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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文化哲学革命的当代价值研究

  2020-10-27    179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完成了基于实践观的哲学革命,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哲学观:人类生存方式不是向“绝对市场化状态”收敛;以极端个人主义文化观为导向的现代社会只具有抽象上的“合理性”,在现实中会导致诸如“功利主义”等现代性文化困境;人类社会终将向“自由人联合体”状态发展。这一学术探索,对于批判新自由主义文化观和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有重大价值。

  • 关键词: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实践
  • 文化哲学
  • 新自由主义文化
  •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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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1]当代全球发展实践中各种发展道路之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化之争。近代以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成为文化之争的主题。当前,这一文化层面的竞争聚焦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与新自由主义文化道路之争。后者自上世纪七十年代登陆,至今在全球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波及我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构成巨大挑战。这亟需当前中国理论界开发理论资源,从学理上回应两者文化之争并形成正确认识。马克思终其一生的重大学术研究进路就是通过批判自由主义文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形成其学理体系。通过简单梳理就可以发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当代全球的表现形态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文化上的映现就是新自由主义文化观。马克思所秉承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形成的观点,对于新自由主义文化观批判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我们首先开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形成的基于实践的哲学观,结合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具体观点对新自由主义的文化观进行系统批判,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以期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一、马克思基于实践观的哲学革命


在马克思进行哲学研究的时代,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种哲学观主导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马克思也一度受到这两种哲学观的影响,但随着认识与实践的加深,马克思对既有的哲学理论越发不满,认为这两种哲学观各自存在重大缺陷。因此,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扬弃是马克思确立其基于实践的哲学观的基础。

旧唯物主义过分强调社会受限于自然规律,缺乏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关照。对于旧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可以看到,旧唯物主义直观地把物理属性作为人的根本属性去探讨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交往及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将整个社会类比为机械的客体,没有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旧唯物主义者认为社会受某种“自然规律”支配,因而将“客体”的变化视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认为“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2]。至此,人的主体性被完全排除在旧唯物主义的视野之外,人的主体性活动没有存在的余地,也就是说“唯物主义变得漠视人了”[2]。

与旧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则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即脱离现实世界谈人的主体性。黑格尔说道:“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即由于作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区别于外部的自然界。”[5]唯心主义力主用人的“思想”“观念”等来解释社会现实,认为社会的变化是人的思想变化的“外显”,故而马克思指出,在唯心主义视野中,“不仅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整个历史变成了思想的历史”[2]。唯心主义这一哲学观对于现实的解释力明显是不足的。例如黑格尔在探讨“所有权”时就认为,“所有权”主要来源于人的主体意志的表达:“我作为自由意志在占有中成为我自己的对象,从而我初次成为现实的意志,这……构成所有权的规定。”[7]马克思对此评价道:“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很明显,一个人格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硬说自己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不顾他人也要在这块土地上体现的意志。”[8]因此,唯心主义虽然注意到人的主体性,但是一方面人的主体性外显只凭借臆想而没有实践过程,另一方面它不关注不同人之间的意志交往。尽管唯心主义在探究人的主体性上作出了较大的学术贡献,但由于缺乏对现实实践的正确理解,从而使得其对现实世界产生片面的认识,也就更谈不上在实践中改变世界的过程。

综合马克思对传统哲学批判所形成的基本论述后可以发现,对现实社会的认识需要统筹马克思所说的“主体”和“客体”。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不足来源于其主要从单一维度看待社会问题:旧唯物主义忽视人的主体性,而唯心主义忽视人的客体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两者都缺乏对社会两极的综合把握,从而使得传统哲学观缺乏对现代社会的整体性解读。通过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批判不难看到,对于经济社会问题的正确把握,一方面不能脱离对社会物质条件的把握,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人的主体性作用。为了突破传统哲学的不足,马克思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客体”和“主体”的辩证统一,形成了以“实践”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在这一基于实践的哲学观视野下,人类社会不是在主体或客体的闭环中静止,而是在两个维度中保持动态平衡。具体而言,当社会在“客体”这一维度上的比重过大时,人类社会就会向“主体”这一方向去运动;当“主体”维度的比重过大时,人类社会就会向“客体”这一方向去运动。由于人类社会在这两极之间是辩证运动的,因此马克思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9]。但是,在保持这一动态平衡中人类社会也是发展的,人类社会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2],从而使得“主体”维度和“客体”维度在发展过程中达到新的平衡。在这种具有张力性的发展变化中,社会逐渐向马克思所追求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的状态运动。因此,以实践为核心的哲学观具有辩证性和生成性的特征,马克思克服传统哲学对于社会从单一维度理解的缺陷,从而完成了其哲学革命。


