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学地理分布研究方兴未艾。现有的研究成果包括诸多类型，有不同的对象类型（文学家、诗人、词人、曲家等），有不同的地域范围（从全国到各省、市等），有不同的时间划分（从长时段到某朝代、阶段或时间点）。总体而言，文学地理分布研究的多样形式昭示出广阔的拓展空间，也存在研究模式的同质化、研究路径的体系化程度不够高等问题。尤其是清代文学方面，相关成果以省份或较小范围的考察为主，全国的地理分布研究仍待推进。这固然受制于清代诗人基数庞大、《全清诗》未能编纂等客观原因，且在短时间内难以填补缺憾。但是，清代诗人地理分布作为中国古代诗人空间格局的最终形态，利用现有的清诗总集作初步考察，仍然是可行且必要的。本文以《晚晴簃诗汇》为对象，探讨诗人地理分布的时空维度与关系性研究，并结合定量统计、可视化的方式，使定性分析更充分、更直观。

一、《晚晴簃诗汇》诗人的籍贯著录与分布特征

《晚晴簃诗汇》是迄今选录诗人最多的清诗总集，由徐世昌向各省征访著述并集其门人幕僚之力，于1929年编纂而成。全书共二百卷，编次为先选皇帝、皇子亲王的作品；再列明末遗民诗人之诗，以从祀孔庙诸儒居首；其后依科甲次第选录各时期诗人的作品，无科甲可依者按时代先后为序；最后是闺秀、释道及所谓“属国”诗人的诗。所收诗人上起顺治，下至宣统，共计六千一百五十九家（除御制外），得诗二万七千余首。诚然，清代诗人的绝对数远迈于此。但是，就编纂目标而言，该集仿朱彝尊《明诗综》的规模与体制，凡例自称“不分同异，荟萃众长，恉尚神思，务屏伪体。自名大家外，要皆因诗存人，因人存诗，二例并用。而搜逸阐幽，尤所加意”；并力求持论公允，“吴孟举所谓‘一代之中各家俱存，一家之中各法俱在’，良同此意”1。吴孟举，即清初编纂《宋诗钞》的吴之振。诚如其言，总集基本囊括了清代有影响力的诗人，是具有高度代表性和普遍性的清代诗人样本。其次，就编纂过程而言，该总集与《列朝诗集》《明诗综》等不同，成于众手的方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选者的门户之见、特殊的地域倾向等不利因素。2因此，《晚晴簃诗汇》可谓清代诗人地理分布和历时演变的重要参照系，这也是文中以“清代诗人分布”为论的基础。

第一步是统计《晚晴簃诗汇》所录诗人的籍贯。该总集对诗人籍贯与族别等的著录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著录籍贯，如孙奇逢“容城人”，王夫之“衡阳人”；部分籍贯名称相同者加上省份或地区，如王余佑“直隶新城人”，王士禄“山东新城人”，涂斯皇“江西新城人”等。二是著录籍贯兼寓居地，如程邃“江宁籍歙县人”，张永祺“大兴籍宜兴人”，李天馥“永城籍合肥人”。四是著录所属省份或宽泛区域，如钱凝烟“江西人”，瑞元“满洲人”，湧狂“辽东人”。五是旗人不著录籍贯，如范文程“汉军旗人”，鄂貌图“满洲旗人”，梦麟“蒙古旗人”等。六是僧道类中，部分籍贯可知者著录籍贯，主要记录道士或僧人居于某地或某处，如刘敏“万寿院道士”，通容“杭州径山寺僧”，光鹫“晚主大通寺”等。七是帝王、宗室等不标注籍贯及寓居地。

根据上述的著录方式，为了统一数据口径，采用以下标准：其一，主体研究对象为卷11至卷182所录诗人，帝王宗室、闺秀、释道等另行统计；其二，诗人地理信息以籍贯为准，流寓诗人也取其籍贯；其三，以现行省级行政区域来归属诗人的占籍情况。经统计所得，这172卷共录诗人5204人，有籍贯者4935人，无籍贯者共269人。3表1显示了各省级行政区的诗人数量及排序。

从列表可知，按省级行政区域排序，诗人数量明显划分成四组梯队。第一组为浙江和江苏，两省的诗人数量占据绝对优势。江浙两地诗人辈出、文化兴盛的现象及原因探讨，历来甚夥。“江南为古扬州地，土沃人殷，财赋甲海内，英才蔚起，文章政事之盛，彬彬郁郁，复为天下先”4的评定颇具典型性，虽指江南行省，但其先谈“土沃人殷”的自然资源条件和人口基数，次谈“财赋”的经济税赋能力，再论“文章”的递进逻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作者将“文章”与“政事”并举，隐含了文化与政治相辅相成的观念。此外，两省诗人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大家、名家迭出，成为清代诗坛的重要力量。巧合的是，目前浙江省着力建设“诗路文化带”，江苏省重点打造“江南文脉”，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组地区的诗人数量在200—400之间，与第一梯队落差幅度较大：河北为京畿腹地，政治吸附力强；黄河下游的山东，水系密布的两湖地区，以及三川横贯的安徽，体现出自然和交通的区位优势；第三组的诗人数量在100—200人之间，为江西、河南、福建、广东、四川、上海、山西、贵州；第四组为100人以下的省份，不再一一列举。

