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刘歆父子积二十余年校理中秘书，除了新书整理缮写的完成、《别录》《七略》的编纂外，另一个重要的影响便是拧动了学术风气，成为思想方式转变的重要枢纽。汉成帝以前，西汉帝国的学术、思想性格还是与战国学术有着密切关联，总体上仍然是战国学术的延续。五经博士之学、天文律历数术之学、诗赋文章等均切于政治、日用，纯粹的知识与学术取向，是颇难寻觅的。到了汉成帝时期，刘向父子接触秘府图书，勘校秘府古文，其校勘过程本身就已经与政治、日用趋远，而渐近于知识与学术了。由此，相对纯粹的以古书文本为对象的学问，在刘氏父子之后日见其重。刘向学术的风格，还有战国之风，存留有士的精神，这从其《上封事》诸篇奏议以及论灾异之文不难看出。至刘歆，则其学术风格已经以古文之学为主，虽然驳杂，但与后汉郑玄之学颇为类似，有着建立某种理论架构的雄心，故其《三统历》宁失准确，也要力求体系上、数学上的完美。刘歆的古学又是东汉经学学术极为重要的源头之一，反之，刘向的学问则类似于战国秦汉学术的最后回响。中国早期学术的转型大体发生在两汉之际，而刘氏父子之间所存在的学术上的断裂，正是这个转型期最为清晰的界限。本文以刘歆之死与数术类知识进入六艺之学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为主，对上述现象略作钩沉。

一、刘歆的生平

与刘歆相关的材料散见于《汉书》各篇，其生平材料主要见于《汉书·楚元王传》和《王莽传》。《汉书·律历志》《五行志》和《艺文志》则主要依据刘歆的著作增删而成。部分人物传记不排除承袭刘歆撰录的可能性1。

刘歆生年《汉书》未载，其年龄当与王莽相若。《汉书·五行志》记载王莽生于汉宣帝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刘歆应大体生于此年前后。

刘歆在汉成帝建始年间（公元前32—公元前29年）开始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汉书·楚元王传》称王莽少时与刘歆具为黄门郎，因此两人相识。据《王莽传》，王凤死后，王莽拜为黄门郎。查《百官公卿表》，知王凤卒于阳朔三年（公元前22年）八月丁巳。那么王莽出任黄门郎必在此后。从建始至阳朔，中间有近十年，可知刘歆任黄门郎恐怕超过了十年。这期间任黄门郎的还有扬雄。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秋八月，汉成帝命刘向校中秘书，刘歆亦受诏参与。此时，他正为黄门郎。

在校书过程中，刘歆见到了古文的《左传》，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习治《左传》，因此受命与刘歆共校《春秋》经传。刘歆借机向尹咸及丞相翟方进问学，始精通《左氏》。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翟方进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十一月壬子为丞相，绥和二年（公元前8年）二月壬子自杀。尹咸治《左氏》而为丞相史的时间，应在翟方进为相前后。故刘歆与尹咸共校《左传》的时间，大约就在永始二年年末至绥和二年年初之间。

《汉书·楚元王传》称：

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1]1967

这段简略的陈述非常重要。后来《左传》学史上的许多大问题均与这一小段话有关系。

“《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讲的是刘歆校勘之前通行本《左氏》的基本情况。“多古字古言”则西汉通行本以今文书写为主，当时的学者还没有把《左传》和《春秋》联系起来，并将其视为《春秋》的传，只是以训诂古字古言为主。所以此书西汉时并不叫《左传》，而叫《左氏春秋》。

刘歆校勘之时，发现未央宫藏有二十余通古文《春秋》和《左传》2。《汉书·艺文志》著录之《春秋》古经，就是秘府所藏古经的校勘整理本。刘歆发现的古文《春秋》与《左传》应该是混杂在一起的一批文献，所以他在《让太常博士书》中是将它们合起来陈述的。或许因为这个原因，刘歆意识到了《左传》和《春秋》之间的关系，因此“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左传》中叙事的意义于是明朗了起来。此即这段话的主要意思。

