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代,女子并非总是扮演着“被奴役”“主内”的角色。处于轴心后时代的两宋时期,文明理性的社会转型给女子的教育尤其是给她们的阅读生活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呈现出积极、向上、自觉、自主之态势。从国家、社会、家庭、个人等多个维度来看两宋女子的阅读生活可知,举国“文治”及社会、家庭的支持,使得大批女子有机会走进阅读世界;人们对生命的自觉与感悟,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两宋女子能够自主地去阅读书籍,阅读范围不断拓展,涉及经史子集百科乃至时人所著之书,且凸显出阅读终生化倾向。广泛而深入的阅读,成就了两宋女子的精彩人生,无论是修身养性,还是相夫教子、诗词书画创作、科举应试等都尽显巾帼风采,不仅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书写出辉煌篇章,而且在当时世界舞台上也独领风骚。
在中外阅读史上,书籍的出现意味着人类阅读生活的开始。先秦孔子的“韦编三绝”、唐朝韩愈的“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宋朝朱熹的“朱子读书法”,以及“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头悬梁,锥刺股”等都是阅读生活史上的典范。但阅读与女子似乎无多大关系,且“在传统的历史著述中,女性都是作为男性的附庸和配角出现的,处于失语状态,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因而所谓历史只是男性的历史”1,阅读史也自然只是男性的阅读史。
这种将女子“被奴役”的身份“以复述在传统时期女性命运极其晦暗的老调子为开头”2的写史行为,在美国学者伊沛霞(PatriciaBuckleyEbrey)看来,是一种“简单化”的“贬低”女子之举。事实上,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后,女子通过读书受教育及环境熏陶,在社会生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尤其在中国历史上最具人文关照的两宋时期,越来越多的女子乃至普通家庭的女子都积极置身于大众阅读活动之中,通过阅读涵养品性、增长见识,又以其大爱和智慧回馈社会,成就自己的多彩人生。探究这一时期女子的阅读生活,不仅可以感受封建社会女子接受教育的真实情境,更有助于深入认识在封建社会生活中女子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社会地位及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借以消除对封建社会女子生活尤其是女子教育生活的种种偏见。
一、宋廷“文治”成就女子阅读的机遇与空间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同两宋是处在社会转型期这一历史事实。早在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研究发现,唐朝是贵族社会,宋朝是君主独裁与平民社会,于是提出“唐宋变革说”3,将宋朝视为中国近世的开端。法国历史学家谢和耐(JacquesGernet,1921-2018)在其《中国社会史》一书中提出所谓的宋朝“文艺复兴”说,认为中国宋朝社会的变化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4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将宋朝断为中国“近代化的开端”5,如葛兆光认为,两宋“应当是中国文明史研究的一个中心,它和近代西洋文明进入中国一样,导致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6。
首先,宋廷以“文治”创造了大批女子参与阅读的文化氛围。谢和耐在《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曾言:“极度的学习热情恰是12和13世纪中国人的特点。”7的确如此,宋朝是以文明、理性开国,从建隆三年(962)宋太祖颁布《戒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到乾德三年(965)宋太祖感叹“作宰相须是读书人”,再到宋真宗作《劝学诗》,勉励学子要“五经勤向窗前读”,以及地方官员不断发布《劝喻文》《劝学文》等可以看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百姓皆知读书之重要。北宋学者叶梦得在谈及饶州民间重教读书的情况时说:“饶州自元丰末……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有的父母为督促孩子读书,甚至让孩子坐在高悬于树上的竹篮里,所谓“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8南宋学者陈傅良亲眼目睹民间喜读诗书的情景,赋诗称赞:“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9
