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少高校的英语专业似乎正在接近‘对不起良心的专业’”[1]之类的论断到《对英语专业的不当批评，可以休矣》[2]一文的回应，反映出大部分高校外语专业的课程供给有些落后于需求，需要变革。用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审视外语专业课程供给和外语人才培养的关系，不乏启迪和指导意义。

教育生态学系统论认为，教育生态系统有整体关联性和动态平衡性两个基本特征，表现为教育生态系统与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关联和动态稳定，以及教育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整体联络和动态稳定。当社会上一定量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输入教育系统后，后者相应地会基于自身特点和现状调适自身内部结构，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以维持与前者的动态平衡。多样性是教育生态系统维持稳定的必要条件[3]。可见，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的关键在于高校能够适时调适自身内部结构和关系，最大化利用国家、社会和自身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培养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人才。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各高校的人才培养除了需要匹配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需求，还需要全面贯彻“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高等外语教育是高等教育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培养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外语人才是其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多元化人才需求与个性化知识需求对课程供给的要求：形式多样化

当今，外语人才的供应与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分析，便是高等外语教育生态系统自身的平衡状态难以让人乐观。英语专业毕业生就业，至少一半是“学非所用，所用非学”,他们与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的非英语专业学生相比，更是处于就业竞争的劣势，同时还存在较严重的同质化困境[4]。此外，就中国的大国身份和地位以及对世界的贡献而言，中国在全球治理人才供给方面严重不足[5],这与外语人才培养质量不到位有甚大关系。

相较之下，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家对外话语能力建设的需求。作为国家语言战略能力重要分项的对外话语，本质上是贡献中国知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一道与其他各国话语体系合作，共同说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6]。“强国必须强语，强语助力强国”[7],高等外语教育对此责无旁贷。第二，国家友好城市的交流和合作，以及“一带一路”沿边城市的发展，均需要多元化的外语人才。第三，国家的科研人才应肩负起提升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的使命，这对高等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方面是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另一方面是学生对外语知识的个性化需求。学生的性别、年级、英语水平、所在高校的自身定位，以及所学专业，均对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产生影响，即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存在着个性化需求，甚至对英语专业内的专业课程也存在差异化的需求[8]。学生对知识差异化的需求还源于学生学习起点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一般而言，各地的教育水平不等，大学里同一个班级的学生生源地各异，知识储备也各有不同。因此，学生对相同知识的难易感受度不同。知识起点上的差异与学生自学能力和思维方式差异的叠加，要求课堂教学内容具有多层次性、丰富性和开放性，甚至在一些情况下，需要对学生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分类分层级教学。

总之，教育生态学视角下，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多元化需求和学生对知识的个性化需求要求各高校外语专业提供多样化的课程供给。课堂内容也要具有开放性、多层次性和探究性的特点。需要重申的是，多样性是教育生态系统维持自身平衡的必要条件，因此，课程供给形式的多样化成为必要。

二、对课程供给质量的追求：“金课”建设

多样化的课程供给是实现多元化外语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然而，多样化的课程供给并非只是课程供给形式的多样化，它对课程供给质量的追求始终是题中之义，即多样化的外语课程供给应该是外语“金课”基础之上形式的多样化。换言之，外语“金课”建设应该贯穿于外语课程供给多样化的改革之中。

“金课”的标准是“两性一度”,即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高阶性是指“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创新性是指课程内容具有前沿性和时代性、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以及学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挑战度是指课程要有一定难度，教师教和学生学都需要跳一跳[9]。

“金课”建设体现的是对课程供给质量的追求，最终要落实到学生的能力培养上。多元化外语人才的培养是外语核心能力这一基础之上其他技能多元化的人才培养。外语核心能力的培养是外语专业安身立命之本。依据2018年的《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外语类专业是“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知识为基本内涵，相关学科知识为外延，人文性质突出，跨学科特点明显，开放性强。外语类专业培养各外语语种专业人才和复合型外语人才，取向多元，服务面向广泛，良好的人文素养、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突出的外语应用能力、良好的文学赏析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还应具备“一定的研究能力”[10]。除此之外，自主学习能力也在此列，它包括自我规划能力、自我探索有效学习策略能力、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和多元互动学习能力。它并非天生，也非自发形成，而是需要后天系统培养形成[11]。