下文从更具体的籍贯视角来考察，表2截取了超过30人以上的40个籍贯地，并按数量排序，制成《晚晴簃诗汇》诗人籍贯分布表（前40位）。

表1《晚晴簃诗汇》省级行政区域诗人数量表

根据全部籍贯数据，利用QGIS软件导入清时期地图5，得到诗人籍贯分布图（局部）。图中的圆点符号越大、数量越密，表示该地区人数越多、越集中。图示如下（图1、图2、图3):

图1《晚晴簃诗汇》诗人籍贯分布图

图2浙江籍诗人地理分布图

图3江苏籍诗人地理分布图

上图直观地显示出全国范围的诗人分布特征：诗人数量的重心在浙江、江苏一带，尤其是浙北、苏南的密集程度尤甚；北方主要在华北地区，以京畿为核心，齐鲁次之，多是单一的城市力量，呈现散点式的分布；南方则以城市集群为基础，构成长江中下游流域的块状分布带，同时形成区域文学次中心，如安徽的桐城、徽州，湖南的湘潭、长沙，福建的福州，广东的珠江流域等。总体上看，诗人分布的不均衡特征非常显著，地区差异巨大。

结合表2可知，在籍贯排名的前十位中，浙江独占六席；从县的行政设置来看，除嘉善、桐城以外，其余八地均属于府的附郭县，即设置有县级以上的州、府、省等政区治所的县城。就浙江的附郭县而言，钱塘、仁和属杭州府治，嘉兴、秀水属嘉兴府治，山阴属绍兴府治，另外嘉善则为嘉兴府所辖的属县。再看江苏省，吴县和长洲县是苏州府的附郭，华亭县是松江府的附郭（今上海市）。可见，附郭县在诗人数量上具有突出的集聚、辐射效应。结合浙江籍、江苏籍诗人数量分布图，可以清楚地发现省内诗人数量也是不均衡分布。浙江集中在杭嘉湖地区，主要是杭州湾沿岸，而江苏以苏南为主要区域，密集分布在太湖周围。这也进一步说明，优越的自然区位、便利的交通条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够增强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聚合功能，并转化为强有力的文化凝聚力，从而具体地表现在诗人数量上。

二、静态分布：注重过程性的区域分析

地理分布研究是以地理视角展现研究对象的分布状态，并探讨该状态与地理条件的相互关系。地理包括了自然现象和人文现象，因此地理分布研究绝不等于地域分布研究，也不能限于分布状态的描述层面，它需要勾稽各类地理要素，对分布状态进行综合考察，尤其需要注重分析区域和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传统性、时代性和过程性。分而言之，“传统性”指特定地域环境中较为稳定的地方文化传统，应将彼时的空间状态置于历史的传统脉络中。地域传统既是具有区域性的客观存在，也是地方群体的文化认同，既与外界保持一定的隔阂，又受到主流文化的冲击。“时代性”指同一条件产生的效应随时代而变，应根据各条件在不同阶段的重要程度予以区分。在农业社会中，优越的生产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地方兴起和发展的前提，人口基数的增长、地域文化传统的深厚更是诗人数量增长的必要条件。在明清时期，这些条件仍是基础甚至愈趋强化，但在具体讨论时可作为知识性背景，不必反复申说。“过程性”指研究对象自身的发展过程，以强化关系论述的指向性和针对性，避免浮泛化。论述诗人数量的多寡，就不可止于一时一地的文化兴衰，应当注重“诗人”作为个体的过程。从初端的成长环境到终端的文献记载，过程化的成因更加具体鲜活，既需要考察前置的自然、人文条件，如政治区位、环境资源、经济实力；也需要考察诗人的成长条件，如家族环境、教育水平等；也需要考察如交游、结社等具体文人活动所带来的衍生效应；还需考虑到各类诗集、地方志等文献记载诗人的保存价值。各个环节都明确地指向诗人数量这一最终表现形式，才能避免陷入偷换研究对象的误区。

此处以诗人数量之首的杭州府为例，尝试建立相应的分析路径。杭州自唐以后发展迅速，经济、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吴越国、南宋的两番定都确立了省内的政治中心地位，同时伴随着全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作为南北风会之处的杭州开启了鼎盛时期。根据过程性顺序，择取重要条件分析如下。

