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发展道路,中国实行的是党领导国家体制。党的执行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家建设的执行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也是党不断提升执行力的过程。党的执行力建设涉及执行主体、执行客体、执行环境等若干方面的因素,其中,执行主体的执行意识是执行力建设的基本要素,增强执行意识是提升执行力的首要环节。习近平指出:“干部干部,干是当头的,既要想干愿干积极干,又要能干会干善于干,其中积极性又是首要的。”[1]如果没有积极的执行意识,“能干会干”也会变成“慢干、怠干”。所谓执行意识,是在对执行目标和执行内容的正确理解基础上采取积极行动的主观性思维。中国共产党的执行意识体现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准确性和积极性。正确、积极的执行意识能够保证党员干部执行的力度和效果,是政策执行的前提条件。因此,提升党的执行力,首先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执行意识。党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增强执行意识的有效措施,并在新时代得到了创造性的发展。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增强执行意识的历史考察

执行意识在国家建设中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提升执行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的执行意识问题均带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执行意识的积极性上看,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安于享乐不想干”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僵化不敢干”,再到世纪之交的“利益固化不愿干”的过程。从执行意识的正确性上看,各个时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群众观错位”“权力观错位”“政绩观错位”等理念问题。针对不同时期的“不想干”“不敢干”“干不好”“干不对”的执行意识难题,党的历届领导人聚焦精神认同、政治认同、服从意识、党规制度这四个要素,通过一系列举措提升党的执行意识,形成并不断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治党治国经验。

(一)从政治动员到多渠道引导:以培养精神认同增强执行意识的具体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由局部执政转变为全面执政后,一些党员干部滋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不学无术、安于享乐等习气,对于难办的事情、费脑筋的工作执行意愿不强,出现“不想干”的现象。针对这一问题,党中央在加强干部教育的同时,以政治动员的方式强化执行意识,推进了国家建设。尽管当时党面临的执政环境和主要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在战争年代积累的政治动员经验仍需要继承和发展。政治动员的特点在于,党利用所掌握的政治资源,以带有政治色彩的方式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从执行意识的角度看,这种动员方式,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宣传和组织动员,倡导革命,激发热情,发挥群众的创造力,进一步带动干部的执行意识。这在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得较为明显。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社会日益多元化,不断激发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一些党员干部出现精神懈怠和信仰危机。在执行意识上,直接体现为“干劲不足、畏难怕险,逃避执行、虚假执行”等不执行和乱执行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党中央通过多种渠道加大对各级党员干部精神认同的培养。如在中央决策层面,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突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干部教育培训层面,各地大力开发、利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以弘扬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战精神等红色精神为主题,分批次分阶段组织各级党员干部参观学习;在党组织生活层面,结合不同时间节点开展以学习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为主题的党日活动,通过榜样的力量提升执行意识。

(二)从开展整党整风到建设学习型政党:以提高政治认同增强执行意识的具体举措

针对不同时期的执行意识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加深政治认同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新中国成立初期,提高政治认同的主要做法是以整党整风的形式开展学习教育。如从1950年到1954年的整风和整党运动,党中央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教育,包括学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群众观等内容,这为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创造了必要条件。通过广泛深入的思想宣传和组织动员,坚定党员干部的革命信仰,发挥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创造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加大相关理论教育,引导干部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中;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执行意识,江泽民探索出一系列思想教育的新形式新做法,特别是以整风的精神,对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目的就是要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进入新世纪,胡锦涛以成功开展党的先进性教育为契机,建设“学习型政党”。同时,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常态化规范化,进一步明确党校教育作为党员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地位,加大对党员干部的培训轮训力度,加快建设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出台《干部教育条例》,对干部参加培训的学时、频次作出具体规定。干部通过分批分阶段地接受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理想信念和执行理念得到提升,有效地保持了党的先进性。

(三)从立规矩、抓整顿到设机构、重巡视:以强化服从意识增强执行意识的具体举措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强调服从权威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2]1988年邓小平也讲,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3]277。江泽民也多次对“维护中央权威”作出重要指示,如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对中央政策阳奉阴违、选择执行的情况,明确说明:“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4]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也就增强党内团结统一、维护中央权威作出相应的论述。

