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是20世纪西方当之无愧的“原创性思想大师”,然而也正是由于他的原创性,他招来很多人的评头论足,好坏不一,恰如德勒兹在《论福柯》中指出的:“憎恨者说他是某种技术或结构化的技术官僚的新代理。另一些人则以援引其愚蠢为风趣,说他是希特勒的走狗;或者,至少他冒犯了人权(他们绝不宽贷他曾宣称‘人之死’)。另一些人则说他是个不能以任何神圣经典为据,也很少摭引大哲学家的装模作样者。而相反,有些人则感到某种崭新的、彻底翻新的事物已在哲学中诞生,而且这部作品拥有一种自身想回避的美感:节庆的曙色。”[1]3

必须指出,理论家中也不乏对福柯进行理性诊断的,比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之一的霍耐特(AxelHonneth),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权力的批判》(1982)的副标题就是“福柯和批判理论”,探讨的就是福柯和批判理论之间的理论联系。霍耐特后来出版的《权力的批判》(1985)一书就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书名“权力的批判”,其实是“对权力分析方法的批判”,即对福柯社会理论中权力分析一元论的批判;该书副标题是“批判的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1,表明霍耐特立志于阐明福柯理论在“批判的社会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在该书中,他从话语分析、权力理论、社会理论等三个角度、分三章对福柯进行了详审,对福柯权力分析中的矛盾做了深刻揭示,指明批判的社会理论的出路在于社会性概念和相互承认的道德维度。

本文将着力为读者详细呈现和剖析霍耐特批判福柯的路径,特别是呈现霍耐特如何从批判的社会理论发展史的高度在权力分析之外开出规范性斗争作为社会理论的基石2。

一、对福柯思想的阶段性考察

霍耐特对福柯的关注贯穿于他整个早期的思想发展。早在1980年出版的与汉斯·约纳斯(HansJoas)合著的《人的天性与社会行动》一书中,他把福柯的思想发展划分成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霍耐特主要用“人种学”和“知识型”来概括福柯对文明史的观察视角:所谓人种学的方法,就是研究者尽可能地与自己所在的文化保持疏远,以使文化理解中的知识型和制度形成结构呈现出来。以“疯癫”为例: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还是可以被忍受的,甚至是某种被尊敬的行为(因为拒绝参与统治系统),到了17世纪,由于理性在知识领域获得霸权,非理性被逐出理性社会关系;而到了18世纪至19世纪之交,疯狂被心理学化,疯狂者面临被拘禁的命运。这种对知识型的打捞,显然和过去的意识主体哲学的理性至上或欧洲中心视角不一样。在《词与物》3中,福柯将认识论和文化社会学联系起来,提出:语言系统的基本规则在特定文化中,一般地决定着我们能在该文化中能够科学地经验(或体验)到感知对象的方式,因此人文科学必须树立这种历史无意识、必须考虑特定文化前提的基础性作用;“考古学”的任务目标就是要挖掘这种文化前提,追踪认识型,考察认识型的不连续性[2]134。

第二阶段由《知识考古学》开启。这部被霍耐特认为是福柯的一部例外之作并没有对宏阔的欧洲近代社会历史或科学史进行描绘;相反,它充斥着对话语分析的概念工具元理论层次的阐释,因而它是福柯在概念上最模糊、阅读起来最困难的一本书,然而这种元理论的概念分析又只是过渡性的,在这部著作中福柯很快放弃了严格的生产知识的规则系统和知识代码命题,转而深入调查言说与非言说的话语实践(制度性的、政治的、经济形式的实践)之间的关系命题。

在第三阶段,福柯重新进入历史领域,重点“从创造社会秩序的知识形式转移到权力再生产的制度性和知识性系统”[2]135。对于这种理论转折,霍耐特归因于整个西方左翼在“五月风暴”(1968)中被镇压的无助体验。在这个阶段,福柯指出:“科学思想系统是权力策略的确立和重组进展过程中的内在有机部分”[2]136,无功能的、偶然的理性型现在被认为具有社会行动理论方面的社会功能、扮演着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权力媒介。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指出现代监狱的推广,用更加人道化、更加去仪式化的监禁替代过去“砍头”场景,并不意味着惩罚密度的降低,而是意味着策略的转换;对身体的机构性训练以及人类科学构成19世纪权力形成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相互渗透,深深交织在一起。在《性经验史》(第一卷)中,福柯梳理出“性”进入现代科学话语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其说是解放了性,还不如说把性带入各种权力的生产和指导之下。