家庭，是诗人成长的原初环境，家教和家风至关重要。尤其是文学家族，会产生明显的诗人集聚和代际传承效应，且具有向所在地区政治中心靠拢的倾向。据曾礼军统计，清代杭州府共计128个文学世家，各县数量如下：钱塘58，仁和35，海宁30，余杭3，富阳2。6前三县的顺序与诗人数量的排序完全一致。文学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进一步巩固了当地的文学力量。仅徐雁平所列清代杭州府的家族姻亲关系就达739条，近乎是排名省内第二位嘉兴府的二倍。7文学家族的重文传统也提升了家族内女诗人的文学素养，钱塘县的闺秀诗人数量占据首位也与此息息相关，如钱塘袁氏的袁机、袁杼、袁棠、袁杰，钱塘孙氏的孙云凤、孙云鹤姐妹等。密切的姻亲网络不仅滋养地方文学社会，深化地缘、血缘的联系，更能推动区际之间的文学互动。

教育，是诗人成才的培养途径，分为官学和私学。附郭县在学府和师资方面具有资源重叠的特殊优势。明清时期，府、州、县各级皆设立地方官学。府学直属于府，是最高一级的地方学校，一般就设置在府所在的附郭县。杭州府是整个浙江行省的中心，故教育资源的集中程度更甚。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建立的临安府学，历元明清三代未易其址，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易名为“杭州路儒学”，明代洪武八年(1375年)改设杭州府学。仁和、钱塘县学，旧附于临安府学，后又分别建学8，并附设小学，形成了府、县官学教育的集聚效应。私学方面，杭州的书院至清代极盛，约有三十余所，数量十分可观，其中以敷文书院(今万松书院）、崇文书院、紫阳书院、诂经精舍四大书院最为著名。此外，鲍廷博的知不足斋、赵昱小山堂、杭世骏补史亭、丁丙八千卷楼等私人藏书楼也推动了杭州藏书文化的繁荣。杭州府兴盛的官学和私学为培育诗人提供了教育条件。

文学活动，是诗人创作和交际的方式。文学社团是文人活动的主流形式，是地方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杭州诗坛的文学社团自宋代起就繁盛不衰。康熙年间，钱塘人陈清鉴如此描绘诗坛结社的盛况：“西泠文盛日，多士充名都。十里一坛坫，列邦交蝥弧。喧张名与号，狼籍玉与珠。力办领袖者，不惟贤大夫。”9此处谈及的“西泠十子”，即结社于西湖的杭州诗人陆圻、丁澎、柴绍炳、毛先舒等十人。闺阁诗人组成的蕉园诗社亦享誉一时。乾隆年间，近百名诗人参与的南屏诗社活跃在杭州诗坛，知名诗人如厉鹗、杭世骏、丁敬、金农都参加了酬唱，延续时间长达四十余年，成为“浙派”诗风的重要旗帜。据朱曙辉梳理的雍乾时期杭州诗歌社群就达二十六家10之多，怡老诗社、瓣香诗社、投壶诗社等较为知著。道光年间的东轩吟社、红亭诗社等，光绪时的铁华吟社等依然续其风雅。文学社团既是地域文学传统的重要建设者，也是各类诗风的宣传者、实践者和记录者。而且文学社团往往会辑录并刊刻社友、社团诗集，成为留存诗人的重要材料。

诗集文献，是记录诗人的载体。除社团诗集外，地方类诗歌总集扮演着以诗存人、以人存诗的重要角色，而杭州尤其突出。以吴颢、吴振棫辑《国朝杭郡诗辑》《续辑》，丁申、丁丙编纂的《国朝杭郡三辑》系列为代表，“即使就各个时代专收府一级诗歌的地方类总集而言，清代杭州这个规模，也是全国唯一，空前并且还可能绝后的”11。这些总集不仅是建构杭州地域文学传统的力量，而且保存大量的杭州诗人信息，是诗人数据的重要来源。当然，看似简单的总集编纂这一环节，实则是编者能力、资金实力、藏书数量、印刷水平等各方面的集中体现，离不开这些要素的共同支撑。

诗人的汇聚更能促成诗学思想的碰撞和嬗变。依托上述有利条件，南北交汇的杭州府孕育出了诸多开一时风气的重要诗人。如康熙时期的毛奇龄、查慎行、吴之振等人积极介入唐宋诗风之争：“至康熙中叶，小变其格。继吴孟举、查初白出，始竞为山谷、诚斋之习。”12后又有浙派的厉鹗、杭世骏、金农，主张性灵的袁枚，首开近代风气的龚自珍等各领风骚。多元纷呈的杭州诗坛成为推动清代文学思潮发展的重要力量。