同时,党通过一系列举措加强中央权威。1954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反对任何妨碍中央统一领导、损害中央的团结和威信的言论和行动”,“党的团结的唯一中心是党的中央”[5],并以加强党中央权威为目标推进政治纪律建设。1983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要求用三年的时间,从中央到基层,分期分批地整顿。目的就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净化组织,改造、处理那些“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6]。2003年,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正式组建巡视工作专门机构,通过完善党内监督不断巩固中央权威。

(四)从完善党纪党规到强化制度意识:以严守党规制度增强执行意识的具体举措

重视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是毛泽东治党的一大特点。遵守党的纪律,首先就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讲到“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7],但在随后的政治实践中,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改革开放初期,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推动恢复、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细化了民主集中制的实施规范;确立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具体规定;发布《关于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章》的通知,要求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深入,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严重干扰了中央政策和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部分党员干部出现大局意识、政治意识弱化,本位主义、地方利益至上,选择执行、敷衍执行,对影响到部门利益的政策甚至对抗执行、逃避执行。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党员干部规矩意识、制度意识淡薄以及制度体系不完善。进入新世纪,制度更加体现出对国家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的作用。制度执行意识成为执行意识的核心问题。2009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提高制度执行力、维护制度权威”。制度意识是制度执行的前提,只有树立制度意识,才能自觉遵守和维护制度,发挥制度优势。2010年,中纪委十七届五次全会完整阐述了党的制度执行过程。随后,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增强全党制度意识的文件,并要求各级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制度,提升制度执行意识,从而增强制度执行的推力。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增强执行意识的规律总结

基于上文的历史考察,可以进一步总结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增强执行意识的基本思路和实践规律。

(一)“四大要素”的逻辑关系:增强执行意识的基本思路

从历届党的领导人增强执行意识的举措中可以得出,增强执行意识主要依靠党的建设。党增强执行意识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纪律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综合强化精神认同、政治认同、服从意识、制度意识等四大要素,进而提升执行的积极性、确保执行的正确性。

“四大要素”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同时用力,才能有效增强执行意识。其一,培养精神认同是前提。执行意识首先体现在干事创业的决心和信心上。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更是要时刻保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8],这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具体展现。精神认同能够凝心聚力,增强集体行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够激发党员干部自我革命意识,在执行过程中勇于攻坚克难、敢于改革创新;能够坚定执行意愿,确保执行力度始终如一。其二,提高政治认同是基础。在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中,政治认同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信念认同,意指对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认同;二是理念认同,即对中国共产党基本执政理念的认同。理想信念提供终极目标,明确执行的大方向;基本执政理念提供通向终极目标的思维路线,明确执行的基本原则。信念认同和理念认同反映了执行主体对执行目标的认知程度。而对执行目标的认知是执行意识的基础。其三,强化服从意识是根本。在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中,服从意识的核心是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即“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对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服从意识能够提供最直接的执行意愿。如果“下级不服从上级”“地方不服从中央”,很可能会带来两种坏的结果:一是“单干”,搞独立王国,自行一套;二是“慢干、怠干”,执行意识弱化,消极怠工,最终会削弱党的执行力。只有服从意识强,才能形成高度严密的组织体系,完成高度一致的实践活动。其四,严守党规制度是底线。党纪党规是党组织有序运行的支撑,是党的组织体系的骨骼。对党纪党规的遵守体现为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执行各项党规制度,确保中国共产党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保证内部的坚强团结。自觉执行党纪党规是对执行意识的底线要求。同时,执行意识并不仅仅是针对党纪党规,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制度。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发展,执行力更多体现为制度执行力,执行意识也更多体现为制度执行意识,即自觉尊崇制度、坚决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度。制度意识是服从中央权威的重要体现,它能够提供最稳固、最持久的执行意愿。

