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鲜明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1]314近些年来，学者关于群众史观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也具有共识，但研究客体主要集中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领导人，鲜有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观。李大钊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人民观内涵极其丰富。许全兴教授曾指出：“李大钊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视群众、最深刻批判英雄史观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和启蒙思想家。他的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观和人民只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解放观，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2]他在求学生涯及长期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形成了内容极其丰富的人民观，这对今天我们坚定初心、牢记使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李大钊人民观的三重演进理路

杜鸿林教授在研究李大钊人民群众观时曾论述到：“人民群众观是关于人民群众是谁、如何看待人民群众、怎样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思想认识的理论形态。”[3]李大钊的人民观遵循着“事实—认识—实践”的逻辑，基于事实，逐步深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最终应用于救国救民的实践中。他对人民群众的认识前后发生了三次转变。首先，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他开始批判剥削阶级，心系人民群众；其次，受中国立宪政治西方文化的影响，他萌发英雄人物在国家救亡图存中的重要作用；最后，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逐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剥削的本质，从而确立了马克主义群众观，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

（一）“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

青年李大钊受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心系群众，批判剥削制度，既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压迫，也反对军阀都督制度。他在《大哀篇———（一）哀吾民之所失也》一文中首先指出：“然自满清之季，仁人义士，痛吾民之憔悴于异族专制之下”[4]7，“则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4]8。当时的李大钊看到了几人幸福而数万万人痛苦的现状。因而，他写道：“然则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专政；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吾惟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4]9

李大钊虽然看到了社会的剥削，但他没有找到彻底根除专制制度的方法，他对人民的同情和对剥削制度的憎恨仍基于道义的谴责。因而，在《原杀》一文中他写道：“为今之计，吾人当发挥正义，维护人道，昭示天地之常则，回复人类之本性，俾人人良心上皆爱平和，则平和自现，人人良心上皆恶暴力，则暴力自隐，人人良心上皆悔罪恶，则罪恶自除。”[4]81当时的李大钊还没有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他将人心看作一种可以摧毁现存制度的力量。他论述到：“人心向道义，则风俗日跻于纯，人心向势力，则风俗日趋于敝”[4]157。此外，李大钊还从风俗、暗杀、“阐明政理”等角度探讨人民追求幸福的路径，但终究不可为。尽管如此，这些朴素的同情对李大钊日后逐渐走向社会革命也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

（二）“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枢”

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极其痛苦。此时的李大钊开始批判中国的立宪政治，积极地探索解决中国问题之“道”。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李大钊曾一度认可英雄史观，他认为解决中国问题要发挥少数人的作用。他在《文豪》一文中指出：“嗟嗟！世之衰也！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文人于此，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之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来复之机，方能救人救世。”[4]121随后又指出：“一群之中，必有其中枢人物以泰斗其群，是曰群枢。风之以义者，众与之赴义。”[4]157他在《立宪国民之修养》一文中指出：“是皆专制政治之余毒，吾人久承其习染而今犹未能湔除者。欲有以救之，惟在上流阶级，以身作则，而急急以立宪国民之修养相劝勉。”[4]520本国立宪政治的失败、都督混战和西方文化对李大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促使了李大钊人民观的转变，但由于他还没有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还没有认识到人民的主体地位，对人民的范畴也缺乏完整的认识。

统治日益腐朽，中国出路何在？李大钊在东渡日本留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他开始认识到人民群众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开始树立朴素的群众史观。1914年的李大钊就已经认识到群众势力是一种新势力。他指出：“今有存者，惟此新势力耳。新势力维何？即群众势力。”[4]188当然，由于中国人民长期受封建制度的压迫，人民思想腐朽，一时还难以开化，因此李大钊发出“吾人生当群众之时代，身为群众之分子，要不可不自觉其权威”[4]188的号召；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一文中也指出：“吾国民今日救国之责维何？曰：首须认定中国者为吾四万万国民之中国，苟吾四万万国民不甘于亡者，任何强敌，亦不能亡吾中国于吾四万万国民未死以前”[4]219。此时的李大钊对人民的认识还处于一种不稳定的过程中，这也是由于他在树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前接触了大量的外来学说因素的影响。

