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做出的经济发展战略部署。深入研究构筑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有利于系统理解构筑新发展格局的深刻背景、科学内涵、主要挑战和突破点，有利于深刻理解加快构筑新发展格局战略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准确把握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础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根本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下国内外经济形势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1]加以系统分析，就是明确要求在经济工作中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现、分析并解决发展中的多重挑战、多维问题。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矛盾观和实践观把握新发展格局是题中之义、应当之举。

（一）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集中体现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且处于永不停歇的变化发展之中；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矛盾统一体，在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内因是认知、分析、判断和得出结论的根据、源泉和根本原因，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外因不能脱离内因独立发挥作用，是次于内因的重要外部条件，对事物的发展发挥着延缓或促进的重要作用；内因和外因是彼此影响、互相作用、相互制约的矛盾统一体，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为对方。事物的发展本质就是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新事物不断战胜旧事物的过程。由于内、外因之间力量的不均衡性、复杂性和反复性，事物的发展呈现出前进性和曲折性相互作用的螺旋式发展趋势。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是构筑新发展格局重要的指导理论。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要求坚决破除囿于旧思想、旧观念、旧理论的错误认知和主观偏见的根深蒂固的束缚，深刻理解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离隔、互相独立的个体，而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整体，不是处在原地踏步、毫无进展的循环往复中，而是处在螺旋式上升、永不停歇的往复循环中。内外因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辩证对待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新发展格局并非贬低国际循环在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而是要在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首要前提下和根基夯实中与国际循环链条体系有效链接和深度融合，更好地发挥国际循环对国内大循环的动力支撑作用。

（二）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具体呈现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指出，任何事物都处在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的不断运动的矛盾统一体之中，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这两对范畴均是既对立又统一、相互影响、相互联系，两对范畴的矛盾各自内部在特定条件下能够彼此转化、主次互换。因此，看问题、办事情，既要注重抓主要和主流，发挥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主导性力量、决定性作用和支配性地位，又要善于抓次要和支流，避免出现主、次矛盾和矛盾的主、次方面发生转化。

科学认识新发展格局需要正确理解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的辩证关系。从地域和人口规模来看，国际循环要大于国内循环。从循环的量和重要性来看，不同的时期和阶段下国际循环和国内循环各有千秋，但是，经济愈发展，国内循环将更为重要。另外，要区分国际循环和全球循环。国际循环指两国及以上之间循环，全球循环泛指所有国家循环网络。因此，不能混淆全球循环和国际循环，更不能相互指代。

当下我国国内循环的主要矛盾是国内供需失衡、失调、失位的结构性矛盾，国内循环“肠梗阻”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因此，解决国内循环面临的主要问题，就要以打通国内供需两端为主要任务，以满足内需为起点和结点，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激活需求，匹配高质量供给以疏通需求“经络”，畅通国内大循环。同时，还要重视国际循环对国内大循环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作用，避免出现国际循环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要“拦路虎”。

（三）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时代映现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客观物质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是认识与理论的源泉和基础，决定且根本地推动着认识和理论的发展；认识和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指导着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穷尽往复循环的螺旋式上升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不仅是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动力，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优势，必然为当下我国构筑新发展格局最优路径、应对国内外严峻形势挑战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从实行“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循环格局到加速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改革深化、产业结构升级、科技持续创新、消费需求提升、市场供给转型等多维实践互动作用，以及时代迭替和形势转变的必然结果。新发展格局战略的提出，对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国内需求、增强科技持续创新、跨入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全球顶端、优化产业结构、增进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

二、深刻揭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

加快构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是临时起意的无奈之举，而是深入探究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规律的应然之举；是针对新冠疫情严重冲击我国和全球经济的中短期应对之策，亦是顺应历史、立足当下、面向未来，因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而形成的新表现新需求和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促成的新矛盾新风险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还是在中国“强起来”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布局。

（一）遵循资本循环和社会再生产的逻辑规律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规律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剥削性质的同时，亦系统诠释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动的一般规律。

马克思以产业资本为研究对象，系统阐释了资本循环规律，总结出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公式。资本循环是指产业资本顺次通过购买、生产、售卖三个时段，循序在货币、生产和商品三种资本的职能形式中转换，达到货币价值增值、回到原点的动态全过程。其公式可表述为：G—W…P…W’—G’·G-W…P…W’—G’……

