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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政治文化理论图景的两种建构方式探究

  2020-10-27    16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党内政治文化是政党政治建设的文化根基,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对此论题的建构中,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对于开拓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理路具有借鉴意义,但是以“微”释“宏”研究方式的整体合法性问题以及理论逻辑的自洽自立的因果完备性问题存在缺陷。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维度被赋予阶级性、历史性和批判性特质,有效弥补了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理论困境。

  • 关键词:
  • 党内政治文化
  • 历史唯物主义
  • 总体概念
  • 意识形态
  • 马克思政治文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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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到文化自信,从文化层面治党治国已成为新时代的重要逻辑。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政党政治建设的文化根基,在全面从严治党中起着灵魂涵养、强基固本的作用,因此日益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建设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切实发挥党内政治文化的功能价值,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其建构方式是当前重要任务。其中,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与马克思政治文化观对如何理解和阐释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不同的理论逻辑和思维理路,成为建构党内政治文化的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理论图景。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以当下中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背景为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开放包容的文化立场,比较两种理论图景在概念理解、内容分析和方法运用等方面的不同特质,探讨发展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现实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以“微”释“宏”的理论范式:从阿尔蒙德、英格尔哈特到帕特南


西方政治文化理论是理解和建构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理论图景之一,其核心理论特质表现为以下四点:(1)以微观层面的主观政治态度的数据分析为主要基础;(2)在(1)的前提上进行“宏观”的、“客观”的政治文化诠释;(3)突显政治文化是政治结构的重要影响因素;(4)主张政治文化建设是保证民主政治持续性和有效性的关键。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A.Almond)、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和罗伯特·帕特南(RobertD.Putnam)等都对党内政治文化问题有独到见解,分别形成了理解党内政治文化的三种范式:“公民文化”范式、“价值观”范式与“社会资本”范式。这三种范式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分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呈现出相对统一体系内部的多元分化。

(一)“公民文化”范式:作为一种“政策次文化”的次级文化

阿尔蒙德将党内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文化横向分裂产生的“政策次文化”(policysubculture)。阿尔蒙德认为,大多数的政治文化都是异质的,正如他所追求的公民文化即是一种混合的具有不同政治取向的政治文化。因此,他借用拉尔夫·林顿(RalphLinton)的术语即“次级文化”(subculture)来具体阐述政治文化的内部分化。次级文化具有两种变形,一种是纵向的裂变,发生在有系统地混合的体系之中,形成一种异质性的政治文化。另一种变形为横向的裂变,由此形成的次级文化“可以用来指人口中的一种阶层,他们一方面执着地取向于政策的输入与输出,但对政治结构的取向又是‘忠诚的’”[1]。这种次级文化被称为“政策次文化”。美国的两党制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特点。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尽管在具体政策方面存在分歧,但它们对国家的忠诚与热爱是一致的。从中可以看出,代表某一阶层或阶级政治立场的党内政治文化在阿尔蒙德看来是一种次级政治文化,它有利于形成“同质性政治文化”。在《公民文化》中,阿尔蒙德以“政党支持者的形象”和“跨党派婚姻态度”为衡量标准,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调查具体分析了五国的“党派情感”,阐释不同类型的“党派立场”,以此论证有效运行的民主制度需要的党派立场特征:“既要避免极端的强烈对立,也要避免极端的政治冷漠。”[1]具备这种特征的党内政治文化正是阿尔蒙德所要追求的政策次文化。

可见,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范式的核心和重点在于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被置于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中,目的是形成一种消极的同质性公民文化。对于公民文化范式对同质性政治文化的强调和追求,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AndrewHeywood)提出了批评,他认为阿尔蒙德倾向于将政治文化看作同质性的,由此,政治次级文化便被忽略,往往掩盖了社会碎片化和社会冲突的现实。[3]实际上,只有纵向上的文化分裂才阻碍同质性政治文化的形成,阿尔蒙德并不是有意掩盖政治文化的内部分歧,只因他的研究重点是“对政治结构和过程的取向,而不是对政治要求和输出内容的取向”[1]。因此,忽略政治次级文化是阿尔蒙德有意为之,是学术研究的适当取舍,他也承认对政策次文化的研究需要付出与他的研究同样多的努力。