当然在《性经验史》第二、第三卷,对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的自我形成技术的梳理,表明福柯放弃了权力分析,转而分析作为独立领域的人的主体性维度,福柯试图表明只有通过自我形成的“技术”,主体才能历史地把自身塑造成被一定权力策略管理和控制的个体自我,人的主体性的自我放弃是权力起到作用的媒介,当然这是更深层次的权力运作。遗憾的是,这一论题尚未充分展开,福柯就去世了。

霍耐特的上述梳理只是为他分析福柯理论方法内在矛盾做出铺垫,下一步霍耐特要分析福柯人种学方法的内在矛盾。

二、对福柯人种学方法论的质疑

人种学(ethnology)是霍耐特分析福柯理论方法的重要切入点。福柯主张的人种学不是简单对历史上人类早期经验进行研究,而是尝试去把握那种“无意识的预先决定和标准化做法的整体,且正是这种整体使得人自身在文化上对自己的认知体验完全可能”[3]101。福柯认为,只有采取似乎是离间或疏离的观察者视角,被研究文化的特征才能暴露出来;社会理论必须在概念上进行自我清理行动,使自己摆脱待研究文化浸染下的种种思维模式,才能得以确立。

在《词与物》的结尾,福柯将人种学和心理分析相提并论,认为它们都闪烁着“所有科学的历史先天性——巨大的顿挫、沟痕和分割”,它们“都是两门关于无意识的科学”,而且“贯穿于整个人文科学”[4]495。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继续为科学的“间断性”辩护,继续努力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消除主体哲学成分,试图为人种学分析方法建立方法论框架,对人种学要求进行“本体化的解释”[3]139。

可能受到罗兰·巴特4结构主义研究活动——先把研究资料分解为最小的部分,再根据把它们相互衔接起来的构成规则来研究它们,然后新发现的归类组提供对无意识地发挥作用的结构进行重组的可能性——的影响,在知识考古学中,与“文献”(Dokument)解释方法相对比,福柯用“纪念物”5概念(Monument,本义是通过考古活动),对被人们零星发现的建筑构件进行纯技术性的发掘和装配,其标准是功能协调性,后引申为意义结构的重建[5]6重构了历史学的任务:不是通过追溯既往以揭示其中隐藏的意向,而是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对散落的文字进行整理和归类。

但是霍耐特还是在福柯知识考古学中发现了矛盾,并质疑福柯人种学视角能否真正贯彻下去。

首先,就陈述概念而言,它不是一个结构(一个在可变的成分之间允许无数具体模式存在的关系总体),而是一种从属于符号的功能,在它的基础上我们能够通过分析或者凭直觉决定陈述是否“产生意义”、它们根据什么规律相互连续或并列、它们是何物的符号以及它们的表达实现的是什么行为类型。由此推出,每一个符号性表达都可以是陈述,然而,福柯又指出,打字机的键盘不是陈述,而在打字机教材中出现的字母序列却又是陈述。这暗示着,只有意义、意图能够附着于符号表达时,我们才能把这种符号表达作为陈述表达,而这与福柯避免涉及言说的主体意图的人种学努力相悖。

其次,福柯把在由符号代表的知识现象领域出现的语言单位称为话语。话语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如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精神病学话语等,当然前提是这些符号序列是陈述。按人种学要求,话语中的陈述的共同点不在于它们以同一个主体(个体的或集体的)作为前提或是以同一事件为对象,那么使得诸陈述连接为一个话语的形成规则到底又是什么呢?6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福柯不得不隐蔽地赋予话语以更多的功能:“虽然话语由符号构成,但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不能被简化为言说或语言,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一个个加以显示和描述的。”[5]53

尽管这句话福柯只是一笔带过,霍耐特却认为它意义重大,因为由此福柯可以逃离他之前设想过的那个人种学论证框架,转而指认:“话语除了确指功能,还有支配对象的功能。”

所以真相是,福柯的话语概念不是从语言运用的内在规则中得出,而是从客观社会情境中得出,在这种情境下,话语的运用只需履行支配自然或社会过程的功能,话语秩序其实就是由超个人的统治技术功能范围内那些社会规则促成的(注意这里福柯不是把交往功能而是把支配功能作为话语实践的特征)。这样做的后果是:话语不再被描述为稳定和静止的知识秩序或被当作由语言事件组成的陈述的静态系统组合,而是描述为一个本身处于运动的知识体系,即话语实践。