简单地说，直到刘歆之时，《左传》与《春秋》的关系才得以“发现”。刘歆之前，至少西汉时代的学者并没有把《左传》当成《春秋》的传。

汉哀帝即位之初，刘歆因王莽的关系，得以接近哀帝，于是他建议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和《古文尚书》列于学官。所谓学官即学校，即西汉的太学。因为西汉时代《左传》并未被当成《春秋》的传，所以太常诸博士是明确反对《左氏》立学官的，其理由就是“《左氏》不传《春秋》”。如果《左氏》不是《春秋》之传，那么它和《吕氏春秋》在地位上就是差不多的，不能列于六艺之中。哀帝令刘歆和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因此刘歆写了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言辞激切，致使名儒龚胜“愿乞骸骨罢”。大司空师丹震怒，上书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哀帝虽然为之转圜，但刘歆得罪诸儒生和执政大臣的局面却已造成。恰在此时大司马王莽因傅太后称尊号一事，乞骸骨罢归。失去庇护的刘歆不得已求外放，初为河内太守，又因宗室身份转为五原太守，后又为涿郡太守3。但他在几任太守位上的时间并不长，其传记称“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这一切都发生在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至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这五年之内。

哀帝名欣，建平元年刘歆避讳改名为秀，字颖叔。《汉书》很可能因为避光武帝刘秀的讳，自始至终书为刘歆4。

元寿二年汉哀帝崩，王莽重新执政，刘歆也迅速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并主持了平帝时期明堂辟雍的修建，受封红休侯。这个爵号颇有纪念性。刘歆高祖是刘富，被汉景帝封为休侯。楚王戊暴虐，刘富数谏不听，于是在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刘富携其母太夫人逃奔至长安，这恰好让他们躲过了公元前156年的吴楚之乱。因这次叛乱，元王诸子均被削去侯爵。后来景帝听说刘富数次劝谏楚王戊，就改封他为红休侯。这就是红休侯一名的渊源5。

此后，刘歆成为王莽称帝过程中最重要的智囊之一，封为国师。但莽好大喜功，国家治理混乱不堪，诸大臣拟推举刘歆，发动政变，失败，刘歆下狱自杀。

二、谶言、星象与刘歆之死

既然诸大臣要推举刘歆，他在当时有没有想过当皇帝呢？

王莽地皇四年（23年）七月，刘歆与王涉、董忠等人的政变计划泄露，董忠被戮，刘、王自杀。关于政变的意图，《汉书》语焉不详。事见《王莽传》：

先是，卫将军王涉素养道士西门君惠。君惠好天文谶记，为涉言：“星孛扫宫室，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语大司马董忠，数俱至国师殿中卢道语星宿，国师不应。后涉特往，对歆涕泣言：“诚欲与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歆因为言天文人事，东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显君素耆酒，疑帝本非我家子也。董公主中军精兵，涉领宫卫，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灭矣！”伊休侯者，歆长子也，为侍中五官中郎将，莽素爱之。歆怨莽杀其三子，又畏大祸至，遂与涉、忠谋，欲发。歆曰：“当待太白星出，乃可。”6忠以司中大赘起武侯孙伋亦主兵，复与伋谋。伋归家，颜色变，不能食。妻怪问之，语其状。妻以告弟云阳陈邯，邯欲告之。七月，伋与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时忠方讲兵都肄，护军王咸谓忠谋久不发，恐漏泄，不如遂斩使者，勒兵入。忠不听，遂与歆、涉会省户下。莽令恽责问，皆服。中黄门各拔刃将忠等送庐，忠拔剑欲自刎，侍中王望传言大司马反，黄门持剑共格杀之。省中相惊传，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张弩。更始将军史谌行诸署，告郎吏曰：“大司马有狂病，发，已诛。”皆令弛兵。莽欲以厌凶，使虎贲以斩马剑挫忠，盛以竹器，传曰“反虏出”。下书赦大司马官属吏士为忠所诖误，谋反未发觉者。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药、尺白刃丛并一坎而埋之。刘歆、王涉皆自杀。莽以二人骨肉旧臣，恶其内溃，故隐其诛。[1]4184-4185

此段记载前后矛盾。前曰西门君惠怂恿王涉政变，理由是“刘氏当复兴，国师公姓名是也”，即刘秀（刘歆）将为天子。但是，王涉与刘歆商议时，所提意见却是“同心合谋，共劫持帝，东降南阳天子”。所谓南阳天子应是更始帝刘玄，他于此年二月称帝7。此时王莽败迹虽已显现，但刘玄是否可以荡平天下却是未知，掌握京畿主要兵权的政变者不至于想迎立一位乡野皇帝。况且，王涉之所以敢于起事，皆因西门君惠的谶记之说，故董、王政变的目的当是拥立刘歆做皇帝，而非南阳天子刘玄。

