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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产化发展需要的乡村社区空间营造研究

2024-12-27 4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乡村中产化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乡村社区空间营造是乡村中产化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乡村中产化社会空间效应包括乡村整体风貌更新、居住群体结构变化、乡村消费空间升级等方面,回应中产化需要的乡村社区社会空间需求包括居住环境需求、产业协同需求、公共服务需求、社区服务需求等方面,乡村社区空间营造包含生态持续乡土文化空间、因地制宜产业消费空间、丰富多元公共服务空间、多元参与社区服务空间等方面。

关键词：
中产化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社区
城乡融合发展
空间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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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中产化发展,是城乡土地租差累积和分异下城市空间有机集中演变规律的空间结果｡从空间结果而言,一方面,乡村社区空间营造促进了人口､产业､资源等要素从城市中心区向新城区､新市镇､乡村地区流动,有力缓解了人口和产业集中分布在市中心的状况,缓解了城市过度集中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社区空间营造通过产业调整､配套设施完善等手段带动了乡村地区的转型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不仅优化了城乡空间结构, 还优化了城乡社会结构｡

1、中产化及乡村社区

1.1中产化的起源与发展

绅士化(Gentrification)是城镇化和社会空间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现象｡20世纪60年代,英国城市社会学家露丝格拉斯(RuthGlass)在研究伦敦市中心社区经济､人口､文化和物质空间转变时,创造性提出“绅士化”概念[1] ｡20世纪 80年代,学界逐渐认识到绅士化背景､主体的多样性､过程的复杂性､动态性,开始质疑古典绅士化的适用性｡正如Smith[2] 所言,绅士化定义也应与时俱进,做出灵活性调整｡中产化的概念和实践,在绅士化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发展和演进｡20世纪90年代,“Gentrification”一词传入中国,彼时被译为“绅士化”或“中产阶层化”｡由于“Gentrification”的主体是中等收入群体,不少学者结合中国语境将其称为中产化[3] , 相较于绅士化较为狭隘､贬义的色彩而言,中产化在概念界定上更偏褒义且宽泛｡吴启焰等[4] 也尝试进行概念界定,提出了判断中产化发生的5个标准:邻里阶层转换､低收入群体被置换､租隙利润的追求､邻里属性的升级､文化和社会资本的获取和保存｡随着城市重构､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中产化的概念内涵不断延伸,并出现了诸如商业中产化､超级中产化､旅游中产化､学区中产化等不同类型｡

1.2乡村中产化与社区空间营造

乡村中产化与西方国家的传统乡村“绅士化”不同,在概念上存在差异,实现乡村“中产化”与乡村“绅士化”有着不同的目标,其中关键因素之一是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的差异｡我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阐述性分析,比如何深静等[5] 研究了城市中产化的改变形式——移民进入乡村地区,利用一定的经济资本去消费或体验乡村独特的自然环境､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将这个过程称为乡村中产化｡郑皓文等[6] 从村民主体的利益诉求和绅士群体的文化消费两方面探讨了我国传统村落乡村中产化发展路径的必然性;将乡村转型为中产社区是传统村落的一种发展道路,可以促进传统村落经济的增长,提高其潜在价值,并在正确的理念下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传统村落的物质空间和文化,然而这种转型可能会对当地居民的长期利益造成负面影响｡

本文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分析乡村社区空间营造与中产阶级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机制｡江宁区下辖 10个街道,3个开发园区,共 201个社区,是正在实施并展现“乡村中产化”进程的地区,吸引大量资本､人才､产业等要素的不断聚集,正在经历广泛的空间重构与社会变迁,为乡村中产化研究提供了绝佳和新鲜的样本｡江宁区乡村社区空间营造有望成为内循环经济的重要载体,吸引来自更多领域主体､更广地域范围的资源流转和投入乡村振兴进程中｡

2、乡村中产化社会空间效应分析

2.1乡村整体风貌更新

乡村风貌更新是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载体,它涉及乡村空间､功能､形态､环境､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变化｡乡村中产化促进了乡村风貌更新的需求和动力,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居住､消费､休闲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和偏好｡同时,乡村风貌更新也促进了乡村中产化的过程和水平,因为乡村风貌更新改善了乡村物理空间､功能和形态,提高了乡村活力和吸引力, 吸引和培养了更多的中等收入群体｡

