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艺政策是党和国家对文艺工作的一种规定和制约,是有效推动文艺事业发展进而影响社会变迁的一种杠杆。从现代国家治理方面来看,随着文化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提出,文艺政策研究也相应提了出来。从学术史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回归和新发展,文艺制度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热点,作为文艺制度核心要素的文艺政策也相应受到关注,这其中既有文艺政策论纲或概论,也有对文艺评奖、作家创作等具体政策的研究。王杰、石然的学术新著《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以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为专门研究对象,对其70年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为准确把握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脉络和经验提供了学术启示。

70年来,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政策文本和导向,如何梳理其历史发展脉络,既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是深化研究的前提基础。《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以历史研究的方法,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70年发展史进行了还原。确定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的起点是历史梳理的首要问题。一般学者与社会发展史相对应,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当代”的起点。就中国当代文艺史而言,在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时,学者们也以此社会政治变革点作为界碑,如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如此。但也有学者如朱寨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中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的起点定在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1世纪之交,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也认为“第一次文代会开始了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2本书作者认同这一判断,同样将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的起点确立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召开。这种学术处理,当然包含了对朱寨、洪子诚的致敬,同时也有自己的学术理据和思考。一方面这固然在于从特定的文学制度视角来看,论著研究的中国当代文艺政策是文学制度的核心要素,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是以会议形式进行的政策实践,首次吹响了当代文学一体化规范建立的集结号。另一方面也与作者对当代历史的观念理解相关,作者认为“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是两个不同的理论概念,“前者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物理时间中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历史过程,后者则是从理论的层面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理论内涵,探讨其具体语境与学理方面的依据”。3这种不以新中国的建立时间点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起点的做法,是从文艺政策自身历史发展实际出发的,从当代文艺学术史来看,打破了那种将文学变革与社会政治变革简单对应的做法,避免将复杂的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史简化为社会政治发展史,在学术史链条上再次肯定了当代中国文艺历史转折标志点具有另一种可能。

图1《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王杰、石然著

确立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历史起点后,在具体论析研究对象时,该论著并不拘泥局限于起点时间,而是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的考察起点前置到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者区分了“当代史”与“当代性”,认为“当代史”是物理时间的自然存在与描述,因而是唯一的;而“当代性”则是价值时间的判断与呈现,可以进行多种意义上的理解。如同学者们对“现代性”存在多种理解一样,作者也区别了三种“当代性”,其一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对当代文艺的理解和理论的要求;其二是一般当代中国史和当代文学史对“当代性”的理解;其三是当代的“感觉结构”。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作者从第一种“当代性”出发,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当代中国文艺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文艺政策的理论依据。它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第一个重要的文献,因而将考察起点定位于此,并且在后面的相关问题论述时不断回溯至此。这种阐释起点的选择虽然与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历史起点不一致,但兼顾了“当代”一词的物理时间和价值时间,也尊重并切合了文艺政策发生发展的实际状况,具有学理性。事实上,无论历史起点的寻找还是阐释点的前置,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的发生学研究,都是从文艺政策之维对当代文艺史知识及其学术知识的创造性把握与建构,通过个体的创造性把握,才能发现新的可能性,实现对学术研究的推进。

任何对长时段事物发展史的研究,都少不了历史分期的问题。从文学史的学术史来看,文学史分期问题既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关节点,也是难点。20世纪末,现代文学界因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一说所带来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与分期的多种理解和讨论就是一例。而最早在1985年,唐弢先生关于“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说法,也可见出当代文艺史研究的困难。4因此,在梳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时,采用何种视角和标准对长时段历史进行合理分期考察是研究中较难处理的问题。这一困难,一方面固然在于作为当代文艺政策历史发展总体性背景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变迁,转折点的寻找需要在历史长河中捞起一个个历史界碑并确定最具标志性的那一块;另一方面还在于文艺变革不像社会政治变革那样立竿见影,文艺政策史相对于政治史或社会运动史,有其自身的滞后性与内在逻辑。当然,也关乎研究者的文学史观念。由此,作者提出“史论结合”的分期原则,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标志对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进行分期,并承认这种分期只是从特定理论视野对问题的理解,具有相对性,彰显了作者在研究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分期时的理性意识与界碑意识。

在确立历史分期的基础上,如何对各时期的文艺政策发展史作清晰的梳理,对重要政策进行分析把握是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研究的重点。在这一重点的把握中,该论著以史为线、以各阶段的多种专题政策为面、以重要的政策文本为点,通过点线面相结合的描述和“史论结合”的分析,做到了脉络清楚、重点突出、纲举目张。

