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需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1]。“三不腐”机制的建立与完善,是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地位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部署。当前,腐败现象依然持续存在,“三不腐”机制的实践推进与理论研究依然任重道远。通过文献梳理可知,相关研究不乏真知灼见,但其多从心理、制度与文化的单一或二重视角展开,缺乏结合整体理论框架对“三不腐”机制的深入探讨,基于社会关系视角的研究亦乏人问津。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缔结的相互关系的总称,“个人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与企图都是镶嵌在正式运行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2]8,其作为“三不腐”机制各个环节运行的具体情境,将个体、制度与文化等腐败治理要素联结起来,对“三不腐”机制功能的发挥具有重大影响。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我国腐败治理迈入新阶段,积极、良好的社会关系对“三不腐”机制的支撑作用凸显出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屡见不鲜,这些腐败现象具备共同特征,即腐败者依托人情网络这一社会关系形式形成利益输送链条,实现获取不当收益的目的。上述现象体现出社会关系对“三不腐”机制的支撑逐渐弱化,并逐渐蜕化为腐败行为的依托路径。如何通过调整社会关系来推进“三不腐”机制建设,强化“三不腐”机制功能,亟待学术界予以回应。当前,学界关于社会关系作用于“三不腐”机制的现实问题与治理进路的研究仍有较大完善空间,从社会关系层面出发对“三不腐”机制的实效困境与治理策略进行探讨的成果付之阙如。社会关系不仅包括个体间的联系与互动行为,还融入于制度与文化中,体现了社会关系嵌入“三不腐”机制的全面性与复杂性。应当依循一定的成熟理论框架,从整体视角审视社会关系嵌入对“三不腐”机制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结合嵌入性理论的研究框架,分析社会关系嵌入对“三不腐”机制所造成的功能困境,并从社会关系模式优化的角度构建治理进路。

一、社会关系嵌入“三不腐”机制的运作机理

“嵌入性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理论。“嵌入性”概念最早由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提出,其认为人类经济嵌入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中,受到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影响[3]。在波兰尼观点的基础上,马克·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发展了嵌入性理论,他指出,经济行为嵌入应该被视为人际互动过程,应强调信任在嵌入过程中降低交换成本、提升交换效率的积极作用,将个体经济活动纳入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中进行分析[4];除了经济动机以外,还存在非经济动机,例如,社会性、赞同、地位和权力等,这些动机的形成与导致的行为亦离不开社会关系[2]29。经过六十多年发展,嵌入性理论已经形成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广泛应用于对人类经济行为、社会行为以及经济行为之间关系的分析[5]。嵌入性理论主要探讨范畴是个体行为与动机嵌入社会关系并受社会关系影响的过程,这一范畴与社会关系嵌入“三不腐”机制的机理高度契合。具体而言,个体作为社会人,其生存与发展均依托于特定社会关系,由于在不同社会关系中所处地位、接触的制度规定与文化符号等不尽相同,个体往往形成了不同的角色认知、行为规范与价值理念,并产生特定动机与行为。与此同时,作为“三不腐”机制各个环节的行为主体,个体动机与行为既对“三不腐”机制产生重要影响,也是“三不腐”机制所要作用的客体。通过形塑个体动机与行为,社会关系嵌入“三不腐”机制运行过程中,并对“三不腐”机制功能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嵌入性理论为探析社会关系对“三不腐”机制的影响提供了可行视角。

为描述社会关系嵌入过程,嵌入性理论提出了“认知—政治—文化”框架,即个体行为受群体认知和所处环境的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影响,具体表现为认知嵌入性、政治嵌入性和文化嵌入性[6]。其中,认知嵌入性是社会关系嵌入的微观层面,指关于自我、群体等方面的认知对行为的影响;政治嵌入性是社会关系嵌入的中观层面,指制度体系、权力结构等因素对行为的影响;文化嵌入性是社会关系嵌入的宏观层面,指价值观念、共同信仰等文化符号对行为的影响。这一框架全面呈现出社会关系嵌入在各个层面的作用机理,为审视社会关系嵌入“三不腐”机制提供了可行的分析路径。基于此,本文依循嵌入性理论的“认知—政治—文化”框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社会关系嵌入“三不腐”机制过程的运作机理进行探析。