《汉书》虽然对此含糊其辞，但《汉书》之外的其他文献，涉及此事者，反而比较明确提到刘歆欲为天子之事。称刘歆改名是为了应和“刘秀发兵捕不道”的谶语。如《汉书·楚元王传》应劭注曰：“《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故改名，几以趣也。”[1]1972《后汉书·窦融传》载光武帝称帝不久，窦融召豪杰及诸太守计议，有曰：

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2]798

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曰：

新野人邓晨，字伟卿，家富于财。晨少受《易》，好节义。世祖与之善，以姊妻之，是为新野公主。世祖与晨游宛，穰人蔡少公，道术之士也，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子骏也。”世祖笑曰：“何知非仆耶？”坐者皆笑。[3]1-2

此数处记载足见王莽末刘歆（秀）将为天子的谶言已广为人知，且刘歆改名也被认为是为了应占。窦融所招议者更为清楚地说西门君惠“谋立子骏”。由此，《汉书·王莽传》的行文，似是隐去了王、董拟推刘歆为天子，助刘氏复兴的意图。

那么，刘歆是否早有这种野心呢？应该没有。刘歆改名以应谶的说法并不可信。刘歆成帝时始入仕途，十余年为黄门郎，哀帝初年始由王莽推荐，转为太中大夫，他此时若有应谶称帝之想，实在是不可想象之事。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曰：“哀帝名欣，讳‘欣’曰‘喜’。歆之改名，殆以讳嫌名耳。宣帝名询，兼避‘洵’、‘荀’，改‘荀子’曰‘孙子’。以此观之，后世之说，殆不足信。”[4]838其说是也。

刘歆被认为可以做皇帝，应该在王莽地皇年间，前面所引文献也指向了这个时候。之所以在王莽末年有这样的传言出现，应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

其一，刘歆乃楚元王之后，属汉宗室。

其二，此时刘氏地位最高的人就是刘歆。

其三，平帝时，刘歆封红休侯，承其高祖刘富爵名，其子迭封伊休侯，奉尧后。刘歆先祖为楚元王。王莽时期与“刘氏复兴”相似，有“荆楚当兴”的谶言。不管是刘氏还是荆楚，都或多或少与刘歆的宗族有某种联系。

其四，与刘歆的弟子有关。袁宏《后汉纪》有一补注云：“华峤曰：汉之十叶，王莽篡位，闻道术之士西门君惠、李守等多称谶云‘刘秀为天子’。”[3]351即刘歆谶语的主要宣扬者为西门君惠和李守。《后汉书·李通传》曰：“李通字次元，南阳宛人也。世以货殖著姓。父守，身长九尺，容貌绝异，为人严毅，居家如官廷。初事刘歆，好星历谶记，为王莽宗卿师。通亦为五威将军从事，出补巫丞，有能名。莽末，百姓愁怨，通素闻守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私常怀之。”[2]573《汉书·王莽传》也记载王况尝言“荆楚当兴，李氏为辅”[1]4168。类似谶语不一定是李守伪造，但“刘氏复兴，李氏为辅”确实是李守乐于宣扬的，故其子李通“素闻”其说。刘歆精通星历谶记之学，李守少时事刘歆，亦好之。那么，将刘歆与刘氏复兴联系起来的谶语，李守应该是最重要的伪造者或鼓吹者之一。

据西门君惠的说法，刘氏复兴的谶语与“星孛扫宫室”的星象有关。这个星象既然引起如此大的回响，《汉书》中是可能有记录的。距离西门君惠言星孛最近的记录是地皇三年（22年）十一月“有星孛于张，东南行，五日不见”。据司马彪《续汉志》，这次彗星事件与“扫宫室”的关联度很小。宫室，当指营室。张守节《史记正义》曰：“《天官书》云‘营室为清庙，曰离宫、阁道’，是有宫室象。”[5]1244又曰：“营室七星，天子之宫，亦为玄宫，亦为清庙，主上公，亦天子离宫别馆也。”[5]1291《汉书·五行志》记载高后七年“正月己丑晦，日有食之，既，在营室九度，为宫室中”[1]1501。故“星孛扫宫室”当指星孛于营室。