在购买阶段，资本主要是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完成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职能形式转换，为资本增值准备必备条件。用马克思的话讲，“它是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的独具特性的要素”[2]。在生产阶段，通过将已购买的生产要素生产出新产品，资本完成从生产资本到商品资本的职能形式转换，迈出了资本增值的实质性步伐。在售卖阶段，通过将已生产的新产品售出，完成了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职能形式的转换，实现由商品回到货币原点的转换，标志着资本循环的结束。资本职能的回归，预示着新一轮资本循环的开始。

在对单个市场主体资本循环论述的基础上，马克思将资本循环扩展至全社会，全面阐释了社会再生产规律，即社会再生产遵循货币回流规律和资本循环规律，依次经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阶段复杂运行状况下，以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数量和结构总量”[3]平衡的条件下，实现社会总资本的往复循环。

马克思资本循环和社会再生产规律深刻阐发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主体资本运行的本质联系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逻辑，贯穿于国民经济往复循环的演进全过程，揭示了畅通经济循环的必要条件和关键环节，阐明了科学技术在经济循环中的巨大潜能，决定着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螺旋式发展，为构筑和完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坚实的路径依赖。

（二）实践应对深刻复杂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执政规律

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是应对我国未来发展过程中复杂形势的重大战略抉择。我国虽然依旧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是，也正处在攻坚克难的爬坡过坎关键期，困难与希望同生共存、挑战与机遇相伴相随，且困难与挑战更为艰巨、更难克服。从国内看，发展速度日新月异，发展优势不断厚植，但是，不充分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更为凸显，高质量发展更加艰辛。而世界权力格局“南升北降”、全球经济发展“东起西落”，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蓬勃发展，国际间力量重组正发生着根本性变化。

与此同时，全球性风险挑战越发突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导致的经济危机影响犹在，深刻影响着国际经济政治局势走向。单边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此起彼伏，美国等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更加变本加厉，逆全球化态势虽背离时代潮流但短期内仍将持续涌动。尤其是美国无端挑起的逆潮流而动的中美贸易战，不仅导致中美间的国际循环陷入“瘫痪”，还致使全球性国际循环陷入严重“断链”困境。2020年全球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一些主要经济大国蔓延,仍然看不到阻断的希望，严重加剧了全球权力撕裂，并强力冲击着全球经济。多重危机叠加，致使以投资、贸易和消费为核心的国际循环遭遇到严重打击，全球各链条体系“断链”问题严重，国际循环畅通遥遥无期。我国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将更加严峻复杂，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更为凸显。

面对重大困境和危机，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冷静审视时与势、辩证分析危与机，加强顶层设计，坚持新发展理念为科学指导，提出“六稳”基本要求和“六保”任务、制定科学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部署、坚定实施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短中长期发展的战略策略，在全面打赢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防控战的同时，引领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实现经济全面复苏。当下我国已有效控制住疫情，企业已复工复产，市场消费恢复常态，产业链供应链畅通无碍。国家统计局2020年7月16日公布上半年经济状况，依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6%，为456614亿元；按季度计算，一季度负增长6.8%，二季度增长率迅速转负为正，实现V形反转，正增长3.2%[4]。随着新冠疫情的常态化控制，国内循环逐步恢复正常化。在当下国际循环受阻、短期内难以恢复正常的境遇下，我国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要任务和主体目标更是应然之策。

（三）探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发展规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通俗易懂、形象活泼，又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其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5]。国家富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首要本质要素，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具有根本性的价值指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飞跃，正大踏步走在实现国家富强、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道路上。当下，我国实现国家富强的战略目标深受深刻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影响。突破发展环境障碍、创新发展战略成为党和国家深入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紧迫任务。

经过新中国成立70多年、改革开放40多年的长期快速稳定的发展，我国的市场和消费能力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初期潜力大、实际容量小的尴尬境地，而是有了巨大转变，为构筑新发展格局创造了坚实的客观条件。2019年GDP距离100万亿元只有一步之遥、人均GDP迈过1万美元关口、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已经形成了超过14亿人口数量和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和需求能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内需已经超越投资和出口（外需）、居于主体地位、成为主要力量、发挥主导作用；据了解，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2019年国内需求消费是89.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远超50%，达到57.8%[6]。中国市场已经快速凸显“磁铁效应”，超大规模的市场和消费潜能正不断被挖掘、形成无可比拟的新优势。

