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力量之巨,足以移山填海,它不仅是立党立国之本、制度的理论基础,而且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件和软实力的核心。堪称真正的“世界大国”或“世界强国”的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具有足够的国内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反观世界历史,近代以来,对人类历史具有宰制力的国家,绝非仅凭借硬实力,也是凭借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等软实力。拿破仑、哈耶克等人都认识到了精神的巨大威力,后者曾经写道:“观念的转变和人类意志的力量使世界形成现在的状况。”[1]近代以来,人类进入了“意识形态时代”,由此国家之间的较量,外在地看是硬实力较量而本质上是软实力较量,围绕自身发展以及世界向何处去这一意识形态之争,从来没有消停过。近代以降,西方率先步入现代化轨道,在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科技、军事)等方面领跑世界,同时也全面碾压中国,因此,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实现逐步逆袭反转是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的主要任务,其突破口,首先从意识形态(文化、精神)突围开始,之后转为政治和经济等突围,也就是说,反转之路走的是一条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经济的道路。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折射出意识形态革命往往是社会革命的先导,同时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具有能动的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作用”这一思想的解释力、穿透力。

回溯百年历史,党的理论创新的聚焦点由国内而逐步转向国内和国外并重,即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逐步为世界谋大同。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越来越得到认同,其国际影响力正不断提升,日益扩大。2019年10月18日,《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8》出炉,其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个人、国家、全球治理的积极意义得到认可,“一带一路”对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积极意义更获关注。不难想象,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国家加速发展,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影响力必将随之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横空出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方才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然而,值得我们追问的是,为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其发生学密码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从意识形态话语权说起,因为话语权与影响力呈现正相关的关系,影响力是话语权大小的核心体现。笔者曾经发文梳理了意识形态话语权是由哪些主客观因素决定的问题,对于意识形态国际影响力来说同样适用。学界对此论题的观点主要有“硬实力决定论”“软实力决定论”“硬实力基础—软实力决定论”以及“硬实力和软实力综合决定论”等四种。笔者认为,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何以生成的适切观点是“硬实力一般决定论以及软实力有限决定论(或者软实力一般影响论)”[2],这一观点可以作为本文分析立论的主要方法论工具。下面我们试从五个方面来加以阐述。

一、硬实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任何思想的产生都有物质前提,同样,任何思想的影响力都需要前提性条件,那就是其“生于斯长于斯”、由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总体上看,物质基础与影响力呈现正相关的关系。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的发展,我们不仅通过硬实力提升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而且利用硬实力来提升软实力,谋求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努力摆脱“挨骂”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正是由我国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的发展阶段和水平所决定的。

1. 从社会结构上看,即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视角看,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意识形态状况,意识形态影响力是经济实力的反映。意识形态影响力实质是思想统治影响力,它不仅体现了国家制度精神和核心利益,而且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马克思明确地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3]178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统治阶级不仅是支配物质生产资料,而且支配精神生产资料,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就失去了思想的支配权。可见,事情是这样的:“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来自其精神生产的支配权,而精神生产支配权的获得则植根于其作为财富创造者而具有的利益正当性,根源于其支配物质生产资料而对于物质生产所具有的支配权。”[4]审视世界历史,不难发现一个十分常见而有趣的现象是:一个国家经济强大、国家强大,往往意识形态影响力相应地也随之扩大。历史上的美国、苏联是如此,之前的英国亦复如此。或许有人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英国现在硬实力不要说在全世界,就是相对于西欧国家来说,也相形见绌、今非昔比了,为何其软实力依旧不弱呢?个中原因在于,英国当年凭借国家硬实力和综合国力建构起来的软实力和影响力,至今“涛声依旧”,加之它在软实力领域煞费苦心,影响力的继续就是逻辑之必然。如果忽视英国当年实力超群、雄霸全球的“曾经的辉煌”,完全割裂地看待其软实力,把其“相对”独立性视为“绝对”独立性,那就会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所以,世界历史发展以雄辩方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而历史上所谓的“反常”现象会以“悖谬”方式反证了这一点。反观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取得了巨大飞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国家。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地历史性提升:“现在,我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5]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空前增强,对其他国家产生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基于此,在“和谐世界”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世界大变局的态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破土而出,可以说,该思想是由经济发展程度和态势决定的,同时也是对我们国家实力和综合国力以及对“世界之问”的思想折射。

