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是文学作品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形式之一，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学批评价值，它暗含了选者或选者所处时代的文学批评观并且传递和影响着后世。我们可以从“选本”中窥探到当时社会背景的样貌，当时作品的艺术成就或对当世、前世作品的评价与接受情况，还可体现出选者的选录标准、目的、喜好和体现出的文学观以及对后世的影响。本文从《文选》为“选本”提供的示范意义出发，讨论《文选》的“选本”性质、内涵和用途以及后世人们围绕着《文选》对“选本”的正向影响和后人反向的现实思考等问题。

一、《文选》确定了历代选本的性质

何为“选”？《说文解字》曰：“一曰择也”[1]，即选择之意。所谓“选本”，是指选者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一代或数代文学作品有选择性地汇集为集。挚虞《文章流别集》被《隋书·经籍志》称为总集之首：

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是为《流别》。[2]

这也得到了《四库全书总目》的认可，卷一八六《总集类·序》：“《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哀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其书虽佚，其论尚散见《艺文类聚》中，盖分体编录者也”[3]。挚虞《文章流别集》其书虽佚，后世的文集总钞都是“继轨”挚虞《文章流别集》的，《文选》也不例外，也是经过“采擿孔翠，芟剪繁芜”，即经过“选”的过程，成为“选本”和现存编选最早的文学总集的，即“总集之存于今者，以《文选》为最古。鸿篇巨制，垂范千秋”[4]。

《文选》能“垂范千秋”，有其内在原因，首当因“用彰公道”。《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六《集部三十九》云：

然文章论定，自有公评，要当待之天下后世。何必露才扬己，先自表章。……考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逊犹在，不录其诗。盖欲杜绝世情，用彰公道。今芮挺章与楼颖一则以见存之人采录其诗，一则以选己之诗为之作序，后来互相标榜之风，已萌于此。[3]1688

四库馆臣于此，一是批评了芮挺章编《国秀集》“以己作入选”“露才扬己，先自表章”，因为文章的论定，后世自有“公评”；二是批评因楼颖为之作序就选录其文章，“互相标榜”的不良之风开始盛行。而以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逊犹在，不录其诗为例，对“选本学”提出了“杜绝世情，用彰公道”的要求，也侧面赞赏了《文选》的选录原则。因为萧统是主动追求文学“文质彬彬”的文学风格，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5]。应该说，具有如此文风的人是较为能够容许各种文风的，其所编纂的总集也能够容纳各种文风的作品[6]。也正是因为《文选》所录作品能够容纳各种文风，“用彰公道”，是魏晋南北朝公认的历代名作，是时代的公论，得到了天下后世自有的“公评”。因而，才能为后世学习、编纂选本提供可供学习的垂范意义。

否则，不是所有选本都能得到这样的认可。如果选本不“用彰公道”，人们也不会盲目随从，如《旧唐书·裴潾传》载：

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上之。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时论咸薄之。[7]

可见，后世选者的品质和所选作品的品质也自有公论和客观论断。裴潾拟昭明太子《文选》的《通选》未达到“用彰公道”，虽然“集历代文章”，但因其选文看中作者是否与其交好，“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且“所取偏僻”，故而其选也未能得到后世的认可，以致于“时论咸薄之”“不为时论所称”。于此，叶燮《选家说》：

古文辞赋之有选也，自梁昭明始。……昭明不求诸人而求诸文，……文选一律也，人选则不一律也。或以趋附，或以希求，或以应酬交际，其选以人衡，何暇以文衡乎？不以文衡，于是文章多弃人，天下多弃文矣。……吾愿，自不能效法圣人，其亦不失梁昭明之意，斯亦可矣。[8]

叶燮一则肯定了“选自昭明始”；二则赞赏萧统编纂《文选》“不求诸人而求诸文”的标准，即“文选”，不因为趋附、希求或以应酬交际而“人选”；最后对后世的“选古之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和“选本”应该学习的参照，即使“不能效法圣人”，也要达到“不失梁昭明之意”，即以萧统编选《文选》为最基本的参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文选》为后世选家、选本彰显的最可供学习的示范意义。