对外语专业学生上述能力的培养，正是国家和社会对外语人才培养的质量要求。“高等外语教育则关系到人才的培养质量，关系到中国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互鉴，更关系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建设”[12]。所以，外语“金课”建设要始终以上述各项能力的培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既能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能对中国讲好世界故事”的人才[13],这就需要“两性一度”的课堂和各项能力的培养有机结合，而“做”是其中的关键。

“锻炼良好的大脑比在大脑中堆放不能消化的公式和定理有价值得多”,儿童在力求克服遇到的疑难问题而全力以赴时，便会像真正的科学家那样动脑筋和花费心血[14]25。儿童如此，大学生亦如此。陶行知扬弃杜威“从做中学”的理论，提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15]217。“做”是“学”之中心，“只有手到心到才是真正的做”,并提出“在劳力上劳心，是一切发明之母。事事在劳力上劳心，便可得事物之真理”[15]219-220。此外，他还结合《墨辩》中的亲知、闻知、说知等三类知识，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著名论断[15]270-271。当今教育尤其重视对学生思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研究能力的培养，“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对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问题是思维的引擎”,应“用问题贯穿教学的起承转合”,培养学生“抽丝剥茧的求真精神”[16]。因此，提出什么问题，如何解决问题，包括不同解决办法和方案之间的比较，以及该过程中师生间的互动和协同，是有机串联起“教学做合一”各个环节的重要方式。

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可设计如下一类课堂：立足学情，结合课本的主题和学生感兴趣的议题，提出不同难度的问题，用这些问题循序渐进地串联不同的课堂。它可以是一个学期的课堂，也可以是一个四五十分钟的课堂，也可以是“两会”或其他“热点”期间的多个课堂。形式可以是议题陈述式、辩论式、项目式或是课程论文式等。它可以是同一个议(辩)题的多维度和深度的展开，也可以是相似议(辩)题之间的比较，也可以是相对议(辩)题之间的对比等。相应地，期末考核的形式也应该多样化，它可以是论文的形式、讲台呈现的形式或其他形式，亦或是与传统形式的结合。其完成形式可以是个人单独完成，亦可以是小组协作完成。此外，在多样化的课程供给背景下，涉及跨学科议题的考核会频频出现，多名教师一起考核一个或多个学生会成为必要。

需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在“教学做合一”的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有导入、组织讨论和点评，必要时还要发散和引申；另一方面要给出理论、方法和技巧，并在学生实操和实践的过程中，予以纠偏和纠正。第二，教师的导入和点评不是随心所欲的，须要结合学生课下文献的搜集、阅读、思考以及课堂上的呈现等情况，具有针对性。第三，关于考核形式，其中阅读学生的论文(作文)是深度了解学生知识、能力、思维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给予的反馈是进一步完善教学过程的重要参考。第四，外语课程虽是跨文化的，但人类不同文化之间是存在共同价值取向的。建议外语课堂上，当涉及共同(通)的文化现象时，多关联学生个人的生命体验，这是深刻理解母语文化和对象国文化的重要方式。第五，若是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处于更高水平，可以通过提出更复杂或更有深度的问题和议题，进行更高层级“两性一度”的课堂组织和建设。总之，外语“金课”建设的实现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对学生外语核心能力的培养是其根本。