在政治实践中,历届党的领导人都会采取综合性的措施系统提升这四个方面,但因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问题,也会有针对性地有所侧重。同时,每一个时期又会吸收并深化上一个时期的好做法,不断积累成功经验,由此形成更加系统、科学的推进路径。

(二)“多措并举”的合力效应:增强执行意识的实践规律

增强执行意识的落脚点是保证执行的积极性和正确性。执行力建设要解决执行主体“想干、要干、干对”的问题。其中,“想干、要干”反映出执行的积极性。如果没有积极的执行意识,“能干会干”也会变成“慢干、怠干”。精神认同和服从意识的结合,是执行意识在积极性上的最佳状态。“干对”反映出执行的正确性。良好的执行意识既是执行的发动机,也是执行的导航仪。它能够确保执行坚持正确的原则,并朝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政治认同和制度意识的结合,是执行意识在正确性上的最佳状态。在政治实践中,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是通过多措并举,产生合力效应,进而有效增强执行意识。

1. 学习教育常态化是增强执行意识的基石。

党历来重视学习,依靠学习创造历史和未来,这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学习教育对于增强执行意识而言,更是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执行意识离不开持续的外在唤醒、引导和灌输,而这些都是通过学习教育完成的。历史证明,党中央每一次在全党上下开展的学习教育活动,都要达到“统一思想”“行动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准确贯彻落实中央大政方针政策”的目的。从动员式教育、整党整风式教育到“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都体现出了对增强执行意识的迫切要求。同时,从不同时期的执行意识难题中,我们可以得出,增强执行意识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会出现反复,如不同时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执行方向错位问题。新的问题也会不断产生,如从“不想干”到“不敢干”再到“不愿干”,出发点不同,但都导致了执行意识弱化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学习教育,才能有效地保证执行主体始终具备正确、持久的执行意识。随着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学习教育的常态化、制度化逐渐形成。

2.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增强执行意识的重要抓手。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强化精神认同、政治认同、服从意识、制度意识的重要方式。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7]33。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要求充分利用党代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检查委员会、报纸期刊等平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也多次讲“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不能丢”[3]390。江泽民提出要把党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更好地发扬起来,要求党员干部“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胡锦涛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教育活动中更是提出要“大兴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在实践中,不断通过完善学习制度和民主生活会制度为批评与自我批评常态化提供保障,并通过健全检查与考评制度,提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质量和效果。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强化群众意识,避免因执行初衷的错位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牢固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实事求是,把中央指令与本地情况相结合,避免单凭主观愿望和热情,片面看问题,造成方向偏差,如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大寨”的“正经”被“念歪”,导致平原造梯田、旱地栽水稻的景象等;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能够纠正一些党员干部执行理念的错误倾向,避免在贯彻落实中打折扣、变形走样,或者只做表面文章,不解决真问题,出现政绩观的错位。

3. 完善党规制度体系,强化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是增强执行意识的关键。

如前文所述,服从意识是执行意识的核心内容,在政治建设的层面,服从意识是通过强化政治规矩和政治纪律,特别是遵守党规制度来实现。从党的建设发展史上看,呈现出逐步以严肃党规党纪为抓手,通过制度建设强化服从意识的实现途径。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个人魅力是党员干部服从意识的重要支撑。同时,毛泽东也多次讲到看齐意识和核心意识,通过强化“四个服从”,树立党中央权威。尽管个人魅力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强化执行意愿起到重要作用,但制度权威能够提供更稳定、更持久的执行意愿。制度权威与党中央权威既有不同,也相互包容、相互印证。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的核心内容,是党内法规的根本性规定,而遵守党规制度也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体现。为了健全党内法规,尽快使党内法规制度化,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将党规党纪放到与国家法律并列的位置,加紧了健全党内法规的步伐。胡锦涛更是以推动制度执行为突破口,强化制度执行意识,维护制度权威。因此,党规制度的体系构建与执行是党增强执行意识的根本性举措,能够提供长期性、稳定性、全局性的执行动力和依据。