(一)认知嵌入性:角色认知与“不敢腐”目标的实现

“不敢腐”机制的作用机理在于提高腐败行为所需支付的各类成本,使个体因顾忌腐败成本带来的不利后果而放弃腐败行为。公职人员在生活中会扮演不同角色1,如自我角色2、伦理角色、职业角色和社交角色等,这些角色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与互动规范形塑了角色定位与规范[7]。在上述角色中,自我角色与家庭角色对公职人员而言最为重要。在自我角色方面,从生理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体现出自我需求的不同层次[8],这些需求均需要通过自我角色的扮演来实现;在伦理角色方面,受儒家伦理纲常中重视家庭亲情和农业社会家族团结耕种、生活的历史传统影响,中国人家族观念盛行,非常重视与直系亲属的联系与团结。基于扮演自我角色与伦理角色的需求,公职人员会追求自我或亲属在资产、升学、就业、升迁、医疗等方面的获得感、公平感收益最大化。

在遵守党规国法与伦理道德的前提下,追求自我与亲属收益的最大化是公职人员角色扮演的正常需求,无可厚非,但如果通过权力寻租等腐败方式获取不当收益,则不符合党、国家和社会对于公职人员角色的既有预期。腐败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存在支付一定法律、经济与心理等成本的可能性,个体作为理性人,会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决定腐败与否和腐败程度,从而确保自身收益最大化[9]。“不敢腐”机制即通过监督执纪问责过程落实腐败行为所需支付的高昂成本,使公职人员与亲属因忌惮腐败成本而“不敢腐”。具体而言,根据腐败成本是否可用货币加以计算,可以将腐败成本划分为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10]。其中,显性成本主要包括公职人员及其共犯所支付的法律成本、经济成本等;隐性成本主要包括公职人员及其家人所承受的心理成本、家庭命运转折等。上述成本不仅使腐败者自身前程尽毁,家人亦饱受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折磨。在此情况下,公职人员的自我角色与伦理角色扮演均告失败,物质、精神和社会资本遭受极大损失。支付腐败成本所带来不利后果会使公职人员形成稳定预期,使其对自身的公职人员角色特殊性和避免角色错位的重要意义具备更清晰的认知,从而推进“不敢腐”目标的实现。

(二)政治嵌入性:协同保障制度与“不能腐”目标的实现

“不能腐”机制的作用机理在于依托完善的制度体系与监督管理,使各监督主体间形成有机协作与配合的协同关系,钩织严密的监督网络,最终使腐败行为的可行性趋近于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11]。制度是关于行为规范的正式规定,是实现政治功能的基本手段和构建政治关系的基础,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12]。在腐败治理过程中,制度以强制力为保障,通过激励、惩罚与预期功能,对权力监督中的各方行为进行硬性约束。作为“制度笼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信访举报等腐败治理中的协同保障制度能够通过规范嵌入其中的社会个体的态度与行为,强化“不能腐”监督网络的功能。

由于从举报受理到处理结果反馈的过程中存在因人情交换而泄密的潜在风险,举报者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成本。在这一前提下,各方间彼此信任的重要性就愈加凸显。信任是指认为他人是可相信、可托付的态度,其构成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黏合剂[13]。在案件线索等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信任可以激发各方协同的动机,节约信息传递中搜索和选择协同者的成本,使举报者能够为权力监督机关提供高质量的案情线索,为改进腐败治理工作建言献策;权力监督机关亦可以信任举报者提供的案情线索,并因举报者信任而产生高度的效能感,形成各方彼此信任、积极协同的良性循环。伴随着制度体系的逐步建设,各主体间信任的制度保障初具雏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等关于举报工作的相关制度相继出台,不仅提升了腐败治理中的各方协同效率,而且能够通过制度的博弈性设计,在某一轮博弈活动中惩罚制度违背者,使举报者与权力监督机关更倾向于遵守制度。协同保障制度保证了协同行为运行于法治轨道中,强化了各方协同行为的可靠性,并形成了关于可靠性的稳定预期,提升了社会公众对权力监督机关的信任。