（三）“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

留日学习的李大钊，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这种理论积淀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让李大钊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他开始将目光转向劳工主义，他认为劳工主义必胜。他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指出：“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5]358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论述德国失败与俄国的胜利时也指出：“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5]363他开始批判西方的政治哲学与资本家，他已经认识到最多数劳工与最少数资本家斗争胜利的不可避免性，他认为劳工的胜利是新世界的潮流，但也指出这新命的诞生，必经一番痛苦。

李大钊的人民观与其历史观的转变有着根本的联系，他摒弃了英雄史观，从而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他曾在《史学与哲学》一文中指出：“自马克思经济的历史观把古时崇拜英雄圣贤的观念打破了不少，他给了我们一种新的人生（历史）观，使我们知道社会的进步不是靠少数的圣贤豪杰的，乃是靠一般人的，而英雄也不过是时代的产物。”[6]204他随后又指出：“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可称为旧史观，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进步的历史观则可称为新史观。”[6]321在《孔道西的历史观》一文中更是指明：“人类的真实历史，不是少数人的历史。人类种族，是由些全靠他们自己工作的果实生存的家族的群众成立的。历史的纯正的主位，是这些群众，决不是几个伟人。”[6]401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已然发现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量。他将人民的社会地位与生产力结合起来，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生产力一有变动，这社会关系也跟着变动。可是社会关系的变动，就有赖于当时在经济上占不利地位的阶级的活动”[7]19。但当时的李大钊由于受到各种虚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掌握群众史观的科学性，因此，他曾说“有人说，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给他加上了一种定命的彩色，后来马克思派的社会党，因为信了这个定命说，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以致现代各国社会党都遇见很大的危机。这固然可以说是马氏唯物史观的流弊”[7]19。

此时的李大钊已经认识到人民，尤其是无产阶级既是大工业的产物，又是摧毁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根本力量。因此他指出：“资本主义是这样发长的，也是这样灭亡的。他的脚下伏下了很多的敌兵，有加无已，就是那无产阶级。这无产阶级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到后来灭资本主义的也就是他。”[7]39在《要自由集合的国民大会》一文中也指出：“什么宗教咧，皇统咧，军阀咧，政阀咧，不遇民众的势力则已，遇则必降伏拜倒于其前；不犯则已，犯则必遭其殄灭。民众的势力，是现代社会上一切构造的惟一的基础。”[7]262

二、李大钊人民观的四维内涵意蕴

在国运凋零、内忧外患、民生苦楚的时代，李大钊尽管受诸多思潮的影响，他对人民的认识也时有偏差，却始终没有偏离人民主体地位的中心轴。他的人民观内涵极其丰富，主要包含四点内容：一是对剥削制度的批判，揭示了剥削制度对人民幸福遮蔽的本来面目；二是加强对长期处于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教育；三是将分散的个人组织起来，加强团结力和战斗力；四是对青年积极社会变革中提出了殷切期盼。

（一）“社会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高尚志趣的青年啊！”

李大钊认为政治是人民“智德”和幸福的保障。他指出：“斯凡一政治所具之长，即在增进人民之智德。”[4]272随着时局的变化和自身认识的进步，他逐渐发现立宪政治等主张并不能使人民幸福，而是各为其利益所谋。因此，他曾哀叹道：“唉！社会制度的缺陷，不知道逼死了多少高尚志趣的青年啊！”[7]120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渐揭示了各种虚假民主政治制度对人民幸福的遮蔽，并最终发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民的智德与幸福。