其次,书籍刻印业的发展为两宋女子阅读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宋代雕版印刷技术的推行使书籍得以大量印制与传播,所谓“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10。书籍的大量出现,使得普通百姓也能买得起、藏得起、读得起书籍,家庭或个人藏书现象异常普遍,家藏万卷者大有人在。如北宋学者杨纮“聚书数万卷,手抄事实,名《窥豹篇》”11;南宋的吴子直、吴子常兄弟“筑书楼,聚书为子孙讲习之所”12等。
再次,士人阶层积极提倡女子读书,为两宋女子的阅读生活提供了舆论上的支持。两宋士人普遍具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抱负和担当,在重整生活伦理同一性的过程中,他们充分认识到女子在家庭和社会稳定和谐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而大力提倡女子读书、接受教育。如北宋诗人郑侠基于“教子”的角度指出:“若女子者,深闺内阔,无所闻见,可不使知书哉?是则教子之所宜急,莫若女子之为甚。”13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不仅主张女子“自《孝经》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14,还曾计划为女子编写读物,虽因病而未能如愿,但仍请福建建宁刻坊刊行《女诫》供女子学习之用。作为一国之君的宋高宗,亦曾公开支持女子读书,他说:“朕以谓书不惟男子不可不读,惟妇女亦不可不读。”15
正因为有如此文明理性的社会环境,书籍便开始进入女子的日常生活,她们不仅拥有“市书至数千卷,亲教督二子,使读书”16,或“高价收书”17使子孙阅读,而且还积极投身于大众阅读,成为阅读队伍中的一支新群体。
二、两宋女子走进阅读生活的环境因素及路径
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Manguel,1948-)在《阅读史》一书中,反复强调阅读对生命的重要性,认为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18。纵观两宋女子的阅读经历可以看出,她们作为社会人意识到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因而能自觉地将阅读与自己生命的全过程联系起来,通过不同的方式或路径开启自己的阅读生涯,丰富自己的阅读生活。
首先,两宋女子基于幼时的悟性与家庭环境的影响走进阅读。大凡生在书香门第的女子,其家庭阅读氛围浓厚,再加之自身悟性,于是就在耳濡目染之中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渴望。如北宋刑部郎中、知制诰赵槩之母高氏,“幼敏悟,闻人诵诗书,一过耳尽记不忘”,当赵槩能言时,高氏竟能“日自课以书,使调四声作诗赋”。19中大夫、宝文阁待制程节之妻沈宜,“夜听族中群儿诵书,翌日辄能尽诵。既长,雅好读书,不出闺闱,而经史百家之言亦略知大意。善字画知诗,温柔端厚,颇有古人之余风”,后来,沈宜还“教子孙多学问……训诸女皆有法,各能通经知诗”。20
其次,两宋女子在家庭长辈及其他成员的指引下走进阅读。据史料载,女子在出嫁之前的阅读受其父兄的影响最大,她们的父兄多是直接给予读书指导。如南宋庐陵人士段永之妻李氏,上三代均为儒生,李氏自“幼从父兄学,通句读,晓大概”,其年龄稍长,又读《列女传》,还能就书中所讲发表自己的看法,她曾对父亲说:“今之为士而知名节者尚少,古之妇人操履乃如此,其节凛凛与秋霜争严,可不畏慕之哉!”21由此引起当地名儒段承议,即段永祖父的关注,立即找人提亲纳为孙妇。免解进士戴冕之女戴氏,“聪明静专,柔嘉孝谨,可教也”,于是“授以诸经,肄业如二兄”。22南宋攸县人士廖天经之妻张氏自幼接受祖辈的阅读引导,其祖父张大任曾授张氏以《孝经》《女训》,使其“略通大义”23。女子出嫁之后,会受其丈夫的读书或教书生活的熏陶,使女子对阅读情有独钟。如北宋学者希元之妻张氏,希元“以经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诵之,讲解义训,无不通晓”24。苏轼的妻子王氏亦是如此,据其墓志铭载:“其始,未尝自言其知书也。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25
再次,两宋女子步入学堂接受塾师的阅读指导。有不少史料证明,两宋女孩子上学读书这件事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所就读的学校并非官学,仅是私学、家塾或书院而已,且多是在幼儿阶段或及笄之前开始阅读生活的。由此看来,两宋时期就有相当一部分女孩子能同男孩子一样得到塾师的教诲。如北宋处士徐某之妻周氏,其祖辈“以农自力”,与学无缘。其父周恭遇到这么一件事,即“豫章学家,分宁最盛,乡党命儒者出入,人皆知为可贵”。这里的“豫章”是指江西南昌,分宁为其下属的一个县,说明豫章一地私学发达,分宁县最为兴盛,往往有知名学者前往执教,进入私学读书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这让周恭甚是羡慕,但考虑到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且“业已耕,念不可教”,于是便将“幼而慧”的女儿送入私塾,“乃使授古《女诫》七篇习之”。26从周恭对子女的教育来看,在接受教育机会上男女几乎没有差别,他能根据“可教”与“不可教”来抉择,这对一位未受过教育的平民来说难能可贵。刘斧在《青琐高议》中提到的北宋诗人温琬,幼时入私塾,“尝衣以男袍,同学与之居,积年,不知其女子也”27。罗烨在《醉翁谈录》中记录一位叫“静女”的女子的读书情况,“早孤,喜读书。母令入学。十岁,涉猎经史”28。
三、两宋女子阅读范围