4. 正确的用人导向是增强执行意识的保障。

增强执行意识需要以正确的组织路线为保障。通过明确选人用人的标准,让具有执行意识的干部担重任,这是党的干部队伍建设的一贯思路。同时,增强执行意识需要良好的执行氛围,而氛围的营造依靠榜样的力量。通过树立一批勇于担当、善于执行的干部作为榜样,为其他干部作出示范,以榜样文化塑造行为模仿和价值认同的目标,激发其他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执行意愿,形成执行意识的整体性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每届领导人都把能否落实中央政策、能否坚决执行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作为选拔干部的首要标准。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9]邓小平讲,“当前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才”[3]220,“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3]191。江泽民谈到,“党的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必须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不能有任何偏离”[10]。胡锦涛也多次提到:“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11]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选人用人标准、原则和方法,如党的十二大明确“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选拔标准。党的十六大之后,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选拔干部的原则,即“德才兼备、注重实绩、群众公认”。通过一系列培养和选拔干部的举措,将大批领导能力强、执行意识强、德才兼备、善于创新的优秀干部提拔到重要岗位,为改革的实践创新提供了充分的组织保障。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行意识的新思路新举措

新时代改革进入攻坚期、深水区,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更加突出。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对党的自身建设的要求越来越高,党中央推动执行的力度也越来越大。其中,增强党员干部的执行意识成为首要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形成了一系列整体性、系统性的解决思路和具体举措,全面提升了党的执行意识。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行意识的总体思路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任务的艰巨性和过程的艰苦性凸显,一些党员干部产生了明显的不适应感,执行意识跟不上改革的步伐。如一些党员干部对改革产生畏难情绪和应付心态,没有紧迫感、危机感,畏首畏尾,慢工怠工,做虚功,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一些党员干部无视党中央颁布实施的多项党内法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严重阻碍党中央统一部署的有序落实;一些党员干部仍在不遗余力地做着“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如脱离实际而盲目兴建景观亮化设施等。

针对这些执行意识方面的问题,习近平充分吸取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阶段党增强执行意识的有效做法,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新时代的新特征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思路和举措。其总体思路是在精神认同、政治认同、服从意识、制度意识这四大要素的基本框架下,突出了实践路径的整体性。

1. 以“自我革命”为主旨,贯穿四大要素始终。

习近平在深化改革进程中多次强调新时代党进行自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在新时代,我们党必须以党的自我革命来推动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12]自我革命是一个总的、抽象的概念,贯穿于增强执行意识的各个环节。它既是一种奋斗、担当的精神状态,也体现出对理想信念、治国理念的坚定。它不仅要求全面从严治党,严守党纪党规,还强化了“两个维护”,突出了党中央权威。

2. 以“系统思维”为方法,统筹四大要素举措。

整体性路径更加注重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新时代党增强执行意识的路径突出了要素之间的联动与集成,而且往往是通过某一两项举措达到综合提升四大要素的目标。如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将革命精神、理想信念、使命意识、群众意识统一于初心和使命;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将中央权威与制度权威相统一,突出服从意识和制度意识的贯通与融合。在主题教育的方法上,遵循从学习研讨到意见反馈、查摆问题,再到落实整改、建章立制的环节步骤,形成了“学—做—改”的基本实践路径,有效地激发了党员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执行意识。

3. 以“全面从严”为特点,强化四大要素落实。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战略,并形成了涉及治国理政各个领域的“全面从严”的指导思想。“全面”既是环节的全面,也是方法的全面;“从严”既是要求的从严,也是举措的从严。在增强执行意识上,一是从严抓教育。严肃学习纪律,严把教学质量,确保精神认同、政治认同入心入脑。二是从严立规矩。不断出台新的纪律条例和法规,严格执行党纪党规,确保党中央权威。三是从严选干部。把紧把严政治标准这个硬杠,让守规矩、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担当重任。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增强执行意识的新观点新举措