当然，前列条件仅举其要，借杭州府分析了附郭县产生集聚效应的几个方面，重在突显地域诗人数量的过程化分析模式：家族、教育属于诗人的养成体系，文学社团属于诗人的活动形式，诗集属于诗人的文献载体，构成指向明确、整体连贯的过程。注重过程性，侧重诗人数量的影响条件，而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沿着同样的方式考察浙江省的嘉兴府、江苏省的苏州府等，具有较强的比照价值，而南方城市集群之间频繁的人员互动与资源流动，也更利于形成块状分布带。

三、动态演变：强调区域性的历时分析

上文对《晚晴簃诗汇》诗人地理分布的静态特征及其分析路径予以整体把握，而历时性考察则是探讨诗人数量阶段变化的动态过程13，在时间维度中强调区域性。《晚晴簃诗汇》按时分卷的编排方式，为勾勒清代诗人数量的阶段性变化特征提供了条件。对于地理分布的分期研究，首要问题即划分时段的界限及其可行性。对于清诗史的分期，尚无一致的见解。陆草将清诗分为四期，初期从顺治帝入主北京到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之乱”（1644—1681），中期包含康熙中后期和雍正朝（1682—1735），晚期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1736—1850），末期则是从咸丰至宣统四朝（1851—1911）。14严迪昌与朱则杰的《清诗史》都未明确指出清诗分期，但书中章节划分与具体论述可见大略。严书大体分为清初顺康、中叶乾嘉和晚近诗潮三个阶段。15朱书中则有“康熙以后，经过雍正而入乾隆，清代社会从初期步进中叶，清代诗歌的发展恰恰也出现了一个过渡时期”16的说法，“过渡”的内涵显然包含了转变，界限也在雍正与乾隆的交接时期。可见，雍正朝、道光朝作为大致的清诗史分界是有基本认同的。

参照前述分期法，并保持各时期长度的大致均衡，本文将统计数据分为三阶段：顺康雍时期（1644—1735）约91年，卷11至卷70；乾嘉时期（1735—1820）约85年，卷71至卷129；道光至宣统（1821—1911）约90年，卷130至卷182。各省份三个时期的诗人数量及其排序变化如下表（表3、表4）所示：

由两表可知：其一，在有诗人著录省份的总数方面，从21省到24省到25省逐渐增长，清代中叶以后青海、重庆、辽宁、吉林、海南等省被收纳进来的诗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体现出诗人分布空间版图的扩展态势。17其二，在具体省份排序变化方面，浙江、江苏始终保持领先优势，排名明显上升的有湖南、广东、贵州等，明显下滑的则是山东、河北、河南等。其三，在同时期诗人所占比重方面，南方省份的诗人数量占比远大于北方，且差距程度不断扩大，从顺康雍时期的两倍扩大到后期的五倍有余。这也说明诗坛自唐宋以后开始的重心南移进程到清代的确立和巩固。

分析诗人数量的动态变化时，应特别重视排名出现显著波动的省份，这就需要考察这些省份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环境。湖南、广东、贵州这三省的诗人数量在前期较少，就与客观局势密不可分：湖南、四川、两广是易代之际农民军、南明军和清军之间的主要争夺战场；广东是南明邵武、永历政权的据点，后来清朝为了防范郑成功势力而接连颁布禁海令、迁界令，“自有粤东以来，生灵之祸，莫惨于此”18；粤黔湘三省又都卷入三藩之乱，可谓战火频仍、社会动荡。毋庸置疑，生存是第一位的，文化的恢复和文人的培育都需要一个长期且稳定的社会环境。逐渐恢复常态化发展后，三省诗人数量自然渐增，相应地，南方省份经过清初战火和政治压制，中后期所占全国诗人数量比重的持续攀升也就理所当然了。