二、马克思基于实践观的哲学革命所带来的文化哲学革命


马克思的文化哲学革命,直接带来了人的生存方式的革命。按照学术界的定义,“文化”在广义上主要指人的生存方式。对世界的理解不同,人在看待世界和解释世界上所具备的哲学观则形态各异,以不同的哲学观为基础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哲学理念,从而使得人的生存方式产生巨大差异。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有其具体的文化哲学形态,相应地,马克思在完成基于实践观的哲学革命基础上,在文化层面带来了文化哲学的革命。尽管马克思没有对文化哲学进行直接论述,但我们可以通过合理的学术推演,构建符合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文化哲学理论。按照实践的观点,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维度”,即“主体”和“客体”两个维度,并且人类社会始终是在这两个维度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最终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阶段演进。所以,人的生存方式在社会演进过程中一方面要遵循客观规律,另一方面要遵循人文诉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强调了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产生的交替决定作用[2]。

第一,“环境的改变”有赖于人对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和运用,并影响人的文化观建立。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人类受到自然科学思维的深刻影响,认为社会领域受某种“自然规律”的制约,因此社会应按照自然界的科学化方式来组织。在经济层面,这一规律体现为市场经济规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13],因此每个人基于自己利益最大化展开交往,逐渐使社会从非科学状态运行到科学状态。这就会得出个人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结论,进而生成个人自由主义文化观,使得人们认为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历史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对于社会运动规律的认识与斯密完全不同,尽管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社会领域确实存在“自然规律”[9],但这种“自然规律”是符合社会动态发展的,并不是收敛性的。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因此,与旧唯物主义所建立的文化哲学相比,基于实践观而形成的文化哲学主张从“主体”与“客体”的双重维度来理解和把握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状态。

第二,人的“自我改变”必然与“环境的改变”交相辉映,如果忽视人的主体性,就会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发展代价。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社会生产生活主要是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方式组织起来,私有制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安排。这一组织方式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劳动者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受到极大抑制,劳资冲突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在马克思看来,劳动与资本的对立主要来自于所谓“科学化”的经济组织方式。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对于私有制所产生的社会问题,需要借助于“共同体”思维来解决。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阶级冲突会通过立法来控制现代性的冲突。马克思认为,完全科学化虽然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但在现实中这种发展方式带来诸多发展难题。这也使得马克思将如何“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9]作为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在马克思看来,完全科学化的安排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物质的丰富,但其忽视了人的主体性的重要作用,遏制了人的发展。因此,社会在承认科学规律的基础上应主动植入具有人文关怀的制度,防止过分地按照物理世界的运动规律来组织社会所导致的发展问题。所以,不仅需要科学思维,而且需要人文思维。

只有解决了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主体”与“客体”失衡问题,才能防止人的文化观念受自由主义文化观的侵蚀,才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生存方式打下基础。在现代社会中,往往出现增长的物质财富无法造福其实际生产者、财富向少数人聚集的情况,这使得社会出现阶级分层甚至阶级固化,贫富差距拉大,进而引发社会冲突。这就是主客体失衡的具体表现形式及其带来的问题。而马克思在这里作出的巨大贡献就是通过剖析资本主义运行规律激发人民的主体性,使得主客体这两重维度在辩证运动中趋向平衡。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吸收现代社会的发展成果,并且通过人的主体能动性进行实践运用、改造、发展,改变现代社会的负面因素,将人类社会推到更高的文明阶段。在此基础上,人的生存方式也会发生极大的改变。马克思的著作中包含着大量这样的论述,例如《资本论》第一卷的“自由人联合体”[9]、第三卷的“自由王国”[8]等论述,都表明人类社会是在向前发展和运动的。其主要原因在于:首先,现实中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2],随着人的实践活动不断展开,人性也不断地加入“新质”而呈现出新的状态。在新的人性基础上,社会又形成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并反映在经济、政治等方面。其次,人类每次实践活动都是在已有的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展开的。因此,人类社会成为“开放系统”,而不会向某个确定的状态收敛。当社会现实驱使人性生成到较高的阶段后,经济激励就失去了作用,人类开始自由地运用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因此,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文化哲学观相比,基于实践观而形成的文化哲学观具有开放性、超越性的特征。

