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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色旅游文化文本翻译的几点思考

2021-04-20 24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本文从红色旅游场馆翻译研究现状入手，根据相关理论基础，以地方红色旅游场馆讲解词文本翻译为研究范例，并对翻译中易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加强红色旅游场馆对翻译工作的重视，逐步实现翻译规范化。

关键词：
旅游活动
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翻译
翻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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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红色旅游是指以参观游览红色景观为主要内容，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为主要目的旅游活动。[1]红色旅游是基于各个具有红色教育意义和价值的场馆或旧址之上发展起来的旅游业的分支，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历史性、教育性、广泛性等特征。

近年来，不论是地方性或是全国性的红色旅游场所发展迅速，游客来源广泛，因此有必要对红色旅游方面的翻译领域进行进一步研究与探索，以达到优化服务、扩大影响等目的。

二、红色旅游翻译研究现状

红色旅游的发展研究属于旅游行业的研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因此，对本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应基于对整个旅游行业的研究现状来考察。

在CNKI的数据库中，将1979年1月1日和2020年8月1日分别作为起止日期，以篇名、主题或关键词为“红色旅游翻译”和“红色景区翻译”作为模糊检索项，检索文献包括期刊、硕博士论文、会议及报纸文献，不选取类别和限制条件，获得195篇相关文献。由此可见，国内关于红色旅游翻译这一主题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最早对红色旅游翻译的相关研究出现于邓显奕和邓大飞对广西红色旅游区纪念场馆解说词翻译的概述中，研究基于解说词的文本资料，结合翻译理论中的文本功能学说与目的论，进行了整体上的分析论述，提出红色旅游文本翻译的原则与策略。[2]

在对红色旅游翻译的早期研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肖群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对红色对外宣传资料的英译进行了应用性的研究，分析了中英具有资料本身的特色、风格及其翻译标准，采取案例研究法，对井冈山红色旅游资料的翻译现状进行了分析研究，总结了红色旅游资料的翻译方法、原则、特点、标准。[3]

从总体来看，我国学界对红色旅游翻译的研究主要涉及红色景区翻译实践报告、导游词或解说词分析、实践问题与对策等，研究中所涉及的理论或角度主要有目的论视角、功能主义视角、社会符号学视角、信息传播视角、生态翻译学视角、跨文化视角、顺应论视角、关联理论视角、文本类型理论等。在研究方法方面，多为定性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某地区红色场馆或某一红色场馆的文本或翻译现状进行分析居多，其中也包括部分研究为关于某一或某地区的红色旅游文本翻译的实践报告。

三、红色旅游翻译遵循的理论基础

红色旅游翻译属于旅游翻译的一个部分，在进行红色旅游翻译的实践过程中，既要立足于旅游翻译的基础，也要突出红色旅游翻译的特征。也就是说，在进行翻译实践时，首先应把握旅游翻译的整体性特征，由此出发进行红色旅游场馆解说词或相关文本翻译。

从理论上说，旅游翻译中常用的理论主要有纽马克的“文本论”和德国功能学派的“目的论”。正如上文中讲到，关于红色旅游翻译的相关研究也多以这两大理论作为理论支撑。

“文本论”是基于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而将文本划分为三大类，分别是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号召型文本，三类文本强调的内容各不相同，表达型文本突出原作者的权威性，信息型文本强调真实性，号召型文本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号召读者按照作者意图进行反应。[4]

德国功能学派认为，言语交集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原语作者意图及其采用的语篇形式与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5]

四、红色旅游翻译原则与存在问题——以某地方红色旅游场馆解说词翻译为例

根据以上两大常用理论，红色旅游翻译中应遵循的原则有真实传达原则、灵活表达原则、及时反馈原则。根据翻译的实践经验，红色旅游场馆的讲解词文本多属于信息型文本，而讲解词本身具有对外表达的特征和需求，因而，红色旅游场馆的讲解词翻译文本属于混合型的文本，即兼具信息型和表达型文本特征，因此要遵循真实传达原则。

此外，红色旅游场馆讲解词的翻译属于语言交集的活动类型之一，因此在翻译中要对原语进行深层次、多次解读，尽量从译语读者的角度来进行翻译，即灵活表达原则。第三，翻译过程中，为了更好地进行信息传达与交流，应当在译稿的实践运用或实际传递中不断根据现场反馈及时进行译文调整，即遵循及时反馈原则。