如果说古代男子读书是为了博取功名,两宋女子的阅读则几乎没有光宗耀祖的压力,按规训主要阅读专门为她们编撰的女教读物,如《女诫》《女论语》《女孝经》等。事实上,她们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地、自由地、广泛地选择阅读内容,“阅读内容的广度与深度,超过了士大夫的预设模式”29。
据大量的墓志铭所载,多数女子的阅读并非止于某一类书籍,而是涉及多个门类,除经史百家之外,还涉及诗词歌赋、天文历算、医药养生、佛道经典等,这是两宋女子阅读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北宋右监门卫将军赵世覃之妻郭氏,“能读书史,善书画,喜浮图之说”30。工部尚书致仕李兑之妻钱氏的母亲倪氏就博通经史,善于训饬子女。受其母亲的影响,钱氏亦“读经史佛道书,手不释卷,博闻强记,谈论清辨。自晓音律,精于历数”,她不但通晓大义,还能与丈夫“从容讽切以古之忠义,其出藩于外,则劝以尚德缓刑”,到晚年时,钱氏又“好理性之学,颇自得,喜怒忧乐不入于心”。31通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冯仲甫之妻杨氏,不仅“诵经史诸子”,还“阅医药阴阳算术之书”。32尚书都官郎中、赠中大夫李无兢之女李仲琬,幼时即“所见书立诵”,至长“于书无不读,读能言其义,至百家、方技、小说皆知之”。33
对佛道经典的青睐,则是两宋成年女子尤其是老年女子阅读活动的又一大特点。法国学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deBeauvoi,1908-1986)曾言:“如果妇女非常愿意接受宗教,归根到底是因为宗教满足了一种深深的需要。”34的确如此,处处被规训的两宋女子,迫于来自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诸多压力而无法释然时,多会从宗教教义或仪式中获得身心自由和平静。正因为这样,“佛教教义可能真的对妇女有吸引力,如果她们对现世的生活不满,可能会集中精力献身佛教,企图使来生变得更好”35。有学者在对206位两宋女子所读过的书目进行归类统计时,发现她们之中阅读佛道经典的有105人,占总阅读人数的51%。36如南宋武进大夫、承议郎赐绯鱼袋陈说之的妻子项氏,在父母公婆都已下世后,就将自己的卧室命名为“止斋”,每天“诵释氏书”,在阅读《传灯录》时,“遇会意处,辄抄录成编,或加点记,或成偈颂”37。左宣教郎江琦之妻虞氏喜欢读书,除了阅读《易》《论语》外,还“练养医药,卜筮数术,无不通晓”38。
宋人的家训及其学术著作等,也被一些女子纳入阅读的范围,对新思想加以吸纳与时代同步。从所查阅到的史料来看,主要涉及司马光、欧阳修、苏轼、二程、谢良佐等学者的论著。如南宋武进大夫、承议郎陈说之的妻子项氏,在私塾时就阅读“韩、柳、欧、苏诸诗文”,后来又“取司马公《资治通鉴》阅之”。39二程及谢良佐等理学家的书籍,也受到一些女子的喜欢。如南宋赠太子太师宣舆言之女宣希真,中年时曾读释道之书,觉得“虚无之言,诵之何益”,然后又读《程氏遗书》,并感触说:“义理之同然者,固如是。”40
四、终身化的两宋女子阅读生活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下的女子都要扮演多重角色,婚后还要面对角色的转换与考量,且“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41。为此,终身阅读便是促成两宋女子实现完美角色的最好选择,她们从阅读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力量,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
据史料所载,几乎所有两宋女子的阅读生活都是从幼年开始的。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曾对女子在不同年龄阶段所读书目予以规定,认为女孩子七岁时“始诵《孝经》《论语》”,八岁时“诵《尚书》”,九岁时“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诫》之类,略晓大意”。42在现实生活中,两宋女子大多数是从五六岁或七八岁开始阅读的。如北宋官员韩宗道之妻聂氏,“七岁读书史,能为诗,晓音律,聪警过人”43;南宋武进大夫、承议郎陈说之的妻子项氏,“六岁从句读,师授《内则》《女诫》《列女传》及韩、柳、欧、苏诸诗文,历耳辄成诵”44。不过,在笔者所查阅的史料中也有用“幼”“幼时”“幼年”等模糊的文字来表述女子开始阅读的年龄的。如二程的母亲侯氏,“幼而聪悟过人,女工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45;南宋建宁县主簿罗无兢之妻朱氏,“方幼年,喜读《孝经》《女训》诸书,略能通其大意”46;龙图阁学士、新安郡侯罗汝楫之妻俞氏,“幼不嬉弄,暗诵孟、庄诸子书”47等。
如果说女孩子十岁之前能专一阅读的话,那么十岁以后就要学做家务,及笄和出嫁之后还要承担更多的家庭事务,这使她们几乎没有时间阅读书籍。即便如此,她们也会利用碎片化时间从事阅读,以满足自己求知的愿望。如北宋通议大夫、天章阁待制冯仲甫之妻杨氏,出嫁后“善女工音律,居有余力,则诵经史诸子,阅医药阴阳算术之书,至数千万言”48。对“主内”的女子来说,白天的闲暇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大多数女子往往是在夜间比较清闲的时候读书。如北宋赠大理评事史某之妻夏氏,“挟策读书……夜中烛下,曾无倦焉”49;处士章积夫妇对其女“诵书弄笔墨”是不支持的,其女只好在晚上父母熄灯休息后,“乃自程课,由是知书”50;还有南宋官员姚焕的前妻邹妙善,夜晚读书甚至“不寐达明”等。
