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在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我们整体性地被技术所“包裹”,而逐渐疏离自然。人工智能、赛博技术、基因技术等现代科技的急速发展,使得人的寿命在不断延长,以至于人们认为永生不是不可想象的。人们能够设想并希望自己永生。美国导演伍迪·艾伦曾说:“我不想靠我的作品达到不朽,我想要靠着不死来达到不朽。我不想要活在人们的心中,我只想活在我自己家里。”但问题是,没有死亡的生命是可欲的(desirable)吗?换句话说,永生是值得过的吗?于是,永生是不是可欲的,成了一个可讨论的哲学话题。

一、引言

对于许多哲学家来说,答案是否定的。在他们看来,年龄的增长会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痛苦,而这种痛苦独立于人们身体衰退的过程所带来的痛苦。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即使我们运用医疗或者科技手段,例如使人们保持在某个年龄并得以永生,也不会改善这种痛苦。对于这些哲学家来说,比起永远活下去,死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件好事。这种对于永生“不可欲性”的观点,在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Williams)的论文《马克若普洛斯事件:对永生之百无聊赖的反思》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威廉斯指出,不可避免的、普遍的无聊必然会降临在永生者的生活中,并使这种永生成为一种无法忍受的痛苦,甚至死亡在那时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本文分析与探讨威廉斯的论证以及他的批评者的观点。在本文的讨论中,我们将不讨论过早的死亡和其他一些意外情况导致的死亡,仅仅谈论寿命耗尽所招致的死亡。

二、威廉斯:永生与百无聊赖

威廉斯对于永生的批评,基于他对捷克歌剧《马克若普洛斯事件》中的女主人公伊琳娜·马克若普洛斯所处困境的反思。

在歌剧的开篇,女主人公马克若普洛斯就已经342岁,更准确地说,她是42岁,但她已经在42岁这个年龄活了300年。作为16世纪鲁道夫二世皇帝御医的女儿,她的父亲研制出了一种长生不老药,只要持续服用,就可以保持现在健康、精力充沛的状态一直活下去。但对她来说,真正的痛苦来自精神上的折磨——所有的事物和人似乎都在不断地重复,再没有什么新鲜的事情能够调动她的兴趣,现在和未来百无聊赖的生活已经成为让她难以忍受的负担。因此在歌剧结尾,她拒绝再继续服用长生不老药,并以迅速而可怖的方式老去,最终走向死亡。而长生不老药的配方最终在围观者的抗议中,被一个年轻女人销毁。

马克若普洛斯的悲惨经历,促使威廉斯提出:因为永生生活必然陷入无聊(boredom),所以永生是不值得过的。在展开对“永生”的具体论述前,威廉斯首先通过反驳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认为“死亡不是不幸的”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对于死亡的看法。威廉斯认为,死亡赋予了生命意义,因为不朽在可以想见的地方是无法忍受的,与此同时,死亡可以被合理地视为一种不幸。

威廉斯认为,人们用以说明“死亡未必是不幸的”的路径大抵有两种:一种是认为死亡不是不幸的,因为它非但不是结束,而是新生命的开始;另一种是认为正因为死亡是结束,所以死亡是件好事。而卢克莱修是在后一种路径,即在威廉斯所称的“湮灭前景”[1]83中找到慰藉的人。

威廉斯指出,卢克莱修在哲学长诗《物性论》中,通过两个论点证明死亡从来不是不幸。他写道:“第一个论点试图把对死亡的恐惧解释为不知所措(confusion),这种不知所措基于这样的观念:我们死后会为我们失去的生命的奖赏(praemiavitae)和喜悦而遗憾,并为我们身体燃烧的景象而心烦意乱,等等。但是,如果死亡是毁灭,那么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在伊壁鸠鲁的说法中,‘一切恶中最可怕的——死亡——对于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因为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又已经不存在了。’第二个论点直接针对一个人是早死还是晚死的问题,并且说无论早死还是晚死,一个人都会有相同的处于死亡的时间,因此一个人可以既早死,又晚死。从这两个论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死亡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根本无关紧要。”[1]83-84