综上所述,基于实践观的文化哲学观一方面避免了唯心主义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空洞地谈论人类社会发展理想、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所能提供的物质条件的把握;另一方面避免了旧唯物主义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发展只受客观规律支配,而冷漠看待人的主体能动性。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形成了“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协调统一的文化哲学视角。


三、对批判新自由主义文化观的价值


当前新自由主义文化逻辑在全球具有极强影响力,在现实中带来“拜金主义”“丧文化”等多种现代性文化困境。运用马克思基于实践的文化观及其理论来抵御新自由主义文化观的侵蚀乃至将其“打回原形”,以破解新自由主义文化观带来的认识论束缚,是十分必要的。

新自由主义文化逻辑的生成有着深厚的自然科学基础。在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增强了人类掌握自然运动规律的能力。由于自然科学的突破而带来的人类实践活动的进步,使得人们逐渐确立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类社会也和自然一样受到某种理性机制的支配,人类只需要发现社会领域的理性机制,就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这一理念的强势弥散使得社会科学家也开始相信,社会领域也存在某种神秘的理性机制,寻找社会领域的“自然规律”就成为近代以来社会科学家们的主要工作。这一工作首先是在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中取得突破的。古典经济学者指出社会各领域完全自由化,市场机制自然会将社会运行起来,这就是社会层面的规律。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快速地接受了这一理念,并逐渐依靠现代性机制而成为发达国家。由于看不到历史的阶段性发展进程及其具体而不同的历史条件,科学化的组织方式一时间成为世界其他国家效仿的“样板”,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以个人自由为内核的文化逻辑。自上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逻辑,新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基于这一文化哲学观所形成的经济理念在发展中国家初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实践成就。随着经济学、金融学等学科理论的发展,数学模型逐渐被运用到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从而赋予“新自由主义”科学化的色彩。这也进一步固化了人们对于新自由主义文化观的既有认识,而丧失了对这一文化观的反思能力。

“功利主义”是新自由主义文化观的核心,对这一哲学基础的认识和批判十分重要。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人的自利心形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动力。因此,人的“功利心”应得到认可,“功利主义哲学”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哲学基础,世俗欲望的满足成为确证人的存在的主要方式,人成为一个动物性的存在,也就是人被完全“物化”。在此意义上,旧唯物主义哲学为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提供了逻辑前提,同时也为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判新自由主义哲学观提供了“入口”。在马克思进行学术研究的时代,人类也面临由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所导致的发展难题,如劳资关系的紧张、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因此,反思现代性成为当时的学术主题。虽然马克思在其哲学革命之前也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训练,但德国古典哲学令马克思在认识和解释社会问题上感到不足。为获得新的哲学视角,马克思便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了清算。同时,尽管旧唯物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对唯心主义有所反思,但也陷入机械、片面解释世界的错误认识之中。因此马克思又对资本主义的哲学前提,即旧唯物主义进行了清算。马克思将这一哲学革命的产物称为“新唯物主义”[2]。

以旧唯物主义哲学观为核心的文化观承认人的世俗欲望的合理性,将其作为推动社会的唯一动力。对于“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旧唯物主义也极力将其与现实物质利益相联系,使其浸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11]。因此,这种完全“物化”的生存方式首先冲击了“人文精神”。“大工业……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2]资本主义人文精神的缺失催生了人对物质金钱的贪婪:“唯物主义……以理智之物的面目出现,同时又发展了理智的无所顾忌的彻底性。”[2]这种被抽掉“人文精神”的原子式的个人只是一种错误思维抽象的产物。但现实中的人不是原子,“他们只是在观念中、在自己想象的天堂中才是原子,而实际上他们是和原子截然不同的存在物”[2]。古典经济学的初衷是寄希望于通过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达到改善社会整体福利的目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制衡提升所有人的剩余,马克思将其总结为“使人的世界分解为原子式的相互敌对的个人的世界”[2]。但在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生存发展模式下,人自身的“主体”和“客体”的对立逐渐加剧。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中的自由经济很难带来所有人福利水平的上升。这种“原子化”的生存模式会导致“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8]这种与古典经济学完全相反的现象出现。马克思将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总结为“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并以一种讽刺的口吻指出自由“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而平等并不是人的平等而是“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代表“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意味着“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9]