《文选》不仅能起到“垂范千秋”的作用，而且因“菁华毕出”而成为“文章之衡鉴”。关于总集的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总集类·序》云：

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3]1685

由此可知，这是对总集编纂提出的两条基本要求，就《文选》而言，第一层意义来说，《文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得上是一部辑佚学的著作；第二层意义来说，《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集。《文选》是以“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为出发点，辑集零章散篇，尽量求全求备；以“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为落脚点，编成总集。

若归结于选本的性质来说，《隋书·经籍志》说挚虞编纂总集是因为“苦览者之劳倦”[2]1089，《文选序》言明要“略其芜秽，集其清英”[9]，《四库全书总目》说要成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3]1685。可以这样说，《文选》作为总集，萧统编选的目的有二：一是“网罗放佚”，为了尽量追求全面，使录入的作品成为“著作之渊薮”；二是“删汰繁芜”，为追求精简菁华，使编选的作品成为“文章之衡鉴”。“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既是编纂的过程，也是其最终成果形式[6]106。当然，《文选》最后的落脚点显然是属于“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一类，这也符合《文选》作为选本的编纂目的和内在要求，即作为选本的《文选》不仅是“著作之渊薮”，更在于达到“文章之衡鉴”。选本不仅要满足于文献学上的辑佚，即总揽文章，让“览者”欣赏；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学批评，有评论文章的意味，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总之，《文选》确定了选本的性质，以后的选本均须如此，仅体现文献学意义上的辑佚功能还不够，因为选本并非全集，还要有文学批评意义，即要达到文献学意义和批评学意义的统一。

《文选》出现后，出现了《文选》“李善注”，“自从有了此书，《文选》学就应该是《文选李善注》之学。《文选李善注》之学包括《文选李注》的文献学，《文选李注》的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文选李注》的文论学”[10]。俞绍初、许逸民二先生的《文选学研究集成》序论及“新选学”认为，“新选学”之范畴约略包括注释、校勘学、评论学、索引、版本、文献、编纂、文艺等8个方面的“学”[11]，后则又有“文选文体学”“文选类型学”等。其中，《文选》作为选本的文学批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文选》作品的注释、解读，对选文标准的探讨，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对作家身份的认可，对文学思潮的引领和反思等方面，通过这些具体的文学批评功能，使选本成为构建文学批评体系的方式，此为《文选》选本的最重要内涵和题中应有之义。正因为如此，《文选》才能从“内质上”具有经典垂范的作用，作为选本，在所选作品和“选”的方法上被后世不断主动学习、模仿。

二、《文选》奠定选本作为文章写作样本的用途

《文选》奠定了选本作为文章写作学习文本的用途，顾大韶《海虞文苑序》云：“昔者昭明之为《文选》也，论世穷乎八代，取材极于九垓，囊括今古，包裹鸿细，然后鉴之以神识，裁之以体格，辨之以源流，审之以声韵，才累理者必去，疵间醇者必削，其用物也弘矣，其持法也严矣，故能继六经而垂世，并二曜以经天也”[12]。据《旧唐书·本纪第十七下·文宗下》载：“壬辰，集贤学士裴潾撰《通选》三十卷，以拟昭明太子《文选》，潾所取偏僻，不为时论所称。”[7]553讲的是出现了集贤学士裴潾拟昭明太子《文选》撰《通选》的情况。又，张九龄《故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赠太子少保东海徐文公神道碑》载：

（徐坚）盖尝注《史记》，修《晋书》，续《文选》《大隐传》，及有文集三十卷。[13]

说的是徐坚除了注《史记》、修《晋书》，还有续《文选》之事。唐代还有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等模拟《文选》或续《文选》之作。

宋初文人对《文选》的摹拟现象从杨亿《二京赋》可见一斑，据袁褧《枫窗小牍》载：

杨亿作《二京赋》既成，好事者多为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余谓此齐东之言也，杨公长者，肯相较若尔耶？[14]