比如江宁区新塘村,在乡村风貌更新过程中,老旧破败的建筑被改造,杂乱的用地布局被有序规整,污染的河流被整治,随之而来的是规模化､现代化的､迎合中等收入群体喜好的建筑设计､房屋排列､绿化分布,不仅反映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偏爱,也改善了乡村居民的居住空间和文化内涵(图01)｡

图01乡村风貌更新中的江宁区新塘村

2.2居住群体结构变化

早期乡村中产化进程中,初到乡村的群体以追求多元生活方式的艺术家为代表,他们往往缺乏经济资本而富有文化资本,因此通过房屋翻修､文化配置等方式表达其独特的身份特质｡随着乡村中产化的发育与成熟,吸引越来越多具有经济资本的中等收入群体,并带来了地方政府､企业行动者和利益集团的进入,也促进了乡村原居民中等收入占比的提高,带来了原有乡村空间的翻修､改造和升级(图02)｡从新陈代谢理论研究视角来看,乡村环境变迁背后的逻辑是不同参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诸如房地产开发商､策划人､政治家､制造商等高政治经济权利的企业行动者和利益集团排布着乡村自然物质和资源,通过开发地产､提升租金､刺激增长,引导居住群体结构的变化｡正如 Gandy[7] 所阐释:正是在自相矛盾的场景中,才是最为城镇化的体现,人们对城市的美丽和自然的利用拥有了非常强烈的主观意识｡正是对自然的重塑再造,文明的城市生活才能存在,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利用和意义都蕴含着将自然转换为新的综合体｡

图02尚未翻修的空间将随居住群体而转变

2.3乡村消费空间升级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涌入和发展,还带来了乡村消费空间､商业空间的变革､升级｡最初的乡村消费空间､规模往往是为村民日常生活服务,多为个体工商户开的便利店,可消费品种少､品质低､保障弱｡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流入后,大型超市､名牌服装店､连锁饭店､咖啡馆等纷纷兴起,不仅满足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偏好口味,也迎合了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缓解了乡村居民高档消费往城中跑的折腾,甚至引导了乡村居民消费升级｡可以说,乡村中产化不仅改良了当地居民居住､休闲等物质空间, 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品质,更引导升级了人们生活､消费的习惯,使其更具有现代､文明色彩｡

3、乡村社区社会空间需求分析

3.1居住环境:旧乡愁需要的回归

江宁区乡村地区整体生态本底较好,但部分地区缺乏有效的保护,存在破坏的威胁,有的旅游资源丰富,但缺乏有效挖掘｡当代乡村社区居民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已经超越了基本生活的需求｡特别是乡村风貌更新后,新涌入的中等收入群体所期待的,是中产化乡村社区所拥有的宜人自然景观､优质的生态环境､悠闲的生活方式､丰富多彩的户外活动,而这些新的居住环境风貌,给不少城市居民带来了无法在城市中心找到的空间生活质量,也增加了历史文化带来的“乡愁”底蕴｡

3.2公共服务:硬件设施与软件载体的更新

当前乡村社区公共服务条件还不足以满足中产化需求｡硬件方面,乡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活动场地硬件条件还没有完全跟上,还存在功能活动室设备不齐全､文化宣传氛围营造不足､连接集镇交通不便利等问题(图03)｡配套方面,活动内容不多,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很高,希望能提供多式多样的公共服务,但服务内容和形式比较单一,还存在使用率不高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有效地解决问题｡

图03乡村活动场地硬件条件相对单一

3.3产业协同:内生造血需求的提升

部分偏远乡村的居住空间缺乏与产业协同发展的配套设施､服务和就业机会,部分新兴乡村中产化社区的生活空间缺乏产业与文化､社交和娱乐融合性的发展元素｡特别是乡村社区集体经济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短板,集体经济与乡村地理位置､气候条件､人文历史､产业结构等因素密切相关,在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的情况下,不少乡村社区集体经济缺乏有效产业支撑引导,自身“造血”功能欠缺,使社区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经营管理体制不完善,运行机制不顺畅,导致乡村中产化内生动力不足｡