在充分利用和增强已拥有的巨大新优势、加速构筑和完善国内需求的新型消费体系的同时，我国正不断增进以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战略基点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达到供需之间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凝聚中高级人力资源、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和加快推进战略性产业成长以创造更多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完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链条体系间融合以增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自主创新发展，实施顶层设计和区域实践创新相结合以推进高质量发展等一系列战略性举措，为构筑新发展格局创造更多、更有利、更有效的主客观条件和内外部动力。构筑新发展格局已经形成压倒性态势。这对于应对深刻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对国家产业、经济的挑战和威胁，摆脱各种“卡脖子”制约、增强国家高质量发展能力、赋能中国走上国家富强的发展道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三、构筑新发展格局的实践路径

通过对其科学内涵的精准剖释、必然逻辑的系统诠释，构筑新发展格局找准了发力点和突破口，即把握主攻点、抓住结合点、打造着力点、抢攻制高点、坚定战略定力。只要站在持久战的高度统筹协调，以点带面、整体渐进，就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勇创一条高水平、高质量的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国内国际互融的“双循环”式经济发展新路。

（一）紧紧抓住扩大国内需求的战略主攻点

国内需求主要包括国民需求、企业投资支出和政府支出三部分。其中，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归根结底都要回归居民需求，因此，内需从本质上讲就是居民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讲，消费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完全地“向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7]。这一阐述亦自然蕴涵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新时代，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理应成为我国扩大国内需求、提升需求层次、完善需求体系的出发点、主攻点和落脚点。针对国民需求、企业投资支出和政府支出的不同类型，要“以问题导向为突破口，破解阻碍消费需求潜能爆发的难点和堵点”[8]。多措并举刺激居民消费需求：深化分配制度改革，采取诸如提高低收入人群所得、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通过包括税收在内的手段合理调节部分人群过高收入等“提低、扩中、限高”政策，增强居民消费需求能力；健全促进充分就业的体制机制、完善居民全覆盖的社会保障机制，减少居民扩大消费需求的后顾之虑；推动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改善居民消费需求预期，让人民群众“想消费”“敢消费”“能消费”。促进企业投资需求，以构筑“亲、清”新型政商利益共同体为基本遵循，优化投资环境，改善经商生态，破除投资隐形门槛，确保“愿投资、敢投资、能投资”的企业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发展。推进政府支出，实施更为灵活的稳健货币机制、更加主动作为的财政政策，守好“六保”、抓好“六稳”，加大对国家重大战略、新兴产业、重点产业、新型基础设施与城镇化建设、重大工程建设、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民生保障等投资力度，以政府需求带动经济迅速恢复、畅通内循环基础。

（二）牢牢把握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结合点

供给与需求相互依存，彼此促进，互相制约，既对立又统一。供给对需求具有决定性作用，是需求的根基和前提；需求引导供给，是供给的动力和方向。供给与需求任何一方循环受阻，必将阻碍另一方发展。只要一方问题顺利解决，另一方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当下我国经济供需结构严重失调、经济循环不顺畅，主要原因在于供给不适应市场需要、民众需求，与需求具有结构性矛盾。因此，只要抓住供给这一结合点，削减过剩、低效和低端性供给，增加不足、高效和中、高端性供给，破解供求矛盾，促使供给与需求趋于新的结构性动态平衡，以达到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珠联璧合的崭新格局。具体来讲，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需要围绕目标导向、注重效果导向、聚焦问题导向、突出创新导向、强化竞争力导向、坚持质量导向，精准施策。一是针对我国东中西部区域间发展差距，有效发挥财政、税收、金融、税率等经济杠杆作用，平衡区域发展，畅通区域循环；二是针对城市与乡村之间发展严重不平衡的问题，有力推进财政转移支付、税费改革、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等引导性经济政策，强力引领多方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更多、更有效地流向乡村地区，畅通城乡循环；三是针对产业结构失衡、行业产能过剩等问题，发挥资本市场效应、政府宏观调控特别是金融调控手段，引导资金、资源流向最需要的行业、产业，促进行业循环畅通。总之，构筑市场、资金、技术、人才、产业等生产要素循环新模式，破除生产与需求脱节、推进产销供求有效连接，强化高质量供给以满足需求升级，确保区域、城乡、产业循环高效以畅通供求循环。

