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从西周到战国长达年的时间里，是中国文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时期，甚至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化的发展方向与特质。西周时期，由于周王室具有较强的统治权威，礼法制度出自王室，所以西周的都城镐京和丰京无疑是当时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春秋时期，周王室东迁至洛阳，在春秋前期洛阳便成为一个政治与文化中心。然而，至春秋中后期，由于诸侯征伐，周王朝再也不能有效地号令天下诸侯，东都洛阳也慢慢丧失了其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各强大的诸侯国如齐、晋、秦、楚等相继称霸天下，而号令天下的权力与军事实力息息相关。至战国时代，周王室更是名存实亡，秦、楚、齐、魏、赵、韩、燕等国相互征伐，弱肉强食，天下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政治中心不复存在。

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代，天下动乱与诸侯各行其政，也同时带来了学术的自由之风。在文化发展与传播方面，官学垄断地位结束，私学产生；史官文化式微，民间文化精英辈出；学术争鸣兴起，诸子百家大放异彩。从地域来看，秦地由于尚军功，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较为缓慢，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秦始皇的治国之策。燕赵地区好气任侠、慷慨悲歌，产生一大批侠义慷慨之士，但于学术却弱于南方。

在中原的黄河和淮河流域之间的广大地区，中原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在这里交流、碰撞、激荡，文化精英云集，这些文化精英们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他们以自己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知和理解，从而建立各自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虽然人生观、世界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纯洁人性、拯救众生、规划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在春秋中期至战国结束，形成了两个较为明显的文化中心，并且都在原为东夷活动地的东方齐鲁大地，一是以鲁国孔子为首的儒学系统，二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主体的学术集团。

在春秋至战国时代所产生的学术精英和百家的代表人物中，有很多都生活在黄淮地区，如：儒家创始人孔子和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孟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后继者老莱子、庄子；墨家的创始人墨翟；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集大成式人物韩非；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等。中原文化为这些思想大家的产生提供了文化基础，而黄淮地区独特的文化因子和多文化的交汇在这里滋养了各种文化思想。

一、儒家思想在黄淮地区的产生与发展

孔子生活于春秋中后期，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勤奋好学的品质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高远志向等综合因素成就了他伟大的人格和的深邃的思想，他所创立的儒家思想影响了中国后世文化两千多年。

据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索隐》引《孔子家语》云：“孔子，宋微子之后。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让弟厉公。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畏华氏之逼而奔鲁，故孔氏为鲁人也。”[1]1494可见孔子原为商之后裔，且祖上曾为宋国之君主，至其曾祖父孔防叔时方由宋迁至鲁国。对其作为商人之裔和宋人的身份，孔子一直心中藏之，未或忘矣，孔子临死之前，曾有一梦：“‘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1]1520与其说是孔子知天命，信梦境，倒不如说这是孔子对自己祖根的认同和内心深处的牵挂。

但孔子毕竟出生在鲁国也在鲁国亡故，影响其一生最大者是鲁国的文化特别是鲁国所存留的周王室的礼乐制度。由于周公旦的功绩，从周成王时，鲁国就具有“郊祭文王”和“奏天子礼乐”的特权，而从第一代封君伯禽开始鲁人一直致力于以周之礼制来教化东夷之民。所以周之礼乐文化对孔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孩童时期便已对周礼有特殊的兴趣，“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1]1494。

为了扩展自己在礼、乐、政事、为人之道等各方面的知识，孔子不耻下问，到处拜师，广泛学习，孔子曾至周王室向老子问礼，临别之际，老子还送给孔子一番话：“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1]1496学琴于鲁人师襄，问政于楚大夫叶公诸梁。同时他也十分关注被正统的史官文化所轻视甚至否定的东夷文化，《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孔子专门到郯国，向郯子学习，受益颇多，并且对别人说“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2]1241

对于同时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无论见过还是没有见过，孔子心中都充满敬佩，甚至以师礼事之，或在心目中当作自己的老师。《史记·孔子弟子列传》载：“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1]1695而这些人大多也都是当时生活于淮河流域的著名人物。

