方政党政治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分野。江泽民指出:“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在于: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和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国家重大问题上进行民主协商、科学决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互相监督,促进共产党领导的改善和参政党建设的加强。这既避免了多党竞争、相互倾轧造成的政治动荡,又避免了一党专制、缺少监督导致的种种弊端。我国政党制度的巨大优势就在这里,同国外一党制和多党制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17]由此可见,政党制度在规范化、法制化的进程中日趋成熟与完善,日益凸显出中国特色,这有力地促进了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功能发挥,更加有效地实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整合,促进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稳定与长治久安。

(四)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政党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首次提出“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突出强调新型政党制度的人民属性,使其成为我国政党制度设计中最为本质的价值彰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意见,如《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我国政党制度的独特性、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有力地加强了多党合作的制度化建设,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提出提供了制度保障与现实可能。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新型政党制度”,并对其“新”的特点与内涵加以阐述。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体现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新型政党制度“能够真实、广泛、持久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全国各族各界根本利益,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1]。这既是对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特质的充分肯定,也是基于中国特色与国际比较的立场,充分表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鲜明优势,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政治和政党政治方面的独特创造。

三、实践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实然表现

新型政党制度既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制度,也是深刻影响着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制度。这种源自人民、代表人民的独特属性有效地避免了西方政党政治只能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疴疾,有效地凝聚起全体人民的共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新型政党制度的人民性正是在其制度功能的具体实践中得以展开。

(一)有效地整合各界群众利益诉求

政党是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团体利益的代表,政党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因此党际关系影响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整合程度。而社会的存续与发展需要凝聚社会成员的共识,在政党政治的语境下,“共识”便是政党博弈的最大公约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也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因此凝聚共识便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在这一问题上,新型政党制度发挥了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穿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人民群众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保证了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能够实现对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尊重与反映,这种对人民群众利益的普遍意义上的确认,为政党之间的密切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代表了各自所联系的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充分反映社会各界人士的意旨和诉求,实现了对各方利益的有效凝聚。这种制度安排实现了部分与整体、特殊与普遍之间的辩证统一,将社会各界群众有机聚合起来,为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强大的合力。

“制度比较重在性质,性质决定优势,优势以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事实说话”[18]。立足于人民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整合,是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其他政党制度的突出特点和显著功能。反观其他类型的政党制度,多党轮流执政承认社会利益的分化,并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看作决然不同、相互对立的,因此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无法凝聚共识,特别是在关系到切实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往往漠视人民群众的诉求,只关心利益集团的得失,这是一种非人民性的制度设计。而一党制又往往会陷入专制的境地,在看似政治团结的背后是对各种利益与意见的压制,在实际的政策决策中往往脱离群众。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这两种政党政治模式的框架,从人民立场出发寻求真实的利益共识,而非凭空捏造出“想象的共识”,这使得我国在重大问题上能够迅速凝聚起强大的力量,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疫情暴发伊始,全国政协便要求全国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统一思想认识,积极投身于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2月11日,全国政协医卫界委员发出《团结奋战为国履职为民尽责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致全国各级政协委员的倡议书》,动员全国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政治作用,广泛凝聚抗击疫情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密切联系各界人士,大力宣传中央决策,积极建言献策,努力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我国在抗击疫情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极富说服力地证明了新型政党制度在凝聚社会合力方面的强大优越性。

(二)促进人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

现代政治强调社会成员对公共性事务的理性参与,在现代语境中,“政治”不再是公共领域管理者的职业性事务,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生存发展的基本场域。因此,存在于政治世界中的成员都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与必要。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能够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也有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与和谐,但如果一个社会处在无序的政治参与或政治冷漠中,将会步入两种极端的境地:或是处于失序的混乱状态,使政治结构趋于崩溃;或是形成政治僵化的局面,导致社会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新型政党制度为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人民政协为组织依托,密切联系各界群众,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政治主张与合理建议,有效地提高了社会动员的水平,促进了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关注,为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重要的渠道。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平台建设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强调要坚持依托人民政协落实协商民主,要求人民政协始终围绕团结和民主这两大主题,始终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事项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将各界别人士的诉求与建议反馈到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使政策制定更加民主化,更具人民性。第二,在参政内容方面,新型政党制度规定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权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重大事项的决策,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这些规定使得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既具广度,又具深度,各党派的政治行为也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其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实现各个党派的特殊利益,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第三,在参政方式方面,各民主党派能够发挥自身优势,密切联系各界人士就国家治理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充分了解民情、汇集民智,同时依托人民政协举办咨询、研讨、听证等活动,充分发挥协商民主的优势,使参政议政工作更具科学性和民主性。第四,在外部保障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在新时代日益规范化和制度化,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计与优化不断提升新型政党制度的制度效能,并予以法律层面的确认与支持,这能够为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保证各民主党派能够在参政议政中发挥独特的智力支持功能。

