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所处年代，在今之学界仍然是一个热点和疑难问题，虽然晚近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许多突破，但尚远未定谳。盖旧说多歧，传说与史实相混淆，且古印度的历史书写欠乏精密性，故楷定为难。古代的僧史学者北宋赞宁（919-1001）已经对此问题有深刻认识，近年则更颇有新说出现，故本文略作回顾与评议。

一、从赞宁所述看古代传说中的“佛降生年代”

赞宁所撰的旨在考察印度和中国佛教的历史沿革、典章制度的名著《大宋僧史略》，开篇第一则便考及“佛降生年代”问题，文谓：

按佛生日，多说不同，一则应现非常，遇缘即化，故有见闻不同也；一则西域来僧，生处有都城村落，传事有部类宗计，故各说不同也；一则西域朴略，罕能纪录庶事，宽慢不尚繁细，故流传不同也。今且据东土传记及经律所明，而有多说。[1]235

由此可见，赞宁不愧是一位优秀的佛教史家，其所言之后两点原因，一则说因佛教的派系不同的传言有异，一则说印度等西域诸国历史意识欠缺。这种颇具历史理性的看法，实于今人亦不遑多让。

赞宁胪列当时流传的佛陀降生年代的多种说法，总结说：

诸说帝代不同，一夏末，二商末，三周昭王时，四平王时，五桓王时，六庄王时，七贞定王时，皆据此方传记所说。若案经律者，《浴佛经》云：一切佛皆四月八日生也，《瑞应经》亦云四月八日生；而《萨婆多论》中即云二月八日生，是则内教二说不同也。今谓佛若是夏时生，即今建巳四月八日也；若商时生，即今建辰月八日也；若周时生，即今建卯月八日也。又据南山宣律师问天人曰：此土传佛生时，或云商代，或周昭王，鲁庄公世，如何指的？答曰：皆有所以。弟子是夏桀时生，天具见佛之垂化。然佛有三身，法报二身非人天所见，唯化身佛普被三千故，有百亿释迦，随机所感，前后不定，不足疑也。[1]235-236

赞宁所引“此方传记”中之各种说法，晚近以来学者考证，恐皆羌无故实之谈。然其说颇盛行于中古，有学者总结，为周庄王十年、周桓王五年、周平王四十八年、周昭王二十四年几种最盛[2]64-68，皆在赞宁之引述中，又有夏末、商末之传说。另，春秋战国时有所谓夏历、殷历和周历不同的说法，被不同的诸侯国使用，这三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岁首的不同，所以又称“三正”。周历以通常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即夏历的十一月）为岁首，殷历以建丑之月（即夏历的十二月），夏历以建寅之月（即后世常说的阴历正月）。周历比殷历早一月，比夏历早两个月。故赞宁以为，后世所传佛诞日为“四月八日”，昔之“四月”是否为今之“四月”，尚难确定。宋世的四月为“建巳月”，基于夏历，而周历的四月则当为宋时的二月，即佛诞为二月八日，“如用周正，则合是今二月八日，今用建巳月，乃周之六月也。”[1]236也就是说，二月八日和四月八日两说可能因为来源于所采历法不同，是不矛盾的，足见赞宁的治学求真和细致的精神。

赞宁虽然没有逐一考定诸说之真伪，倒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三藏所传，以周昭时生，理为长也”[1]236。确实，这一说法在古代中国的佛教界也最为通行。

不过，晚近以来学者对于中国野史中的这类记载，均不予采信。就周昭王说而言，汤用彤先生曾有分析：

《周书异记》自系伪书。而至唐初，乃有所谓道宣律师《感应记》中载，天人陆玄畅来谒律师，言及秦穆公时获一石佛。穆公因污像感疾，以问由余。由余谓周穆王时有化人来，云是佛神。穆王为筑高台作道场。穆公后烧香礼拜，造像立台云云。此所谓穆王时有化人来，乃抄袭《列子》伪书之言，而秦穆、由余与周穆王、苏由相对，其作伪之迹，盖极显然也。又按唐法琳上书驳傅弈有曰：“周世佛法久来，生盲人云，有佛祚短，良可悼矣。”（见《广弘明集》十一）我国反对释教，咸以其能短祚为言。如佛果生于周初，而且已行于中国，则周祚八百岁，可以塞反对者之口。此虽不必为僧人言佛生周初之唯一原因，而后来释子之所以坚执此说，其故想在此也。[3]5