有学者认为,两宋“大多女性阅读者的阅读爱好并不会随着婚姻的成立或年岁的增长而终止,她们的阅读往往会持续终身”51。大量史料表明,两宋时期凡自幼喜欢读书的女子都会将读书这一兴趣爱好或习惯保持下去,可以说活到老读到老。如北宋太子中允许益之的妻子刘氏,自幼至长“书传无有不经览者,于《左氏春秋》尤能通诵之”52。南宋朝请郎孙庭臣之妻施氏一生与书结缘,其墓志铭记载:“少喜读书,老而不衰,六经孔孟之书,略通其大旨。……晚传司马温公《家范》,乃并以授其子孙,或不如训者,引《家范》切责之,故子孙皆有前辈风。”53赠太子太师宣舆言之女宣希真,自五六岁开始阅读,当她有了孩子后还亲自教授自己的儿女阅读《论语》《孟子》诸书,更“以《曲礼》《内则》《中庸》《大学》《冠婚》《乡饮》诸篇,时时为儿辈讽诵而开警之”。到中年时,她开始“诵道释书”,又觉得释道之书似有不妥之处,她说:“虚无之言,诵之何益,孰若吾圣经,修身齐家之道具在其中乎!”54于是又转向经史书籍读之。
五、两宋女子阅读对个人及社会的回馈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55由于两宋女子不甘担任固化的角色,在举国崇尚读书的背景下,通过阅读不断获取乐趣、责任和力量,不断在践行生命的价值,即“在改变既遇的生存境域时为自己创设一种生存境域”56,进而创造出全面的、全新的自我,可以说,阅读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她们的人生轨迹,自然也是对社会的一种丰厚的回报。
首先,通过阅读初步实现扩展视野、积累知识以及对人生进行深度思考之目的。如北宋万载县令陆琪之母吴氏,与儿媳王氏情同母女,当王氏寿止72岁时,年逾耄耋的吴氏痛哭不已,且用对《易传》所言的怀疑来表达自己的悲伤之情,说:“死生安可期?吾耄矣,岂知反哭者尔也。《传》曰:‘父不丧子,兄不丧弟,此和之极也。’顷以为然,今徒虚语耳。”57可见,吴氏早年是阅读过《易传》的,对生死之事颇有感悟,在她看来“白发人不送黑发人”不是常理,死生是没有定期的,以此表示对王氏过世的哀痛。南宋江南西路转运判官宋若水的前妻张氏,“读书史,善笔札,通古今,识义理,而不肯为词章”58。所谓的“词章”是指诗词文赋,与科举考试相关,属于比较流行的一种学问。张氏虽然不会为应试而学,但也不愿迎合时尚。朱熹也是不赞成学子一味沉溺于“词章”之学的,因而对张氏的为学倾向颇为赏识。
其次,通过阅读使诸多两宋女子将自己的内心世界、生命的价值等雕琢在诗词书画歌赋上,用这种方式来展现她们对生命的自觉与创造。《全宋词》中就收有85位女词人,虽数量不及唐朝,但以李清照等为代表的女性在文学上的成就却是无人能比的。清朝学者厉鹗编著的《宋诗纪事》中收录了75位女诗人,两宋时期,大多数女子自幼就显示出创作诗词的才华。如北宋右奉议郎、通判颍州的曹评之女曹氏,“好读儒者书,作五七言诗百有余篇,人多诵之。其笔札亦精妙”,父亲曹评十分自豪地说“此女所配,宜得贤君子”。59尚书都官郎中、赠中大夫李无兢之女李仲琬,“十岁能为诗,代大夫公削牍敏妙,时裁其室中事,有理”60。
更有甚者,王安石一家竟有多位女子能诗会文,时人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曾说:“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诗者最众。”如王安石的妹妹长安县君所作佳句最好,曾作“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的佳句;王安石的女儿蓬莱县君,作有“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之绝句;王安石的侄女写有“不缘燕子穿帘幕,春去春来可得知”之绝句;还有王安石的妻子吴国夫人亦能文,写有《约诸亲游西池》绝句“待得明年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61对于杰出的文学家李清照来说,不只是读书求知问题,而且还在家庭生活不太富裕之时,与丈夫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书画,在这样的生活中自得其乐,事业与生命也从中得以升华,远在“声色狗马之上”62。
两宋时期,很多女子在书画方面成就不凡。明初学者陶宗仪在《书史会要》中就收录了两宋书画女子23人,清朝学者厉鹗在《玉台书史》中收录两宋书画女子41人。如北宋韩琦之妻崔氏“善书札,体法甚老,殊无夫人气”63;章友直之女章煎,“工篆书,传其家学。……能如其父以篆,笔画棋局,笔笔匀正,纵横如一”64;南宋临川教授蔡诜之母徐蕴行,自号“悟空道人”,史称其“手写佛经九十五卷,得唐人笔法,字画亦细楷”65;尚书黄子由妻胡氏,自号“惠斋居士”,《书史会要》称其:“能草书,虽未有体法,然大书宏放,亦妇人所难。”66不仅如此,一些精通书画的女子还能发挥其特长来帮助主人或官员处理公务。如南宋官员辛弃疾的两妾田田和钱钱,“皆善笔札,常代弃疾答人尺牍”67等。
再次,通过阅读,两宋女子以其才识带给家庭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诚如美国学者伊沛霞所言,两宋女子是生活的行动者,“她们做出的选择促使家庭和家族体系更新并产生细微的变化”68。尤其是她们扮演了施教者的角色,对子女成长的影响更为突出,在一定程度上既能改变孩子的命运,也决定着家庭家族的盛衰。北宋太常少卿、赠尚书刑部侍郎沈周之妻许氏,长子沈披为国子博士,“有吏才”;次子沈括为扬州司理参军、馆阁校勘,“有文才”,而两个儿子成就的获得,“皆夫人所自教也”。69南宋朝散大夫、直龙图阁张根之妻黄氏,生男四人,长子张涛为太常博士,次子张熹为将仕郎;生女七人,“皆通《诗》《礼》”,这一切也都是黄氏“自训”的结果。70还有免解进士丁适道之母陈氏,她在丈夫死后学共姜不更二夫,对刚满周岁的丁适道“身教意饬,日化月成,或为手抄,夜分不寐”,使丁适道“好修文……慈母之教也”。71