(三)文化嵌入性:廉洁文化与“不想腐”目标的实现

“不想腐”机制的作用机理主要体现为强化公职人员廉洁用权的心理动机,最终使公职人员自发按照廉洁规范作出行为。动机作为个体心理活动,寓于社会文化体系中3,在社会化过程中受文化环境影响。我国具有发达的廉洁文化传统,包括古代的廉政史迹、廉政箴言与廉政家书等;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廉政理念、人物事迹与反腐经验等亦被大量转化为文化符号,如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对腐败和廉政建设运动[14];毛泽东在《中国的革命与建设》中作出大量关于廉政的经典表述,形成了毛泽东廉政思想体系[15]。廉洁文化社会化的目标在于推动廉洁理念融入、整合到个体认知结构中,纠正以权谋私的错误动机,形塑、强化遵守廉洁规则的正确动机,使个体对廉洁规则的态度由依从、认同逐步发展为内化,形成廉洁的政治人格。

权力关系是政治现象的本质表现之一,廉洁政治的重要特征是保持权力关系顺畅运行于制度轨道中。权力关系与自我关系、伦理关系等社会关系紧密联系,互相影响。“家风败坏往往是领导干部走向严重违纪违法的重要原因”[16]。但凡清正廉洁的公职人员,其所处的伦理关系对遵守廉洁规则多持支持态度,更推动了廉洁动机的自我强化;在家族式腐败案例中,家属的唆使、怂恿是形塑公职人员腐败动机、激发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主要动因。基于此,关于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的互动一直是廉洁文化关注的重点范畴。廉洁文化通过廉政人物榜样和廉洁思想理论等内容,阐释了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正向互动的理念与方式,并将积极肯定的社会评价寓于其中。如在廉洁文化中,反对结党营私、利益集团干政的文化元素自古有之并延续至今,呈现出对社会关系异化和扰乱权力秩序的摒弃与警惕。在形成多样化廉洁文化体系的同时,课堂、讲座、传媒和实践等社会化场域形成的廉洁文化氛围,也使得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互动的正确理念与方式以文化符号的形式嵌入全体社会成员的认知结构中。

二、社会关系嵌入“三不腐”机制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由于传统社会关系文化、价值多元化和腐败治理制度不完善等因素作用,既有社会关系模式在嵌入“三不腐”机制过程中存在现实问题,使各环节功能的发挥面临现实困境。

(一)“不敢腐”机制困境:角色转化机制降低腐败成本

差序格局是我国社会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费孝通将差序格局比喻为类似于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7],距离中心越近则关系越亲近。差序格局本身并无对错之分,但在差序格局中,价值判定与行为标准会随着社会关系的变化而调整,即为了获取自我或家人的利益,原本遵守规则的态度可以被打破。差序格局下的这一思维特征形成了特殊的角色转化机制,即为了实现为关系亲密者谋取不当利益的目标,“廉洁者”角色很容易向“腐败者”或“腐败参与者”角色转化。上述角色转化机制通过合理化机制、数量感机制与“利益—情感”共同体等方式,降低了腐败者所需支付的心理成本与风险成本,给“不敢腐”机制的运行造成了现实困境。