可见，宋初模拟《文选》作品的盛况。又，《集选目录》《直斋书录解题》曰：“案：《文献通考》‘集选’作‘文选’。丞相元献公晏殊集。《中兴馆阁书目》以为不知名者，误也。大略欲续《文选》，故亦及于庾信、何逊、阴铿诸人”[15]。《文献通考》甚至把《集选目录》称作《文选目录》，陈振孙也说大概因为想要续《文选》的缘故，所以才选庾信、何逊、阴铿诸人作品。另外，朱熹在《跋病翁先生诗》说：“此病翁先生少时所作《闻筝》诗也。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辈流少能及之”[16]。朱熹认为病翁写诗学习了《文选·乐府》，高度肯定了《文选》之于学习写作文章的典范作用。此外，还有元代陈仁子《文选补遗》，明代刘节《广文选》，《清史列传》也载有薛寿“著有《续文选古字通》二十卷”[17]等模拟《文选》、续《文选》、补《文选》之作。

后人为什么要拟《文选》、续《文选》、改编《文选》呢？明胡应麟《诗薮》曰：“萧统之选，鉴别昭融。”[18]《文选》作为诗文写作的标准范本，后人通过模仿方能求得神似，而拟作、续作和改编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学习写作、属文的方法。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选》作为文章写作学习文本来用，可以说《文选》的用途已经由鉴赏而入模拟了。文人通过拟写、续写或补写的手法学习写作、属文由来已久且渊源有自。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创造主义与仿古主义》中说，“六经底文章，一部分一部分地来看，乙模仿甲的，也是有的。就《诗经》来看，例如《鲁颂》的《閟宫》有模仿《商颂》《殷武》的形迹，这早已为学者承认，所以，仿古主义与创造主义相并着，是早早有了的。”[19]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第四》载：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20]

刘孝标注云：“湛《集》载其《叙》曰：‘《周诗》者，《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其义而亡其辞。湛续其亡，故云《周诗》也。’”[20]279可见，夏侯湛作的诗也是《周诗》的“补”，而《世说新语》说是“作《周诗》”，潘岳“遂作家风诗”，则“补”或“拟”在当时和“作”的界限区分不明。正可通过“补”“拟”“续”来学习写作。《扬雄传》载：“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21]可知，扬雄经常模拟司马相如作赋，他又模拟《离骚》作《广骚》，模拟《惜诵》以下至《怀沙》作《畔牢愁》。其中，“拟之以为式”就是古代文人学习写作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后人也有沿袭。如《七谟序》载：

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琦、李龙、桓鳞、崔骃、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22]

枚乘作《七发》，“属文之士”傅毅、刘广世、崔琦、李龙、桓鳞、崔骃、刘梁、桓彬分别“承其流而作”《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等文章，以至有了“七”这种文体。

对此，刘勰《文心雕龙·杂文第十四》也说：“及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自《七发》以下，作者继踵。傅毅《七激》，会清要之工；崔骃《七依》，入博雅之巧；张衡《七辨》，结采绵靡；崔瑗《七厉》，植义纯正；陈思《七启》，取美于宏壮，仲宣《七释》，致辨于事理。自桓麟《七说》以下，左思《七讽》以上，枝附影从，十有余家”[23]。由此可见，“枝附影从”极言当时模仿学习的风气之盛；“十有余家”则指其后的模拟者之多。

又，陶渊明《闲情赋》序曰：“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闾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24]何（孟春）注云：“赋情始楚宋玉，汉司马相如、平子、伯喈继之为定静之辞。而魏则陈琳、阮瑀作《止欲赋》，王粲作《闲邪赋》，应玚作《正情赋》，曹植作《静思赋》，晋张华作《永怀赋》，此靖节所谓‘奕世继作，并因触类，广其辞义’者也。”[24]153由是可知，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是为“定静之辞”，后来的“属文之士”就把这两篇当做学习写作的范本，“奕世继作”已经成为了时代之风气。