2. 从国家实力结构上看,硬实力决定软实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我国硬实力和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要求。国家实力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二者需协调发展,国家才能强大。世界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发展既需要提升经济、科技等硬实力,也需要不断提升意识形态为内核的文化软实力。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硬实力,终归难以说服人,在国际上很难得到认可和支持。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向世界讲好中国话语,传播好中国声音,扩大意识形态影响力。马克思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178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其具有意识形态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前提。可以说,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强弱,对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强弱具有决定性影响。比如,约瑟夫·奈认为,苏联的影响力,几乎都是由于苏联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产生的。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巨大成功、率先发射卫星不仅为苏联增强了硬实力,而且提升了软实力。同时,他认为,“中国每年以7%—9%的高速增长率,使其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3倍,同时也提高了声誉和软实力”[6]111。事实的确如此。当代中国立足于改革开放,不仅通过硬实力提升解决挨饿挨打的问题,而且以硬实力为基础来建构和提升自己的国际话语权。在创造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奇迹过程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这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以及其吸引力影响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诚然,一国的综合国力与国际话语权之间,也就是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并不必然是对等的关系,否则就是机械论;换言之,一个国家所掌握的国际话语权往往和其经济实力存在很大关联,但国家实力强大并不必然意味着其话语权同等强大,否则就是自发论。因此,我们要谋求话语权和影响力,需要积极作为,久久为功,“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7]。

3. 从软实力内部的关系来看,近年来,我国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文化基础。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文化的吸引力、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感召力、制定国际规则和建立国际机制的能力以及恰当的外交政策等。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形态的国际影响力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归根结底以经济发展水平和影响力为基础。约瑟夫·奈认为,“强劲的经济实力除了实施制裁和对外支付,还能成为吸引力的来源”,“美国情报局、国防部、美国军队等硬实力资源也能在创造软实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6]154-155,其他诸如“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时相辅相成,有时互相干扰”“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硬实力有时也能展现出富有魅力的软性一面”等论述[6]33-34。由此可见,无论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复杂性,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可以相互支持和促进。诚如马克思所说的:“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8]英国著名金融品牌公司2020年2月25日发布了《全球软实力排名2020》,美国、德国、英国、日本和中国位列前5位,尽管中国在软实力的综合排名中仅居第5位,但上升很快,且目前的影响力指标仅次于美国,在未来10年中,中国的软实力全球排名极有可能跃居第二或第一位。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软实力的增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得到普遍关注和广泛认可,将会引起一系列巨大的溢出效应,为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国际影响力带来了新契机。

二、大智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影响力的精神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创新的内容既不是天赋的,也不是自赋的,而是时代需要赋予的。任何重大理论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在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具体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思想家的提炼创新而来的。在批判庸俗社会学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匈牙利的卢卡契说:“谁要是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形成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和消极的产物,那么他就丝毫没有懂得它们的本质和发展。”[10]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影响力,就思想本身而言,是其具有科学性和解释力的创新性内涵。“打铁还需自身硬”。即使物质基础再好,如果思想不彻底、不通透,还侈谈什么说服人,也无异于痴人说梦。“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9-10。诚然,直击本质、抓住深层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游离于有深度的哲学关涉和有温度的现实关怀之外,理论创新顶多只是某种“革命的喧嚣声”[11]“修辞学革命”“‘震撼世界的’词句”[3]145的当代版。习近平于2016年新年贺词中明确强调:“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12]通过深刻洞悉国际格局的历史演变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势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原有思想的基础上,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国梦和世界梦的有机对接在当代就有了答案,继而为破解世界之问提供了自己的回答。