本来在《知识考古学》中,受到被语言理论翻新的生命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认为,在人类的言说中总是有一种“永不停息和杂乱无章的声音”,类似于“突如其来”和“鲁莽”的声音,福柯把话语理解为无处不在的语言事件流、依情况而定、突发的语言事件相矛盾,在后者那里考古学[3]138,但是到了晚期,当福柯从文化上看到对话语主题进行控制、对话语内容进行加工处理、对话语分享进行调整的统治技术时,话语则被理解为社会行动者相互竞争以占有的某种业已存在的静态的语言现实或业已完成的符号结构物。

总之,霍耐特认为,福柯话语功能指认和调整与人种学设想遭遇困境有很大的关系。福柯曾经想不仅在范畴上对主体哲学概念进行悬搁,而且试图彻底消除意义概念;进一步,运用符号学结构主义策略禁止意义理解,把文化理解为实际上无实际意图、按照匿名规则发生的社会事件,然后悄悄将陈述作为基本单位来说明文化知识结构的符号学本体论形态。由于这一研究策略最终无法对话语这一中心概念采取连贯的解释(试想,在没有主体的认知主动性的情况下,我们怎样去设想这种把机构技术和认知秩序链接起来的话语创造活动?),他只好放弃这种从符号学着手的知识分析纲领,转而探寻把话语的功能规定为统治工具的做法[3]141。这步调整意义深远,预示着福柯将从话语分析过渡到充斥着权力分析的社会理论构造。

三、对福柯权力不断增强论的批判

霍耐特发现在一次不为人注意的讲座(该讲座内容曾以“话语的秩序”为名出版)中,福柯将理论的中心调整到知识生产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结构背景分析:一开始他认为社会可以被解释成为由权力和欲望这两股冲动提供能量的系统,但受累于将生命哲学和统治理论合一的想法,福柯迅速以权力一元论构想来取代它,在总体上把社会系统理解为社会权力结构,知识构成物(包括话语)在其中承担着强化权力的特殊功能。

这样,以研究社会系统的实际组成部分、知识构成物和权力关系之间种种外部联系的社会理论分析取代了文化知识体系分析,成为福柯晚期理论的主要特征。当社会整合的诸种机构策略和认知策略成为权力理论的研究对象,当知识理论变成统治理论,福柯进入了批判理论传统领域。

本来就社会权力而言,福柯既反对传统法学的契约模式(把权力的占有理解为权利的让渡),也不赞同马克思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理解模式(把权力的占有理解为国家机器的占据);相反,他把深受自然主义影响的尼采权力理论移植到社会理论框架中。权力不能被设想为固定不变的能力或单个主体或社会团体的长期特质,而应被视为在主体间策略冲突原则上多变的、未完成的产物;在不同的形势和不同的场所,权力地位就像一张网一样被理解为一个无中心的系统;不断重复的直接冲突意味着,任何社会都处于一种原则上不能停止的战争状态,社会被设想为转瞬即逝而又永恒的权力结构的总和状况;这样,福柯获得了社会行动这个特殊维度,基本模式是在策略意义上的主体间斗争[3]150-153。可以说福柯这个权力模式既是抽象的,又是现实的。

霍耐特早年曾经批评福柯不能看到“社会阶级斗争”的形式,阶级其实也拥有一定的结构性权力[2]148。而在《权力的批判》中,霍耐特指出福柯更大的麻烦在于“无休止的斗争”模式无法解释权力的汇合和相互连接,因为福柯无法接受“以两个行动者达成一致为形式的稳定会发生在共同承认的规范和价值的基础上,且不受相互竞争的目标的影响”[3]157,他把社会成员之间交往性的法律规范和道德取向视为纯粹的幻觉和文化上的欺骗,而把“稳定”(Verstetigung)寄托于权力的完善机制,即“成效”(或译作“多产、有构造能力”),这个机制与前古典时期的“征收”(Deduction)机制不同,它主要发挥的不是压制性作用,而是建设性作用,它“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使它们壮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止、征服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6]88,并且提供了围绕“规范”“知识”“肉体”“性”一系列整套规训策略。

