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希腊哲学探索世界本原的逻辑进路不同，近代哲学发生了本体论向知识论的转向，哲学的重心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以及人类理性之光的照耀开始将着力点置于探索人的认识本性及其可靠性上。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禁锢中摆脱出来的哲学家们自觉地反省人的认识能力，他们不再是从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本原论和从一个无条件的信仰对象———上帝出发，而是从思维和存在、实体和对象、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的关系探索人类何以展开对世界的认知，而这就造成了整个近代哲学所无法克服的二元论立场。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不能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最终近代哲学被休谟的怀疑论下了最后的通牒。思维和存在、实体和本质、主体和客体、人和自然之间的分裂问题如何能够得到合理解决，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得以继续向前发展的前提。面对这种分裂，康德通过“我思”原始自发的先验统觉运用范畴，对感性材料进行统摄从而将感性客体纳入到“我思”之中，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在康德这里，客体是被主体先天的“我思”的能动性运用范畴建立起来的，“它实质上不过是思维与自身相一致”[1]22。但是，在更深层次上，康德所建构的认识活动的结果则只能是获得有关事物现象的知识，对于事物背后的物自体是无能为力、不得而知的。因此，“在这个更根本的层次中，康德表明他并未真正地解决近代哲学的思维和存在的基本矛盾，而是集这一矛盾之大成”[1]23。黑格尔不满意于康德物自体不可知这一理念以及由此导致的主客体之间的分离，认为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是同一的。绝对精神是具有能动性的本体性存在，因其内在冲动本性使得它必然将自身外在化到自然界和人类精神之中，并通过这种外化使得绝对精神得以实现内容上的充实，与此同时，自然界和人类也成为绝对精神这一思维的产物。正是这一逻辑过程使黑格尔超越康德实现了“实体即主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黑格尔绝对精神自己认识自己，也即客观本体自由地发展自己、展示自己的过程中得到解决。马克思认为，标志着德国古典哲学最高峰的黑格尔并未真正实现主体与客体的本质上的统一，其统一只是形式上和外在的统一，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给予了深刻批判。

一、《手稿》中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之主客体非本质统一的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共进行了三个层次的批判：经济批判、社会批判和哲学批判，但在这三大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才是整个手稿的理论精髓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从《精神现象学》这一“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2]201出发，马克思展开了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知识论立场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从绝对精神这一抽象的精神实体出发所设定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绝对精神的产物，黑格尔看到了实体与主体、对象与自我意识的对立，并通过思辨领域中绝对精神外在化自身并返回自身的这一辩证逻辑，以扬弃的方式自以为真实地达成了二者的统一，实际上黑格尔并没有现实地解决这一问题。他以最深刻的形式呈现出纯思想的辩证法与真正的唯物主义以及抽象思维同感性的现实或现实的感性之间的对立。基于这样一种判断，马克思深入澄清了黑格尔思辨哲学中作为逻辑环节的主体（人、自我、自我意识）、实体（客体、对象）之异化关系的本质以及该异化之扬弃的虚假性。

第一，黑格尔所谓主体是“非对象性的、唯灵论的存在物”[2]438。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作为本体存在的绝对精神为了认识自身，出于不满足自身空无的内在冲动将自身外在化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并在人类社会中找到自我，最终确证了“实体即主体”的原则。但是黑格尔的主体已经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人和人的自我意识，而是被表现为人和人的意识，是作为精神的“大我”和“小我”的关系。也即是说，作为精神的“大我”是以绝对精神存在为本体，相应地，“小我”则是作为绝对精神外在化自身所必经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三个环节中被表现为人类精神的一个内在环节。主体的自我意识在较大的层面上来讲是绝对理念实现对自我认知的一个精神旅程，在相对较小的层面上来讲则是指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人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如是说：“意识、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1]213异化了的对象性在黑格尔这里依然只是意识自身，黑格尔无法解决的是意识和现实的对象之间的矛盾。人的本质被黑格尔抽象为精神性的存在，从而丧失了其现实性，人的自由本性也被内蕴在绝对精神实现自身的精神旅程之中。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异化是一种非对象性的关系，其主体既是唯灵论的存在物又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也用“冒充”为自身的他物这般表述讽刺了黑格尔的非对象性。整个《哲学全书》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哲学精神展开自身的历史，历史也只不过是精神的发展史而已，并非现实的作为主体存在的人的历史。面对这种绝对思维的生产史，作为其中一个环节的人的本质也只能被表征为和自我意识等同。马克思之所以说黑格尔哲学中主体是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并非是说它没有自己的对象，而是说其对象性仅仅是局限在抽象的思辨领域作为一种虚假的对象存在着，这不是马克思所谓的现实的对象性关系，不是抽象的思维和感性的存在之间的关系。