当孔子离开鲁国之后，先后去过齐国、卫国、宋国、郑国、蔡国、陈国和楚国，然而从孔子周游列国情况来看，其主要活动地在黄淮地区，且以淮河流域为主。亲眼目睹因君王无道、诸侯征伐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也深深地感受到因礼乐崩坏而使人心不古。

但是，虽有救民济世之心愿，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游于列国而不得用，晚年归于鲁国，著述《春秋》，整理《诗》《书》《礼》《易》，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1516。据《史记》《孔子家语》等记载，孔子贤能弟子中大部分生活于淮河流域，如曾皙、曾参、颜无繇、颜回、颜之仆、颜哙、颜何、商瞿、闵子骞、冉求、冉耕、冉雍、冉孺、宰予、子路、有若、子思、公西华、公冶长、巫马施、颜幸、宓不齐、南宫括、漆彫开、公伯缭、樊迟、公夏首、公肩定、申党、县成、左人郢、秦非、乐欬、邦巽、孔忠、公西葴，陈人子张、公良孺，宋人司马耕，楚人秦商等。

当孔子去世之后，“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1]1520。

可以说，孔子思想的形成与定型与他生活及活动的黄淮之间的思想、文化等息息相关。

孔子死后，其弟子与门人不懈地传播孔子思想，至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在百家思想中绽放光华，造就了如孟子、荀子等这样的一代大儒，同时也正是他们又使儒家思想得以丰富和发扬。正如司马迁所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1]2356

孔子之后，同为鲁地人的战国时代的孟轲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以发扬与传播孔子思想为己任。学成之后，便想将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用于实践，而此时恰逢各国变法强兵、诸侯合纵连横相攻伐的时代，孟子首先北游于齐，事齐宣王，齐宣王不用其言。又东至魏国，惠王因为他的观点不合时宜遂不能采纳。于是孟子只好回到邹地，“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1815。孟子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哲学思想用于剖析人性，提出“性善论”；在孔子强调的“德政”基础上形成“仁政”与“王道”的社会政治理论。大力提倡“义”，并从多角度阐释“义”的内涵。将孔子的“仁”与“义”结合起来，认为“仁”是一个人的思想基础，而“义”则是一个人的行为方式和表现，正所谓：“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3]403-404孟子所说的“义”内涵十分丰富，但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道义”，“君臣有义”者是也[3]372；其二为“正义”，“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者是也[3]502；其三为人的尊严与气节，“羞恶之心，义也”、不受嗟来之食者是也[3]409。孟子不仅将孔子思想发扬光大，同时也大大丰富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的内涵。

继孟子之后，战国时代最后一位大儒是荀子，荀子虽为赵人，但其中年以后主要活动在黄淮地区，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

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1]1804-1805荀子既是战国诸子争鸣的总结者，也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立足于儒家思想，同时批判地吸纳了墨家、法家和道家等思想精华，奠定了儒家成为经世致用之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二、道家思想在黄淮地区的产生与传播

道家是先秦时期一个重要的哲学流派，它在当时虽然不如儒家和墨家显赫，弟子也不如儒、墨两家众多，但其学术思想对中国后代却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独特的自然观、宇宙观、社会观和对人生的领悟，在我国思想史上散发出永恒的魅力。道家崇尚自然，以“道”为哲学核心，在道家看来，道是天地万物之本源，又规定了万物之所以成为万物的特质，它先天地而生，无质无形，然而又无所不在、无时不在。道家主张“顺应自然”“返璞归真”“清静无为”“贵柔”等。创始人为春秋后期的老子，战国时期的庄子是其最有影响的继承者。

老子，姓李名耳，“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1]1650，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人，曾为周王室史官，后隐去。著《道德经》（又名《老子》）传于世。老子强调无为而治，清静自正，其哲学思想中亦能体现出治国思想。

其一，提出绝圣弃智，对百姓采用愚民政策。“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4]2“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4]4老子认为，唯有使民无知无欲，才能确保其安居乐业，不生争夺之心，不生相害之心，不为虚名而自乱性情。

其二，对于统治者来说要善用权谋，也就是后代所说的“帝王权术”。老子提出：“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欲固兴之；将欲夺之，必欲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4]4一个君王既要有实权，但又不可将自己置于众人的敌对位置，而是通过权术来使自己处于安全状态。