在晚期福柯那里还潜伏着权力主体从个体到社会机构(学校、监狱、工厂等)、权力分析的重心从行动理论到制度分析的转移:“由于福柯以一系列的无休无止的策略性冲突为出发点,他在范畴方面排除了双方把斗争化为那种暂时稳定的统治状态的可能性;对他来说,因此必然始终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即把权力地位的制度化理解为持续地行使强制力的过程。”[3]168

不断增强的权力凝结为种种社会机构或社会机器中的强制力,最终演变成“简化论的、单方面的暴力统治”,至此福柯完成了他的理论宿命。借鉴尼采的谱系学方法,将制度史和概念史整合到一起,一切文化概念、道德主体概念都具有社会统治和社会整合技术的含义,在此之下之前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策略斗争模式最终被掩盖了起来:“人类不是缓慢地从斗争走向斗争,再进步到一种普遍的相互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规则永久地取代战争;而是把他的一切暴力确立到规则系统中,从统治走向统治。”7[3]173-174

霍耐特指出,暴力统治的不断加强这个理论终局暴露出福柯权力一元论的根本缺陷,因为它从根本上无视了社会斗争和反抗的道德维度。

首先,福柯将精神视为社会施加的自由压力之下的人为产物,灵魂被视为人类观念世界中的映像,因而他无法理解人类对既定权力的蔑视和反抗。无论是在《规训与惩罚》,还是在《性史》(第一卷)里,福柯都将启蒙视为社会控制不断加码、社会权力不断提升的世界历史过程,最终渗透到人类灵魂之中。

其次,福柯最终在对现代社会整合技术的资料性研究中放弃策略性的行动模式,并把社会斗争隐匿在权力技术不断丰富完善的系统过程背后,从而最终以系统论的方式趋同于阿多诺的社会理论。社会发展一旦被理解为周期性的权力策略对环境的调适过程和增强过程,那么社会统治阶级将被视为这些系统过程的纯粹承载者,因而无视了广大人民群众或劳动阶级这个最大多数的主体。

最后,福柯在他的社会历史研究中无视社会斗争的维度,更未考虑到社会斗争背后的主体动机、需要和信念因素,最终陷入对人的分析的机械论。对道德动机的取消使得福柯不能区分“社会组织”和“全控组织”,把监狱视为社会中其他一切组织制度的样板,而不考虑启蒙以来“公民权利的普遍成果”,并推论出现代社会进入了“全景监控”的阶段,成为肉体规训意义上的“单向度的社会”:“真实具体的纪律构成了形式上和法律上的自由的基础……启蒙运动既发现了自由,也发明了纪律。”[3]192[7]248福柯以系统论的方式,推论出第一代批判理论《启蒙的辩证法》中的结论,即“社会的理性化就是对人体的施暴”[8]62,强制的合理化在高度发达的专制社会达到社会控制的极点。

总之,霍耐特认为福柯的权力分析和社会理论最终以系统论的方式完成了与批判理论的理论交汇和对接。由于这个系统论框架,社会理论进一步的批判和反思能力被窒息,理论重建必须解除这个系统论魔咒才能展开。

四、斗争视角的赎出与规范的重建

最后摆在霍耐特面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福柯的社会理论资源、赎出被福柯压抑的斗争视角、走出批判理论的反思僵局。霍耐特的思路是先将福柯与批判理论第一代重要人物阿多诺进行对照,然后用哈贝马斯的社会性概念赎出福柯的斗争视角,并以此重建规范性社会交往理论。

福柯的社会理论正好走在黑格尔的反面:黑格尔把通过市民社会体现出来的道德意识形式看成道德自由的确定实现,而福柯恰恰把道德意识看成遮蔽权力社会有效征服的文化面纱[2]149;他从行为主义出发,把主体设想为无定型的、条件反射式的生物;由于系统地排除了非策略行动领域(即交往行动领域),他把社会规范的制度性系统仅仅视为与权力的操作性策略有关的文化上层建筑,把法律系统视为对社会规训和权力现实的掩盖,而无法看到科学知识以及道德意识形式的进步性格和社会内部意义,从而笼罩在“系统论的实证主义精神”中[2]150。而阿多诺认为主体在晚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再次丧失自我决定能力,这种能力在文明形成之初是以牺牲审美能力为代价而获得的;由于工具理性不断压制主体内在心灵自由,在社会生产、社会统治、性格形成这个人类文明“三位一体”结构中,工具理性的凯旋征程其实就是人类自我否定的过程[3]194,196。