3.4社区服务:社会组织与群众的深度参与

乡村社区事务居民参与度不够也是影响乡村中产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乡村社区的长效发展需要居民(包括原住民､新“农民”)通过乡村社区组织参与乡村社区事务｡大都市远郊区乡村中产化是旅游业驱动下,政府支持和引导,外来中产群体自发参与,村委会和村民能动参与的过程,建立政府､村委会､外来中产群体和农民的利益协调机制,有利于乡村中产化健康发展[8] ｡目前乡村社区居民的参与状况还不理想,群众参与意识淡薄,参与范围狭窄,参与程度不高, 对于乡村社区组织为居民提供的各种服务缺乏热情和兴趣,大多数人很少参与社区建设的大规划,乡村社区规划建设不能很好回应居民诉求, 乡村社区服务也不能很好满足居民需要｡

4、基于中产化发展需要的乡村社区空间营造对策

4.1打造生态持续的乡土文化空间

顺应南京市江宁区乡村振兴和城乡社会发展统一部署,充分发挥所在大都市新城区的独特优势,积极探索绿色､可持续的美丽乡村特色发展之路,保留和强化其传统特色,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更新改造符合中产化发展需要的新型农宅(图04)｡需要积极推动村庄布局的优化,推行农村宅基地改革,促使农村居民点的用地更加有序,以便充分利用现有的建设用地,激活乡村土地价值,推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从而提升农民的生活质量､经济效益, 为乡村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推动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图04中产化空间改造后的乡土农宅

4.2构建因地制宜的产业消费空间

江宁区外围周边地区建设重点在于构建大都市区的生态屏障,以解决大都市近郊生态用地不断被侵蚀的问题｡发展乡村“露营营地”等产业消费空间,积极推进乡村休闲旅游,打造全域旅游特色亮点,强化特色亮点项目对全域旅游的带动作用(图05)｡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产品加工,对于资源条件不够优越､特色经济较弱的区域,则通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鼓励创新创业,提升农民的经济收入｡同时,应充分整合各行各业的资源,推动服务消费的快速发展,打造多层级消费中心,推动假期经济的发展,利用新媒体和新技术,培育乡村新型消费品牌和网红打卡地｡

4.3提供丰富多元的公共服务空间

乡村中产化社会服务优化需要多方面的协同发展,以城乡融合思维满足原住民､“新农民” 等公共交往需求,打造步行化､亲人尺度的公共活动空间,构建“乡村三公里服务圈”｡并应依据区域和群体的差异,提供均等化和差异化的公共服务,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满足低收入人群和重点人群的需求｡在公共服务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方面,按照省市相关规定,结合中产化社会空间发展需要,在社区标准设置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基础上,加强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用房､体育健身设施､文化活动室(包括文化长廊､书画展览､棋牌活动､科普书刊阅览等乡村文化的活动内容设置),还有垃圾收集点､公厕､邮政代办点(农村邮政加盟店)､社区行政管理与公共服务用房内(含电信代办点)､公园等设施(图06)｡

图06迎合中产化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空间

4.4筑造共同参与的社区服务空间

充分发挥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参与乡村社区建设,积极打造乡村中产化增长联盟,盘活集体资产,拓宽增收路径,推进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资金､资产､资源动态增长｡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发挥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积极作用,服务群众与教育引导群众相结合,构建基于各类精神文化形态的空间载体｡

5、结论

在乡村中产化进程中,乡村社区营造出生态持续的乡土文化空间､因地制宜的产业消费空间､丰富多元的公共服务空间､共同参与的社区服务空间,其所产生的空间效应,推动实现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一系列乡村风貌更新,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推动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实现从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到生活方式的转变,整体推动提升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全面发展,协同推动实现城乡区域中产化和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3]朱喜钢.中国中产化的实践与启示[J].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4):131-145.

[4]吴启焰,王兆杰,刘咏梅,等.文化能力作用下的中产阶层化及其后果[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 (11):1662-1669.

[5]何深静,钱俊希,徐雨璇,等.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绅士化的时空演变特征[J].地理学报,2012,67 (8):1044-1056.

[6]郑皓文,朱霞.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乡村绅士化发展路径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贵阳市人民政府.新常态:传承与变革——2015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4乡村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936-944.

[8]张瑛,雷博健.大都市远郊区乡村绅士化表征和机制研究:以北京市北沟村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22,43(3):398-408.

文章来源:陈蛟.基于中产化发展需要的乡村社区空间营造研究[J].室内设计与装修,2025,(01):122-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