1. 为跨越西方意识形态的陷阱提供了一个新指向。

在近年来流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各种“陷阱”理论铺天盖地,影响甚大,似乎中国也难以逃离跌入陷阱的宿命。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崩溃论”,从“中国机遇论”到“中国责任论”,从“中等收入陷阱”到“低生育率陷阱”(经济领域),从“卢梭陷阱”到“塔西佗陷阱”(国内治理领域),从“修昔底德陷阱”到“金德尔伯格陷阱”(国际关系领域),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其中,近年来,关于国际关系领域的陷阱以“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为代表。约瑟夫·奈认为,如果中国示强,中美关系就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如果中国示弱,中美关系就会落入“金德尔伯格陷阱”。这是一个精巧的逻辑与政策的双重陷阱,置中国的对外政策于两难之中[13]。事实上,这些假设的逻辑前提主要是人性自私、资本逻辑主导、奉行利益至上、西方中心论原则,讲的那些陷阱都是在资本逻辑和相关逻辑预设的基础上而预设的陷阱,认为大国崛起必有一战,以此提醒美国人围堵中国、防止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反转的“新冷战思维”。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反观国内,决不能奉行自私自利原则,任由资本逻辑泛滥(今天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商品逻辑”,不像西方那样崇拜“资本逻辑”),在国际社会上,中国主张奉行正确的义利观,在拒斥“中国威胁论”的同时警惕“中国中心论”,在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的同时积极行动,为动荡变局期的全球治理奉献必要的公共产品。第一,完善全球治理制度机制,其中特别是要优化治理的相关制度、规则和机制。比如,推动二十国集团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化,巩固并发挥好这个全球经济治理主平台作用,同时推进联合国改革。还有推动加强亚信峰会、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等机制建设。第二,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是我们办一些重大的国际盛会。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等人就提出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国际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点,是成本和获益超越单一国家边界、跨越不同世代、超越不同人群的共享产品。以美国退群为代表的诸多逆全球化现象,使得原本全球治理公共产品缺失的状况更加雪上加霜,而中国提供的相关公共产品可谓“雪中送炭”。可见,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正确义利观、互利共赢观念可以为跨越西方意识形态的诸多“陷阱”提供了理论“炮弹”。正如习近平写道:“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4]461

2. 为破解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新思路。

习近平指出:“历史发展、文明繁盛、人类进步,从来离不开思想引领。”[15]基于对世界大势的敏锐洞察和深刻分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一个重大判断,即“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贫富分化、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趋势等问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的疑问。习近平指出:“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量子卫星、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人类生活的关联前所未有,同时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也前所未有。世界各国人民前途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6]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中国道路的前景和民族复兴大业,还涉及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安全与和平,需要在理论上破解,需要在实践中加紧解决。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面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新自由主义的方案不行,“切割”“脱钩”“冷战”,以邻为壑式的思维方式也不行,唯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的智慧和方案可行,为解决世界之问提供了新的可能。因为这一思想是在充分考量全球现状和人类前途的基础上提出的,遵循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了历史大势,反映了时代趋势和世界人民的渴盼。显然,这一思想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倡导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努力,解决“地球村”的大事,而非“一人干众人看”,变冲突对抗为合作共赢,携手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对当代中国而言,我们一直致力于在实现中国梦的同时也要实现世界梦,这种“世界梦”既是新时代中国的“世界梦”,也是属于大多数国家而向往的一种“世界梦”。

3. 为构建和维持和平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方案。

2019年3月26日,习近平在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指出:“两年前,我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发出‘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之问。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14]460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动荡变革期”,国际格局面临着不稳定因素增加,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究竟如何应对,何去何从?从世界范围看,构建全球秩序具有多种版本,其中,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版,坚持“我赢你输”“丛林法则”的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道路,奉行以霸权主义为价值圭臬的全球治理体系,信奉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不可能为全球各国人民的安康福祉服务,只是少数国家和剥削阶级的“奢侈品”。如果非理性原则泛滥,一味自私自利,必然使得原本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化。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7]522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着构建和维持和平的国际关系的新方案。“我们要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思维,摒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各国一起走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世界长久和平”[14]461。诚然,这种思想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符合我国的根本利益,并深刻彰显了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大国担当。可以说,正是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我们才能真正体现强起来的大国的大样子、大格局、大情怀、大视野和大担当。诚然,尽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兴未艾,存在发挥的巨大可能性空间,但是未来可期。