威廉斯认为,这两个论点都是有问题的。他认为,第一个论点将对于死亡的反对,集中在对于死亡所带来的不知所措的反对中。在卢克莱修眼里,认为失去家庭、孩子、财产使人心烦意乱并不是不合理的,真正不合理的是将死亡的不幸认为是失去某些东西,因为当死亡来临时,“我”已经不存在了。但威廉斯指出,这一论点错误地将不幸与对不幸的意识画了等号。在这里,威廉斯和内格尔持有相同的立场,即认为实际上,存在着不包含或不涉及不愉快经历的不幸。例如在“背叛”场景中,一个遭到背叛的人是不幸的,即使他对于背叛的情况一无所知。而第二个论点在威廉斯那里,其问题在于:“如果我们考虑两个生命,一个生命非常短暂,在获得生命的奖赏之前就被切断,另一个生命充分地供应奖赏,并将其享受控制到成熟时期,那么很难理解为什么仅仅以这些标准来衡量,第二个生命不能被认为比第一个更好。”[1]84

如果威廉斯针对卢克莱修第二个论点的反驳是对的,那么早死和晚死就不一样了,死亡也并非永远不是不幸。晚死似乎比早死好,因为“如果生命的奖赏和对它们的意识是好事,那么更长时间的,对于更多奖赏的意识,比更短时间的,对于更少奖赏的意识要好”[1]85。威廉斯指出,当我想要什么东西,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比于得不到它的状态,我更喜欢得到它的状态。并且,更喜欢设想一个得到它的未来,而非得不到它的未来。因此想要某物本身就给予了一个人避免死亡的理由,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具有某种欲望时,死亡对他来说就是需要避免的情况,死亡就是不幸的。这种支撑一个人想要活下去的欲望,被威廉斯称为“绝对欲望”(categoricaldesire)。

如果我们承认绝对欲望,死亡就对能动者有负效用(disutility),即使这个负效用不会使能动者感到不愉快、恐惧或是其他负面情绪。威廉斯的论证至此,似乎偏离了一开始的目标,因为基于上面的论述,看起来不仅活着总是更好的,而且永远活着,即永远不死也更好。正如威廉斯写道:“如果卢克莱修错了,我们似乎决心要长生不老”[1]89。但在下文中,威廉斯很快否定了上述观点。他指出,虽然死亡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无尽的生命将是无意义的生命;我们没有理由永远过着人类的生活”[1]89。而他用以论证这一观点的,是他对于“绝对欲望的多样性”和“自我身份的恒常性”之间矛盾的认识。

在威廉斯那里,可欲的永生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这必须是“我”的永生,即永生需要保证自我身份的恒常性。第二,“我”生存的状态应该是一个“我”所期待的状态,即获得永生的人需要具有绝对欲望,并且有足够多的绝对欲望,支撑“我”一直活下去。

但威廉斯指出,在满足第一个条件的情况下,第二个条件是无法被满足的。马克若普洛斯之所以最后会放弃永生,是因为在她身上,凡是能够发生的,对一个42岁的人来说有意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一个具有某种性格的女人来说,各种各样有意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并且重复发生过了,她周围的人也不过是各种类型的人的重复。她无尽的生活充斥着重复、无聊、默然。而这不是偶然的,任何一个永生的人,必然有足够的时间来满足所有可能的绝对欲望,当所有的绝对欲望因为被满足而消退,他终将会面临和马克若普洛斯一样的境遇——变得冷漠、孤僻,陷入到百无聊赖之中。

由于人们的绝对欲望具有非偶然的有限性,因此为了解决第二个条件,一个诱人的方案是——通过无限期的一系列生命(anindefiniteseriesoflives)[1]92来实现永久生存。但威廉斯指出,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无法提供重生与新生的区别。但是,让我们假设以某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例如通过克隆技术来保证身体的连续性,被克隆的人作为不具有之前记忆的“我”继续生存。那么问题依然存在,被消除了记忆的“我”还是“我”本人吗?未来的一系列心理层面上不相交(aseriesofpsychologicallydisjointlives)[1]92的“我”的生活,是“我”作为一个不想死去的人所期望的永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我”没有任何理由担心未来那个和“我”仅在身体上具有连续性的人是否遭受痛苦一样,“我”想要的仅仅是“我”的永生。

因此条件二在永生这一案例中似乎是必须被满足的,而要保持自我身份的恒常性,就必然导致绝对欲望的多样性是无法被满足的条件。在威廉斯那里,马克若普洛斯在某种程度上“幸运地有机会死亡”(luckyinhavingthechancetodie)[1]100,而这也对应了威廉斯一开始的立场,即不同于卢克莱修,是永生所招致的百无聊赖,使死亡对于永生者来说成为一件更可取的事。更进一步说,永生是不值得过的。