于此，梁昭明太子《陶渊明集序》曰：“白壁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5]200以上可知，萧统不录《闲情》赋也是当时的时代风气所致。“时代的审美趣尚规约着选家个体的审美趣味，引领具体文本的选取与评鉴，使选本表露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映现出选本所处时代的审美趣尚。”[25]萧统只是认为《闲情》赋不适合当作学习写作的范本，也就是说不是“定静之辞”，因而就没有录入《文选》，也“体现齐梁时人共同之审美要求与昭明本人审美意向之切合”[26]。这在陶渊明本人那里也可以得到验证：“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24]153陶渊明作《闲情》赋也是遵循时代风尚，为练习属文而写作的拟作。

李白也拟《文选》，就是为了学习写作文章。《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有载：

（李）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27]

词选即《文选》。关于李白三拟《文选》，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李、杜无所不学，而《文选》又唐人之所重，自宜尽心而学之，所谓‘转益多师是吾师’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终，则非《选》诗所得而囿。故谓太白学古兼学《文选》可，谓其复古为复《文选》体则不可。”[28]虽然潘德舆不同意李白复古是为了复《文选》之体，但他肯定了李白“学《文选》”的不争事实。朱熹也评价李白、杜甫的诗写得好是因为学习了《文选》“诗”才好：“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16]4321-4323

所以，宋代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说：“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湮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书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29]。即是说，昭明《文选》能大行于世，得益于士子能学而致用，即通过拟写、续写、改编《文选》学习写作、属文。从学习写作、属文的更深层次的动因来说，拟《文选》、续《文选》、补《文选》、改编《文选》的大量出现，也奠定了其作为选本的另一种用途，说明后人把《文选》作为文章写作学习文本来用，《文选》作为选本的功用已经由鉴赏而入模拟了。当然后人也是为了继承和发扬《文选》的选本示范意义，从选本作品的选录上、从选本的编纂体例方法上或者是选本的编纂思想上。

三、《文选》为后代选本提供编纂方法

无论从编纂体例、分类，还是编纂思想上，《文选》都为后世的选本提供了选本编纂方法的垂范意义。首先就编纂体例和分类上来说，萧统《文选序》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9]2。这里，萧统提出了《文选》作为选本的编纂方法，即“次文”，一是以文体分，二是文体之下以类型分，三是类分之中，再各以时代相次。《文选》所录700多篇作品按照赋、诗、文三大文体分，每一种文体再按类分，赋分为15类，诗分为23类，文分为35类。《文选》次文类“各以时代相次”可以分为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与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两个层次[30]，但作品最终还要体现在作家层面上来。其次就编纂思想来说，《文选》是“略其芜秽，集其清英”[9]2的选本，即把历代有所定论的优秀作品集合而成总集[6]52。但不能这样简单地理解萧统编纂《文选》的宗旨。“《文选》选文的立足点在‘入耳之娱’与‘悦目之玩’，故一切不以‘能文为本’者，不得入其域中。”[31]体现了《文选》选文的价值准绳。

“《文选》是一部成功的总集，它不仅取代了《文章流别集》居总集之首的地位，也淘汰了萧衍、萧秀和萧统自己早年所编的那些类书、总集，而且还为此后的总集编纂、文论写作导乎先路。它在一千多年前出现的最早总集中岿然独存，冠冕众制，是历史对它所作出的公允评价。”[10]40明陈衎《选编序》称“自昭明《文选》行，文始有选。”[32]后世的选本编次体例多有效仿《文选》者，如《文苑英华》：“此书所录，则起于梁末，盖即以上续《文选》，其分类编辑，体例亦略相同，而门目更为烦碎，则后来文体日增，非旧目所能括也”[3]1691。宋人的其他几部文章总集如《唐文粹》《宋文鉴》等大致都采用了《文选》的编排体例。《成都文类》：“凡一千篇有奇，分为十有一门，各以文体相从，故曰《文类》。每类之中，又各有子目，颇伤繁碎。然《昭明文选》已创是例，宋人编杜甫、苏轼诗，亦往往如斯，当时风尚使然，不足怪也。”[3]1699《选诗》：“（从）《文选》中录出别行，以人之时代为次”[15]451；又，元代刘履编《风雅翼》，《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八十八《集部四十一》云：

