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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肿瘤患者症状负担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5-06-23 4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恶性肿瘤患者的症状负担现状，分析患者症状负担的影响因素。方法纳入2021年6月-2024年6月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患者586例，收集患者基本信息和病理信息，分析患者的人口学特征，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症状负担现状的因素。结果入组患者埃德蒙顿症状评分量表中躯体症状为(57.64±8.62)分、心理症状为(11.28±3.18),量表总分为(68.92±7.16)分。年龄≥60岁、肿瘤晚期、病程≥3年及伴基础疾病患者躯体症状负担较重(P<0.05);女性、月收入<3000元、初中以下学历、退休、离异/丧偶、肿瘤晚期及伴基础疾病患者心理症状负担较重(P<0.05)。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岁、肿瘤中晚期、病程≥3年、伴基础疾病是患者躯体症状负担的危险因素(P<0.05),女性、初中以下学历、就业、离异/丧偶、肿瘤中晚期、伴基础疾病是患者心理症状负担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恶性肿瘤患者的症状负担处于中等水平，临床上应根据筛查出的症状负担的影响因素给予对应的干预。

关键词：
心理症状
恶性肿瘤
症状负担
肿瘤细胞
躯体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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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恶性肿瘤负担日益沉重,据统计,至2022年恶性肿瘤的年患病数已达2000万,死亡患者也接近1000万病例,这对全世界居民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1-3]。目前恶性肿瘤的病理机制尚未完全阐明,临床仍无特效手段能完全阻断肿瘤细胞的恶性增殖、侵袭和转移等行为,需要长期维持管理,许多患者最终会因肿瘤复发进展死亡[4-5]。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肿瘤的生长及相关治疗也会导致出现疼痛、乏力等诸多症状,且这些症状可长期存在,甚至在晚期出现恶病质,对患者的日常生活造成严重影响[6-7]。国内一项研究显示,晚期癌症患者中27%存在3种症状,16%存在5种症状,超过7种症状的患者占9%,此外焦虑、抑郁的患病率分别占29%、11%[8]。由此可见,恶性肿瘤患者整体症状负担较重,这会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造成多方面的影响,故而探析影响患者症状负担的因素,对减轻患者症状负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纳入2021年6月-2024年6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恶性肿瘤患者586例。纳入标准:①来院就诊的恶性肿瘤患者;②性别不限,年龄18~80岁;③无沟通、书写障碍;④知情同意。排除标准:①合并精神疾病或其他疾病所致的认知障碍;②危重症或因健康状态不佳,无法配合调查;③近期接受过心理行为等干预措施。

1.2研究方法

1.2.1病例抽取方法

对在医院住院的恶性肿瘤患者根据纳排标准采用简单随机抽样调查,并采用经验法(十分之一法则)估算本研究所需样本量。根据问卷中自变量个数(12项)与因变量(症状负担)的关系,样本量应为自变量数的10~20倍,本研究拟扩充20倍,经计算所需样本至少240例,结合本研究实际及调查项目,最终拟纳入586例进行研究。研究已获得该院伦理审查委员会同意,并获得患者及家属知情权。

1.2.2调查方法

由该院挑选专业医务人员组成小组制定调查问卷(经信度检验,Cronbach'sα为0.873),并交由专家审核。调查前选取医务人员进行信息采集培训,经培训合格后通过面对面实施调查,并严格遵循采集要求与患者及其家属沟通获取准确信息。本调查内容包括恶性肿瘤患者的人口学信息、体格检查、病例信息和症状负担评估等项目。

1.2.3调查内容

人口学信息内容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经济收入、职业状态等。病例信息包括:肿瘤类型、分期、治疗措施、基础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体格检查由对应科室专业人员经培训后进行,以确保符合本研究调查规范,身高、体质量采用统一标准的测量仪(计量刻度0.1单位)测量,所有测量严格遵循要求规范测量,共测量三次取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症状负担采用埃德蒙顿症状评分量表(EdmontonSymptomAssessmentScale,ESAS)[9]对入组患者的症状负担进行评估,量表共计9项,分为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2个维度,其中躯体症状涉及乏力、疼痛、恶心、嗜睡、呼吸困难、睡眠困难和食欲不振,心理症状包含抑郁、焦虑。每项症状从无症状到极严重症状分别计0~10分,维度得分或总分均按累加总分计算,信度Cronbach'sα为0.72。

1.3统计学分析

以SPSS22.0软件处理本文数据,计数资料如性别、既往病史等以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如年龄、ESAS评分等服从正态分布,以(x±s)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LSD法,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患者症状负担的危险因素,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调查对象

基本情况调查对象中,男性/女性为353/233例;年龄36~79岁,平均(64.52±9.55)岁;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BMI)在18.16~25.82kg/m2之间,平均(22.04±2.87)kg/m2;呼吸道肿瘤184例,胃肠道肿瘤159例,泌尿生殖肿瘤73例,头颈肿瘤108例,其他肿瘤62例;伴基础疾病246例。

2.2恶性肿瘤患者症状负担现状及其单因素分析

入组患者ESAS量表中,躯体症状为(57.64±8.62)分、心理症状为(11.28±3.18)分,量表总分为(68.92±7.16)分,患者整体处于中等偏高的症状负担。年龄≥60岁、肿瘤晚期、病程≥3年及伴基础疾病患者躯体症状负担较重(P<0.05);女性、月收入<3000元、初中以下学历、退休、离异/丧偶、肿瘤晚期及伴基础疾病患者心理症状负担较重(P<0.05)。见表1。