三、绝对欲望与自我身份的同一——对威廉斯的反驳

威廉斯的论证思路可以概括为:

(1)1人决定过永生的生活;

(2)在永生中,作为一个具有某种特定性格和偏好的人,他所有可能具有的绝对欲望都会被重复满足;

(3)这个人永生的绝对欲望被消耗殆尽,陷入到百无聊赖之中;

(4)永生生命中的百无聊赖由于其无限性,是我们所无法想象的,永生者会感到痛苦想要结束生命;

(5)因此永生是不值得过的。

这一思路引发了诸多关于“永生可欲性”的讨论:我们能否实现自我身份与绝对欲望的同一?更准确地说,我们能否在保持一个心理上连续的自我身份的情况下,拥有永不枯竭的绝对欲望?

在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之前,首先需要区分两种意义上的“无聊”。学者亨特·斯蒂尔(HunterSteele)在一篇反对威廉斯观点的文章中认为,在永生与无聊的问题上,区分两种无聊是十分必要的,即(a)在永恒中的某些时刻感到无聊和(b)永恒无聊(eternalboredom)。[3]425本文中没有采取斯蒂尔的说法,而是选择了使用更为广泛的心理学术语。广义的无聊也被称为情境型无聊,心理学家认为它是由于刺激不足和经验重复引起的。狭义的无聊也被称为习惯型无聊,这种无聊表现在个人对生活的不满和缺乏参与感,表明其对现在和未来生活不感兴趣。具有习惯型无聊的人并非只对某件特定的事物感到厌倦,而是对生活感到厌倦。威廉斯并没有在文章中区分两种无聊,但他的批评者们普遍完成了这一工作,这为人们解读与评价他和他的反对者的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学者们普遍认为,威廉斯的观点并非旨在表明永恒的生命中不能包含任何无聊,而是指永生会使人陷入到习惯型无聊之中,进而想要结束生命。1

在明确了威廉斯的观点之后,批评者们对威廉斯的反驳大致以以下两种路径展开:其一,肯定了习惯型无聊发生的可能性,但通过对不同个体在性格方面的差异的心理学考察,否认了其必然性。其二,同样否认习惯型无聊的必然性,但更侧重于通过对单独个体性格的复杂多变性、不同类型的绝对欲望的可再生性、无聊的时间长度的考察表明情境型无聊可以被克服或忍受。

(一)无聊的非必然性与个体差异

威廉斯的绝大多数批评者都提到了性格对永生可欲性的重要作用,威廉斯本人也写道,如果一个人在开始永生时的性格,越接近于马克若普洛斯结束永生时的性格——漠然、孤僻——那么让他继续活下去的绝对愿望和抵抗死亡欲望就越少。但这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是:习惯型无聊是任何性格的人都必然产生的吗?

伯明翰大学哲学教授丽莎·波尔托洛蒂(LisaBortolotti)在考察了经典与现代诸多心理学研究成果后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她指出:“通过对受无聊影响的受试者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受试者的状况与他们的经历之间的关联比我们想象的要少得多,而与人格特征或其他个体常量(individualconstants)呈正相关,特别是在习惯型无聊的情况中更是如此。格林森(RalphR.Greenson)认为习惯性厌烦是由于‘对幻想的抑制’,而伯恩斯坦(H.Bernstein)则认为习惯性厌烦源于缺乏情感意识。”[5]273心理学家甚至可以根据个体在性格、对自身情感的关注度等方面的差异,预测出一个人是否可能产生无聊,以及他对无聊的应对水平。

因此波尔托洛蒂得出结论:“没有理由相信习惯性厌烦是重复类似经历的必然结果。”[5]262尽管重复的经历可能是情境型无聊的导火线,但由于无聊,特别是习惯型无聊与个体常量而非个人经历的相关性,认为重复的经历必然会导致威廉斯意义上的“百无聊赖”,即习惯型无聊是缺乏证据的。虽然威廉斯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不应该排除“不存在无聊的不朽”的可能性。

波尔托洛蒂的这一反驳是十分有力的,因为威廉斯在行文中简单地认定情境型无聊必然导致习惯型无聊,而忽略了性格因素所导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威廉斯并没有给出足够有力的证据证明这一点,戏剧毕竟不是生活,马克若普洛斯的经历也不能预示所有人的命运。

(二)对无聊的克服与忍受

在这一小节,我们要讨论的是这样一个论点:或许重复类似的经历是不朽生命中不可避免的特征,但由于单一个体性格是多变的、复杂的,因此我们的绝对欲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从而永不枯竭。