(二)“价值观”范式:价值观变迁中的政党分化

与阿尔蒙德一样,英格尔哈特也将党内政治文化问题的阐述置于政治文化理论框架之中,并通过微观层面的数据分析论证政治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但在分析党内政治文化的深度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上,英格尔哈特比阿尔蒙德更进一步。英格尔哈特的关注点在于文化的价值观层面,并以此为中介因素,通过数据分析探究价值观随经济发展与代际变迁而发生的转变及这种转变对党内政治文化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从而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出来。英格尔哈特论证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由现代主义价值观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转变并由此带来了政治议程的转变。转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它从强调不惜一切追求经济增长转向日益关注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5];二是“从基于社会阶级斗争的政治分化转向基于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的分化”[5]。这种政治转变随之带来了政党的新分化,以往政党的左派与右派分化是基于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收入分配的观念差异,如今的政党分化变成以物质主义者支持为主的党派与以后物质主义者支持为主的党派的对立。这种政治分化改变了政党的传统定位与政治立场,对政党成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传统的政党忠诚出现危机,很多传统政党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纲领以适应新的政治需求、吸引新的社会阶层。

英格尔哈特转变了党内政治文化研究的重点,将更具稳定性和普遍性的价值观设定为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从而能更为科学地反映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党内政治文化的结构差异。英格尔哈特通过分析党内政治文化随价值观变迁而发生的转变状况,赋予党内政治文化一定的历史维度,从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阿尔蒙德静态化、简单化的理论不足。因此,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深度上,英格尔哈特优于阿尔蒙德。但是英格尔哈特在阿尔蒙德的基础上并没有走太远,他仍是非独立性地简单化研究,缺乏对党内政治文化内部结构的深度独立性分析,这一缺陷在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范式中得到了弥补性解决。

(三)“社会资本”范式:信任、规范与政党组织的内在互动关系

帕特南的“社会资本”范式更为具体细致。帕特南的核心假设是公民共同体对民主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具体分析时引入了社会资本概念,通过对意大利南北部的地区改革状况的数据调查详细论证这一理论假设。民主绩效关涉到精英政党对民众需求的回应与解决需求的有效性,而公民共同体以及社会资本同样涉及到政党等公民参与网络。因此,帕特南强调政治文化的拥有者并不仅是全体公民,还包括政党。帕特南的调查对象与分析包含了更多意大利政党精英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文化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宰制”,相对独立细致的分析得以可能。

在帕特南的理论逻辑中,社会资本与党内政治文化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在他看来,所谓“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7]。其中,政党是公民参与网络重要形式之一,信任与规范是社会组织的重要政治文化要素。帕特南指出,公民参与网络分为横向型和垂直型两种,只有横向型参与网络才能真正提高社会信任,产生平等有效的互惠规范。而大众性政党一般属于横向型参与网络,其内部成员的横向政治互动有利于政党内部的信息流通和互惠规范的形成。帕特南认为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与政党组织存在因果动态关系,不仅良好的政党组织会促进社会信任和互惠规范的形成,社会信任与互惠规范作为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政党组织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社会资本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社会资本包含党内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至此,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分析党内政治文化的三种理论范式得以基本呈现。

从阿尔蒙德、英格尔哈特到帕特南,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不仅在总体上阐明了政治文化与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而且从具体层面阐释了党内政治文化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历史变迁及内部结构等。尽管它们的研究理路有所不同,但总体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将党内政治文化理解为政治文化的内部分化,政治文化的理论框架规约党内政治文化的具体分析;(2)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目的在于探索如何提升西方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或有效性,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分析建立在西方政党制度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典范;(3)“在本体论、方法论上均具有鲜明的诠释主义特色”[8],主要从微观视角切入,通过实证考察和定量分析个人的政治态度或价值取向研究党内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英格尔哈特、帕特南等人的政治文化理论范式为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思路,然而在以“微”释“宏”的整体合法性以及理论逻辑的自洽自立的因果完备性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并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来诠释党内政治文化。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中,“党内政治文化”被理解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并以此历史科学地阐释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本质及特征,“这与确立在行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9]有效弥补了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理论困境。