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只强调人类社会的“客体”维度,而人“在生存方式上已经被降低到近乎生物学的水平了”[28]。由于其缺乏对人的主体性的关照,从而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原子的差异。事实上,原子之间的碰撞完全符合自然规律的规定,而原子在其中并不会发生改变,最终也将归于完全有序的状态。而抽象掉人的社会性,缺乏内心道德律制约的人就会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断扩大以解决需求无限而资源有限的矛盾。并且,在完全自由化的环境中,对个人追求世俗功利的肯定会使得财富积聚,并最终形成市场势力,从而加剧个人与社会整体的矛盾。最终,人类社会并不是向古典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走向完全有序,成为“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9],反而会成为一个矛盾重重的“综合体”。


四、对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价值


社会机制的有效运行,必须基于社会中的个人对于这一机体的核心文化理念的信任,从而遵循这一文化生存方式的运演逻辑展开进一步的行为。资本主义体系在创造物质财富上取得的成就使得人们“相信”世界是按照个人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在确立了这样的价值理念后,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才能逐渐建立起来,并实际地发挥作用。很难想象,如果一种生存方式的文化前提没有被社会接受,这一生存方式能够在现实中展开。正是基于此种思考,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诉求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个人与社会”“客体与主体”的辩证统一这一马克思文化哲学的基本精神。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着“富强”和“平等”、“法治”和“友善”等辩证张力关系。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需要综合把握社会的“客体”和“主体”这两个维度。我们知道,为了达到“富强”,在人有自私之心的时代,需要一定的“理性化”的经济安排,需要借助于市场经济,依靠资源的自由流动提升社会效率。“法治”是以人的客体规定性(人性恶)为基础的理念设计,其本质上是依靠社会的约束力来规范每个个体的行为。因此,“富强”和“法治”属于“客体维度”。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具有一种张力思维。正如前文所述,资本主义体系的问题证明了完全依靠“客体维度”是无法组织好社会的。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有体现主体维度的制度安排。所以,我们强调“平等”和“友善”。其由于更加注重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具有文化哲学的显著主体维度思维。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两者之间要保持动态的张力关系,最终超越市场等客体机制而向人类共同体方向发展。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以马克思的实践观为指导,注重对“客体维度”和“主体维度”这双重尺度的把握,保持社会整体在两重尺度之间的平衡发展。按照实践的基本观点,社会的平稳发展需要有基于整体的制度安排。与之相对应,文化观念一方面要有基于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另一方面也应重视社会共同体的重要意义。由于特殊的历史发展原因,我国长期以来重视社会共同体维度的文化资源的开发,并已形成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代表的一批具有社会主义意蕴的文化建设成果。然而,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借助于市场经济来提升社会效率。所以,在文化建设上,我们也应注重对市场个人主义文化理念的阶段性认同。但是,与完全强调个人绝对自由的新自由主义文化理念不同的是,我国在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注意到“个人”与“整体”是存在矛盾的,并努力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植入体现社会整体安排的制度,构建二者的辩证关系。这在我国的经济制度安排上已得到体现。例如,对于不同的经济领域,“市场密度”是有差异的。对于市场化能够解决好的领域,就给予市场和个人以空间,如个人消费品等领域。改革开放后,我国主要将这些领域交由市场来完成。对于市场解决不好的经济问题和不适用市场安排的经济领域,需要具备市场和个人主义的管理思维。

由于“主体”和“客体”这两个尺度都在发挥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能够超越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主客对立”的局面,使社会在与个人的张力发展中最终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发展困境主要来源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在全球的泛滥,且这一问题的解决在观念上要求我们摒弃古典主义关于“个人绝对自由带来整体福利上升”的观点,在文化理念层面对社会共同体思维的重要性展开全新的认识,在具体制度中逐渐消除“个人”与“整体”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解决“客体与主体”辩证关系提供重要文化资源。因而坚定文化自信是理直气壮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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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刚,王子旭,卢鑫.马克思文化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J].云梦学刊,2020,41(06):79-85.

基金:北京理工大学八十周年校庆文化专项“北京理工大学精神文化整理及其新时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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