（三）着重打造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新高地的战略着力点

打造“四链”国际竞争优势新高地是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发展主动权、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谁能在链条式发展中占据主动、取得优势，谁的链条式体系就更具竞争力、更自主、更安全，谁就更能在当下激烈竞争的国际社会中占据主场优势。

当下，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与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严重影响，全球链条体系日趋区域性、本地化，暴露了我国链式体系存在着核心环节缺失、断链断供风险、受制于人等诸多“堵点、难点、痛点、盲点”。某些国家尤其是美国近年来以其链条上的显著优势持续打压我国，使我国局部链条体系陷入严重困境。打通国内大循环“肠梗阻”的关键节点显得尤为紧迫。以“补链、延链、增链、强链”为核心，增强产业链薄弱和缺失环节，加快推进产业链走向智能化、全链化、生态化，完善产业链生态体系；驱动创新链条，激活创新端，持续向科技创新前沿移动，赋能创新科技供给，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级，发展创新链新业态生态体系；重构供应链结构，丰富供应链层级，高效拓展供应链体系高、中、低三端完整；延伸价值链增值体系，推进价值链分工从中低端向中高端前移，占据价值链中、高端地位，增强全球价值链的国家核心竞争力和控制力影响力；从而有效形成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供应链协同推进的新格局。

（四）加紧抢攻科技创新的战略制高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只有具备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拥有引领社会进步的高新科技，激活国家产业的成长壮大，站于世界链条体系的顶端，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占据优势。

加强科技创新能力，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是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科技创新是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保障[9]。紧紧围绕我国的企业和产业需求，是科技创新的实践导向。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0]。面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民生改善等诸多紧要需求和重要现实问题，亟须加快加大在基础性、关键性领域的研究和科技创新，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速推进关键核心科技攻关，有效发挥以重组现有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组建新国家实验室为骨干的实验室体系、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研发中心等科研力量的积极性，推进科技创新。

进行前沿探索和前瞻布局是核心。布局长远，其根基在于基础理论研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9]。目前我国诸多“卡脖子”“肠梗阻”的技术问题，其根源主要在于基础理论研究滞后。这既需要制定明确的基础研究领域和方向，又需要形成政府、社会、企业三者协同合力，加强对基础理论研究的投入，更需要加快推进信息技术、数字经济、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循环畅通和现代化水平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五）坚定培育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支撑点

当下，我国具备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优势，奠定了赢得国际合作与竞争力新优势的坚实基础。只要战略正确、策略得当、步伐稳妥，充分激发“三大优势”活力，不但能够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而且更有利于从容应对各方面的竞争和挑战，共谋国际合作新秩序，重塑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加速改革创新引擎。既积极又稳妥地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加快构筑完善、透明、稳妥的对外经济管理制度；坚持市场主体地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完善市场导向、利益引导机制，不断营造良好的体制机制、政策法规和市场环境，充分激活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创新性；主动开展全球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全球高科技、信息、人才、知识等智力资源，增强科技创新动能，赋能高质量发展。高擎互利共赢原则。始终高举多边主义、互利共赢、开放发展的旗帜，在妥善解决各种问题摩擦过程中，拓展合作相关方的利益交汇点，共对全球新挑战，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发展新空间，共走和平发展道路。完善内外联动新局面。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进入深化发展的新阶段，要以自贸区、自贸港、高开区、新区等为核心平台和载体，尤其要增强“一带一路”建设在联通内外、联动全球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优化全球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高效流动配置，增强国内、国外经济互融，持续构建互惠互利的利益共同体，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2-24(1).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8.

[3]张衔.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理论远离与意义[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5):70.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5.

[8]王昌林､杨长湧.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N].经济日报.2020-08-05(11).

[9][11]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12(1).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8.

王江波.构筑新发展格局之理论基础､内在逻辑和实践路径[J].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1,19(01):17-23.

基金:2017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五大发展理念’的逻辑意蕴及思维方式研究”(2017BZX008);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自媒体环境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创新研究”(18YJC71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