三、新时代对“金课”建设提出新要求：“四新”建设与课程思政

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对人才的品质和能力的要求会稍有不同，因此，不同时代对课程供给质量的追求自有其时代的印记。“金课”一词的提出正是对新时代新需求的回应。外语课程作为高校课程的一部分，外语“金课”建设自然要体现新时代国家和社会发展对外语人才的新要求。换言之，外语“两性一度”的课堂建设除了要落实外语人才各项核心能力培养之外，还须承载新时代对所需人才特有的时代要求。

近年来，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相继出现许多热词，这一方面是对各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遵循，另一方面是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高速发展的因应。除此之外，鉴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史是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大学治理变迁史[17],有必要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政策进行简要梳理，以探求新时代“金课”建设的时代印记。

纵观表1,不难看出其所呈现的基本逻辑：第一，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的起点是顶层设计，是因应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而制定的系统性工程，目标是升级为教育强国。第二，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已转向提高教育质量，实现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着力点是打造“金课”和淘汰“水课”。第三，“四新”建设的提出和全面推进既是顺势，也是求变和求新的结果。它是新时代促进知识生产和更新的新动力[19],也是新时代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第四，教育是教书和育人的统一，也是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统一。课程思政建设注重引导人才追求真善美，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使之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除上述以外，新时代高等教育还有一个转向是重申教育质量和本科教育的重要性，这是与世界高等教育理念的同频共振。一流本科建设在世界“双一流”建设中具有基础地位，而在各项“一流”建设当中，课程建设是着力点。第一，课程虽较为微观，但关乎的是育人的根本这一类宏观战略问题。第二，在各层级高校，课程普遍存在短板、瓶颈和软肋，只是问题的轻重和呈现方式不同。第三，课程是世界高等教育公认“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理念的“最后一公里”。第四，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具体化、操作化和目标化[9]。“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支撑是课堂教学”[20]。因此，在实现教育强国的各项建设中，“金课”建设最为根本和核心。

综上所述，在以培养与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相匹配的人才为目标的各项建设中，“金课”建设是载体，是着力点和发力点，是核心，也最为根本。“四新”建设和课程思政建设，作为新时代课程质量建设的时代印记，便是新时代对“金课”建设提出的新要求。外语专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语专业的“金课”建设自然要与之同频共振。未来的外语人才除了具备外语各项核心能力之外，还应坚持追求真善美，坚定“四个自信”,并有能力解决新时代涌现出的愈来愈多的跨学科问题，这样，方能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四、“形”“质”并举：用制度建设推动课程供给机制的变革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开创者之一约翰·奥尔森(JohanPOlsen)提出，“政治动能是行为者在其所在的政治制度结构空间中行动的意愿及支配资源、达成目的的能力”[21]。换言之，不同的制度作用于行为者，可产生不同的政治动能。也就是说，制度可以激发和张扬行为者积极向上的奋斗意愿，也可以诱导其消极低迷；可以捆绑住有能力促成可欲变革的行为者的手脚，也可以对其赋能，助推向上力量的壮大。因此，培养出国家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外语人才，友善的制度建设是前提，也是有力的抓手。在这当中，理念是制度建设所遵循的精神和原则。在外语课程供给多样化的变革中，要秉持“遵循科学规律”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守正创新，既要最大化利用现有教育教学资源，也要大胆向社会和基层借力。

“形”“质”并举的课程供给建设，需要支付时间成本和教育成本，为了最大化节约各成本，应基于外语学科自身的特点，通过建立友善的制度，有选择地、不同程度地打通外语专业和其他专业间的通道，以最大化利用高校现有的课程等教育教学资源，打造出多样化的课程供给模式。

第一，外语专业比较基础性的课程，例如语法、听力、阅读和写作课，可分类、分层级地开设，学生可不分年级和专业选修。学生能否选修某门课程的依据是该生能否通过相应层级的考核。以阅读(写作)课为例，可以开设适合学生基础比较差的阅读(写作)课，也可以开设适合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和出国深造学生的阅读(写作)课，也可以开设适合对英语和法律或英语和地理感兴趣的学生的阅读(写作)课等。