第二，黑格尔所谓客体、实体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外在化所设定的“物性”。黑格尔思辨哲学立场的必然要求和最后结果必定使得客体不过是被设定的物性，因为被他称为主体的不是现实的人，也更不可能是现实的自然界，在绝对精神这个本体被预设了之后自然界就只能被视为绝对精神的异在。这种被设定的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是以思辨的形式貌似达到了统一，因为“物性”的本质依然只是抽象物、只是纯粹精神的创造物而已，而精神的创造物也只能是与自身同质而非现实的感性存在。“一个真正有生命的、具有对象性的物质存在物，其本身首先是现实的自然对象，其次它的外化所设定的对象一定是一个异于自身的现实存在”[2]208。这才是马克思所谓真正的现实的感性对象性存在。此外，在黑格尔那里，被设定的东西并不能够确证自身，相反只是证实了设定这一行动，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设定的物性只是在一瞬间被固定下来，并未真实地呈现现实的本质。作为客体存在的自然界被黑格尔的辩证法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它所表征的只能是自然界诸规定的逻辑抽象。自然界于绝对精神而言只是自我生长、自我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阶段，是绝对精神这个无限的“无”充实自身获得内容的对象，精神一旦从这种外在性中抽离出来，自然界就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死尸，充其量只能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所以，黑格尔关注的只是作为客体存在的自然界的内在本质，也即自然界中内含着的理念、概念，而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其实也只具有外在的意义，只能在意识的发展过程中被扬弃。

第三，黑格尔所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统一之达成即通过不断地扬弃行动再次返回到自身。作为非对象性及其唯灵论的存在物的主体以及作为被设定的客体的物性造就了主体与实体、意识与自我意识、自在与自为之间的对立就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形式上的虚假对立，当绝对精神通过自身的“对象化”活动走完自己的逻辑进程，认识到“实体即主体”时，也便意味着黑格尔式的实体与主体的统一。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所想要超越的主体与客体分疆而治的局面实际上仅仅局限在思辨领域内，他的对象化及其否定和扬弃表露出了一种非批判的态度。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有一个完全否定的批判的外表”[2]204。而且，黑格尔哲学中只出现在思辨领域的异化环节和扬弃最后只是确证了精神世界，它所赖以确证自身的现实的自然界也只是被视为毫无意义的外壳，这个世界被冒充为它的异在，所以黑格尔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证主义者。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实体与主体在思辨领域、即在知识领域内的真实统一和超出知识领域之外的真实分裂，因而就是抽象思维与感性现实的分裂”[3]444。可以说，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及其最后回到自身完全没有逃离精神的领域，黑格尔整个思辨辩证法的活动过程乃是“非存在物”的神秘活动过程，何谈在现实中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之间的对立及融合的实现。

在思维中超越自身而实现的“实体即主体”这种思辨的统一依然没有摆脱近代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无法克服实体与主体、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马克思也正是不满足于黑格尔给出的这一解决方案，从而从现实出发对黑格尔给予了激烈批判，并通过立足于感性对象化这一根基，实现了对人与自然、实体与主体的真正统一。