李大钊对国内剥削、压迫政治的憎恨是一贯的。1919年4月他在《宰猪场式的政治》一文中就曾明确指出：“我说我们的政治，是宰猪场式的政治，把我们人民当作猪宰，拿我们的血肉骨头，喂饱了那些文武豺狼。”[5]450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一方面继续抨击当时“恶的政治制度”，一方面也开始阐述他对民主主义的认识，他认为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是对人性发展的有效保障。他指出：“现代民主主义的精神，就是令凡在一个共同生活组织中的人，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得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5]410此时的李大钊已经摒弃了抽象的政治学说，转而研究政治与人的关系、制度对人各种具体发展的保障。

大机器工业下，人民对资本家、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已经是实质上的依赖。李大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立即将这一学说应用于中国革命，他发现“工银制下的工人，纯是一种机械”[7]26，对资本家贪婪的揭示与对工人的同情促使李大钊开始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批判资本家的贪婪都是源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对工人的压迫也是资本主义制度，只有摧毁这种剥削制度，才能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

李大钊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逐渐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保障人民个性的发展。早期的李大钊也没有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而是更多地使用“平民政治”“德谟克拉西的制度”等词语。直到1922年他在评论工人政治实现的根本保障时才具体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实行社会主义的精神，使之普及于一般，直到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的特色私有制完全废止，失去了复活的可能的时候，随着无产者专政状态的经过，随着阶级制度的消灭，Ergatocracy的内容将发生一大变化。他的统治的意义，将渐就消泯，以事物的管理代替了人身的统治。此时的工人政治就是为工人，属于工人，由于工人的事务管理。”[6]105当时社会上由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等理论的宣传和影响，很多学者对社会主义提出怀疑，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成立之后，社会就要发生怠工现象，从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为此李大钊曾指出：“他不知道在社会主义制度底下做工，是很愉快的，很舒服的，并不像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作，非常劳苦，同那牛马一样，得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6]458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社会主义首先是一个经济的概念，它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这需要所有人的辛勤劳动才能实现，而并非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实现社会主义。

（二）“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

中国曾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而思想精神也极其贫瘠。当时处于底层的中国人民看不到出路，更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李大钊在长期革命实践中看到了人民对国家的重要作用，社会变革非依赖人的“意志”与“实力”不可。他在文中曾论述道：“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迈往直前，以应方来之世变，成败利钝，非所逆计。吾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4]244这里他将人民的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

如何培育人民的“意志”，李大钊认为教育至关重要。早在1913年，他在《论民权之旁落》一文就曾指出：“所望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若夫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图，所关至钜，余当更端论之”[4]76。“实力”是人民自身的力，是与生俱来的力；而“意志”可以通过教育后天培育。李大钊认为人首先要解决衣食住行，而后才能有“灵”的需求，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尚需知识的陶冶。这恰恰为当时中国人民所欠缺，他们终日劳作，生活却极其困苦。因而李大钊曾指出：“不但这个，人类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的欲望而外，尚有灵的要求。一个人汗血滴滴地终日劳作，靡有工夫去浚发他的知识，陶养他的灵性，他就同机械一样、牛马一般，久而久之，必把他的人性完全消失，同物品没有甚么区别。”[5]407可见教育人民群众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此外，李大钊认为教育的内容也应该宽泛和更具操作性，他认为这才是democracy的精神，这种精神“不但在政治上要求普通选举，在经济上要求分配平均，在教育上、文学上也要求一个人人均等的机会，去应一般人知识的要求”[5]408。

今天，我们正在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指出我们所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改革开始四十多年来，我们物质生活极大发展，人民精神境界也稳步提升。在新时代，加强人民的“意志”教育，锤炼党性，“首要的就是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1]4。在实践中，有部分党员和群众由于自身认识的不足，理想信念不坚定，认为实现共产主义遥遥无期，从而产生了悲观主义情绪，有的甚至不作为、乱作为。因此，他也多次教育党员和群众“如果大家都觉得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没有必要为之奋斗和牺牲，那共产主义就真的永远实现不了了”[1]143。