科举自隋朝创立至唐朝定制,包括设置童子科等,让诸多士子的梦想得以成真,但这却与女子无缘。宋朝不仅沿袭唐制,且打破男子独霸场屋的僵局,就在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九岁女孩林幼玉参加童子科应试居然得中,被封为“孺人”,这在科考以来还是第一例。在宋廷加大童子试难度后,嘉定五年(1213)居然还有一位叫吴志端的八岁女孩来应试童子科,亦居然考中,因遭到一些臣僚的阻挠,只是“量赐束帛以示优异”72。林幼玉和吴志端敢于应童子试,引起朝野的震动,并被载入史册,这足以证明她们在应试之前已阅读大量的书籍,至少童子试所规定的书目、词章功课等都做了充分准备。应试的结果如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敢于挑战自我和男权制度,这是最为可贵的,也是最能感动人的。
六、结语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通过对两宋女子阅读生活的爬梳可以看出,生活在良好政治与社会生态中的她们,不甘于“贤妻良母”的固化角色及传统规训,在意识到生存空间的有限性之后,她们“总是要挑战和超越生存的有限性,变生存压力为生存动力”73,为此她们将阅读与生活融为一体,在生活中阅读,在阅读中改变生活,最终成为“创造、解释、操纵并讨论她们生存状况的行动者”74。尤其是她们活到老阅读到老,这种基于生活又持续终身的阅读理念与实践是很可贵的。不仅如此,她们还由受教者转变为施教者,由阅读者成长为创作者,体现出一种生命自觉与觉他的开放心态与家国情怀,以及她们尽其所能来传承文化的使命与担当。
值得一提的是,宋之前的女子也有阅读行为,专门为女子编撰的读物如班昭的《女诫》、刘向的《列女传》、长孙皇后的《女则要录》、宋若华的《女论语》、郑氏的《女孝经》等均得以传播。社会各界及不少家庭也是支持女孩子读书受教育的,如唐玄宗时的李华曾言:“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古今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75又如尚书屯田郎中崔颜之女崔都都,“女工之暇,尤嗜诗典”76等。由此来看,阅读生活成就不少诸如汉朝班昭、东晋谢道韫、唐朝薛涛等杰出女性。但因书籍刻印技术所限,两宋之前的阅读未能像两宋时期那样进入寻常百姓家,能走进阅读生活的女子毕竟是少数的。元之后虽然刻印业发达,只因程朱理学对女性的约束开始加剧,“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被曲解和发酵,因而未能保持两宋时期文明自觉的阅读传统。与两宋同时期的西方社会,即便是在大学,仍在使用手抄的羊皮纸书籍,费时费力成本高,民众无力购买、收藏,更谈不上满足普通女子的阅读愿望。由此看来,两宋女子阅读生活不仅在中国阅读史上处于一个黄金时期,并且在世界阅读史上也是独领风骚的。
注释
1、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全唐文》卷315,清嘉庆十九年(1814),扬州全唐文局刻本。
2、周绍良编:《唐代墓志汇编》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382页。
3、王学典:《史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7页。
4、伊沛霞著,胡志宏译:《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前言”。
5、内藤湖南著,夏应元译:《中国史通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前言”。
6、谢和耐著,黄建华,黄迅余译:《中国社会史》第5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51页。
7、龚书铎总主编:《中国文化发展史》(宋元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引言”第1页。
8、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题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20页。
9、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古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74页。
10、叶梦得:《避暑录话》,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7页。
11、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3《送王南强赴绍兴签幕四首》,四部丛刊初编本。
12、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53《李君山房记》,四部丛刊初编本。
13、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085页。
14、陆九渊:《吴氏书楼记》,《全宋文》第27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6页。