中国近现代学者，于此问题大抵有共识，之所以如此，一方面自然因为是出自史学考据的基本训练的要求，不能轻易相信二手材料尤其是来源不明的伪书。此外，也自然是因为西方学界对于佛陀所处时代问题的研究，较早时已被介绍至国内，梁启超在1925年所撰《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文中已经指出：

释迦牟尼佛到底什么时候的人呢?因为印度人看轻历史，而且时间观念，尤极麻糊，所以五印典籍中对于佛生灭年竟没有明确的记载。后来各地传闹到五六十种之多，最早的和最晚的比较相去至五六百年。直到最近，欧洲人用希腊史料考证亚历山大大王与印度之笈多大王会盟年代，循此上推，又参以新发现之阿育王的石刻华表，又参以锡兰岛的年代记，才考出释迦是在西纪前四百八十三年入灭，几成为学界定说。但中国古籍中原有一条孤证，即所谓“众圣点记”者，足与近说相发明，可惜向来佛教徒不注意且不肯相信。梁僧祐《出三藏集记》卷十一《善见律毗婆沙记》条下，记《善见律》卷末有一行，跋语云：“仰惟世尊泥洹以来年载，至七月十五日受岁竟，于众前谨下一点，年年如此。感慕心悲，不觉流泪。”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十一详载此事本末，……现在欧人所考，若合符契，于是此说价值乃骤增。我们根据彼我两方最宝贵的资料，可以断定释迦牟尼是距今未满二千五百年前我国春秋末年和孔子同时的一位圣人。[4]53

“众圣点记”说在赞宁文中亦有一语提及：“庐山度律师《众圣点记》云：周贞定王二年甲戌佛生”，指出古人多不取此说。此说经梁启超确认，后来在中国佛学界中吕澂先生主张最力，汤用彤等先生亦采此说。1981年，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提到了各种佛灭系年的异说，也是将“众圣点记”之说放在第一位，并且指出此种系年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5]48。

二、晚近以来关于佛陀年代问题争论之评议

在佛灭年代问题上，吕澂先生主张“众圣点记”之说，其曾有多篇文章论此，在后来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亦有比较简单扼要的说明：

佛灭的年代，异说甚多，总计起来约有六十种（西藏地方就有十四种）。……各国学者对于传说的考订，结论也不一致。……我们采用了另一种资料，即“点记说”（出自《历代三宝记》卷十———见《大唐内典录》卷四，前齐《善见律毗婆沙》条引用）。佛数有一个制度，在雨季时安居。教徒在一固定的地方安居三月后，举行通戒，然后在戒本上点上一点以记年。佛灭的第一年，教徒就安居了。据齐译《善见律毗婆沙》记载，永明七年（489）七月半共得九百七十五点（975-489=486），这比其他的传说可信一些。……我们在1923年的所谓佛诞二千九百五十年纪念，即编制了一个年表，确定采用前486年说，大大地早于印度，也早于日本。[6]4-6

事实上，国际和国内学术界对于佛灭年代的看法，当然并非只有这一种为主流，对此吕澂先生的书里也有介绍：“在西方，可以作为代表的有六说：最早的是公元前483年说（英国盖格尔W.Geiger），此外有前480年、前477年、前470年、前412年等各说，最迟的是公元前370年说（寇恩H.Kem）。在日本，具有代表性的是宇井伯寿的公元前386年说，他被认为是日本佛教界的权威，他编的《印度哲学史》，即用这个年代。宇井之前，还有小野玄妙前384年说、林屋友次郎前584年说。”[10]5这些说法都是建立在史学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南北传佛教较为可靠的佛典记载，佛灭年代距离阿育王有218年（“长系年”）和116年（“短系年”）两种说法（“百一十六年”也有写为“百六十年”者，算上这一种则是三种），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确定阿育王登基的时间。20世纪以后，通过史学的研究对于阿育王的年代得到了比较确定的结论，也就是公元前271年前后（有2-3年的误差争议），因此，佛灭年代的看法，又进一步缩小了范围，对此情况，印顺法师在其晚年所著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有比较简要的介绍：