二、马克思新世界观所实现的主体与客体的内在统一

黑格尔在思辨领域实现的实体与主体的统一只能被作为障眼的烟云而存在，但因而也更加彰显出对真实的统一的强烈愿望和诉求。虽然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进行了批判，但他也并未完全否定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哲学还是有其伟大之处的。黑格尔哲学中异化的重要性及其作为推动原则的辩证法，包括实体与主体二者的分裂促成的历史的必然，这些都是值得赞许的，也正是在对黑格尔哲学既肯定又批判的扬弃中，马克思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立足于“感性对象性”原则实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真实统一。

在《手稿》中，马克思一方面秉持着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哲学所做出的真正的批判，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感性对象性原则；另一方面又决定性地超越了费尔巴哈依然停留于知识论传统的立场，发动了指向以往哲学根基的革命。虽然马克思自1843年以来就认为费尔巴哈已经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和一般哲学的批判，但是在1844年的《手稿》中马克思开始朦胧地意识到需要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进一步批判，而这也是马克思同时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对于新哲学根基的本质澄明，马克思是从“感性对象性”这一原则出发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与感性原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感性原则本身就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承诺，但是该原则并不能彰显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的区别，而且也会极其自然地导向人与自然、主体与对象世界的二元分立。因此，这种单纯的感性原则本身还不是马克思“感性对象性活动”境遇下的感性原则。马克思所澄明的“感性”规定性不是狭隘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感性，而是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感性。作为感性活动意义上的感性不是对旧唯物主义感性原则的简单认同，而是要在根基处彻底打破以往形而上学的二元分立传统。而对于对象性原则，费尔巴哈也曾提出过这种观点，在他的直观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主体的人如果没有了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也只能是无，人在自然界中能够直观到自身固有的客观本质，而这一本质就是处于社会中的人的“类本质”。但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直观性就决定了它只能在单纯的直观中把握到一个个具体的当下而非历史，类本质本身也只能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2]501，也依然没有逃离黑格尔绝对理念般的抽象性。所以，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原则是具有历史维度的主客体之间的内在关联。

在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原则下，“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而且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2]211。首先，作为现实的人，因为具有自然力、生命力，他同动植物一样具有受动性，受到自然界的制约，依靠自然界而生存。这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一致的地方，但马克思能够超越费尔巴哈就在于他认为人同时还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本原性的对象性关系，只有在这一框架内才能真切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关系。若非如此，人们便会如朴素唯物主义者们一样提出人与自然界何以产生这样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无比荒谬、抽象的问题，因为当你这么提问的时候，即已设定二者的非存在性，而对于一个非存在者却要证明它的存在，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未曾分离的本原性关系，是“自然界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2]196，二者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同一种存在，在人的生成过程中，自然界和世界历史也得以生成。马克思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存在观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外在性关系，也即消解了一个孤立的主体与一个外在的自然实体的分裂关系。

在马克思的感性对象性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不再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中抽象的人，而是感性的、现实的人。自然界也不再是作为绝对精神异化的结果而存在，它是人的无机生命体。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同时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能动性，人不像动物那般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界，人能按照自己的尺度来改变自然，从而使自然界更加适合人的生存。也正是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确证。正是在人的感性活动的结果中，也即劳动产品中人证明了自身的存在。在这种感性对象性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得以彰显，人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的是一种快乐和享受，真正自由自觉的劳动也即人的本质本身。同时，自然界在此过程中，也彰显了它的为人性，失去了其自在性，发生着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变。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于马克思而言，本原地就是一种对象性活动，当身处自然界之中的现实的人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异己的对象时，这一过程实际上并不是在说明人的主体性，而是意在澄清“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2]209。在此，“主体”和“主体性”的区分使得马克思的对象性关系与以往的对象性关系有了本质不同。马克思的作为人与自然原初关联意义上的主体并不是与客体分离的主体，而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在这种对象性活动中，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之所以能够活动就是因为它内在地包含着的这种对象性关系。这种本质力量之所以能够创造对象，也是因为它本身就是被设定的对象，也是自然界本身。正如吴晓明所言：“这种‘主体性’根本不是、并且完全不是知识论路向上的哲学所能理解的东西。所以马克思把‘主体’与‘主体性’严格区别开来以便坚决阻止以任何一种方式从‘主体’中去领会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4]100所以，知识论立场上的主体性是马克思要批判的对象，他所要确立的是从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维度理解的人与自然的原初同在，主体性也只能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