三、正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影响力的道义基础

一个具有智慧的思想通常也是在道义上具有卓越的思想。一种思想能否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是其谋求话语权、发挥影响力的关键。这里,我们把共同价值观概括为“正价值”,不是“负价值”,不是扭曲的价值观,以此作为全球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价值牵引。近年来,坊间和学界反复倡导的“正能量”,本来无可厚非,可是,如果我们忘记了正能量的基石是正价值,正价值的基石是科学真理,那就大错特错了。基于前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大智慧”的科学性,这里进一步阐述其“正价值”的科学性与适用性问题。

1.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倡导的“共同价值”迥异于“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是西方谋求全球“意识形态霸权”的意识形态,特指西方政治理念和制度模式,就连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也直言不讳地写道:“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18]实际上,在一个存在利益分割、阶级区分和不同文化传统的世界里,主体的差异化、多元化,决定了超越时空、永恒不变的价值观只能存在于幻想之中。“普世价值”把建立在“抽象人性论”(所谓“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自由、平等与人权”作为最高价值,奉行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因而其在内容上是空洞无物的,只是在抽象的形式上的自由、平等与人权。“抽象人性论”之所以“抽象”,是因为脱离人的社会历史性来审视所谓“普遍适用的、永恒不变的”人性。显然,这种人性论只是哲学家们在“哲学幻想的天空”中有意的虚构,从来没有在现实世界里存在过。而且,“普世价值”被西方国家奉为人类唯一正确的价值观,所有社会或者国家必须无条件服从,因而是凌驾于一切社会之上的精神霸权。需要注意的是,当今世界顽固的利益现实是共同价值的物质基础。

从大的方面来看,人类依然处于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两制并存”意味着两种制度利益结合点众多,人类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从而决定了共同价值的“顽强”存在。“原则要对历史产生影响,必须先转变为利益”[19],就是说,价值要想对历史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必须适应时代。“共同价值”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人们在争取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现实价值,不同层次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不同的共同价值,它以主体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为基础,由此体现和延伸至经济、政治、伦理、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全面的价值,其内容的丰富性是“普世价值”所不能比拟的。“共同价值”是命运共同体历史发展的产物,随着历史变迁而发展,随着各民族发展道路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共同价值”立足于现实的命运共同体中的社会实践,是各个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在其追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自我生成的现实利益及其价值。与西方宣扬的“普世价值”不同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所倡导的共同价值,反映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心声,反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时代潮流,主张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主张多赢、共赢、双赢的理念,与迷信“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大异其趣。“普世价值”在学理上站不住脚,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中的“共同价值”来替代之。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不仅在理论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贻害无穷。冷战结束以来,在西方的“普世价值”的鼓捣下,一些国家被折腾得国将不国、灾民流离、哀鸿遍野,或四分五裂,或战火纷飞,或整天乱成一团就是明证。总之,“‘普世价值’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核心价值观,‘共同价值’是世界人民的共同价值认知和利益诉求”[20]。