是编首为《选诗补注》八卷，……次为《选诗补遗》二卷，取古歌谣词之散见于传记、诸子，及乐府诗集者，选录四十二首，以补《文选》之阙。次为《选诗续编》四卷，取唐、宋以来诸家诗词之近古者一百五十九首，以为“文选嗣音”。[3]1711

不论是补《文选》之阙的《选诗补遗》，即按《文选》选文标准再选，还是选唐宋诸家诗词的《选诗续编》，都是依《文选》标准体例而行。明顾大韶《海虞文苑序》云：

昔者昭明之为《文选》也，论世穷乎八代，取材极于九垓，囊括今古，包裹鸿细，……才累理者必去，疵间醇者必削，其用物也弘矣，其持法也严矣，故能继六经而垂世，并二曜以经天也。今子之为是集也，封域不出百里之内，人物不踰书世之近。其用物太窘，则不能无姑息；其持法太宽，则不能无假借。[12]544

顾大韶认为昭明之为《文选》，不仅做到了取材“极于九垓，囊括今古，包裹鸿细”的“用物弘”，而且达到了剪裁上“才累理者必去，疵间醇者必削”的“持法严”，才能让《文选》“继六经而垂世，并二曜以经天”。他据此批评时人选集“用物太窘”“持法太宽”，实则是体现了时人对选集提出以《文选》为标准的呼声。

明人王文禄对此则更为明确、更为集中，甚至是怀着更大的文学“野心”，提出为文、选本选文都要宗法《文选》的，并多有论述。其《文脉》曰：“《文选》，文统也，恢张经、子、史也。选文不法《文选》，岂文乎？”[33]王文禄认为《文选》是文章的正统，选本选文不效法《文选》，就不能称为文了。他又说：“罗圭峰、李空同、康封山、崔后渠法两汉、先秦云，自是知宗《昭明文选》也。……夫文也者，文也；华也者，霞天花苑，锦章也。”[33]1703虽然某种程度上，他是在为复古明代的文风而推崇《文选》，但他认为文应是“锦章”，要有文采，这与萧统选文保持了一致。他对不宗法《文选》的选本，《皇朝文衡》的选文之法提出了批评意见：“弃华而取质，岂选文之法乎？”更是从选本史学意义上肯定了《文选》对后世选本的垂范作用，建议师法《文选》作历代之“文选”总集：“夫《文选》尚矣，莫及焉。……一仿《文选》之例增选之，自六经后，始曰《战国先秦文选》，曰《三国文选》，曰《六朝文选》，曰《唐文选》，五代附之，曰《宋文选》，曰《元文选》，辽金附之，我朝曰《皇明文选》。……如选矣，一代成历代之美，文运之光乎？”[33]1692-1693可见，王文禄是心怀“一代成历代之美”以期达到“文运之光”的伟大理想甚或是文学“野心”的。当然，其前提是严格师法昭明太子《文选》的标准来增选《战国先秦文选》《三国文选》《六朝文选》《唐文选》《宋文选》《元文选》《皇明文选》。

另外，还有不少后世选本都在不同程度上承《文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而作。如高仲武《大唐中兴间气集序》云：“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榷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正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繇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34]他对前人选本有所褒贬，认为昭明《文选》“《正声》最备”，同时又对僧慧静所编《续古今诗苑英华》、李康成编《玉台后集》、崔融编《珠英集》、殷璠编选《丹阳集》等选本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和期待。

又如，芮挺章编选《国秀集》，楼颖序称：“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35]。可知，“谴谪芜秽，登纳菁英”是承《文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而来，又加入了“可被管弦”的新标准，即可以合乐歌唱。

又如，姚合选《极玄集》，自序仅存四句云：“此皆诗家射雕手也。合于众集中更选其极玄者，庶免后来之非”[35]318。意思是说，所选21个诗人都是“诗家射雕手”，即高手，“更选其极玄者”，即是极妙极好之意。可见，姚合选诗注重“选精”——集其清英，正如蒋易《极玄集序》所说：“唐诗数千百家，浩如渊海。姚合以唐人选唐诗，其识鉴精矣。然所选者仅若此，何也？盖当是时以诗鸣者，人有其集，制作虽多，鲜克全美。譬之握珠怀璧，岂得悉无暇类者哉？武功去取之法严，故其选精。选之精，故所选仅若此”[35]318。