总结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特点,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研究超越具体历史现象与过程上升到理论把握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一环。已往相关研究对此有所涉及,有学者将党的文艺政策特点表述为“鲜明的阶级性、严肃的法规性和科学的审美性”,5但这是一种偏重于概论的归纳论断,论者对其历史理据显现不够。《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以政策史为依据,视其发展为一个有自身特点的运动过程,从多个典型现象的贯通中来把握之。

第一,揭示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动态性。

从历史轨迹来看,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种动态性既表现为线性历史过程,如政策文本的更替、文艺组织的完善、文艺领导制度的健全和政策运行机制的变革等,更典型体现在特定时期文艺政策的调整。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过去对文艺政策的调整研究相对被忽略,意识到这一点,作者对当代文艺政策的调整进行了较多论析。在显现当代文艺政策调整史线索之时,对其重要内容进行了重点分析。众所周知,1960年代初,在历史的夹缝中,中国曾实施过短暂而又难得的文艺政策调整政策,学者陈顺馨在《1962:夹缝中的生存》中曾以年度史考察的方式对此期的文学创作与理论变化有过专门研究。作者相对忽略创作,重在论析文艺政策文本,对周恩来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和《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中有关文艺路线、文艺生产制度、文艺标准、领导制度等的调整政策进行具体分析,显示出它是如何变化的。

该论著对“文革”时期“九一三”事变后文艺革命政策的调整、1977—1989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新时代文艺政策的再转向等有较多阐述,显示出当代文艺政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动态调整史。作者还结合历史发展的总体背景,从现代文化治理的角度,肯定了当代文艺政策调整的必然,认为“通过文化治理的系统发育和不断调整,确立动态的,不断调整的文艺政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6,也能结合特定历史语境来肯定特定时期文艺政策调整的意义,如认为1980年代“在国家和政府层面对文艺政策作了重大的调整……这个时期文艺的政策对文艺的发展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起了积极的作用”7,从现象分析出发比较全面地把握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动态性。

第二,揭示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复杂性。

当代文艺政策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其自身是一个由多种文本组成的系统。不过,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复杂性并非表现在它是一个多类文本形态的构成。这种复杂性首先表现为一定时期文艺政策自身的内在矛盾,比如论著提炼了“十七年”文艺政策话语有四大内在矛盾,即马克思式话语与席勒式话语的部分冲突、工具性话语与人民性话语的紧张共存、战斗性话语与生活性话语的对立共存、政治上层建筑话语与意识形态本性话语差异共存。应当说,不管是从历史来看,还是从理论分析来看,这一归纳都具有合理性。可贵的是,作者并未视四种矛盾的存在为一种当然的统一,而是进一步揭示了四种矛盾存在表现的差异,“马克思式话语与席勒式话语只是部分冲突,不是全部冲突;工具性话语和人民性话语只是有可能紧张共存,不是不能共存;那么战争性话语与生活性话语却是几乎对立的”。8即使在对某一矛盾的具体分析中,也尽量实现深度把握,以对“政治上层建筑话语与意识形态本性话语差异共存”的分析为例,“为政治服务”是“十七年”文艺政策一以贯之的话语,但也有不同的理解和实践。以群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和蔡仪的《文学概论》在理论上都肯定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但除了这两本国家意志统编的教材之外,在领导人讲话和工作文件等政策实践中只是反复直接表达为“为政治服务”。这说明在当时的历史时期这两种差异性话语是容易混淆的,导致了政策的复杂,也表明了中国审美现代性建构的复杂。

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复杂性还表现在不同时期对待某些文艺现象的治理呈现松紧不一的状况,如对待现代派文艺,“十七年”时期从意识形态斗争观念出发,认定它属于资产阶级文艺现象,这一性质定位经由“文革”时期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之初,现代派文艺不管是在文学史中还是在现实中都成为一种被压抑的存在。随着改革开放和文艺政策调整,1980年代中期以后现代派文艺作为一种审美现代性又被肯定,如朦胧诗、现代派小说和探索戏剧。目前,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精神再弘扬的语境下,对现代派文艺又相对收紧,现代派先锋文艺的当代命运显示了政策的复杂。

第三,揭示了当代文艺政策发展的基础在于文艺的大众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这一政策在当代得到承继和发展。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任务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人民文艺,为工农兵等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表明人民文艺的重要特点之一就在于大众性。从实践来看,不同时期虽然具体政策文本不一,但其导向都是以大众审美心理和接受为基础,强调人民大众审美经验,大众性是当代文艺政策发展的一种在地性。比如,论著分析了1950年代的戏曲改革和对《武训传》的批判,其目的是破旧立新,力求从戏曲的内容、形式、制度等方面建立符合社会主义人民群众审美要求的新文艺。1980年代以来,理论界产生了实践美学、文艺美学、审美反映论、文艺生产论的多重对话,作者在逐一论析各理论话语基础上,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强调表征和阐释人民大众审美经验的‘文化研究’”9。论著对网络文艺及其政策的评价,采用社会政治和文艺审美研究范式相结合的方法,揭示了新形势下文艺大众性的新发展,否定了视网络文艺为一种大众文化中的破坏性力量的认识,为网络文艺政策的现实重要性提供了学理支持。