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的马克思政治文化观


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对政治文化及其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解是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密切相关的。在对此问题的具体分析中,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视野揭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出发点、本质及其特征,批判了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文化,阐释了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展现出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范式不同的理论视角,成为建构党内政治文化重要的理论图景。

其一,马克思对政治文化以及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范式不同,马克思并没有具体区分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而是将二者从宏观上共同把握为“政治意识形态”。按照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的理论逻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诸多范式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解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它们所阐释的党内政治文化仅涉及部分文化内容层面,只是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分析观念。并且由于特殊概念注重心理学的层次,因此分析的参照点总是个人,且是独立同质的个人。曼海姆对此指出:“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观察只局限于发生在个体的精神过程上,认为个体是意识形态的唯一可能的载体,那我们就永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属于特定历史状况中的社会集团的智力领域的结构。”[10]因此,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这种分析理路至多只能揭示党内政治文化的“集体心理方面”。而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党内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这种总体性概念涉及总体世界观和概念结构,侧重在精神层次和理论层次分析思维模式并将其与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尽管马克思考察意识形态的出发点也是个人,但非同质的个人,而是在社会中共同合作生产和相互交往的异质个人,从而将意识形态与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社会交往联系起来。意识形态由此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揭示具体社会形式的整体思想结构,而不是相互分离的经验和态度的混合。马克思借用各种物理学的概念指出,在总体上意识形态是“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11]。

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范畴中,党内政治文化归属于社会政治意识形式,具体而言是政党政治生活总体性的精神性反映和映现,由现实人类的物质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所决定。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的规范下,考察党内政治文化需从现实中的党员个人出发,且将其与他们现实的生产生活与政治生活联系起来,而非从抽象的纯粹的理性人或纯粹感性人出发,因为单纯在微观层面从个人的政治态度出发无法说明深刻复杂的党内政治文化现象。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这种以“微”释“宏”的研究方法带来了理论假设上的因果关系问题。“这源于数据库的缺乏,而数据需要满足两个标准:第一,为了进行分析,必须有足够数量国家的随机样本。第二,这些样本必须包含政治文化理论的相关变量。”[12]但这些标准很难达到。西方政治文化范式的核心因果关系假设即政治文化决定政治结构的因果关系因此无法得到有效论证。政治文化在宏观层面的因果关系问题必须求助于其他理论。迪尔特·福克斯(DieterFuchs)指出,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是与政治文化范式存在竞争关系的范式,应该在这种相互竞争中对方法进行充分批评。

其二,马克思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视角中把握党内政治文化的特征。“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强调以一种总体性的宏观视角考察人类思想文化的本质及其特征。而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以“微”解“宏”、以“量”析“质”的思想逻辑在马克思看来无法把握复杂多变的政治文化现象。这源于其理论方法的第二个问题即“整合问题”,这种方法上的挑战在于克服“个体主义谬误”,即没有理论依据可以说明个体数据与从个体数据中提炼出的更高水平的整合之间可以有效结合。因此,整合问题实质上就是态度问题的主观性无法保证整体结果的客观有效性,这也是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研究方法最为人诟病的方面,从微观主观态度走向宏观客观结果涉及诸多限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思路对这种定量分析方法存在天然的抵制。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历史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而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只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指出:“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3]在这里,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研究领域进一步区分为实证性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在马克思看来,研究党内政治文化这种宏观层面的问题必须诉诸于历史科学,而研究历史科学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立场上对人类的历史变迁进行宏观考察。以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分析,政治文化以及党内政治文化既具有“理想性和建构性”,也具有“回溯性和滞后性”,更具有“偶发性和跳跃性”[14],因此,“它缺少自然科学所需要的那种严格而稳定的普适性和一贯性,无法在其重复性中反复观察,做出类似于概率统计那样粗概的数学分析,对定量分析形成某种天然抵制”[14]。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要求我们以宏观视野把握党内政治文化,明晰其社会性和历史性。在这种方法的指导下,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诸多范式的因果问题与整合问题将得到合理解决。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宏观视野中,党内政治文化具有非独立性、阶级性以及历史继承性等特征。马克思认为,政治文化和党内政治文化等意识形态形式不具有“独立性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11]。它们根本上由人们的物质生产和生活以及政治历史发展决定,自身无法独立发展,而且主要产生于阶级社会中,集中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1]。因此,国家以及政党作为阶级斗争的集中体现,政治文化以及党内政治文化作为这些阶级斗争的文化反映,分别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政党所代表阶级的特殊利益。政治文化以及党内政治文化作为一种阶级文化尽管不具有完全的独立性,但并不是跟在阶级斗争背后亦步亦趋地变化,实际上,它们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3]简言之,对于党内政治文化来说,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受到历史传承下来的条件的影响,这种条件包括根本性的经济条件以及直接性的政治条件。