查《汉书》，知此应为汉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正月天象。《成帝纪》曰：“有星孛于营室。罢上林诏狱。”师古曰：“《汉旧仪》云上林诏狱主治苑中禽兽宫馆事，属水衡。”[1]303则当时确实认为营室与宫室有对应，故罢上林苑之宫馆事。《五行志》则记载了另一种解释：

成帝建始元年正月，有星孛于营室，青白色，长六七丈，广尺余。刘向、谷永以为营室为后宫怀任之象，彗星加之，将有害怀任绝继嗣者。一曰，后宫将受害也。其后许皇后坐祝诅后宫怀任者废。赵皇后立妹为昭仪，害两皇子，上遂无嗣。赵后姊妹卒皆伏辜。[1]1517-1518

这种解释是把营室与后宫联系了起来，也是宫室。因此西门君惠所谓“星孛扫宫室”事件，发生于汉成帝建始元年，而非王莽时期。

彗星的出现，被认为是除旧布新之象。指向天子宫室的除旧布新，其意义自然非同小可。这次事件很可能触发了当时有关王朝命运的预言与学说。事实上，也正是从汉成帝时期开始，汉将再受命之说开始出现。上引《后汉书·窦融传》称“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谷永所谓再受命之符，从《汉书·外戚传》可窥一二。其议要在以灾异约束后宫，所言灾异以建始元年正月星孛于营室为首，已可看出他们对王朝命运的忧虑，如汉成帝采用刘向和谷永之言曰：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白气出于营室。营室者，天子之后宫也。正月于《尚书》为皇极。皇极者，王气之极也。白者西方之气，其于春当废。今正于皇极之月，兴废气于后宫，视后妾无能怀任保全者，以著继嗣之微，贱人将起也。……五月庚子，鸟焚其巢太山之域。《易》曰：“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言王者处民上，如鸟之处巢也，不顾恤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鸟之自焚也，虽先快意说笑，其后必号而无及也。百姓丧其君，若牛亡其毛也，故称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今正于岱宗之山，甚可惧也。[1]3978-3979

据《汉书·李寻传》，成帝时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称汉至成帝当再受命于天，并传于夏贺良等人9。哀帝时，夏贺良建言改元，哀帝从之。究其原因，除了哀帝体弱难医，寄望于数术外，亦与彗星有关。汉哀帝建平二年“二月，彗星出牵牛七十余日”，《天文志》引《传》曰：“彗所以除旧布新也。牵牛、日、月、五星所从起，历数之元，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出久者，为其事大也。”故“夏贺良等建言当改元易号，增漏刻。诏书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刻漏以百二十为度”[1]1312。

总之，汉成帝之时，汉当再受命的预言已然为天子所知，哀帝时甚至影响到了历法的更改。此大势之下，汉再受命之事已是公开的秘密，刘歆若因此而改名，实无可能。至新莽时期，刘歆名高位重，加上方术之士的鼓噪，刘氏复兴的希望被安放到了他的身上。于是，刘歆很可能是被动地卷入了刘氏复兴的政变计划。王涉、董忠与他在国师殿中讨论星宿之时，虽然他默然不应，但此时应该已经心动。

三、两汉知识世界中数术的角色变化

对刘歆政变一事的探究，仅止于推测，但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却可以得出一种相对确定的判断：哀、平之后，数术、方技一类知识逐渐成为了刘歆这种级别士人的一种信仰（即便这种情形存在的时间很短暂），而不再像董仲舒、刘向那样，把自然异象当作阐述自己政治思想的工具或说辞。经过王莽时期那些明显的造伪，这种信仰也没有被放弃。到了地皇四年，刘歆依然极为相信星占的结果，竟然在政变计划完备之后提出“当待太白星出，乃可”的建议，王涉、董忠竟也遵从了。这些都是王莽时期的重臣，政治敏感的丧失和对图谶星历的信仰，同样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剥除星历可信与否的后知判断，只从知识形态上分析，会发现刘歆将物象占验当成一种客观知识，他相信通过正确的占验，物象可以提供一种真实性的预言。这与其父全然不同。

刘向灾异之论见于《汉书·楚元王传》及《汉书·五行志》中。《楚元王传》所载其奏议、封事多言灾异，但其议根本，是劝成帝限制外戚势力。如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星孛东井，后蜀郡岷山崩雍江，刘向因之而上书，其辞曰：