1. 合理化机制与数量增加带来的安全感降低了腐败者的心理成本。

在差序格局下,价值判定与行为标准随着社会关系调整成为部分社会成员的“共识”,这一角色转换机制弱化了腐败者内心的负罪感,形成了关于腐败行为的合理化机制,降低了腐败者的心理成本4。此外,伴随着关系亲近者加入,腐败者将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因为人数的增加会削弱安全感需求对个体行为的约束,降低个体特定行为所需支付的心理成本。如勒庞指出,在成为特定群体中的一员时,个体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而去做平时不敢做的事情[18]。经过差序格局下的角色转化,与公职人员关系亲密者会更多地通过角色转换加入到腐败网络中来,物质、信息、人脉和权力等资本随着个体的不断加入而持续积累,随着可调动资本与人数的增加,腐败者的力量感与安全感得到提升,心理成本遏制腐败动机的作用被弱化。

2. 腐败“利益—情感”共同体的形成降低了腐败风险成本。

信任是维系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会降低互动成本并排除不必要的风险。人们倾向于与彼此信任程度较高的个体进行合作,“以抵御不可预期、不可信任的欺诈与焦虑的袭来”[19]。在差序格局下,由于个体之间的信任感随着社会关系由远到近而渐次递增,部分个体接收到关系亲密者提出的协助腐败的请求时,往往会因亲近关系带来的信任感而减少对腐败成本的顾虑,并出于“抹不开”情面而允诺,从而成为腐败者或腐败参与者。腐败者为了规避腐败行为带来的巨大风险,会尽量与较为信任的亲属、朋友结成利益输送链条,并将伦理情感与纯粹的利益交换相融合,形成共同达成腐败目标、分配腐败收益和规避腐败风险的腐败“利益—情感”共同体,使腐败活动的持续时间更长,隐蔽性与稳定性更强。

(二)“不能腐”机制困境:协同保障制度不完善降低信任水平

在腐败治理中,提供案情线索信息是各方协同的主要路径,应通过信息的传递、处理、反馈与运用等过程维系各方协同,并以制度化形式予以稳固。当前,信息传递反馈与信息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并不完善,腐败协同治理中各方信任感较低,“不能腐”的监督网络尚需强化。

1. 信息传递与反馈制度不完善降低协同信任。

腐败治理中的协同保障制度不完善,将降低公民对权力监督机关的信任感,并弱化托付监督相关事宜相的动机。一方面,当前腐败治理过程中跨区域协作趋势明显,多地正在探索跨区域协作办案制度与交叉巡察制度等异地协同形式,要求各地建立统一的异地间信息采集标准与信息共享机制。部分纪检监察机关的举报网站在栏目划分与功能建设等方面与中央标准并不统一,信息共享的制度规定与平台建设亦有待强化,制约了纪检监察机关之间在举报信息分类、统计和分析等方面的合作深度与工作效率[20]。另一方面,在民众与权力监督机关的协同中,为避免权力监督机关不作为等问题出现,保障监督权利与权力的紧密结合,应以配套制度规制权力监督机关的行为。当前,关于查处信息披露与反馈的负责水平、及时性以及民众认同程度等体现协同性的关键指标尚缺乏评价体系,对于举报过程中的不合理延迟、形式主义与包庇开脱等行为亦缺乏配套的监督与问责制度。由于关于信息反馈的评价、奖惩机制匮乏,部分机关对网民举报的信息反馈质量较差[21]。

2. 信息安全保障制度不完善降低协同信任。

鉴于我国人情网络与政治生态相互嵌套的现状,被举报者为及时“止损”或打击报复,很可能通过人情网络获取举报者的个人信息。当前,我国关于保障举报者合法权利的法律并不完善,举报者需要承担较大风险。如我国法律中关于举报者人身安全权、免受非法刑事追究权和面对变相打击的救济权等权利保障缺失,对家属相关权利的保障亦不足[22],举报与维权所需支付的成本过大,对协同形成严重的阻滞作用。如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调研结果显示,在阻碍举报的因素中,选择担心举报得不到反馈的占36.4%,选择担心举报后遭到打击报复的占34.9%[23],即体现出部分民众因畏惧打击报复而对举报制度存在不信任。