其三，主张谨慎地对待战争。老子不主张轻易用兵，但也不完全反对战争，在老子看来，战争本为“凶事”，不得已而用之。所以他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4]4还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4]4又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4]8在对待战争态度方面，老子比儒家、墨家等都更为开明，也比其后继者庄子开明，对正义的战争和必要的战争还是容忍的。

其四，主张无为而治。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观点[4]7。老子认为，治理大国，不可扰民，也不可有大的改革行为，而应当采用清静无为之策略。更不可以使用苛政，不可以死来威胁百姓，因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敦敢？”[4]8治理大国如此，治小国也应以让人们安居乐业为目的，“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8-9。

老子作为一个史官，其观点体现出史官文化的特色，也有自己独立的人生思考。老子的哲学思想既有世俗之人的处世哲学，又有治国理政的策略，还有着极为浓厚的君王御人之术，无怪乎后人视之为“君王南面之术”。如班固《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盖出自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5]1732

作为道家哲学继承者的庄子，则更关注人生、民生，尤其是下层人的处世方略。与老子一样，庄子也生活在黄淮之间，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代蒙人，即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人，或言其为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人。庄子曾为漆园吏，后弃职。“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讹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用剽剥儒、墨，虽当世宿学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1]1625庄子所生活的时代比老子时代更为动乱不安，民不聊生，“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间世》）。仁、义、礼、信不为人们所尊从，实权在手便是真理在握。正如庄子所言：“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庄子·胠箧》）正因为人生在世祸福莫测，再加上人的贪欲在庄子生活的时代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庄子极力强调保生、重生，强调精神的极大自由，以期在纷乱的世俗社会中寻求生命的存在，在极度压抑中寻求心灵的超脱与精神的自由。所以他的《逍遥游》将人的心灵自由扩展到极致；当见到树木因有用而被砍伐，鹅无用而被杀时，说明当今之世无论有才还是无才都可能会死于非命，所以庄子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庄子·山木》）庄子的处世哲学虽然有些消极，但对于生活于乱世之中的世俗之人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生活于黄淮之间的道家学派人物除创始人老子和最重要的继承者庄子之外，还有隐居于山东蒙山的楚人老莱子。据《史记·伯夷列传》载：“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1]1652《史记正义》引《列仙传》云：“老莱子，楚人。当时世乱，逃世耕于蒙山之阳，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杖木为床，蓍艾为席，菹芰为食，垦山播种五穀。楚王至门迎之，遂去，至于江南而止。曰：‘鸟兽之解毛可绩而衣，其遗粒足食也。’”[1]1652另有楚人蜎子、长卢子、鹖冠子，齐人黔娄子，郑人关尹等。

道家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原文化与南方楚文化等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

三、黄老之学的兴起和其与黄淮区域文化的关系

黄老之学是继道家之后所兴起的一个学派，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学术界一般认为它的主要思想源自于道家，甚至将其列为道家的一个分支。但是，它虽与道家有很大的渊源，但又与道家有着极大的区别。首先，黄老之学继承了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提倡“贵清静而民自定”，但黄老之学的无为与老子、庄子的无为又不相同，并非如老庄一样主张采用愚民政策，使民无知无欲，从而实现愚而治之，而是主张通过“省苛事，薄赋敛，毋夺民时”的治国之策，实现与民休息的目的，以此来安定民心、赢得民心；吸取墨家、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精髓，摒弃老庄所说的“惟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的观点，认为“不争亦无成功”；不主张完全由天道来对下民施以惩罚，提倡仁爱，也提倡刑法，主张刑德并举、恩威并重；黄老一派的学者主张将无为与有为相结合，致力于经世致用，在政治上积极进取，这与庄子的思想更有着很大的不同。

促进黄老之学快速发展的是齐国稷下团体，其中有齐人田骈、接子，楚人环渊，宋人宋钘，其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1]1808。