表3各省份诗人数量分期表及排序变化

表4南北方省份诗人数量分期及占比表

其次，必须把握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标志性事件对地区文化的具体作用。以上升最为显著的湖南省为例，关键转折点正是湖广分闱的科举改革。湖南在元代属于湖广行省，明代属湖广布政使司，到康熙三年(1664年)方独立建省，但是乡试仍在武昌举行。当时交通不便，湖南士子参加乡试必须面临洞庭湖阻隔、风浪凶险的恶劣环境，故“独有北喜南愁之叹”，并导致了“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19的局面。康熙时期的郭远、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吕谦恒等官员屡有上疏表奏分闱之请，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才颁布谕旨：“于明春即分湖南、湖北两闱考试。”20尽管科举并非刺激诗人数量增长的直接原因，但南北分闱为湖南省扩大进士数量、输出人才奠定了制度基础，政治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势位的借力阶梯。正是在这之后，湖南诗人的数量和质量都突飞猛进。著名的“湖南四王”中，除清初王夫之外，王文清、王闿运、王先谦都活跃于清朝中后期。文学家族如湘潭张氏，也是发展至乾嘉时期达到鼎盛。王闿运赞之：“南麓儒吏，直道一黜。子孙振振，文章黼黼。虽至外卿，其宦仍拙。陶园之诗，名满京国。”21“陶园”，即张九钺，其诗学太白、以雄奇豪放为主，尤长于七言歌行，被称为“湘中诗老”。此外，其父张文炳，兄弟张九钧、张九键、张九镒等，晚辈张世法、张世渌、张世浣等人皆有诗名，家族共二十多人有著作传世。与此同时，鄢正笏、吴枟、孙起楠、周锡溥、周锡渭、邓枝麟、胡启文“湘中七子”，雨湖吟社、湖山吟社、岳麓文会等诗文社群，以郭步蕴为核心的郭氏女诗人群，都为湖南诗坛的兴盛增添了亮色。至中、晚清，更有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经世派开启了新的时代风潮。

相对地，在排名下滑较为明显的山东、河南、河北诸省中，山东最为典型。对于清初齐鲁与江南“地域诗界阵容以及力量消长”的问题，严迪昌归之于山左“诗文化”的根植积累，江南遗民诗群的相继离世、仕清诗群的委顿状态等原因，认为是“受制约于政权的更变，是时势决定并支配着的结果”15。这种看法强调了易代之时的诗歌发展规律和诗人代际更替，倘考究其他原因，则山东文人在清初的政治选择至为关键。据统计，1644年投降清廷的贰臣有四分之一来自山东，且1646年录取的进士中也有四分之一是山东人。22卢见曾如是说：“山左之诗，甲于天下。盖由我朝肇兴辽海，声教首及山东，一时文人学士，鼓吹休明，黼黻盛业，地运所钟，灵秀勃发，非偶然也。”23所谓“鼓吹休明，黼黻盛业”，即含蓄地指出了文学话语对政治权势的依附、合作并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赵执信所举“先清止公与莱阳宋观察荔裳(琬)同时，继之以新城王考功西樵(士禄)及其弟司寇，而安丘曹礼部升六(贞吉)、诸城李翰林渔村(澄中)、曲享颜吏部修来(光敏)、德州谢刑部方山(重辉)、田侍郎、冯舍人后先并起”24就多兼具进士、官员与诗人身份。新城人王士禛在风云际会中脱颖而出，成为诗坛的执牛耳者，其标举的“神韵说”淡化现实性，隐然包含着此一层的地域政治诉求。山东的文学家族也都是仕宦家族，并在此期集中式地达到高峰，如临朐冯氏、新城王氏、莱阳宋氏、安丘曹氏、福山王氏等，诗人名家辈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卢见曾编选的《国朝山左诗钞》入选诗人620余家，正是清初山左诗人鼎盛局面的见证。

政治势位与文学的联姻能够说明清初山东诗人兴盛的原因，但无法解释在中后期数量急挫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山东的进士数量也是顺治朝达到最高峰，此后出现快速下降25，与诗人数量的变化具有极高的相似性。这一现象提醒我们从外部关联角度作一探讨。有研究者统计了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64个科举世家26，按家族的兴衰周期来看，这些家族中的多数兴起于时值赋役制度改革的明代中后期，40余家衰落于清代嘉庆及以前，可见清初恰好是这些家族人才发展的鼎盛期。其次，某一地区家族的集体兴衰实际上反映了该地经济实力的兴衰。山东省作为传统农业区，劳动密集程度高且生产效率低下，乾嘉时期人多地少、土地高度集中的形势恶化，灾害频繁、人口流迁等加剧了农业生产的危机，在全国商品化的经济发展趋势中渐趋衰落，这与诗人数量下降的进程近乎是同步的。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商品化进程的加速和诗人数量的增长。

对于南北省份诗人数量差距逐渐扩大的现象，显性原因如清初南方各省的频繁战争自不待言，易被忽略的是朝廷内部南北党争等隐性原因。顺治帝在十三年（1656年）敕谕：“朝廷立贤无方，不分南北。南人中有贤有不肖，北人中亦有贤有不肖。朕近日处分各官虽多南人，皆以事情论，非以地方论。”27面对恢复科举不久出现的南北进士比例失衡问题，以冯铨为代表的北方士人为了保住在朝的垄断地位，努力推动南北分卷定额的改革。顺治十八年（1661年），南、北、中科举分卷政策正式实行，以维持官僚系统内的地域制衡。同时，相继爆发的“江南三大案”沉重地打击了江南士人的文学风气。但是随着清政权的巩固，康熙十八年（1679年）召开的博学鸿儒科，在选拔时就相当程度上照顾南方尤其是江南的文人。此后，南方社会趋稳，经济恢复，文化发展也蒸蒸日上，诗人数量便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