表1影响恶性肿瘤患者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负担的特征分布比较

2.3影响患者躯体症状负担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患者躯体症状负担为因变量,以年龄(≥60岁=1,<60岁=0)、肿瘤分期(中晚期=1,早期=0)、病程(≥3年=1,<3年=0)及伴基础疾病(有=1,无=0)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60岁、肿瘤中晚期、病程≥3年、伴基础疾病是患者躯体症状负担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2。

表2影响患者躯体症状负担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2.4影响患者心理症状负担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以患者心理症状负担为因变量,以性别(女=1,男=0)、收入情况(<3000元=1,≥3000元=0)、学历(初中以下=1,初中及以上=0)、职业状态(就业=1,退休=0)、婚姻状态(离异/丧偶=2,未婚=1,已婚=0)、肿瘤分期(中晚期=1,早期=0)及伴基础疾病为自变量,纳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初中以下学历、就业、离异/丧偶、肿瘤中晚期、伴基础疾病是患者心理症状负担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表3影响患者心理症状负担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讨论与建议

3.1恶性肿瘤患者症状负担现状

本研究数据显示,恶性肿瘤患者躯体症状评分为(57.64±8.62)分、心理症状评分为(11.28±3.18)分,整体症状负担处于中等水平,揭示此类患者可能多数受到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症状的困扰。在临床中恶性肿瘤的进展会为患者带来一系列的症状负担,如癌痛、癌因性疲乏,同时一些治疗(如化疗)并发症或不良反应带来的症状也会加剧患者的症状负担[10-11]。一项343例癌症调查研究显示,有60.1%的患者存在中重度身体症状负担,且以女性居多,21.6%的患者存在中重度心理症状负担,最常见的症状是乏力,占47.2%[12]。显然临床恶性肿瘤的症状负担是一项不可忽视的重要指标,故而筛查患者症状负担的危险因素对于肿瘤的长期管理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3.2恶性肿瘤患者躯体症状负担影响因素及相关建议

本研究显示,年龄增长、肿瘤晚期、病程较长及伴基础疾病与患者躯体症状负担增加有关。在躯体症状负担方面,肿瘤分期与病程均与肿瘤持续发展从而增加症状发生风险有关,尤其是晚期或病程较长的患者,肿瘤相关症状发生率及频次也相对更高;而老年患者躯体耐受性较差,同时普遍存在基础疾病,可能会因合并症存在而导致症状负担更重。故而针对肿瘤晚期的患者应积极评估患者肿瘤相关并发症的发生风险,尽可能地早期加以预防与管理。为患有基础疾病的患者制定基础疾病的规范性诊疗方案,要求患者严格遵循医嘱就医,缓解基础疾病诱发的疾病症状,以减少与肿瘤症状重叠带来的躯体症状负担。

3.3恶性肿瘤患者心理症状负担影响因素及相关建议

本研究显示,女性、月收入<3000元、学历初中以下、处于就业状态、离异/丧偶、肿瘤晚期及伴基础疾病与患者心理症状负担增加有关。一项加沙地带的研究显示,癌症患者的症状负担较高,并导致了患者生活质量下降,且较高的症状负担与婚姻状况、教育和收入水平有关[13],然而该研究并未区分躯体症状与心理症状。本研究则揭示这些社会性因素更多影响患者心理症状负担,这些因素许多是临床可控且易忽视的因素,临床可通过认知教育、社会支持来帮助患者解决需求。有研究也指出,认知较低、收入低和社会孤立均会增加患者焦虑等症状负担,认知教育、家庭与社会支持则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症状负担[14-15]。针对心理负担较重的患者,尤其是学历水平较低、对肿瘤和基础疾病认知不足的患者,要给予针对性教育,让患者了解疾病的诊疗流程和长期的管理事项,让患者明确哪些措施能有效控制病情进展和缓解疾病的症状,以减少患者因对疾病的不确定感带来的恐慌、焦虑等负面情绪。对于低收入和存在就业压力的患者,应指导其适当放松,合理休息与工作,多参与娱乐、社交及工作培训等活动,缓解负性情绪的同时掌握更多的工作技巧与就业机会。女性、离异/丧偶患者心理多较为敏感、脆弱,此类患者应给予更多的关怀,可引导其亲朋给予更多沟通交流与陪伴,或多参与社交活动获得社会支持。

综上所述,恶性肿瘤患者普遍存在较重的疾病症状负担,其中年龄增长、肿瘤晚期、病程较长及伴基础疾病会增加患者躯体症状负担,而女性、收入较低、学历初中以下、处于就业状态、离异/丧偶、肿瘤晚期及伴基础疾病会增加患者心理症状负担,临床应针对这些因素中的可控因素制定对应的措施来加强对患者的管理。然而本研究可能依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属于单中心研究,探析的症状负担及影响更多局限于当地,并受当地的地域文化、经济、生活习惯等影响,同时可能仍存在某些因素未纳入,后期应拓展研究加以验证。

参考文献:

[9]欧娜,胡小萍,綦三阳,等.失志综合征量表Ⅱ的汉化及在癌症患者中的信效度检验[J].中国全科医学,2021,24(23):2998-3004.

[10]何淦,董丹妮,葛正好,等.肺癌患者疾病感知在症状负担影响抑郁和焦虑症状的中介作用研究[J].肿瘤预防与治疗,2024,37(11):937-944.

[11]陈丹丹,李荣青,韩瑾,等.脑肿瘤患者症状群的研究进展[J].河北医药,2024,46(15):2363-2368.

[12]佟丹阳,王晨霞,白雪红,等.癌症患者自我报告的症状负担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部中医药,2024,37(5):79-85.

基金资助:四川省医学科研青年创新课题(Q16073);

文章来源:张思佳,凌锦.恶性肿瘤患者症状负担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5,42(03):342-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