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田齐所创办的“高等学府”，也是当时齐国的学术中心，它始建于齐桓公田午。因黄老之学不像庄子等人的观点那样迂阔而不合时宜，而是注重经世，所以从一开始，黄老之学便受到齐国官方的支持。当然，田齐政权支持黄老之学也与其地域文化和田齐政权所需要的舆论宣传有关。田齐的先人本为陈国人陈完，陈完是陈国君主陈厉公的儿子，在齐桓公吕小白时逃到齐国避难，最后就定居在齐国，其后代改为田氏。当田氏夺取姜齐政权而代之以后，需要在理论和舆论上对其行为进行解释和辩护，以使其行为具有合理性，而黄老之学的产生正当其时。因老子所生之地鹿邑后来归入陈国，也是田齐祖先之国的著名人物；姜齐为炎帝后裔姜尚所封之地，现在田齐取而代之，要有一个让人信服的借口。于是田齐便想到与黄帝拉上关系了。由齐威王所做的《陈侯因敦》铭文曰：“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6]220郭沫若认为此鼎为陈侯午之子齐威王所作，齐威王要光大其父桓公午的事业，远以自己的高祖黄帝为楷模，近要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实际上，齐威王将田齐视为黄帝的后裔也是有历史依据的。尽管陈国为虞舜的后代所分封之国，但在春秋自战国所逐渐形成的五帝系统中，舜也出自黄帝一脉。齐威王不提自己的近祖舜，却去追念远祖黄帝，无非是寻找正统，因在古史传说中，黄帝最终战败炎帝而入主中原，成为华夏之正宗。自己既然是黄帝之裔，那么取代炎帝之后裔姜齐而拥有齐国也就顺理成章了。稷下学者将自己的学说冠以“黄老之学”的名目，一方面是为刚建立的田齐政权寻找治国之策，但同时也为宣扬田齐的正统地位起到了巨大作用。

四、全球视野下的驺衍大九州观念

在战国以前，由于人们认知的片面、视野的局限，一般将中原视为世界之中，故称之“中国”，而对“中国”之外的广大地区则知之甚少。至战国中后期，学者们对宇宙和地球都有了新的认识，而邹衍的大九州观念正是这种开放性思维状态下所产生的。邹衍的著作今天已不能见到，我们从司马迁《史记》中大致能够窥见其主要观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

邹衍，后孟子。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1]1802

邹衍的大九州说在今天看来不足为怪，但在战国时代提出确实有些惊世骇俗。我们不相信邹衍会周游全球，他的这种观点只是一种推测，但这种推测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世界新的认知。邹衍大九州观念的形成与齐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密切关系。齐国东临大海，当他们站在海边，看着无穷无尽的大海，观日出沧海之中，看潮起潮落，不禁会对大海那边是一个什么样产生各种联想。于是也就产生了这种大胆的猜想。邹衍的观点当时能够接受的人并不是太多，但却启发了秦汉及其以后的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战国秦汉之际所产生的《山海经》中的“海经”与“荒经”中的地理观念正是这种观点的再发挥。

在先秦诸子中，除儒家、道家、黄老之学、阴阳家等学派在这里产生、传播之外，墨家、法家等代表人物也都与黄淮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墨家在先秦时期弟子众多，影响甚大，曾与儒家一同并称为当世“显学”。为了使人世间不再有大大小小的战争与伤害，改变民不聊生的现状，墨家提出“兼爱”“非攻”“尚贤”“明鬼”“节用”“节葬”“非乐”等观点。墨家创始人为墨翟，世称墨子，出自于社会下层。相传墨子为“宋之大夫”[1]1806，或以为河南省鲁山县人，一说为滕国人。但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不排除墨子本来出生于淮河流域，其主要流动地也大致在黄淮一带。

法家代表人物之一申不害为韩国人，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彊，无侵韩者。”[1]1667而有着先秦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之称的韩非也是韩国人。这两位著名人物也都生活在黄淮地区。

综上所述，在周代特别是从春秋中期至战国后期，随着周天子号令天下的能力减弱直至完全丧失，征伐出自诸侯，而文化中心也相继转移。诸子百家兴起，学者如满天星斗，遍布各诸侯国。然而最为集中者则在黄淮之间这一区域。一方面是因为齐、魏等国相较其他诸侯国更重视学术，另一方面主要的则是因为这一地区为多文化的汇聚、交融之地，更容易产生思想的碰撞与新观点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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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荣权.周代黄淮地区文化激荡与诸子思想的形成[J].中原文化研究,2020,8(03):62-67.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先秦淮河流域族群演化与文化融合研究”(16BZS03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