可见，政治势位固然是地区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但是要保持诗人数量稳定且持续的发展态势，最终依靠的还是当地孕育文学力量的基础条件———经济实力和社会环境。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历时分析中需要注意制度、非制度因素的地区差异，注重动态演变过程中的空间维度。

四、诗人和进士数量的关系性辨析

由《晚晴簃诗汇》诗人地理分布的静态与历时分析可知，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建立关系型分析模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普遍观念中，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往往即是文学中心，而诗人数量的集聚效应也相应越强。实际上，这种“自然而然”的推断省去了诸多逻辑环节，且研究指向模糊，忽略了外部条件影响特定研究对象（尤其是数量）的具体转化链条，对许多制度与非制度、显性或隐性的因素作了简单化处理，即前文所指的“浮泛化”。如以诗人与进士的地理分布为例，若对自然和人文原因一概而论，就容易忽略对象的特殊性、差异性。因此，关系性辨析就能够使我们更细致地审视各类因素（尤其是科举制度）作用于诗人数量的具体形式和效应，即关系链条的生成过程。

科举作为“抡才大典”的制度性导向，促成了国家、地方、民众在省、府、县等各层场域的协同，而进士数量就是最显著的表征。清代进士的地理分布研究兴起较早，尤其是省级分布研究较为充分。表5记录了清代各省的进士人数。

表5清代进士人数分省统计表

该表显示出各省进士与诗人的数量排名有较高的关联度，大部分省份的排名差异幅度有限。进士群体的分布重心仍然是以江苏、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地区，直隶、山东所在的华北地区次之。若参以三鼎甲的籍贯，在112科336人中，江苏有117人（占35%），浙江有76人（占23%)29，合计占比过半，江浙作为人文渊薮的地位难以撼动。但是，山西、安徽、湖南等省的排名落差非常悬殊。基于这一现象，可以进一步辨析。

首先，各省进士与诗人数量的排序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诗人、进士虽然群体分类标准不同，但两者有着相近的培养体系，许多原因可以互通。举例来说，将浙江省的进士分布示意简图30（图4）与图2对比，可见两者分布的共性，即以钱塘江为核心带，浙北强于浙南。这与北部的平原通达、南部的多山闭塞有关，也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尤其是科举家族的兴续，必须依托于雄厚的物质财富31。教育体制使得两者的关系更加紧密。清代依托科举发展出了从学塾到太学、从民间到官方的各层次教育机构，体系完备、覆盖面广，尤以书院为代表：“儒学浸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鲜也。”32清代书院虽以应付科举考试为导向，自由讲学风气渐失而官学化特征愈益凸显，但仍然起到了培育文化的积极作用。“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33大量新建的书院，辅之以家塾、舍馆、书会等，为诗歌的学习与创作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作诗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素养和能力。这种一致性，本质是两者在文化意义上的同构异态，并近似地呈现在地理分布之中。

提请注意的是进士和诗人数量排序的不同之处。从列表可见，进士数量是按次序逐级、稳步递减的，而诗人数量则是不规则的落差，有显著的梯队差异。前者源于科举的分省取士制，而后者则是原生性的现象。吴宣德曾探讨解额、分卷、地方教育建设、人口等方面与明代进士地理分布之关系，指出科举“作为平衡地域政治势力和权势集团成员利益分配的一种手段，它以形式上、有限范围的考试公平而强化了公众对精英统治之合法性的认可”34，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清代。顺治九年（1652年）依明制分南、北、中三卷定额；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确立了分省取士制：“自今以后，考取进士额数不必预定，俟天下会试之人齐集京师，著该部将各省应试到部举人实数……朕计省之大小，人之多寡，按省酌定取中额数。”35这一规定虽小有调整，但一直得以承袭使用。其后，乾隆帝对钱沣提出的凭才取人建议，有所回应曰：“但国家取士，博采旁求，于甄录文艺之中，原寓广收人才之意。且各省文风高下互有不齐，若如钱沣所奏，势必至江浙大省取中人数居其大半，而边远小省或竟至一名不中，殊非就地取才之意。”36可知该制度力求维持各地区进士数量相对平衡的政治意图。这一规定对于文化相对落后地区的士子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并使他们有更多机会由地域走向全国、参与主流诗坛；相应地，发达省份极低的及第比例激化了竞争，也减少了进士数量。“在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科举考试竞争激烈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背离仕途的正轨而进入文化领域。”37这一转向大量扩充了文学创作的布衣群体，他们沉淀、聚集在地方社会（尤其是附郭县），并成为“基层写作”38的重要力量。相对于京城诗坛、在朝诗人，布衣群体促进了以江南为代表的地域诗坛的壮大，更增强了在野诗人的文学话语权，使得清代诗歌的地域特征愈加凸显。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讲，这也意味着自唐代以来文炳下移过程的加速，并通过清代科举的分省取士制得到了制度性的固化。