威廉斯借助永生可欲性的两个条件的矛盾表明,只要“我”保持一个特定的性格不变,那么这种个人身份的恒常性,就会限制可能给“我”提供从无聊中解脱的前景的种类。但在批评者眼中,这种想法很难支撑“永生是不可欲的”的观点。他们声称:“无论未来对我性格的固定性具有怎样的要求,它都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即60岁时对我有意义的新事物的种类必须与16岁时提供有意义的多样性的事物的种类相同,甚至非常紧密地相关。”[6]1089很难有理由相信我们必然会被困在某个年龄,正如威廉斯所认为的——马克若普洛斯被困在42岁一样。英国学者戴维·加洛维(DavidGalloway)指出:“性格是成长和发展的,而性格的概念至少具有尽可能多的复杂性,来为人们认识到性格成长和发展的方式揭示了我们性格的各个方面留下余地。”[6]1089毫无疑问,一部分性格是直接赋予我们的,一部分是由环境塑造的。加洛维指出,性格的发展似乎是有意义的新奇事物的可能性,以一种非常复杂和难以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使得性格的发展太复杂和不可预测了,以至于不能仅凭先验的思考就得出关于不可避免的无聊的可靠结论。

显然,威廉斯对于人格同一性的限制太过严苛。按照洛克的说法:“人格同一性(或有理性的存在物的同一性)就只在于意识。而且这个意识在回忆过去的行动或思想时,它追忆到多远程度,人格同一性亦就达到多远程度。”[7]310虽然这一说法饱受诟病,但从直觉上很难否认,信念、记忆、自我意识等共同构成了人格同一性的标准。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在一生中会永远保持同一种性格。也不会有一个健康的人因为自己性格的改变而认为自己丧失了人格同一性,即变成了威廉斯意义上的“另外一个人”。马克若普洛斯——这位342岁的女性之所以感到百无聊赖,是因为她的处境和性格的特殊性。按照剧情设计,由于要保守不死的秘密,她必须离群索居;由于被卷入混乱的财产继承纠纷和对长生不老药配方的迫切需要,她根本无暇顾忌自身,关心自己情感、性情和欲望的变化,但这些都是偶然的。因此陷入百无聊赖并非如威廉斯所说,是永生必然的、无可逃避的结局。

绝对欲望的类型以及它们的可再生性同样影响着永生的可欲性。费舍尔(JohnMartinFischer)指出,区分两种意义上的快乐对于驳斥威廉斯的观点是十分重要的,即自我耗尽的快乐和可重复的快乐。他总结道:“没有重复快乐的生活最终可能变得乏味。但是,认为一个不朽的生命必须以牺牲可重复的乐趣为代价而只包含自我耗尽的乐趣是错误的。这些可重复的快乐——也许与精神和宗教体验一起——可以为积极的绝对欲望提供合理的基础。”[4]269自我耗尽的快乐,意味着我们在经历过一次之后就不想再经历第二次,可重复的快乐则相反。值得注意的是,费舍尔的可重复快乐,往往意味着一些与食欲、性欲等相关的浅显的快乐。

在费舍尔两种快乐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区分两种可能的绝对欲望:一种是纯粹快乐主义的,即想要永远被取悦的绝对欲望。另一种是希望实现某种价值或某种除快乐之外目的的绝对欲望。具有前一种绝对欲望的人,需要的是具有某种价值的新事物或活动;而具有后者的人,只要有新颖和多样化的事物或活动本身就足够了。相应的,这两类人也过着完全不同的永生生活。

英国学者J.杰里米·维斯钮斯基(J.JeremyWisnewski)基于上述两种绝对欲望,站在与费舍尔相似的立场上构建了两个思想实验,以表明绝对欲望是可再生的,没有理由认为绝对欲望一旦消失就不会重新出现,因而威廉斯是错的。而通过考察维斯钮斯基的论述,我们发现他的两个例子不足以支撑他对威廉斯的反驳,但对其中一个例子的改进版本,则似乎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完成这一工作。

第一个例子关于快乐主义的绝对欲望。维斯钮斯基称之为“一种想要体验每一种可能的身体上的愉悦的绝对欲望”[8]33。如果按照威廉斯的说法,那么这个人在经历了所有已知的可以使自己感到愉悦的方式之后,就会陷入厌倦和无聊。但维斯钮斯基指出,这种情况将被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所拯救,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将会有难以想象的新奇事物出现,没有理由认为愉悦人心的方式会永远被耗尽。然而,我们身为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理性的存在,那么这样摒弃理性,单纯以身体的愉悦为追求的永生,真的是值得过的吗?不否认可能确实存在某些人以身心的愉悦为全部追求,但我选择继续活下去,仅仅是因为无穷无尽的、会使我变得快乐但迟钝的新奇事物——这种情况下的永生的可欲性是十分值得商榷的。