其三,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揭示了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鲜明特征和价值指向。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并不是一种中性的概念,而是一种“评价性的意识形态概念”。西方政治文化理论虽然采取所谓“价值中立”的定量分析方法,但是在理论假设中包含着鲜明的价值预设与价值指向,它们的目的在于探索能够促进西方民主制度持续存在与有效发展的政治文化。与此相适应,它们所阐释的党内政治文化也是基于西方多党制的状况,它们的论述重点仍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文化。而马克思则以科学的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判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政治形式以及文化体系,揭示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的历史局限性。首先,马克思认为,相较于资产阶级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先进性和革命性。“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3]其次,马克思强调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是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必须始终坚守的目标方向。马克思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3]马克思也强调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价值指向。“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3]

至此,马克思政治文化观展现出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不同的思想理路。马克思以一种“意识形态的总体性概念”理解和分析党内政治文化,揭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本来面目,从哲学高度深刻剖析了党内政治文化的特征,具有鲜明的科学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成为理解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原则。相较于马克思的理论逻辑,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缺乏深厚的历史维度和批判维度,但对现实具体的党内政治文化问题的分析细致而深刻,其案例分析和定量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尽管有其弊端,但在促进马克思主义方法和原则的具体应用和现实检验方面具有重要借鉴价值。比鉴之间,两种党内政治文化的理论图景对当前建构党内政治文化都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三、在双层耦合中建构党内政治文化


新时代管党治党面临诸多考验,其中商品交换原则不断侵蚀党内生活,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正之风不断破坏党内政治生态,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不断腐蚀党内关系,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错误思潮和腐朽文化不断侵袭党内政治生活。面对此种困境和问题,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不断培厚良好政治生态的土壤。”“党内政治文化”是“由政党意识形态及其宣扬的价值观念,以及政党成员共同的政治取向和由此决定的政党形象等内容所构成的政党的精神结构”[22]。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新阶段建构党内政治文化应认识到: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现实任务的积极回应,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理论升华;另一方面,党内政治文化也是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结果。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政治文化两种理论资源,取长补短,兼收并蓄,为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一)拒斥“公民文化”范式中的消极政治,发扬党内主体性政治文化

资本遮蔽下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实质是一种“告别革命”喧嚣中的消极政治。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培育党内政治文化,就是拒斥资本遮蔽中的消极政治,建构一种历史性、革命性的主体性政治文化。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是超越资本主义冷漠、消极政治文化之伦理动力。

消极的政治文化观在本质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性,颠倒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结论。回顾马克思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宏观定位以及对主体的历史性、实践性审视,面对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构的中国语境,应当在发扬党内主体性政治文化中建构新时代的党内政治文化。当前面向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一种效仿西式“公民文化”的、趋向世俗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而是在坚定马克思对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宏观定位中发扬体现历史性、兼顾实践性的主体性风范。这种风范实则是对主体革命性气质的尊重与鼓励。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大胆地试,大胆地闯。”[23]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革命精神。发扬党内主体性政治文化,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实践中始终保持先进性且具备高度的改革热情与无产阶级使命感;一方面又必须以冷静且理性的心态着眼于客体向度,客观认识历史进程,承认政治在价值上的服务功能,即政治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