图4清代浙江省进士分布示意简图

其次，部分省份的进士与诗人数量的相对排名相差悬殊，说明进士数量受科举制度的区域性调整影响较大，但诗人数量与当地文化传统的关系更紧密。前文已提及湖广分闱对湖南的影响，安徽亦类似。清代前期，安徽省的乡试名额与江苏合用，在竞争中处于明显弱势。成书于乾隆初期的《儒林外史》书写了科举中式之艰难，而作者吴敬梓正是安徽全椒人。至乾隆元年（1736年）、九年（1744年），清廷两次规定了上江（安徽）、下江（江苏）的中额，这一局面有所好转，直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安徽、江苏才分别取士。在清代中后期，安徽又成了太平天国、捻军等动乱的主战场，一时人口骤减、生灵涂炭。这些原因都直接影响了安徽省的进士总数。但是，安徽的诗人数量排名并不低，尤其是桐城和徽州两地诗人辈出。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记载明清桐城先正达九百余，复现了“吾县人才彬彬，称极盛矣”39的景象。尤其是桐城派，其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相互为用的理论风靡一时，方氏、姚氏、马氏、张氏、刘氏等家族构成支柱力量，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其弟子方东树、戴钧衡、姚莹、刘开等济济一堂，共同开创了“家家桐城”的文学盛况。徽州略有不同，明代中叶至乾隆末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贾而好儒”且自觉地回馈家乡，促进了徽州的文化发展，诞生了如浙西词派的凌廷堪、近代宋诗运动的提倡者程恩泽、《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的程晋芳等有影响的文人；而且伴随商业网络的扩张，徽州文人多寄籍他地参加科举，如桐乡的汪森、江都的汪中等。由此可见，地域文化传统和结构的延续涉及广泛的社会力量，在相互整合中凝聚了更强的文化韧性和稳定性。制度因素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地域传统，而且在文化发展程度不同的区域，科举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异，可能是促进、也可能是钳制作用，需要因地制宜、具体判别。

综上所述，诗人和进士两个群体之间的数量并非简单对应，而是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在地域空间中受到各种社会力量的影响。因此，对两者的数量进行对比辨析，能够帮助我们在更复杂的关系结构中探索文学、科举在地方场域的深层次互动，以此来完善关系视野下的地方文学动力机制。

五、余论：文学地理分布的路径与关系性研究

在地理分布研究中，数据统计、格局描述、关系辨析、意义阐释等步骤既环环紧扣、互相贯通，又层层推进、互相依托。统计步骤是研究基础，数据本身就包含着大量信息，借由多维度的量化方式能够挖掘潜在的数据话语，利用基于GIS的可视化处理方式可以更直观地呈现分布形态。描述分布格局的步骤则将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以把握显著的特征并力求归纳分布的现象和规律。40地理分布研究中的核心部分是关系辨析与意义阐释。这两步是对研究对象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性建构，也是形成地理视域下各种要素、条件之间有机联系的主要环扣，决定了地理分布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地理分布研究要走向纵深化，必须对与研究对象具有关联度的各种事物进行有体系的分析，探究各类要素在地方文学场域中的生发关系、作用机制，从而建立关系性的考察模式。逆向来看，这种关系性辨析有利于我们重新反思地理分布研究中原因论、决定论的合理性，强化分析的层次性、逻辑性。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是地理分布研究的时空双翼，在静态分析中注重过程性，在历时分析中强调区域性，两者必须统一结合。因此，建构关系性辨析路径的理论意义在于文学地理研究中各种要素因果关系的审视维度由必然性向或然性的开放，深化地域文学场域的互动与作用机制。