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

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向，世所同闻也。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豤豤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伻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1]1963-1966

刘向历数史上的天变与人间政治的关系，作出“天命信可畏也”的判断，意图非常明显，即以天变为警示，希望汉成帝效仿商王武丁、周成王，“能思其故”，改易时政之弊。可见灾异与六艺嘉言一样，是刘向上疏的工具，是修饰和言说策略的一部分，而非他的探究对象（或曰客体）。在刘向的诸多论辩中，灾异、六艺没有独立的价值，其意义是附属于政治建议的。

我们看刘向这篇奏议的最后一段，他说“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宫，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这是用异常的天变来暗指政治问题。从刘向如此郑重其事的陈述看，成帝应该对祥瑞灾异学说有所了解。然后刘向又道“其事难一二记”，所以他特别制作了卦爻和天文图像，一并上呈汉成帝，目的自然是“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这篇奏议起到了应有的效果，《汉书》记载“上辄入之”。当然刘向面对汉成帝就不会仅仅谈论卦爻和天文了。“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1]1966汉成帝自然明白其中苦心，“然终不能用也”。原因在于刘向缺少政治智慧，“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从这些记载看，不论是刘向，还是汉成帝，他们都非常清楚天变灾异仅仅是谈论政治问题的便捷途径，而非目的本身。

西汉言灾异诸家，除刘歆外，大体同于刘向。《汉书·五行志》是最为系统的西汉灾异学说汇编（即便它性质上并不为此而作）。其中所录以董仲舒、刘向、刘歆为主，同时兼采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诸家学说10。因仲舒、刘氏父子三家学说存录最多，故正可用于比较。综合看来，《五行志》所引汉代大儒的《春秋》灾异之说，乃是以天人之应为基本思路，以阴阳消长为主要的推演方法。刘歆《左传》学灾异之说，则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五行数术理论，在方法上显示出了很大不同[6]321-345。

从《五行志》及相关奏议综合分析，董仲舒、刘向天人之应的思路基本一致，可以说是观乎灾异，以正得失。他们的天人关系中，王政、人事是其目的或指归。刘歆则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同，他在《钟律书》《三统历》《洪范五行传论》等著作中，雄心勃勃地创建了一套严密的天人历史系统，这个系统是对天道法则的探求，人事已不是其唯一的重心。可以看出，从刘向到刘歆，星历、图谶之学已经不再是言说的“修辞”，而变成了思考的对象[6]321-345。

《汉书》《后汉书》中，言灾异图谶者毕竟少数，因此我们虽然可以判断董仲舒、刘向、刘歆诸儒之间知识观念的某种变化，却不能妄言这代表了汉成帝之后学术史的变化。但仅以此类知识而言，学术上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如苏竟处两汉之际，以图谶为据劝说刘龚（刘歆兄伋之子）与邓仲况降光武，其文中有云“图谶之占，众变之验，皆君所明”，知此时的包括苏竟、刘龚在内的许多士人，对图谶的认同是与歆近似的..1。

东汉涉及灾异的奏议虽然最后也是要落实到政治上，但相比于西汉，六艺与数术的融合更为密切，其中的术理也更为精密，最后的政治建议往往是从术理里推导出的（至少文辞上表现出了这一点），与当时的政治局势的关联度远远小于董仲舒、刘向等人。《后汉书》卷三十为苏竟、杨厚、郎、襄楷之传，东汉图谶灾异之学由此传可见一斑。《郎传》所录之所陈，更是极为详备，可资辨析，如其在对策尚书时，所言便宜七事就有非常细密的术理蕴藏其中，仅以第一事为例：

一事：陵园至重，圣神攸冯，而灾火炎赫，迫近寝殿，魂而有灵，犹将惊动。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设，禽畜是处，离房别观，本不常居，而皆务精土木，营建无已，消功单贿，巨亿为计。《易内传》曰：“人君奢侈，多饰宫室，其时旱，其灾火。”是故鲁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钟鼓之县，休缮治之官，虽则不宁，而时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应人，敏于景响。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风从寅来，丑时而止。丑、寅、申皆征也，不有火灾，必当为旱。愿陛下校计缮修之费，永念百姓之劳，罢将作之官，减雕文之饰，损庖厨之馔，退宴私之乐。《易中孚传》曰：“阳感天，不旋日。”如是，则景云降集，眚沴息矣。[2]1058