第二个例子有关于有价值的绝对欲望。设想一个永生的音乐家,他的绝对欲望是“希望通过精通每一种乐器而成为最好的音乐家”。在漫长无尽的生活中,渐渐地,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乐器都被这个音乐家学会了,他似乎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理由。但维斯钮斯基认为,这个音乐家可以通过发明新乐器而重燃他的绝对欲望。维斯钮斯基指出:“原则上,这一过程——新的音乐发明使旧欲望焕然一新——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从而使生活变得有意义。”[9]81然而,在这一方案中,无论是否可能存在一个不断创造新乐器的音乐家,问题都还会存在,而这一问题关乎“优势与满足感”。

在类似于音乐家的例子中,他的绝对欲望与赢得竞争所带来的满足感密切相关。但我们的切身经历告诉我们,当拥有相对于竞争者来说无法企及的巨大优势时,我们赢得竞争的满足程度也会很低。设想格列弗在小人国中与矮人赛跑,他身高上的巨大优势,使得他几乎无法从这样的比赛中获得满足感。同样,由于音乐家的寿命太长,“掌握所有乐器以成为最优秀的音乐家”这一愿望的满足,不会给他带来多大的成就感。因此一个可能的状况是,他很快会厌倦、漠然,陷入百无聊赖之中。维斯钮斯基的两个思想实验都是有问题的,那么看起来,基于绝对欲望的可再生性来反驳威廉斯的努力失败了。

但如果我们对第二个例子加以改进,或许能够从“绝对欲望是否能被耗尽”的角度对威廉斯的理论造成威胁。设想一个天文学家,他致力于研究宇宙的奥秘,并以探究宇宙的全部真相为自己的绝对欲望,那么以我们目前对于宇宙庞杂性的了解来看,寿命对于这位天文学家来说,似乎多少都不嫌多。同时由于他并非要通过穷尽宇宙的奥秘来成为“最好的天文学家”,因此,不同于音乐家的例子,他的绝对欲望的满足,与竞争、优势也并没有多大关系。那么这样看来,天文学家的例子能够对威廉斯的悲观主义构成一定力度的反驳。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学者认为:如果无尽的生命所包括的无聊的阶段和正常有限的生命中所经历的无聊阶段在大致上是成比例的,它就不会成为不可忍受的。亨特·斯蒂尔写道:“我们不应该要求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我们永远不会感到无聊,只要我们在无聊中度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定的比例。那么为什么我们应该期待永生呢?因为如果一个正常而快乐的人被给予了永恒的生命,在这个生命中,他不会比过去承受更高比例的无聊,那么难道他不应该欣然地接受永生吗?我相信他会的。”[3]426

但这种针对威廉斯的反对意见显然是说不通的,因为它预先假定有限的持续时间与无限的持续时间是可相称的。但是,设想任何位于无限时间内的有限周期,并将其与位于相对较长的有限周期内的有限周期进行比较,显然,在这里谈论比例是无意义的。我们可以说任何有限的生命,只要它的无聊期不超过总时间的10%或15%,它就仍然可以忍受,但百分比不适用于无穷大的情况。无限的持续时间可以包括任何有限的持续时间,无限的生命所能容纳的无聊时间的长度没有限制,而这也是威廉斯强调永生中的无聊是不可想象的原因之一。

四、永生的可欲性与死亡的自由

通过梳理以上反驳意见,可以说,过于严格地限制了人格同一性的条件,从而忽略性格的差异与多变性,是威廉斯的观点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从这一角度对威廉斯进行的诸多驳斥大都是成功的。而维斯钮斯基从绝对欲望的可再生性角度出发,通过区分两类绝对欲望表明绝对欲望不可能被永远耗尽的尝试,被证明是不够充分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找到了第二类绝对欲望的另一个版本——非竞争性的有价值的绝对欲望,它更能够完成维斯钮斯基未完成的工作。