关于释尊出世的年代，由于印度古代缺乏精确的信史，很难下一定论。经近代的研究，阿育王Asoka已有相当明确的年代可考，也就有了论定释尊年代的可能性。因为佛教界的传说，阿育王是佛灭多少年登位的，依此可推定释尊在世的年代。阿育王登位，学者间仍有二三年的出入，今姑依公元前二七一年登位说。但佛教界异说纷纭，古老的传说有三：

(一)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等说，如《十八部论》说：“佛灭度后百一十六年，地名巴连弗，时阿育王王阎浮提。”依此说，佛灭于公元前三八七年；生年八十，释尊应生于公元前四六七年。

(二)南传赤铜鍱部Tāmrasātīya的传说，如《善见律毗婆沙》说：“阿育王自拜为王，从此佛涅槃已二百一十八年。”依此说，释尊入灭于公元前四八九年，生于前五六九年。

(三)清辨Bhavya的《异部精释》说：“佛世尊无余涅槃后，经百六十年，俱苏摩弗罗城，达摩阿育王支配帝国。”这可能是上座部的传说。依此说，释尊于公元前四三一年入灭，生于前五一一年。“百六十年”说，过去也有译出，但总以为是“百十六年”的误写，不受重视，其实是古说之一。“百十六年”“与百六十年”，可能本为一说，因误而分为二说，如“百八法门”，被误为“八百法门”那样。[7]8-9

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佛学界曾就佛灭年代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探讨佛灭年代距离阿育王有218年和116年的两种说法哪一种更合理，日本学者宇井伯寿所主张的116年说影响颇大，吕澂先生等中国学者撰《谈佛灭年代》等文反驳其说，而主张与“众圣点记”相合的218年之说。后来这些文章被张曼涛收入《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97册，学者纪赟曾发表《佛灭系年的考察———回顾与展望》（2011）一文，对此有较全面的介绍。[8]181-200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纪先生文章提到，印顺法师在1950年（纪文误作1956年）发表《佛灭系年抉择谈》一文，主张佛灭距离阿育王116年说合理，因此得出的结论与宇井伯寿相近，认为佛灭年代为公元前390年（纪文认为此说亦与当前国际佛学界更通行的观点相合）。不过，该文似未注意到，印顺在晚年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不再主张此说，而认为“阿育王登位于佛灭百六十年，也许更近于事实。”[7]9

印顺曾自述这一看法发生在“来台湾后，知道还有古老的上座部所传，阿育王登位于佛灭百六十年说，这也许更恰当些”[9]20。何以如此，印顺在其著作中并未详言其理由，笔者反复推敲相关研究后觉得，恐怕是因为，无论佛灭距离阿育王116年还是218年之两说，都有明显的一些难以自洽的问题。

首先，来源于南传佛教的《大史》《岛史》《一切善见律》等文献中记载，佛灭距离阿育王登基为218年，这一说法与我国佛教史籍中所载之“众圣点记”（情况见前引吕澂文介绍）之说契合，可互为佐证，是其优势所在。不过，其亦有与其他史料抵牾之处。据斯里兰卡《大史》记载，这218年间有五代王相继，分别为毗阇耶（韦家雅）、半头婆修婆（潘都瓦苏德瓦）、阿婆耶（阿巴耶）、波君荼迦婆耶（潘都伽巴耶）、闻荼私婆（木塔斯瓦），在200多年的时段中只有五代王，平均每一代王在位有40年（五代中间有王位空缺的18年），对于古人的寿命来讲，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据说五王传承中的第四位在位70年，第五位在位60年，显然更不合情理。此外，《大史》和《岛史》均记载，这期间佛教也有五代律主相继，分别为优波离、驮写拘、须那拘、悉伽婆、目犍连子帝须五位，与五王相继的传说一样，也难免代数太少了。对此问题，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在其《佛灭年代论》文中有详细考证，破绽是比较明显的。[10]115-121吕澂先生虽不同意宇井的看法，也只能强辩“人寿修短，岂有一定？”并举我国历史上汉武帝、唐玄宗、宋太宗、清康熙、清乾隆等长寿皇帝为证。[11]194其实这是很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古代偶尔出现一个长寿皇帝自然没问题，但连续四五个相继则恐怕太难（以古文明中历史记载最精确的中国为例，据统计，皇权时代的有数据可考的全部皇帝的平均年龄为39.2岁，处于公元前后的汉代皇帝们的平均年龄则为28岁），而且还需要同时代的五位佛教律主也同样长寿，若以史实视之，未免太过离奇。