作为一种从批评史角度切入的理论批评,《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突出的问题意识是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实践进行理论化,既注重从理论上回答历史何以如此的问题,也注意总结提炼关于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的一些规律性认识,彰显出鲜明的理论品格和应有的思想深度。

从问题意识出发,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原理回答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何以如此的问题。在分析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历史发展的动力时,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进入全球化生产和消费格局的跨越这样一个很大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和具体语境是文艺政策发展变化的基础”10,明确了文艺政策之所以不断调整变化,正是由于不断变化的客观社会现实的作用,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文化产业政策的实施、媒介社会的来临与新媒体文艺的政策引导等,在坚持存在决定意识的同时从理论上回答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何以动态发展的问题。在分析当代文艺政策发展的复杂性时,作者先坚持从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文化状况的复杂性来回答,然后结合美学理论,从艺术家、社会和政府这个现代美学的三角结构来寻找。论著认为在艺术家、社会和政府这个现代美学的三角结构中,文艺政策处在政府这一端,而在现代社会的复杂治理机制中,文艺政策又偏向自由治理和个人情感这一端,这种内在的深层次矛盾,使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有许多变化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内外因结合阐释了中国当代文艺政策的复杂性。

在对中国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进行阐释时,论著扼要梳理了“文化领导权”理论并对其有较多借鉴,视当代文艺政策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及其体制的确立、巩固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在对1949—1965年的文艺政策论述中,论著直接以“文化治理的根基: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领导权及其体制的确立和巩固”等为题展开论述,并运用此理论解读了相关政策文本。

另外,在回答新时代文艺政策“回归”性调整所具有的正当学理性问题时,论著从以伊格尔顿为代表的当代美学的“政治转向”来阐释其必然,认为新时代文艺政策的再调整将美学与政治重新联系起来,是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美学原则的某种“回归”。应当说,从美学的必然来把握当前文艺政策的再调整无疑是有思想深度的。在美学与政治的重新联系中,论著还分析了新时代文艺政策中“人民性”话语的继续发展,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对于人民性话语提出了诸多新命题,用美学分析而不是社会政治分析回答了当前文艺政策的新发展,既视其为文艺政策面对市场经济和文化产业化所带来的社会信仰危机和伦理危机等现实社会问题所做出的文化回应,更显示了当前文艺政策发展变化的内在知识理论逻辑。

论著还提炼总结了一些关于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一般来说,文艺政策是刚性的,但政策的实践则会因为内外部的原因而出现缝隙,比如作者认为当代文艺政策的实践,由于“政策的相对宏观和抽象也为不同的文学艺术思潮和创作方法提供了足以发展的相对空间”11,这种判断合乎当代文艺政策历史发展的实际,从对文艺的人民性、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艺的政策把握来看,大体如此。反观当代文艺政策阐释史,不能不说这一关于当代文艺政策研究学术知识的总结反思,提醒人们要警惕纠缠于某一问题的争论,以及对历史问题的简单化或贴标签式理解,避免将学术讨论和研究变成充满意识形态斗争色彩和意味的批评,表明了进行当代文艺政策史研究应有的学术立场和态度。

当然,由于当代文艺政策的多维度和多层次性、文艺政策发展的动态性和复杂性,论著对于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史的研究也还有不足,如对当代文艺教育政策的关注似乎不够。文艺教育政策作为文艺人才的再生产,是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重要组成,特别是2011年后,艺术学已成为了一个新的学科门类,适当研究文艺教育政策,会为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的考察提供更完整的历史面影。此外,从国家文化治理来看,文艺政策和文艺制度虽然是文化治理领域中最具直接现实性的组成部分,但当代中国文艺政策的实施与某些被政策压抑却总在顽强表达自身诉求的文艺之间存在张力,如当代文艺史上的人道与人性主义文艺、“文革”期间的潜在写作等现象,如何显现它们与文艺政策之间的张力,进而揭示当代文艺政策发展变化的审美知识学逻辑,也是可以深入阐释的问题。

注释：

1.参见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3.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4.唐弢:《唐弢文集(文学评论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494页｡

5.张伊､胡惠林:《党的文艺政策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7-8页｡

6.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2页｡

7.同上,第13页｡

8.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155页｡

9.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61页｡

10.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

11.王杰､石然:《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罗宗宇.当代文艺发展中的制度经验——评《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发展史》[J].中国文艺评论,2020(04):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