然而,这些成功地反驳了威廉斯的观点,仍然是有问题的。如果他们按照与威廉斯针锋相对的路径,认为永生之所以值得过,原因在于保持身份同一的前提下,绝对欲望永远不会被耗尽,那么他们就仍然可以被驳斥。因为这类观点不仅试图通过研究有限的生命,来得出关于无限生命的结论,而且普遍忽略了选择死亡的自由的问题。

威廉斯在文章末尾处总结道,马克若普洛斯的例子表明,有充分的理由选择在绝对欲望耗尽前死亡,但同样地,在绝对欲望耗尽之前,我们似乎又没有理由去死。因此,人们要么是过早地死去,要么是过晚地死去。接着,威廉斯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塔西佗的一句名言,他说:“相比于马克若普洛斯,‘死的时机好是幸运的’(Felixopportunitatemortis),可以被恰当地误译为,‘幸运地有机会死亡’(luckyinhavingthechancetodie)。”[1]100这表明,相比于威廉斯的批评者,威廉斯本人所谈论的永生,并不是马克若普洛斯意义上的寿命的延长。马克若普洛斯的遭遇,仅仅是一个与永生场景相近似的例子——因为马克若普洛斯幸运地有机会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真正的永生则是被排除掉死亡的生命,没有机会去死。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小说《人都是要死的》中,便塑造了一个不能死的永生者形象。主人公雷蒙·福斯卡在六百多年的生命中,完成了许多丰功伟绩,但他的敌人、亲人、爱人、朋友一个一个离去,他所做的事情也只能让他感到重复和厌倦,他尝试自杀,却失败了。最后他绝望地说道:“我活着,但是没有生命。我永远不会死,但是没有未来。我什么人都不是。我没有历史,也没有面貌。”[10]36原来过不完的人生不是上帝的奖赏,而是无尽的惩罚。

或许有人会说:如果永生不是我所欲求的,它是某些人或组织强加给我的,那么它就使我丧失掉了死亡的自由;而如果对于当下的我来说,永生是我自愿选择的,它意味着我幸福生活的无限延续,那么它就是值得过的,且并不会损害我的自由。但这种观点是成问题的,因为因何种原因开始永生并不会对永生的可欲性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在漫长的生命中,我们会有很大的可能性转变对永生的看法,从而将它从一个自由自愿的自我事件,转变为一个强加给我的、无法被我结束的外部事件。一个拥有死亡的权利,却因为绝对欲望没有耗尽而选择不去死的人,与一个活着的、没有死亡权利的人是全然不同的,前者失去了完整生命中必备的自由——死亡的自由。“不能死亡的永生”而非“没有死亡的永生”,福斯卡而非马克若普洛斯,才是威廉斯最终暗示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

通过考察威廉斯本人和其批评者的言论,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确实很难从“无聊的必然性”角度对永生可欲性做出一个具有普适性的回答,威廉斯对于不朽的生活中无聊的必然性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性格、境遇的差异,我们可能并不会感到无聊,并因此想要一直活下去。但这些结论仅仅是表明了某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威廉斯和他的批评者们,都试图通过研究有限生命,得出有关无限生命的结论,这显然是不能成功的。绝对欲望可能会被耗尽,也可能不会,我们可能想要一直活下去,也可能不会,但永生终结了这一切可能性,扔掉了那瓶“后悔药”,推着我们在一条不知前方如何的路上一路走下去。

没有死亡的权利,和选择不去死亡是不同的,前者由于侵犯了我们生而为人的自由,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都是不可欲的。如果我们在“永生意味着寿命的无限延长,且永生者依然具有选择死的自由”的语境下谈论“永生”,那么我们实际上已经偏离了要讨论的问题。威廉斯的论证路径固然是不严谨的,但他的结论却是部分正确的——永生是不值得过的,有死的生命才是我们应该珍惜的奖赏。

五、结语

因现代科技的发展,永生的可欲性成为了有意义的哲学问题;本文主要通过考察威廉斯本人及其批评者、辩护者的言论来表明,永生的可欲性依赖诸多条件,从“无聊必然性”的角度很难提供普适性的结论。由于忽略了性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威廉斯对永生不可欲性的观点,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他与他的批评者试图通过研究有限生命,得出关于无限生命的结论的论证路径是不可能成功的。本文认为,威廉斯的论证是有缺陷的,但他的结论可以说是部分正确的——永生确实不值得过,因为它剥夺了人们选择死亡的自由。随着后人类社会的到来,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要,威廉斯的论证与讨论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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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雨晴,潘天群.永生的不可欲性——评伯纳德·威廉斯的永生观[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20,39(1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