在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视域下，马克思打破了人与自然二元分离的哲学立场，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黑格尔哲学中的抽象精神劳动也随着现实的人与客观的自然这种感性对象性关系成了真正现实的人的劳动，在现实的感性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双向运动同时构成了人类历史的真正形成。马克思拯救了黑格尔思辨哲学抽象的劳动本质，自我意识这种围绕自身的不停息的旋转的纯粹活动被现实主体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取代，可以说真正克服了黑格尔哲学的弊端。在完成对黑格尔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批判的同时，马克思也重铸了真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所要开辟的新哲学方向即是在感性对象性的基础上寻求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而共产主义就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2]185。这也是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劳动异化之现状做出激烈批判后，其所希望呈现的理想社会中真正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状态。

三、马克思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本质的时代价值

随着社会和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在对自然界的改造中显示出自身巨大的优越性。马克思“既看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又认识到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6]18，进而主张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是要遵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5]519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状态在今天以一种不容忽视、不可回避的境况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让人们不得不开始反思应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今天，马克思的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同在关系理论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这是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当代价值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散发出的时代魅力。

人类身处自然界之中，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首先为人类提供了得以生存的客观物质条件。但因为人的能动性和本质力量外化的本性要求对自然界进行改造，也正是在这一改造活动中，人才证明了自身的存在。然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水平的提高以及人类欲望的不断增长，出现了对自然界过度改造的现实。对于自然界的改造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这种负面影响甚至从长远看来其代价要比现在所获得的利益要多得多。如何面对自然、改造自然，这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为前提的，一旦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人类将为自己破坏自然界的行为付出惨痛的代价。在马克思看来，人与自然本应是一种对象性的统一关系，自然界的为人性以及人的为自然性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的，只有在这样的一种由自在向自为的转化过程中，人与自然才能凸显出其和谐的对象性关系，建立在感性活动基础上的人才能实现由必然走向自由的道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自然界作为人的无机生命体，同样是人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自然界被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人本身完整性的缺失，人类不应试图征服和控制自然，而应像对待自身一样对待自然、尊重自然。在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已经明确澄清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人与自然不能停留在知识论的立场上，知识论立场上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抽象的、对立关系。克服知识论立场、走向人与自然的真正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让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关联性更强，面对自然界给人类发出的警告，面对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能够得以幸免。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指出的那样，共产主义运动也只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才能真正得以实现，单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人与自然的矛盾解决也只有依赖于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成效。习近平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7]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习近平面对当前环境问题、面对时代的召唤、站在世界历史发展的维度上所提出的合乎时宜的理念。今天的社会，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愈来愈呈现出整体性关联的特征，因此当前环境问题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凭一己之力就可以解决的，它需要全世界人民共同努力。唯有如此，方能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缓和，以期在未来达到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也是马克思人与自然本原性同在关系理论在当今时代中所生发的时代魅力，人与自然的和解是未来人类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实现要求着眼于全球并拥有世界眼光，这是全人类面对共同问题所应有的态度。只有在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内在统一关系视域下，才能避免重回将人与自然作为外在关系处理的二元论立场。唯其如此，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解才是可能的。因此，面对当前人与自然愈来愈紧张的关系，马克思人与自然的本原性同在关系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决时代难题的理论根基，也更加彰显出其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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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伞伞.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之知识论立场的批判——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5):14-18.

基金: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8CZX001);广州市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培养研究基地重点项目(10QMZD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