除了原因方面的关系性建构，还有以下两种视角。其一，与同时期其他群体的分布格局进行对比，从相互关联或差异之处挖掘有价值的信息。这类信息或能深化研究对象与地域传统之间的内在脉络，或可补充研究对象分布形成的条件，或能勾稽不同研究群体之间的潜在联系。举例来说，《中古文学地理研究》以诗、赋文体考察“魏晋分体文学地理”41，《〈全元诗〉作者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分析》一文对比《全元诗》和《全元文》作者的分布差异42等，都触及到文体在不同地域具有的不同文化意义这一话题，颇具借鉴价值。但是就清代而言，对诗、词、文等作者地理分布进行关系性的研究尚需时日。其二，综合已有成果，打通地理分布的朝代分界，将研究对象置于通代视域下予以长时段的考察。定量且可视化地呈现各时期文学地理分布格局的历史演进轨迹，揭示文学的区块、形态、中心等转移、嬗递进程，必将推动相关研究的理论整合与提升。许多朝代已有相关的文学地理分布研究成果，如刘跃进《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胡阿祥《中古文学地理研究》、王兆鹏的唐宋诗歌版图研究等，而清代正是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分布格局的最终定型。在这种视野下，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原因仍然是一以贯之的，但必须区别每个时期、每个文化区的突出特征和条件，如秦汉时期的地域文化分区、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等对文学地理分布的影响。长时段的文学地理分布研究不能局限于文学领域内，需与文化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广泛互动。通过构建文学地理数据库并结合可视化技术等，实现多学科、多维度的跨界研究，以突破现有的分析范式。在这一类型的建构中，文学地理分布不再是研究的终点，而是更大研究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该论题已超出本文范围，留待另文讨论。

注释：

1.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凡例》,闻石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本文统计的诗人与籍贯均采用此版本｡

2.陆瑶曾探讨过《晚晴簃诗汇》的编选人员与桐城派的关系,这可能会增加桐城一地的诗人数量,但对总体分布格局的影响有限｡参见陆瑶《<晚晴簃诗汇>研究》,苏州大学2013年硕士论文｡

3.无籍贯者包括宗室10人,满洲旗人160人,汉军旗人81人,蒙古旗人13人及另5人｡

4.(清)黄之雋等编纂:《乾隆江南通志·序》,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1页｡

5.本文所用地图引自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清时期》｡图1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清时期全图;图2､4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浙江地图;图3为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苏地图｡(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6､31~32､16~17页｡)

6.曾礼军:《清代两浙文学世家的时空分布与文学建设》,《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7.徐雁平编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251~308页｡

8.(宋)潜说友纂:《咸淳临安志》第6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3~2006页｡

9.(清)阮元､杨秉初辑,夏勇整理:《两浙8轩录》第3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74页｡

10.朱曙辉:《雍乾杭州诗歌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博士论文｡

11.朱则杰:《清代杭州诗人丛考》,《杭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2.王昶:《蒲褐山房诗话》,《湖海诗传》卷三十八“朱彭”条附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62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18页｡

13.曾大兴在《文学地理学概论》中的“文学家的动态分布”指“流寓､迁徙之地的分布”｡(《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07页)此处动态主要指的是诗人数量的历时性变化｡王祥《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为典型的动态分布研究｡

14.陆草:《清诗分期概说》,《中州学刊》,1986年第5期｡

15.严迪昌:《清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

16.朱则杰:《清诗史》,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6页｡

17.因旗人未纳入考察范围,其中满洲旗人原籍辽宁为主,满洲和蒙古旗人所属省份当为北方省份｡

18.(清)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页｡

19.(清)郭远:《呈请南北分闱文》,载《(同治)桂阳县志》卷十九,《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南府县志辑)》第2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09~311页｡

20.《世宗实录》卷九,《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21.陈嘉榆､王闿运修纂:《(光绪)湘潭县志》卷八,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278页｡

22.[美]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271､280页｡

23.(清)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序》,清乾隆二十三年德州卢氏雅雨堂刻本｡

24.(清)赵执信:《谈龙录》,陈迩冬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页｡

25.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6.何成:《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附录二),2002年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7.《世祖实录》卷九九,《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71页｡

28.李润强:《清代进士的时空分布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9.李世愉:《状元的选拔及其地域分布》,载《清代科举制度考辨》,沈阳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232页｡

30.数据来源于夏卫东《清代浙江进士的地域分布及其规律》,《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31.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2.赵尔巽等:《清史稿·选举一》,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119页｡

33.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页｡上文提及广东诗人在乾嘉时期数量激增的现象,而广东书院的建设峰值正好出现于乾隆时期｡

34.吴宣德:《明代进士的地理分布》,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2页｡

35.《钦定科场条例》卷二十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48辑,第4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9~1600页｡

36.《高宗实录》卷一千三百一,《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4页｡

37.[美]韩书瑞､罗友枝:《十八世纪中国社会》,陈仲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38.罗时进:《基层写作: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39.马其昶:《桐城耆旧传·序目》,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1页｡

40.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即是通过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作用总结出文学地理形态的区系轮动与互动规律｡

41.胡阿祥:《中古文学地理研究》,世界图书西安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0页｡

42.徐永明､唐云芝:《<全元诗>作者的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分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黄鹏程,徐永明.诗人地理分布的时空维度与关系性研究——以《晚晴簃诗汇》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20(05):127-138+160-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