至于与之相印证的“众圣点记”之说，印顺法师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考证，他指出，在公元前87年之前，佛教本无成文的律典存在，所以“众圣点记”只能始于其后，不可能在佛灭的那一年就已经开始，他说：

从《众圣点记》而上推，与阿育王出佛灭后二百十八年说合，这可见从阿育王到《善见律》的时代，必有依据；即点记制，必先《善见律》而存在。然而，点记制，也决非古型的。王舍结集与七百结集，都不过诵出而已，当时从那里去下这一点？阿育王的时代，有没有结集，还是问题。传说以巴利语写定圣典，即大寺与无畏山寺相诤时──公元前八十七年。有成文的律典可点，有不同的传说而需要点，点记制的产生，最可能为此时。[12]187

在印顺看来，“众圣点记”应该是佛教戒律写成定本的公元前87年以后形成的传统，同时很可能本身就是“佛灭到育王登位的二百十八年说”的一个产物，与其说并不构成并列支撑的关系，这一看法，应更为合乎情理。

其次，北传佛教的《十八部论》、《异部宗轮论》等文献记载阿育王登基距离佛灭年代为116年，主张这一看法的，早年有宇井伯寿、中村元等，据说当代西方学界赞成此种“短系年”说的人更多。[8]181-200其实，这一看法照样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与佛教史上“根本分裂”发生的年代出现矛盾。早年主张此说的印顺法师，于此亦未讳言，他说：

育王登位于佛灭百余年说，也有一项传说的矛盾，即一般所说佛灭百年的七百结集说。虽律家的传说，每与经师（论从经出）的传说不同；但这是各部各派共有的传说，不能不尊重而予以研考。如确为佛灭百年──或百年后而举行七百结集，适为商那和修与须那拘的时代，那么育王登位，即使不是二百十八年，也决不会是百十六年了。考七百结集的年代，广律中并不一致：

《大众律》：“佛涅槃后。”

《五分律》：“佛泥洹后百岁。”

《四分律》：“世尊般涅槃后百岁。”

《善见律》：“世尊涅槃已一百岁。”

《十诵律》：“佛般涅槃后一百一十岁。”[12]

印顺早年的对此解释，是将“百年”理解为“百年中”，也就是说，佛教的部派分裂是在佛灭百年之中陆续发生的进行时态，并以“一百年”之说为后出。这样解释不乏牵强曲折，印顺对此大约也并不自信，大概也正因如此，其晚年不再主张此说了。方广钅昌先生后来对此问题有更明确的论述：“根据律藏记载，佛灭百年左右，在毗舍离举行第二结集，由此分成上座部与大众部。但如果把佛灭年代定在前383年，则第二结集将发生在阿育王时代。这与我们现在对佛教史的认识是相悖的。”[13]55也就是说，如果阿育王登基距离佛灭年代为116年之说成立，佛教“根本分裂”的年代必须大大提前，根据佛典记载，可以考知的情况是阿育王时期佛教已经部派林立，如果前推半世纪左右，彼时佛陀的晚期弟子至少是再传弟子，肯定还有健在者，教团中若发生如此大的导致分裂的内部矛盾，不仅不合情理，也无典籍记载支撑。

大概正因如此，印顺晚年时既不取“长系年”的阿育王登基距离佛灭218年说，也不取“短系年”的116年说，而选择了一个折中性的160年之说。此说虽然确实合乎情理一些，可以调和前述种种矛盾，可惜文献支撑不足，仍然无法确证。

最近出版的由陈世峰、纪赟译英国学者肯尼斯·罗伊·诺曼所著《佛教文献学十讲———佛教研究的文献学途径》一书中介绍了一种目前在西方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所主张的佛灭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之说。据该书汉译本作者简介谓：“肯尼斯·罗伊·诺曼（KennethRoyNorman,1925—），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之一。他的专长主要是研究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与此同时，诺曼教授也是目前在世最为伟大的巴利语专家之一。”不过细究其说，觉得仍然有不少问题，笔者未敢因其两个“最伟大”而轻信。