霍耐特认为,尽管福柯在社会理论中以权力不断增强的系统论方式溶解了以阿多诺为代表的第一代批判理论“支配自然”的模式,这两人经过不同的理论发展路径8却都形成了“晚期资本主义自由稀缺”的悲观结论;所以批判理论必须重新回答自由如何可能的这个问题才能继续下去。在阿多诺—福柯这样一个批判的社会理论阶段,“从历史和社会出发为批判提供保障的那种反思行动完全陷入了停顿”,“如今批判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应该怎样建立起一种不仅能把握社会统治的结构,而且能够把握在实践中超越这种结构所需的社会资源的分析的范畴框架”[3]306;在这样一个阶段,无论阿多诺还是福柯,都未能为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整合提供合适的分析工具,即社会性概念。而这一步,必须等到哈贝马斯来完成9。

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性概念意味着社会成员之间平等交往;以生活世界为背景,社会再生产和进化过程表现为文化传统的去中心化、社会一体化和个体社会化。由于依然保留着不受规范指导亚系统和受规范指导的生活世界之间分离和非对称关系,霍耐特批评哈贝马斯仍然夸大了工具理性的统治压制力量,重复了“启蒙辩证法”中的判断,所以哈贝马斯最多只能算完成对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理论模式的交往理论式翻版。

可见,批判的社会理论第一代和第二代都背上了系统论的沉重包袱。理论超越必须从相反方向着手,霍耐特要建立融贯于整个社会领域(包含系统与劳动领域)规范一元论,同时坚持以道德学习和规范斗争为内容来理解社会和类历史过程,以彻底解决社会理论反思不足的问题。

在这个社会理论重建方案中,福柯对于霍耐特现在至少有两点可以借鉴:

第一,一元论的视角。后期福柯理论陷入了权力分析的一元论,社会理论只要将权力分析转换成规范分析,工具分析化成道德分析,人类文明历史进程就不再被视为日益收紧的总体控制终局,而是被视为不断建构的规范进步历程。一元论可以避免二元论的调和性和折中性,避免像哈贝马斯那样深陷于技术统治论的基本信条,以至于他把物质再生产当作脱离规范的、纯技术的行动领域,从而把物质生产领域(劳动领域)排斥在交往理论之外。

第二,斗争性的视角。我们已经花了很大篇幅来说明:本来福柯的权力分析中有“持续斗争”的观点,但是这种斗争视角后来被系统论凝固住了。只要理论重建进入规范分析,这种斗争视角就可以被解放出来,“与规范主义的社会理论传统相反,社会整合过程在这个模式中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它以行动者围绕其身份的承认而进行的斗争的形式发生,直至一切团体和个体都拥有平等参与共同体组织的机会”[3]309。霍耐特既汲取了福柯策略性行动模式下不断斗争观点,又为之做出道德意义上的更新,他说:“我希望从系统的角度表明,被福柯视为中心的社会斗争的维度,只有在它被作为社会共识形成的决定性过程的否定的因素把握时,才能在社会理论上为人理解”[3]313,“为了能在一个相反的模式中完成福柯在他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框架内承担的任务,需要拓展‘社会斗争’这个概念,使它恰恰囊括这位理论家一直断然拒绝的那些道德规范。”[3]318我们完全可以说,霍耐特的社会斗争概念是福柯策略性权力斗争概念基于交往实践模式、道德意义上的翻转。

霍耐特通过展示福柯人种学方法论立场困境,揭示福柯权力分析一元论的系统论实质,然后用道德自由观点和社会性概念赎出福柯的斗争视角,从而最终形成“为承认而斗争”规范主义视角。这种新的社会理论模式,最终为批判社会理论打开新的视域,为人们审视晚期资本主义、理解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伦理视域。

参考文献：

[1][法]德勒兹.德勒兹论福柯[M].杨凯麟,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3][德]霍耐特.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M].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4][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5][法]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6][法]福柯.性经验史[M].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7][法]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8][德]霍耐特.分裂的社会世界:社会哲学文集[M].王晓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胡云峰.从权力分析到规范主义——论霍耐特对福柯的理论超越[J].北方论丛,2020(05):32-38+45.

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7年度创新团队培育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WK211107000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黄梅戏传统剧目文化研究”(WK2111070007);安徽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生存的记忆:黄梅戏传统剧目文化社会学研究”(AHSKY2018D56)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