(三)“不想腐”机制困境:内外部文化因素提供腐败动机生存空间

关系文化是指人们关于社会关系的含义、规范、合法性的价值认同和行为倾向[24],是我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社会关系中的人情互惠机制非常常见。关系文化在强化特定社会网络中成员凝聚力的同时,也对腐败动机的消除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根据动机理论,腐败动机包括外部动机与内在动机,前者由外在环境的诱因产生,后者由个体的内部需求驱力产生5。当前,关系文化从外部形塑了以人情面子为交换媒介的关系模式,且廉洁文化并未能通过内部动机培育有效地抵消关系文化带来的现实问题,从而在内外部为腐败动机提供了生存空间。

1. 关系文化形塑以人情“面子”为交换媒介的社会关系模式,腐败存在外部动机。人情与面子一直是中国人经营自身社会关系、维系与其他个体互动的主要中介。中国人通过“欠人情”与“报答人情”的往复循环,实现了社会关系的联结与情感或利益的交换;面子则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资本,个体通过面子给予和获取,在社会关系互动中实现自尊的取得(有面子)和社会资本交换(给面子)等目标。人情与面子在推动社会互动的同时,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以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25]。为了自尊需求的满足、自身与家人的生存发展,部分公职人员主动或被迫依循人情与面子的社会关系模式行事,导致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2. 廉洁文化社会化未能有效地抵消关系文化的负面影响,腐败存在内部动机。社会公众的廉政意识和廉政理念的培养非常欠缺[26],中小学阶段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也是大部分个体能够系统接受廉洁教育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廉洁教育效果将对未来成年公民的廉洁意识与能力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当前,我国并未在全国层面出台统一的管理办法、教学方案与评价标准,各地中小学廉洁教育的覆盖情况差异较大,具体教育理念、规划水平与投入资源不尽相同。上述现状使得中小学关于社会关系导致腐败的现实命题缺乏有效教育,师生对此均缺乏敏感度。如根据媒体报道,当前中小学班干部贿选等问题严重,不仅学生贿赂学生,部分家长也通过给教师送礼等方式参与进来,此即廉洁文化社会化低效的缩影。此外,由于传媒理念与技术的不断提升,大众传媒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动机具备很强的形塑功能。作为社会成员接收外界信息的重要途径,在大众传媒中依然充斥着“关系决定论”的文化符号,如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在当前的自媒体等传播平台上,体现人情关系对于个人重要性和提倡经营人情关系等理念的文章、视频比比皆是。这一现状强化了社会成员的“关系意识”,在客观上强化了公职人员通过社会关系达成腐败目标的动机。

三、社会关系模式优化:“三不腐”机制功能困境的治理进路

“三不腐”机制中各个环节具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与功能定位,三个环节相辅相成,任何环节出现问题均可能导致“三不腐”机制失灵。有鉴于此,应当以“三不腐”机制各环节所面临的功能困境为靶向,以社会关系模式优化为核心理念,探索破解“三不腐”机制功能困境的有效治理进路。

(一)以重构“利益—情感”共同体明确角色认知

1. 打破腐败“利益—情感”共同体。

差序格局虽不是成文规定,但作为客观存在,对政治实践产生影响。针对差序格局这一特征,应当通过正式制度对现实问题进行规约,打破腐败者依托差序格局形成的“利益—情感”共同体。一方面应建立全国统一的干部社会关系报备制度,采集本单位科级及以上干部的亲属关系、朋友关系等主要社会关系信息,重点采集在军、政、商、文、学界且具有一定职位或地位的社会关系,建立社会关系诚信档案与数据库,并实现纪检监察系统内的数据共享,便于对其社会关系构成和社交活动费用流水等信息进行动态监控;另一方面,应当建立全国统一的跨地域协同监督制度,由上级纪委派遣督察员与异地派遣的巡(视)察组协同展开巡视(察)工作,并与受巡地纪委、监察委进行联动,由后者提供信息等保障,在将巡视结果反馈给受巡地党委,同时向上级党委纪委报备巡视(察)结果与受巡地后期的处理结果,为上级或异地复查提供依循。通过异地巡视巡察这一异体监督模式,打破人情关系网络对权力监督的束缚。