诺曼否定“长系年”的218年说的理由是：

将佛陀灭度系于公元前486年非常牵强，因为就考古证据而言，根本没怎么发现据说是佛陀在那个时代曾经驻足之处的历史遗存；而寺院金融经济的证据，则表明佛灭年代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不过，幸运的是，文献学在此可以提供帮助。最近人们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巴利语sata与梵语sata都毫无疑问是指“百”,但它们也被用来指代任何一个大数字。还有人指出，数字“18”也有某种吉祥的意味。所以人们经常说国王在位十八年，或在其即位后第十八年发生了某件重要之事。也就是说，发生在佛陀灭度218年后，可能是说它发生在很多年加上很多年，再加上一个吉利的多少年之后。而这个数字就根本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从佛灭到那时共有218年。[14]46

首先，从方法学上看，这里面存在一个滥用“默证”的问题，所谓“默证”，张荫麟先生曾引用法国史学家色诺波（Ch.Seignobos）的说法有说明：“吾侪于日常生活中，每谓‘此事果真，吾侪当已闻之’。默证即根此感觉而生。其中实暗藏一普遍之论据曰，倘若一假定之事实，果真有之，则必当有纪之之文籍存在。欲使此推论不悖于理，必须所有事实均经见闻，均经记录，而所有记录均保完未失然后可。虽然，古事泰半失载，载矣而多湮灭，在大多数情形之下，默证不能有效；必根于其所涵之条件悉具时始可应用之。现存之载籍无某事之称述，此犹未足为证也，更须从来未尝有之。倘若载籍有湮灭，则无结论可得矣。故于载籍湮灭愈多之时代，默证愈当少用。”[15]271也就是说，即使目前“没怎么发现据说是佛陀在那个时代（前486年以前）曾经驻足之处的历史遗存”，那未必代表其以后也不会发现，也有可能佛陀生前因为教团规模不大，并未留下什么直接痕迹。同理，“寺院金融经济的证据”在后来出现，恰恰可能是因为后来佛教教团发展壮大的表现，而未必能说明直到那时候才有佛陀本人的活动存在。简单说，就是吾人治学最熟知的一个道理：“说有易，说无难”。

其次，诺曼提出，梵文、巴利文中的“百”和“十八”两个数字可能并非实指而是虚指，倒是确实有点新意，不过此说又与我国所传“众圣点记”相违背，我们如果以众圣点记的说法为较早已出现（如印顺认为其始于公元前87年），其与“长系年”的218年说完全吻合，则恰恰说明这个“218”应该是实指数字，这也是他没有处理的矛盾问题。

至于诺曼提出的“必须使用其他方法来计算佛陀灭度的年代”，谓“最近的研究就利用了佛教与耆那教文献之中关于诸位长老寿算的信息，从而大致得出佛陀灭度是在公元前400年左右。”[14]46此说在纪赟所撰论文中也有介绍[8]181-200，不过这本身也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且中国学者也早已注意过这一线索，如印顺便曾提出：“耆那教所传，王统的年代较长。……即依近代学者所说，大雄比佛迟十年入灭，那难陀王朝的成立，也不过佛灭七十年而已。然佛教传说，大雄死于佛陀涅槃以前，所以从佛灭到难陀王朝的成立，大约为六十年左右。”[12]163此外就笔者所见，方广钅昌先生也有过类似的说法。[13]55耆那教的系年问题，本身迄今尚处于争议之中，用有争议的问题来推论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可靠性当然也就值得怀疑了。

综上所述，目前佛陀所在时代的研究考证，其间存在百年左右的争议，似乎尚无彻底解决的办法，各种说法皆有合理性，也有其两难之处，也许尚待新史料的出现才能有进一步突破。至于任继愈先生在1981年时所把“长系年”的218年说成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5]48，当然也并不算错，因为在当时看，这一说法不仅是国际学界的主流看法之一，也最被中国僧俗学界认可，即使现在也难以否证。要之，所谓“长系年”和“短系年”二说，目前仍难分轩轾，虽然有学者介绍西方学界主张“短系年”说者较众[8]181-200，其考据实非尽善，难称定谳，不宜盲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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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现代宗教学术史研究”(批准号14JZD03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