2. 共同价值为铺就人类发展道路提供正确的价值牵引。

西方发达国家打着“普世价值”幌子,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对落后国家的无尽盘剥的基础上,打压其他国家的正常发展,“普世价值”的泛滥,必定导致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全球蔓延,因此,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谋求新的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就是必然选择。“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17]539。习近平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1]“共同价值”是基于世界各国与全人类命运密切联系、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相互依存以及人类历史的大趋势的深刻认识。而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多次表明要以“共同价值”为基础,将全世界联合起来,倡导国家间的平等相待、互相尊重,无论大国小国,还是强国弱国,都有机会参与,都能够分享人类社会发展的果实。相较于西方的“普世价值”把自身的狭隘利益“伪装”为世界共同的普遍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所倡导的“共同体价值”尊重与兼顾每一个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特殊需求,同时强调寻求与实现各个国家之间的共同价值,才是立足于全人类真正的共同体利益。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发展道路的开拓、合理国际秩序的构建和良好国际关系的确立都需要共同价值的引领。习近平指出:“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14]461世界各国各地区只有团结协作,因势利导,才能为国际社会贡献积极有益的公共产品。世界各国之间加强交流,互商互谅,携手打破贸易壁垒。世界各国各地区只有真正实现在相关政策上的有效沟通,才能在寻求利益共同基点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战略的彼此对接和优势耦合,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深入推进,狭隘的单边主义发展观与利益观显然已经不符合当今时代的发展趋势。绝不能将一国无限性的发展需要与利益追求,泛化为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信仰,更不能将自身的发展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必须看到,随着人类社会依存程度的不断加深,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一定利益冲突的同时,也有着彼此依存与携手共赢的广阔发展空间。这就意味着,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背离潮流、不得人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对话不对抗,合作共赢是国与国交往的明智之举。2015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呼吁全世界人民“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17]522。这是与“普世价值”本质不同的关于建构“世界梦”的新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大贡献,必将通过人类社会的新实践开创人类历史新时代。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14]436事实上,多年来,中国坚持与其他国家互利互惠和共同分享发展果实,真正将“共同价值”这种积极的价值理念变为促进人类福祉的生动实践。

四、好话语: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影响力的传播基础

近年来,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设尽管有所改善、“西降我升”,但在国际上相当大的范围尚处于“有理说不清、说清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21]。可以这样说,经过革命、建设和改革,我们已经结束了挨打、挨饿的历史,正在扩大国际影响力,谋求更大的国际话语权,可是目前尚未完全走出“英雄气短”“有话难言”的尴尬,并未结束挨骂的历史。正所谓“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22]。由此,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际较量处于“西强我弱”的态势是逻辑之必然。

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创造性地建构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是一个历久弥新、值得反复追问的话题,经过四十多年来反复探索和反思,我们逐步清醒地认识到,“无原则的包容”只能导致自己迷失,难有出路,只有坚持恪守底线、强本固基的总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构“西式话语”、建构“中式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树立起意识形态话语自信。创新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话语。“一方面,要调整意识形态的话语,吸收反映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的新概念和新话语,积极吸纳借鉴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内核的核心话语,不是放弃,而是策略性的弱化,而不是拒斥放弃,以此维持话语坚守与话语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防止滑到西式话语的陷阱中去,自我迷失。既要根据时代发展,打破过时话语,创新新式话语,同时也要以话语创新引领实践创新;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中国话语与西方话语、各国话语之间的关系”[2]。为此,既要坚持世界视野、中国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话语资源加以“双创”,彰显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也要推进我国意识形态的话语及时反映国际社会生活的新变化、流行语,还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中国内涵,“同中述异”,从而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国际内涵和各国特色。

需要追问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什么能受到如此多国家的认同并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这里,我们从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两个层面来探讨这个问题:

1. 从话语内容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既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马克思具有丰富的共同体思想,这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有:一是“自然共同体”,即原始社会共同体(“人的依赖关系”);二是“国家共同体”(“物的依赖关系”)“虚假的共同体”或“冒牌的共同体”;三是即“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的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除此之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重要思想借鉴。其一,大同思想。大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社会,大同思想几千年来被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反复书写和阐发。大同社会主要包括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选贤与能的管理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得其所的社会保障、人人为公的社会道德、各尽其力的劳动态度等。其二,和合思想。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和而不同”等和合思想贯穿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以和为贵、讲信修睦、合作共赢是自下而上的普遍共识。中国文化重视血缘关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中华民族的基本社会结构,但并不拘泥于血缘和种族关系,而是信奉和而不同、和谐共生。从文明观的视角看,中国自古推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和谐共生,拒斥西方传统中大搞文化殖民的博弈思维。与和合思想相联系的是关于处世哲学的包容性思想。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融合性特征使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世界上少有的包容性,具有包容性思想,体现出开放包容、有容乃大的大国文化气派。其三,忠恕之道的思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种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符合人类道德共识、道德金律和道德银律(金规则、银规则),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各个民族都包容在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内。其四,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尽管存在天人相分、天人感应、天人交相胜等观念,但“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观念,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蕴。如唐代韩愈《原人》中所言:“形于上者谓之天,形于下者谓之地,命于其两间者谓之人。”上述这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在思想方法上具有合理性,在历史实践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能够为今天处理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消解文明冲突、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可持续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而方便的借鉴。