15、郑侠:《西塘先生文集》宋集珍本丛刊第2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546页。
1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7页。
17、徐松:《宋会要辑稿·后妃》2之9,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237页。
18、司马光:《涑水纪闻》,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72页。
19、刘克庄:《程孺人墓志铭》,《全宋文》第33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1-62页。
20、阿尔维托·曼古埃尔著,吴昌杰译:《阅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7页。
21、苏舜钦:《广陵郡太君墓志铭》,《全宋文》第4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5页。
22、程遵彦:《宋饶州长安县君沈氏墓志铭》,《全宋文》第9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53页。
23、王庭珪:《故李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15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5页。
24、袁燮:《太夫人戴氏圹志》,《全宋文》第28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页。
25、杨万里:《夫人张氏墓志铭》,《全宋文》第24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14页。
26、文同:《张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5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7页。
27、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全宋文》第9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28、黄庶:《徐君处士妻周氏墓志铭》,《全宋文》第5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
29、刘斧:《青琐高议》,《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35-1136页。
30、罗烨:《醉翁谈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4页。
31、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32、欧阳修:《右监门卫将军夫人武昌县君郭氏墓志铭》,《全宋文》第3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页。
33、范祖禹:《工部尚书致仕李庄公许昌郡夫人钱氏墓志铭》,《全宋文》第9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20-321页。
34、钟离景伯:《宋故安康郡君杨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10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35、晁补之:《李氏墓志铭》,《全宋文》第12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7-108页。
36、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王友琴译:《女人是什么》,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年,第427页。
37、伊沛霞著,胡志宏译:《内闱:宋代妇女的婚姻和生活》,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10页。
38、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39、刘宰:《故孺人项氏墓志铭》,《全宋文》第30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40、朱熹:《夫人虞氏墓志铭》,《全宋文》第25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41、刘宰:《故孺人项氏墓志铭》,《全宋文》第30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4-285页。
42、袁燮:《何夫人宣氏墓志铭》,《全宋文》第28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43、马斯洛,等著:《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68页。
44、司马光:《居家杂仪》,费成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41-242页。