(三)推动重大事项科学民主决策

新型政党制度在党和国家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它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有效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社会撕裂的弊端。”[2]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各党派的根本政治目标是一致的。因此,聚焦于党和国家重大事项的决策过程不难发现,新型政党制度通过构筑良性的党际关系,实现了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一方面,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决策过程的各个环节都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高度一致,这就保证了决策的广泛性、稳定性,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产生对决策的认同;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积极参政议政,开展有效的民主监督,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所谓科学化,就是充分利用各民主党派所联系的各界人士的智力资源,充分发挥各界人士自身专长,将其纳入决策系统中,通过专家咨询、专题调研等方式,提出科学合理的决策提案,为党和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强有力的科学论证。如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政协和各级政协委员积极履职,对相关问题组织座谈与研讨,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织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座谈会,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组织建言农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等,充分发挥了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在提案工作中,对涉及疫情防控和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提案,第一时间以参阅件形式送有关部门,并纳入提案审查程序[19]。这极大地推动了疫情防控策略的科学制定和有效实施。所谓民主化,就是发挥各党派和人民政协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深入基层,了解民生,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形成提案,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使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同时,新型政党制度规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互相监督的关系,在决策过程中,各民主党派在充分考量人民群众的意旨基础上对决策的各个环节予以民主监督,及时发现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保证决策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四、发展逻辑:新型政党制度中人民性的前进方向

历史实践证明,新型政党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优化,因此在各个历史时期这一制度都可以发挥出强大的政治效能。从上述分析中也可以看出,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人民性经历了从内隐到外显以及逐步制度化、规范化的进程。因此,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使其人民性特质能够在制度设计层面更加凸显,在实践落实层面更为有效。

(一)坚持党的领导,加强政党建设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强调,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这是决定革命成败、政党命运的关键性因素。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更加证明了,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样,新型政党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地位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因而为历史和人民所选择。因此,在新型政党制度中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就是坚持捍卫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其人民性的优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党际关系,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传达给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使其将思想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之上。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党的自我完善不断提升其在新型政党制度中的领导能力。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必须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不断深化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认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握新型政党制度的前进方向,“以更加深刻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信,对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和政党对外交往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20]。其中特别要完善监督体系,切实发挥党外监督的政治作用,同各民主党派一道打造强大的监督合力,更加真实有效地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功能,切实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同时,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能力和素质也影响着多党合作制度的功能呈现,因此必须加强自身建设。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支持“各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21]266。各民主党派要正确认识自身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政治定力,自觉学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自觉做到“两个维护”。要充分发挥各自的政治优势,密切联系各界人士,加强党内制度建设,提高参政议政能力。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对参政议政的全过程管理,同时加强各党派党员的自身建设,提高其政治素质,调动其参政议政的政治主动性,从而有效地整合党派资源,真正发挥出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功能。

(二)坚持协商民主,提升决策效能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形式,继续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协商民主,这是彰显制度优势的必然选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22],通过完善制度设计,进一步规范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协商模式,推动各党派围绕重大问题加以充分协商,凝聚共识,为决策提供智力支持。而进一步发展新型政党制度中的人民性,需要在协商民主的原则、组织和内容方面加以优化。

在协商民主的原则方面,必须始终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正确处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一方面,执政党的领导权不可动摇,这可以有效地避免多党竞争带来的政治危机与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各参政党享有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这有利于执政党和参政党通过平等协商形成科学决策。因此,协商民主必须从制度层面对各民主党派的职能和权力加以规定和规范,保障各民主党派有序参与民主协商,充分参与参政议政,实现“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21]292这一政治目标。

在协商民主的组织方面,应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建设,为民主党派提供参政议政的良好平台。人民政协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能够将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集中统一起来,能够避免决策的片面化,增强决策的科学民主程度。新型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将人民政协作为重要的组织依托,充分发挥其统一战线功能,通过优化机制、完善制度、统一思想,增强人民政协的“人民性”,使协商民主能够在形式上更加多元、更加广泛,在内容上更加真实、更加深刻、更富实效。

在协商民主的内容方面,应注重问题意识、大局意识,切实解决国家关心、人民需要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21]296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决策的各个环节都应依托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进行充分协商,广泛听取和征求各方意见,充分提高决策的实效性。各民主党派也应增强责任意识,自觉主动地参政议政,明确当前的重大问题和主攻方向,特别是在联系各界群众的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意见,有效地凝聚起解决重大问题的智慧资源。

(三)增强政治认同,坚持人民至上

新型政党制度充分整合了不同党派之间的利益与目标,不断增强各党派之间的政治认同,这既使多党合作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也使各党派明确自身在国家政治中的职能定位,从而构建起和谐的党际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23]这为新型政党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和完善新型政党制度,必须深化对政治认同的原则、表现和核心的认识。

1. 政治认同的原则是求同存异。

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处理好普遍与特殊、一元性与多元性之间的关系。新型政党制度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关系,执政党是一元的,指导思想也是一元的,党和国家维护的利益是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但也充分尊重不同党派、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为各民主党派提供发展的政治空间。在这一政治语境下,党派与党派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和矛盾,求同存异是正确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2. 政治认同的表现是制度自信。

新型政党制度是世界政党政治的一大创新,具有独特的民主优势,因此要在政治认同的过程中牢牢树立起制度自信,坚决捍卫新型政党制度,同各种错误的思潮、企图破坏政党和谐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共同捍卫和发展新型政党制度,向世界展现新型政党制度的人民性特质,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强大生命力。

3. 政治认同的核心是人民至上。

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区别于其他政党政治的最显著特征。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参政党,其最终的目标指向都是为了构筑起政治合力,共同促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因此,必须强化各党派的人民立场与人民意识,使其积极承担政治责任,密切联系各方群众,真实、广泛地代表群众利益,反映群众愿望,以此将全体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显著优势,从而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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