在上述总体思路下,党在增强执行意识上进一步提出了新观点、实施了新举措。

1. 以强化担当精神、深化执政理念为基础,提高执行的积极性和正确性。其一,改革越到深水区、攻坚期,越需要良好的精神状态。改革的状态是奋斗的状态,是勇于自我革命的状态。习近平特别强调改革中的奋斗精神、担当精神,经常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和历史担当勉励党员干部团结奋斗、忘我工作。这也是贯彻落实中央政策应该具备的基本态度。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持续的攻坚战,需要有勇气、有胆识,敢于吃螃蟹,敢于涉险滩,敢于破藩篱,敢于担责任。凡是议定的事要分头落实,不折不扣抓出成效。”[13]其二,中央政策的落实要有正确的执政理念进行引导。改革的力度越大,涉及的内容越广,越需要一个清晰的执行方向。习近平突出强调了群众意识、法治思维和正确的政绩观,这也是新时代执政理念的重要表达。群众意识是执行的出发点,法治思维是执行的基本原则,正确的政绩观是执行的标准,只有同时具备这三点,才能保证执行方向的正确。习近平指出,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能力和水平,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抓落实的出发点是为党尽责、为民造福,而不是树立自身形象、为自己升迁铺路;抓落实的落脚点是办实事、求实效,而不是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抓落实的重点是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打好基础而不是盲目攀比、竭泽而渔”[14]。

2. 以健全和服从党内法规为重要抓手,强化党中央权威和制度权威,增强执行意识。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习近平特别注意强化服从意识、规矩意识。其一,突出强调政治服从。2013年1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五个必须”,首要的就是“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15]。2018年,党中央印发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增写了“四个意识”“两个维护”1的内容。其二,以制度服从强化政治服从。将健全和服从党内法规作为抓手,强化党中央权威和制度权威。仅在党的十八大至党的十九大的五年时间里,党中央就相继出台《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等九十余部党内法规。在完善、健全法规制度的同时,习近平不断强调增强党员干部的法规制度执行意识,指出:“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强化法规制度意识,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制度意识、纪律意识,形成尊崇制度、遵守制度、捍卫制度的良好氛围。”[16]并通过“一把手”工程、督查巡查等方式,保障法规制度的有效执行。

3. 以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为基本路径,增强党员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执行意识。开展学习教育是党进行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的一贯做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这一系列学习教育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集中教育一脉相承,既是党的优良传统的深化和升华,也体现出新时代解决执行意识难题的新方法、新路径。

在形式上,突出了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与以往不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学习教育活动首先是从高级党员干部开始,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由党员干部向普通党员拓展。前期专题教育的重点对象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而后期主题教育则面向全体党员,并且体现出从集中教育转向集中教育与日常教育相结合的特点。如将主题学习教育融入基层党组织全年组织生活的常规工作中,通过进一步严格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把思想建设和政治建设抓在日常,以最大限度的灌输、最高频率的督促引导广大党员力戒形式主义,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增强“四个意识”,做好“两个维护”。

4. 突出以政治标准作为选人用人的首要导向,保障大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新时代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需要树立一批勇于担当、善于执行的干部作为榜样。在党的十八大结束之后,习近平就提出了对新时代干部的新要求,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更是明确了新时代选人用人导向,即“突出政治标准,提拔重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17]。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充分体现了对信念认同、价值认同、服从意识、制度意识的综合性要求,并成为选人用人的第一标准。

总而言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如何有效地增强执行意识的问题上,不断探索、总结,形成了以深化精神认同、政治认同、服从意识、制度意识为内核的实践路径。经过新时代的开拓创新,以更加整体性、系统性、经常性的方式激发党员干部的执行意识,同时确保了执行意识的稳定性和正确性,为新时代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209.

[2]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江泽民.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340.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453.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

[7]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456.

[9]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10]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5.

[11]胡锦涛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47.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70.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47.

[14]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199.

[15]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15-01-14(01).

[1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建设让法规制度的力量充分释放[N].人民日报,2015-06-28(01).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N].人民日报,2017-10-28(01).

注释

1“四个意识”,即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两个维护”,即“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孙一平,董晓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增强执行意识的历史经验与实践创新[J].理论探讨,2020(06):146-152.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研究”(2019MZD023);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执行力研究”(SDQDSKL3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