（三）“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

民众的实力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力，如何将这变革“力”发挥极致，李大钊认为只有将四亿同胞组织起来。他在《民彝与政治》一文中就认为：“苟吾四亿同胞之心力，稍有活泼之机，创造改造之业，姑且莫论，但能顺应此环境而利用之，已足以雄视五洲威震欧亚矣。”[4]286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8]5

首先，李大钊认为人要有牺牲和协力互助的精神。他在论述达尔文进化论解释人和动物的几种本能时曾指出：“第一就是（为）社会全体而舍弃自己的牺牲心。若是群居的动物没有这种本能，各自顾各自的生活，不肯把社会全体放在自己以上，他的社会必受环周的自然力与外敌的压迫而归于灭亡。”[7]131在新时代，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要弘扬先公后私的奉献精神。

其次，李大钊认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不仅生产出强大的资产阶级，也生产出数量庞大的无产阶级，他认为随着这种生产制度的变化，无产阶级非团结起来不可。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写道：“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种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5]377；只有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才有战胜资本阶级的希望。他认为：“现在那些资本家对于劳动者有些畏惧心，完全是为了劳动者还有一些团结力罢了。劳动者合了几千个或是几万个去和一个资本家争，那也可得到好的结果”[6]471。随着资本在全世界的集中，李大钊逐渐认识到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因而他指出：“工人们———就是无产阶级———为对付中产阶级的联合，必须组织一个工人的国际联合”[6]212，而联合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6]219。

最后，李大钊提出多方面的团结。他认为团结不是抽象的团结，而是要实现不同层次人的团结，主要有四点内容：一是青年人有朝气，老年人有经验，要实现“老人与青年”的协力团结；二是实现“农村与青年”的结合，让青年去改进农村生活；三是实现“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的团结，把知识文明输入到社会；四是实现“知识阶级和民众”的团结，民众做知识阶级的后盾，而知识阶级做民众的先驱，且知识阶级本身也是民众的一部分。

（四）“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

李大钊在其诸多讲话和文章中，对青年都表达了殷切期盼，特别期待青年的“觉醒”，他认为青年应该在社会变革中挥发中坚作用。1916年，他在《青春》一文中已然指出：“青年锐进之子，尘尘刹刹，立于旋转簸扬循环无端之大洪流中，宜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冲荡其潮流，抵拒其势力。”[4]309他主张将青年的个人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他说：“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4]329。青年代表着现在和未来，李大钊认为过去的中华是老辈的中华，而未来的中华是青年人的中华，社会的根本变革不得不依赖青年的觉醒。

青年也是人民中的一份子，李大钊青年“觉醒”的观念对新时代我国青年大学生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曾在《学生问题》一文中对学生提出要求：“宁为受人敬畏之学生，不为仰人怜惜之学生；宁为独往独来之学生，不为寄人篱下之学生；宁为自强之学生，不为被动之学生；宁为位置人之学生，不为被位置之学生。”[5]127当时很多学生对中国的前途具有悲观主义情绪，部分学生不积极参加社会革新运动，他写道：“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5]291。大学生是一种“新势力”，今天我们正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需要更多的大学生提高觉悟参与其中；我们也正处于大有可为的时代，当代大学生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牢固树立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的知识文化。

三、结语

李大钊的人民观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最早渊源，他对人民认识的变化也极具代表性。实际上他的人民观不仅仅局限于国内，而是树立起大人民观，他曾说“然则吾侪今日，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希望胜利，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希望胜利，不愿为某一特定之国民祝祷自由，而为世界各国之平民祝祷自由”[5]212。今天我们正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在世界上也积极倡导“一带一路”，共同发展，这都是在践行李大钊的人民观。国家的强盛就是人民的幸福；全世界和平，就是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幸福的实现都是源于人民的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8]4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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