郎从其父宗学《京氏易》。这七事中京氏学之卦气、纳甲诸说与星历、风角、五行等数术、方技一类的知识相混杂，其中细密的理路远胜《汉书·京房传》所载京房的奏议或封事：

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1]3164

《京房传》载称京房与石显、五鹿充宗有隙，两人建言拜房为太守，元帝从之，拜京房为魏郡太守，“房自请，愿无属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岁竟乘传奏事”，元帝许之，但京房仍忧惧，于是写了这则封事。相较于郎的对策，其术理明显弱很多，其推演因素与董仲舒、刘向等西汉诸儒基本一致，即阴、阳二事，他以“少阴倍力而乘消息”为说，目的是告诉元帝“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现象与预言之间的过渡没有太多理路可循。但郎的对策则极为细致地把现象与预言之间的推演呈现出来，数字在文中的重要性尤为突出。虽然郎的对策目的在陈述政事，但他文辞中的星历和卦气，具备了足够的主体性，是一种他津津乐道的知识，而非政治话语的修辞。

即便两汉史书中会有许多后人修饰的成分，如上文所述《汉书》对刘歆之事。但如果我们将两汉时代的史料做整体上的对比，还是可以看出知识类型变化的踪迹。我们以“图谶”（或“图纬”）“天文”“历算”“风角”“推步”等为检索词，以两汉时代相关文献为检索对象，略作检索就会发现这些概念几乎没有出现在西汉时代的人物列传之中，而东汉时代的许多学者已经以善图谶、历算、风角之类的学问而闻名了..1。比如《后汉书·郑玄列传》称郑玄“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又师从马融，“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2]1207。可见东汉晚期的知识界，儒生们的日常阅读与研习中，数术知识与六艺知识已经并置，甚至诸生更以此类知识以评高下。《郑玄传》载其著作云：

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2]1212

这些著作里除了六艺经注，还有《中候注》《乾象历注》和《天文七政论》等与数术类著述。

总之，两汉之际，数术在上层文士的知识世界中逐渐进入中心区域，与六艺之学相伯仲，这或许是士人知识兴趣变化的一种表现，但它却真切的表明上层文人的学术范式出现了转型。

余论

如果我们把十三经的各类注疏所代表的知识形态称之为经学的话，那么西汉主流的六艺之学很难称之为经学，它们虽蒙着六艺的躯壳，内在的精魂却是战国诸子之学。真正意义上的经学，在两汉之际才成为主流知识形态。西汉多儒生而东汉多经师。西汉大儒与东汉经师的不同处乃在于前者的著述是为政治的，后者的著述是为学术的。两汉之际，学问的专门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以治道为追求的学术是渐趋暗淡的，而以某种专门知识为追求的学术却逐渐出现，政治知识与学术知识的分途日益分明。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传注、诸子、文章等著述形式才开始从“言”中剥离，有了独立的价值乃至体式，或者说，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思想、文学、艺术各自的独立也是从两汉之际萌芽的。战国知识与学术的类型延续到了西汉元帝、成帝时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新的知识形态开始出现，原本属于数术、方技的知识与六艺之学相结合，使之开始有了相对纯粹的知识追求，这可能是学术知识与政治知识分途的催化剂，也可能仅仅是这种知识类型变化的表征。东汉以后，纯然以知识追求为主要目标的学问已经是主流形态之一。因此，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两汉之际知识与学术的变化相较于战国秦汉之际来说，要剧烈得多。

刘向、刘歆父子几乎是这次学术裂变时期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人物。相对而言，刘向偏于上古，而刘歆偏于中世，两人的不同，正是这次历史的转折的一个缩影。作为新风气的开创者，刘歆自然成为了研究者关注的重心，但由于陈旧的今、古文经学二元说的潜在约束，有许多问题反而愈辨愈模糊，两汉之际的历史性转折也被部分的掩盖了起来，变成了古今文学之争链条上的一环。因此，有关于刘歆和他的时代，还是有许多的话题可以重新讨论。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4.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袁宏.后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M]//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徐建委.刘歆之死与两汉之际的经学新变[J].中原文化研究,2020,8(04):21-29.

基金: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比较古典学视野下的中国早期文本研究”(17XNL0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