45、刘攽:《聂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6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61页。
46、刘宰:《故孺人项氏墓志铭》,《全宋文》第30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47、程颐:《上谷郡君家传》,《全宋文》第8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第354页。
48、刘才邵:《罗无兢妻朱氏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17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3页。
49、洪适:《俞淑人墓志铭》,《全宋文》第214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2页。
50、钟离景伯:《宋故安康郡君杨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100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5页。
51、祖士衡:《宋故赠大理评事武昌史府君墓志铭》,《全宋文》第1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78页。
52、黄庭坚:《叔毋章夫人墓志铭》,《全宋文》第108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1页。
53、铁爱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61页。
54、文同:《文安县君刘氏墓志铭》,《全宋文》第5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3页。
55、汪藻:《令人施氏墓志铭》,《全宋文》第15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
56、袁燮:《何夫人宣氏墓志铭》,《全宋文》第28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9页。
5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86页。
58、黄克剑:《人文学论纲》,《哲学研究》,1997年第8期。
59、陆佃:《陆公夫人王氏墓志铭》,《全宋文》第101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52页。
60、朱熹:《运判宋公墓志铭》,《全宋文》第253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61、范祖禹:《右监门卫大将军妻仁和县君曹氏墓志铭》,《全宋文》第99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7-138页。
62、晁补之:《李氏墓志铭》,《全宋文》第127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7页。
6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60《丽人杂纪》,钦定四库全书本。
64、李清照著,徐培均笺注:《李清照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9-310页。
65、厉鹗:《玉台书史》,《南海黄氏》,1916年刊本,第36页。
66、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74页。
67、厉鹗:《玉台书史》,《南海黄氏》,1916年刊本,第40页。
68、陶宗仪:《书史会要》,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299页。
王程程,赵国权.社会转型中的两宋女子阅读生活样态及检视[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05):134-140.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教育活动史研究与教育史学科建设”(BOA1301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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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真的主张一切“祖宗之法不可变”吗?事实并非如此。“细读司马光的奏议,便可清楚地了解,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司马光对本朝的政治状况是不满意的,他同样认为必须对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革。司马光坚持认为不可变的,是祖宗留下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几乎每一个朝代初期都曾经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2023-09-14自秦朝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起,里坊制度便一直作为居民管理的基本单位,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基础设施,经过了汉代、魏晋等时代的发展和强化,在隋唐时期发展到了兼具封闭性和规划性的顶峰,里坊制度作为能够反映中国古代都城在各时期城市形态变化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形制布局的演变能够体现出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了各种职能相互作用和配合的均衡综合体的过程。