第二，打破专业壁垒，为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提供更多便利，鼓励乃至奖励学生掌握外语的同时，自主选修第二专业的各门课程。相应地，外语专业所开设的第二外语也需要一些变革。因为对一部分学生而言，学习第二外语只是因为专业要求，毕业之后再无用处，他们完全可以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其他专业方面的学习。还有一部分学生对语言的学习有较高的热情，也有较强的语言学习能力，甚至有修习第三门外语的兴趣，对这一部分学生，应该提高第二外语培养的要求和力度，并视情况增设第三门外语，满足学习需求。追求所学有所用和人尽其才，将有助于实现人才的多元化培养。此外，这也是对“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教育理念的遵循。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哲学、中国传统思想和中华文化等这样的课程有必要成为外语专业的必修课。某种意义上，“外语类专业的课堂教学本质上就是跨文化教学，外语教育本质上就是跨文化教育”[22]。汉语和中国文化等方面的知识储备是学生学习对象国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知识的参照物，即母语和对象国语言两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既可相互促进，亦可相互制约。同时，外语人才不仅要能讲好世界故事，更要讲好中国故事，而学习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外语专业在自身建设中应基于所在高校和地方的发展状况与规划，谋求特色发展路径。这样既可以满足地方多元化发展的需要，也可与一流高校的外语专业错开竞争赛道，特色发展，突破“千校一面”[23]的局面。此外，这也是展开外语人才跨校培养的基础。总之，课堂应大力开放，让学生自主选修，各高校要基于毕业生就业状况的反馈积极调整课程供给模式。两者间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外语教育生态系统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外语专业课程供给的多样化建设是外语专业和其他专业间的高度联动和互动，因此也是所关联学科对国家“四新”建设的呼应，它显然不同于传统的课程供给。换言之，它是对传统课程供给机制的“扬”和“弃”,需要高校制度上的“破”和“立”。因而，实现“形”“质”并举的课程供给机制的变革，高校需要自主空间，高校院系内部也需要自主空间，以激发基层活力，敢于创新，敢于向社会和基层借力，最终探索出最适合国家发展需要的多元化外语人才培养机制。

要善于利用社会资源。高校培养的人才终究要走向社会，并接受社会的检验，让社会力量加入课程供给多样化的建设中理所应当。只是这方面的制度建设需要加大力度，创造出更广阔的合作空间。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探索聘请社会行业内人士参与授课，这将会是多样化师资的有力补充，也是避免课堂教学脱离社会需求的有益力量。

要让学生参与课堂建设。课程供给制度是大学制度的一部分，“形”“质”并举的课程供给制度的建设自然要受其规范和约束。高校内部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党政权力的协调发展，民主决策的深度推行，将有助于激发基层的创新活力，有利于充分张扬“从学生和教师中来，到学生和教师中去”的智慧。这首当其冲的便是要改变“学生组织和团体只是行政权力的附属或受其委托从事学生管理工作”[24]的局面，让学生力量也参与课程建设，毕竟他们才是课堂知识的消费者。

要大力张扬教师的力量。推进课程供给机制的变革，学生的力量要激发，教师的力量更要张扬。要“让教师参与讨论和影响变革，因为他们才是变革的终极执行官”[25]。需要强调的是制度建设要守正创新，但它必须以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和外语教学自身的基本特征和规律为前提。

总之，为培养出多元化的外语人才，中国高等外语教育的课程供给需要“形”“质”并举，即“多样化”课程供给建设和“金课”建设同行，这是外语专业目前的生存之道，也是大有可为之道。“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英语专业比今天充满着更深刻的危机；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英语专业比今天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但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英语专业比今天迎来更好的机遇”[4]。在科技大发展和后疫情的时代，新旧秩序激荡，在这场大变局中，在世界的讨论桌上，中国声音和中国力量不能缺席，外语教育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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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李凤云.新时代外语专业课程供给的“形”与“质”[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21,41(12):7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