综上，《文选》的编纂方法被后世选本或多或少继承和发扬，对选本的发展起到积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着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走向，使《文选》作为选本在史学意义上影响深远。

四、《文选》提供对选本走向的思考

后世不乏从对《文选》的贬抑与质疑出发，引发思考——即选本该走向何方？

一是质疑萧统的认知水平拙劣、理论素养不高、编次无法、去取欠精。如苏轼《答刘沔都曹书》：“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36]《题文选》又说：“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36]2092-2093苏轼对于萧统“拙于文而陋于识者”和《文选》选文去取的评价，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总体而言未免过于激烈而有失偏颇。

明人彭时《文章辨体序》：“今传于世，若梁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固已号为掇其英、拔其粹矣。然《文粹》《文鉴》，止录一代之作；《文选》虽兼备历代，而去取欠精，识者犹有憾焉。”[37]彭时此言《文选》去取欠精，留有遗憾，也委婉批评《文粹》《文鉴》止录一代之作。明人陈山毓《总集序》：“总集者，辑文人学士人所论著，撰而录之者也。萧氏《文选》重，而诸家之撰录殆废。然昭明识最下，独贵绮丽，尚堆叠，词赋如灵均诸什，疏议如谊、舒、错、向，概多弃置，幸他书且存，故俾后世犹获睹其梗概耳。……故予尝以为《文选》一书，是古文词一巨蠧也，亦一厄运也。”[38]以“昭明识最下”，甚至认为《文选》是古文词的巨蠧和厄运。清人毛先舒《诗辩坻》云：“《文选》诗、赋须分代读之。其分类者，昭明之陋耳，遂使风格升降混淆，诖初学不少。”[28]71认为《文选》分类因萧统之陋而使“风格升降混淆”，贻误后学。

其实萧统是具备编撰《文选》的文学才华、理论水平、校勘古书的经历与经验和“泛览词林”的基础的[6]5-8。不管出于何种文学等目的，如果把后世的批评从选本的角度来看，实则以选者编纂更好的选本为鹄的，对编选者本人提出了更高的诗文素质、理论水平、编次体例等的要求。

二是略嫌《文选》编选还不够精简，还可有很多删减之处。如明人车大任《又答友人书》云：“仆自幼阅《文选》一书，……然其篇帙浩烦，典故错出，今人既不能作，亦不能读，非不能读也，不能作，虽读如未读也。……今人读未终篇，而倦焉思卧者，比比是已……”[39]认为《文选》“篇帙浩烦”，今人“既不能作，亦不能读”，以至于出现了还没读完一篇就疲倦想睡觉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实则是后人对选本提出要更精当的要求。

三是对《文选》不录“经、史、子、语”的反思，提出质疑。关于《文选》选录作品，萧统《文选序》云：

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9]2

众所周知，萧统于此指出了《文选》的选文总体标准和大致范围。周公、孔子所编之“经”地位崇高，不能“加之剪截”；老庄等诸子之作，“立意为宗”，不“能文”，亦略而不录；贤人、忠臣、谋夫、辨士之作，虽“美辞”，但“繁博”，亦不录；“史”除赞、论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皆不录。总的来说，萧统《文选》范围是基本不选经、史、子和语，选文总体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此言总体标准而非统一或唯一标准。于此，章太炎说：“昭明太子序《文选》也，其于史籍，则云‘不同篇翰’；其于诸子，则云‘不以能文为贵’。此为裒次总集，自成一家，体例适然，非不易之定论也。……且‘沉思’孰若庄周、荀卿，‘翰藻’孰若吕氏、淮南？总集不摭九流之篇，格于科律，因不应为之辞”[40]。其言甚是。