2. 重构廉洁“利益—情感”共同体。

在打破腐败“利益—情感”共同体的同时,构建由廉洁者组成的“利益—情感”共同体,即在差序格局的情感纽带下,公职人员与其关系亲近的人充分考虑彼此可能支付的腐败成本,从而形成以遵守廉洁规则、保障合法收益为目标的共同体。一方面从联结个体利益的角度提升腐败成本。绩效考评能够提供人事、薪酬变动的参考信息,并有效地提升下属工作效率[27],应将绩效考评理念引入制度设计,从反向增加腐败成本,强化腐败成本远大于个体收益的认知。如在选人用人与绩效奖金方面,设立廉洁积分制度,针对为官不为、贪污受贿等现象设计细密的指标体系与科学的考核方式,将量化积分标准作为选人用人与绩效奖金发放的重要标准,使考核结果与个人收益相联结。另一方面,从联结亲属利益的角度提升腐败成本。针对家族式腐败多发的现状,在依法依规、保障人权的前提下,打破亲属间的不当利益联结,重构正确的亲属关系。如在制度设计方面,在相关法律中加入关于亲属间“共享贿赂”“知情不举”等情形的研判与处置标准,使公职人员与亲属形成关于“家族式腐败”风险成本的稳定预期,防止亲属间的腐败利益勾连。

(二)以协同保障制度建设推进多元合作

1. 以制度建设提升协同有效性。

一方面对协同监督的考评应在理念、内容及形式等方面突出对“协同”的重视,针对协同监督过程中各机关部门的履职情况设计独立的指标体系,并通过民众关于腐败协同治理满意度调研、人大廉政问责与廉政暗访等形式,从不同参与主体处获取评价信息,配套以相应的激励或问责机制,倒逼各级权力监督部门加强与其他主体间的协同。另一方面,应设立协助腐败举报事宜的公益协助制度,由律师团体等社会第三方组织为举报贪污者提供专业的咨询与协助服务,并由省市纪检监察机关根据案情办理情况,直接向举报者提供一定的协助补贴。通过各方协助,提升民众对党规国法中关于贪污腐败的行为要件及判定标准等方面的认知,通过使社会公众对制度实体与程序的规定更为熟悉来提升协同保障制度的有效性,进而强化公众关于协同的信任感。

2. 以制度建设强化信息保密性。

一方面应当构建副本誊写与分类存档制度,在有权受理举报的单位设置保密转接岗,编制待遇等由保密局统一管理。如将举报信息入口与保密转接岗端口对接,由后者统一收集、整理举报信息,并完成副本制作、原始档案与电子档案存档等流程。在这一过程中,保密转接岗的工作人员需要将所有可能泄露举报者身份的信息进行遮蔽处理,制成副本,将副本用于后续分流移送等环节,举报者个人信息只有在原始档案与电子数据库中可以查询。原始档案的调取需要经过主管领导与保密转接岗人员签字,在其监视下使用,保存地点内应当安装摄像头,并与保密部门联网,对档案保存与调阅进行24小时监控。电子档案存储平台亦应当与保密部门联网,除了履行与原始档案调取相同的程序以外,还应由保密部门负责,对登录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另一方面,应在法律法规方面针对各监督主体可能遭受的打击报复行为强化问责与救济规定,救济范围不仅包括对人身、财产造成侵犯的显性报复,还应包括领导对下属阻挠升迁、拒发福利等隐性报复。并针对不同程度的报复行为,设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党内处分等手段的适用范围与程序,通过法律途径构建举报者的风险防控机制。