2. 从话语方式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中“共同体”的表述方式有利于世界接受。“共同体”思想是古希腊哲学和西方文化里的重要思想,源远流长,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等,我们把“共同体思想”引进来再讲给世界听,易于国外人民接受,这叫作“进口转外销”。可见,讲好中国故事关键在于好话语。有学者指出:“‘共同体’‘联合体’等词语经常出现在马克思的著述中,然而‘共同体’这一词语并不是他的发明。早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曾经使用过这个词。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共同体’一词又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口头禅。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正是在批判和扬弃启蒙思想家‘共同体’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23]抓住了好话语,一方面传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思想,坚持兼容并包,增强话语自信,确保言之有道;另一方面,要注重思想的话语表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3]161“精神”不仅会受到动态的语言这一物质形式的“纠缠”,还会受到作为静态语言的“话语”的“纠缠”。这是对于精神之存在论的总体考量,由此,话语创新要想做到与时偕行、应物而变,“上接天线”“下接地气”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毛泽东指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24]话语或者语言如何,不仅是一个能力问题,还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问题。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一书中指出:“其实,语言的背后是感情、是思想、是知识、是素质。”[25]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话语方式,既反映了对于人类命运的深度关切,也体现出对人类发展的深刻思考,还是用当今世界的“普遍性”话语、易于世界人民接受的方式来表达的。

五、新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国际影响力的实践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影响力,从外在地说,除了其现实性,就是其宣传力度以及实践效果。衡量某个思想观点好不好、有用与否,不能只是由思想自身了说了算,归根结底要由实践说了算。如果实践证明有问题,即使一种理论被吹得天花乱坠,除了留下惊愕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

千方百计加强宣传、增强思想传播力,是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影响力的必要途径。“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17]333。为此,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走出去、提升其影响力,主要方式有“四话”:一是自说自话:解释。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各种观点,众说纷纭,既不能拔高,也不能贬低,对于其理论基础、精神实质、理论现实意义和构建路径要实事求是反复阐述,通过深刻到位的“说话”来传播。二是“借嘴”说话:讲故事。通过讲中国故事,用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的好故事来传播。三是“对口”说话:交流。实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体育和外交等领域以及各个层面主体的多维度交流,在交流中沟通,在沟通中理解,在理解中合作共赢。四是“无声”说话:实践。“无声”胜有声。第四种方式,就是着力推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面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面对人类发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的抉择,各国应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积极做行动派、不做观望者,共同努力把人类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14]460。实际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与联合国精神高度契合,也与具有影响力的新型多边组织的价值诉求殊途同归。因而,习近平明确表示世界各国应“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14]522。此外,近年来,中国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可谓“四维发力”:一是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亚信峰会、G20峰会和亚洲文明对话等,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是创办亚投行,促进亚洲互联互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完善亚洲金融合作机制;三是增加联合国会费,设立丝路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和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加大对发展中国家援助力度;四是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全球治理的实践平台,以共商共建共享方式和互联互通互融途径,开创了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新模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让世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习近平对于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在抗疫中得到了更为深刻鲜明的彰显。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携手抗疫的“中国主张”,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话时所说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26]还指出,“疫情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国际社会只有通力协作、携手努力,不断扩大和深化合作,才能最终战胜疫情,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事实上,中国的积极担当推进全球抗疫共同体建设,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肯定与称赞。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更在于实践及其成效。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指导的党,强调理论必须同实践相统一。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理论的作用,增强理论自信和战略定力。”[17]62面对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答疑解惑、指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对于人类命运而言,它不仅成为在黄昏时候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而且成为时时批判促人警醒的“啄木鸟”,更成为黎明时候引擎高歌的“高卢雄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走向世界舞台这条道路不会一帆风顺,然而因为其具有先进的科学性、高尚的道义性和现实的可行性,必将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并将大放异彩、熠熠生辉,同时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以此“反哺”民族复兴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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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总体逻辑研究”(20ZDA01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