后人对《文选》不录“经、史、子、语”提出反思，认为随着文学的发展进步，这种选本观念已经不合时宜了。明人董其昌《餐霞十草引》：“自汉至唐，脉络不断；丛其胜会，《选》学具存。昌黎以经为文，眉山以子为文，近时哲匠王允宁、元美而下，以史为文。于是诗赋之外，《选》学几废。”[41]言后世已经发展为“以经为文”“以子为文”“以史为文”了，《文选》学已经被时代所抛弃。清人潘耒《明文英华序》：“文之有选，自梁昭明始，综揽八代千余年，成书止三十卷，诗赋复居其半，为文仅二百余篇，可谓隘矣。又所取多骈辞俪句，偏于一体，非文章之极则。”[42]是说《文选》所取“偏于一体”，非“文章极则”，过于狭隘了。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人对《文选》的选本典范意义提出了质疑，对“选本该走向何方”提出了新的思考。

另外，还有后人认为萧统《文选》选文的去取过于苛刻了，导致有些“自有定价”的文章被舍弃了，但也不能因为《文选》未选录而掩盖其美或就此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如宋人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云：“王右军《兰亭序》不入《文选》，王勃《滕王阁记》不入《文粹》，世多疑之。……然则二文之不入《选》《粹》，毋亦萧统、姚铉偶意见不合，故去取之过苛欤！虽然，二子之文不入《选》《粹》而传至于今，脍炙人口，良金美玉，自有定价，所谓瑕不掩瑜，未足韬其美也。”[43]

以上，可以说是从对《文选》的贬抑与质疑出发，对选本提出了正向和反向思考——选本该走向何方？即：对编选者本人提出了更高的诗文素质、理论水平和编次体例等的要求；要求选本要更精当；对文学选本提出了新的反思——要求选本要录经、史、子、语。明人李长祥《与董文友龚介眉书》：“古来之文选、诗选代有其人，皆代兴代没，今传之者惟昭明《文选》，又读之者半，诋之者半。其诋之也，终读之；其读之也，终诋之。”[44]是说对《文选》“读之”与“诋之”参半，即两种情况都有。当然，不管如何，后人是以提出反思来促进选本的深度发展和宽度拓展的。

五、余论——《文选》的选本学意义

《文选》作为选本，其性质和内涵，开启了选本的各个方面，是后世研究选本的标志，成为研究选本不可逾越的开端，后人对选本又有所发展。则选本和对选本的研究，可统称为“选本学”。《文选》的选本学意义不言自明，它奠定了上文所述四个方面，又奠定了“选本学”的学问，即《文选》选本学——围绕选本理论来讨论和实践之学。

《文选》所录作品“用彰公道”，是魏晋南北朝公认的历代名作，是时代的公论，因而，才能为后世选本提供了垂范作用。而萧统编选《文选》，本身又是有发展眼光的，即所谓“增冰为积水所成”[9]1，又“总集之存于今者，以《文选》为最古。鸿篇巨制，垂范千秋”[4]1，自然会被后世选家所效仿，但必是受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即“昭明太子生于其世，沿时代之风尚，踵昔贤之成规，乃集《文选》，以行于代”[4]5。自然也难以逃脱时代的圈囿，也使后人对选本发展有了新的思考，即反思选本如何走出一条有异于《文选》规范下的新的发展之路。

阮元《与友人论文书》：“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45]提出了《文选》选文的标准之问题。其《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又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为文，始以入选也。……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着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其不合之处，盖分于奇偶之间。经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选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45]608后世必会走出一条“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之路，即与《文选》相异的路，这也是选本的必由之路。

于此，骆鸿凯也说：“而总其大旨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此昭明自明入选之准的，亦即其自定文辞之封域也。”[4]11总集的编纂既可以达到“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效果，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文体观念[46]。但“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这也给“经、史、子、语不入《文选》”提出反思，也为后世跳出《文选》“经、史、子、语不入《文选》”的选本框架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即以后的选本要录经、史、子、语。这种反思具有文学批评的意义，而“文学批评的开展有利于文学接受观念的树立，文学接受观念的树立促进文学交流”[47]。这也是《文选》给选本立下规矩之后，后世思考选本新的发展方向和《文选》选本学的时代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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