2022-05-24随着明朝对运河的疏浚,明清时代的济宁成为运河边的一座经济城镇。在此交通位置下,济宁的夜市经济不断繁荣,对城市经济、农村经济、外商入济与城市发展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明朝统治阶层也注重济宁的优势经济和政治中心地位,大力支持和引导夜市经济的发展,最终成就了明清时期济宁地区夜市经济的繁盛。
2021-09-08纵观其钦察人在元朝中的官职担任史,是极其活跃的。本文主要讲述入降蒙古之后的钦察人土土哈在蒙元时期担任的官职演变过程。在此重点利用苏天爵的《元朝名臣事略》来列出土土哈的三次重要的担任官职状况,并用其他材料如虞集《句容郡王世纪碑》等文献内容作为补充。随之附上笔者的拙见:如土土哈的官职演变原因探析与随之而来的钦察人的待遇。
2021-09-08宋朝火德尚赤,红色是宋政府的一种文化力量。宋代在礼仪等方面有一系列的规范,赋予红色更多的效应,将红色政治化、神圣化,甚至编造出红光,附会于多位皇帝诞生,从而使原本就强势的红色有了更多哲学、政治内涵。宋代皇权一方面垄断某些红色资源,限制平民成年男子穿红、平民家具等饰红,另一方面也使红色成为官民同乐、军民互用的大众色彩,达到了权威尊贵与民间喜爱的统一。
2021-08-28魏晋南北朝是审美自觉的历史时期,精致化、体系化和个性化为其标志特征。采成为魏晋南北朝美学的时代主题,能准确描述此时期审美自觉造成的质变。采在魏晋南北朝的使用场合和频率大为增加,内涵不断拓展,更强调审美特征。采的核心是对品质的追求,体现在艺术语言层面便是精致化。品质强调形式美感,丽为具体体现,其内部包含不同的层级。
2021-08-2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其中之一。它的提出不仅论证了历史上我国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紧密联系,也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2021-08-28回顾80多年前,红六军团从湘赣边界西征拉开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序幕,红二军团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则准备迎接中央红军。红二、六军团会师以后组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再会师,一起北上长征。红二方面军不仅是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力量,而且督促了张国焘率部北上,顺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战略意图。
2021-08-26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发展是随着缓慢而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发展的。其萌发是鸦片战争后近代社会在西风东渐大潮下的产物;其制度的确立昭示着各个历史时段近代化社会的力量。从“壬寅学制”到“壬戊学制”,清末民初女子教育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转换,影响着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以及人们的思想。清末民初女子教育的发展是随着缓慢而艰难的近代化历程发展的,是中国文化教育史上的一段独特的历程。本文探讨清末民初女子教育发展对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以史为鉴,为当前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2021-08-26《广西青年》是在抗日战争之前成长起来的重要期刊,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南宁的代表性期刊。首次系统研究《广西青年》这一重要的广西抗战期刊,并且区分了与桂林出版的同名期刊《广西青年》的差异。《广西青年》的办刊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两个阶段不变的主题是关注国家命运,不变的关注重点是中小学重教育,而且文学性较强(主要在第二阶段),同时该刊物也有一些显著的负面缺点,应辩证看待。对抗战时期的广西期刊焕发生机提供可能,对当代期刊研究也有一定意义。
2021-08-26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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