在主体性党内政治文化的现实化中,应当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引导党内政治文化从“文化中轴”到“制度中轴”[24]的转变,“发挥制度文化的作用,通过刚性制度的柔性作用,推动理性治党,推进党内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24]。这也正是在邓小平将党的建设首创为“新的伟大工程”后,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再次得到习近平强调的党内政治文化释义。党内主体性政治文化建设体现着“两个先锋队”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内民主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的政治文化视角,是从党内政治文化规约上避免走入资本遮蔽下的消极政治的自渡过程,体现着中国共产党自我调适与自我革命的自主能力。

(二)推陈出新,构建发展型党内政治文化

后物质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不仅在西方社会逐渐渗透进政治领域,在中国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和重视。中国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以说也透露出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转向,最典型的就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定位,表现了从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物质建设到对“美好生活”的后物质主义式价值追求。新时代建构具有新气象的党内政治文化,不仅要突出主体性,还强调在利用革命时期或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库存的基础上,尊重现代性价值观的转换,从话语和价值观上推进传统党内政治文化因素的当代性,构建发展型党内政治文化。

我们知道,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宏观视野中,党内政治文化具有“理想性和建构性”“回溯性和滞后性”。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的特征,这就要求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必须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现传统党内政治文化的当代化。传统党内政治文化的当代化“建设实践需要牢记革命理想,将革命理想有效地转化为建设实践的内在原则”[26]。革命逻辑要发挥当代价值必须实现现代性转换,才能更好地融入当代发展型党内政治文化,成为建设和发展的动力。事实上,革命精神一直是我们进行革命、从事改革和建设实践的必要精神元素。从邓小平将进行四个现代化的奋斗视为“一场深刻的伟大革命”,到习近平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视为一场“伟大斗争”,这其中“伟大革命”和“伟大斗争”是传统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当代转化,它既蕴含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伦理要素,也凸显了当代实践的真实内容。如此,便体现了当代发展型党内政治文化的“理想性和建构性”,同时承继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党内政治文化的传统话语实现了当代语境的转换后增加了改革发展的合法性。因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上对历史唯物主义性和无产阶级性的强调,在这种发展型党内政治文化中得到了实现。传统革命文化的当代性转化既保留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又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视野。在其具体实现形式上,要变革简单的“淡化”和“告别”思维,应置身于具体的当代语境和现实问题中,寻求“转化”的方式,使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在意义上发生重要关联。

(三)加强黏性,增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认同度

社会资本范式内含的信任、规范与网络三要素反映了党内政治文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联系。加强党内政治文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契合性,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内政治文化的无产阶级性。或者说,探讨如何增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认同度的实现方式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如何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党内政治文化的无产阶级性的问题。

观念更新,即确立党内与党外(社会)政治文化紧密联结并一体化发展的观念。党内政治文化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紧密联结就是党内政治文化社会化与大众化。无论是横向型还是垂直型的公民参与形式,所有的社会政治文化都必须得到重视与关注。因为社会不仅是党的执政根基所在,也是构建发展型党内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尊重和保障社会政治文化的有序、良性发展是构建发展型党内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条件。党内、党外政治文化的常态化对接与密切联系是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观念与党的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的重大文化创新。党内政治文化大众化有利于增强社会心理认同,形成社会化的价值共识,在夯实党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同时,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大众化的机制建设。党的政治利益从根本上同社会利益相一致,所以,提升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认同度的机制建设应当定位到党与社会的利益协调上,以发展好、保障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全方位、各角度的合法权利为执政根本目标,广泛吸纳党内政治文化大众化的最大公约数。此外,理顺党内外政治文化关系,还应当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建设,增进社会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心理认同。

建构与发展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本文只是侧重从政治文化的理论视角比较西方政治文化理论与马克思政治文化观,以求从中找到建构党内政治文化的有益理论资源。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党内政治文化直接反映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精神特质,党内政治文化的独特性直接取决于党的特性,简言之,有什么样的政党及其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文化。因此,探索建构和发展党内政治文化的路径也应从中西方政党理论吸收养分。另外,如何以理论有效指导实践,并从政治实践中提升为新的理论是未来党内政治文化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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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发展理念的价值排序与中国实践研究”(18AKS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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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

期刊名称:政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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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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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周期: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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