(三)以精神趋同过程消除腐败动机

1. 大力发展关于社会关系的廉洁文化。

一方面应结合中外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案例,阐明腐败在政治生活中的隐蔽性、腐败对国家政权与社会秩序的毁灭性危害以及腐败治理中人们的依存关系,并通过社会公众参与腐败治理的成功案例,呈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及各级党政部门对于腐败治理的高度重视与资源投入,凸显党和国家为社会各界参与腐败治理所设立的多重保障,从而将协同合作的文化元素纳入廉洁文化中,逐步提升参与腐败协同治理的效能感;另一方面,应强化廉洁文化中贴近大众认知偏好的内容,如廉洁趣史、廉洁家书、腐败案件侦破纪实等,使广大共同体成员了解不良社会关系如何导致公职人员走上贪腐之路,腐败如何对腐败者的家人、亲属造成难以挽回的危害,亦应明晰公职人员的亲属、朋友等社会关系如何在腐败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使廉洁文化能够通过角色定位、价值理念等内容的传播,为精神趋同提供文化纽带。

2. 构建终身廉洁教育体系。

个体自幼儿时期便萌芽规则意识,基于规则意识形成的廉洁意识需要通过终身廉洁教育进行培育、强化,避免因外界诱因引发个体认知冲突与廉洁意识退化。在童年与少年阶段,主要通过系统教育来奠定公民廉洁人格的基础。在此阶段,教育管理部门应通过杜绝教师收受红包、班干部竞选中贿选和择校分班走关系等腐败行为,彰显价值判断与行为准则,并将此作为校内教育的重点素材,形塑中小学生关于不良社会关系导致规则破坏的警惕性与正确立场,并通过将廉洁常识纳入升学考试、开展各地区与学校间的廉洁知识竞赛、将廉洁英雄形象融入动漫等传媒载体、参观廉政文化基地等形式,提升教育管理部门、教师、家长与学生各方参与的积极性。在成年阶段,无论是个体的信息获取视野、信息获取需求,还是信息处理能力,均比成年前有较大提升。在关于社会关系的廉洁文化社会化方面,单位党政领导班子组织应邀请廉政研究理论界和纪检监察实务界人士开展相关主题讲座;优化自媒体等传媒平台的信息筛滤审核机制,在弱化“关系文化”的同时,强化廉洁文化,通过各类传媒平台的有效运用,形成覆盖个体信息接收端的廉洁氛围。此外,为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应采取个体所在单位与权力监督机关联动的方式,由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模拟举报、模拟办案等虚拟参与活动,社会各单位组织本单位成员全员参与,在熟悉流程的同时,化解因亲身经历匮乏而形成的戒备与畏惧心理,提升共同体成员的参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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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1-3.

[25]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第2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216.

[26]唐忠宝,徐玉玉.论新时代廉政组织与廉政文化协同反腐及其机理[J].河南社会科学,2012,(3):35-40.

注释

1.角色扮演是指个体去担任某一角色,并按照角色所要求的行为规范去活动｡参考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2.社会关系的认知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际认知网络,指个体对自我与他人､他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认识｡参考杨帅,黄希庭:《社会关系的认知机制:自我与他人表征的视角》,载于《心理研究》,2017年第1期,第3-8页｡

3.心理与行为活动根据的是与文化相关的参考框架和从文化中派生出来的范畴与理论｡

4.合理化机制是个体自我防御机制的一种,指用一种自我能接受､超我能宽恕的理由来代替自己行为的真实动机或理由,以避免精神上的痛苦,在客观上起到降低行为心理成本的作用｡参考林崇德:《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1页｡

5.外部动机如果与内部动机相一致,就能够更好地协助个体完成任务,将有助于个体作出行为;相反,则形成阻碍作用｡

李靖,陈希.“三不腐”机制中的社会关系嵌入研究[J].理论探讨,2020(06):176-182.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学行政权力运行现状及其优化对策研究”(13CZZ046);2019年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吉林省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现状测评与提升对策研究”(2019c1);2019年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公共服务动机视阈下吉林省基层公务员行为改善对策研究”(JJKH20190250SK)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