根据对某红色旅游场馆解说词的翻译实践，红色旅游场馆解说词往往具备着书面文本与口语表达文本的双重特征。也就是说，既要满足解说者内容理解的需求，同时也要满足解说者解说交流的需求。讲解稿面向解说者和聆听解说的受众，因此要在翻译过程中既强调内容，也关注表达。

例如，在讲解稿原文中出现了“边区政府、西北局分别题词祝贺”，该处的翻译需译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全称，才更方便让听众理解，即分别译为“Shaanxi-Gansu-NingxiaBorderRegionalGovernment”，“NorthwestBureauoftheCPCCentralCommittee”。与之相反，有些内容更适合采用省略的翻译策略。例如，在讲解稿原稿中出现“校长常汉三被‘约法三章’，党团负责人被驱逐，各级组织被破坏”。这句话在汉语语法中属于并列句式，因此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来翻译，“约法三章”在此处采用省略的策略并不影响句意表达，即可以将此句译为“TheprincipalChangHansanwasrestricted,partyleaderwasexpelled,andorganizationsatalllevelsweredestroyed.”

在翻译过程中，有个别词句是具有地方性特征的地名或非常用的专有名词，很难译出原意，需要在实际讲解中根据需要进行解释，比如文中出现的地名有“仓房疙瘩”“东门坡”“铁茄坪”“崔家湾”“高起家坬”“黑圪崂山”等，还有一些语句中的词较难翻译，比如“党、团县委恢复后，先后组织领导了抬龙王、四十铺抗杂税、义合抗烟亩税、打蛋厂等群众性活动”。在对这些群众性活动的翻译中，有些可以直译，有些需要解释，如“抬龙王”“打蛋厂”需要结合当地历史和实际需要在讲解过程中进行解释，而抗杂税、抗烟亩税可以直译。

根据红色旅游翻译的理论基础及一些翻译实践可知，在此类文本翻译中易存在的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条：

首先，存在细节错误。红色旅游场馆作为重要的对外宣传的窗口，讲解翻译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外国游客的体验，更重要的是，有可能影响对我国红色历史及其文化的理解与认识，因此在进行红色历史中出现的组织部门名称、职位的称呼、地名等信息的翻译时，要避免错误和失误，如汉语拼音的英译错误、用词不准确、信息缺失等问题。

其次，英译缺乏规范。由于中西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尤其军队建制及其用语并非一一对应，因此如何选用适切的词汇和语句表达，在翻译中尤为重要。许多词句的背景材料不仅仅是词组或是一句话就能表述明白的，比如在翻译某红色场馆的讲解词的过程中，有两个组织分别为“中共绥德地委”和“中共绥德特委”，这两个组织成立时间不同，组织功能和建制不同，但就组织的存在而言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在翻译中需要对二者进行进一步解释才能做出区分，让听众明白二者区别。

许多类似的组织对于中国观众或听众来说都比较陌生，而且某些组织名称是中国特有的，甚至是有着某些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很难找到英语中对应的词汇和语句来进行表达，如果简单地对其进行汉语拼音的翻译，可能影响到观众的理解，从而失去参观的兴趣。

第三，缺少背景知识介绍。红色旅游场馆里往往陈列着诸多文物，而文物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比如在某红色旅游场馆里陈列着不同时期陕北红军使用过的武器，抗战前期使用的是大刀和长矛，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军队使用的是重型机枪，武器的来源多样，有从敌方缴获的，也有军队自配的，因此不仅需要将武器的名称翻译准确，还应当补充一些武器的背景知识以及当时的军备状况等。

五、结语

红色旅游场馆作为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场所，应当对场馆的翻译工作给予足够的重视，规范翻译文本，多方位多角度考虑目标语观众的信息理解与接收情况，不断充实背景信息，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播红色历史文化，真正实现红色旅游场馆的价值，实现观众与红色旅游场馆的交流。

参考文献：

[1]尹晓颖,朱竑,甘萌雨.红色旅游产品特点和发展模式研究[J].人文地理,2005,(2):34-37.

[2]邓显奕,邓大飞.广西红色旅游区纪念场馆解说词翻译概述[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6):100-104.

[3]肖群.功能视角下的红色旅游外宣资料英译:问题与对策[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0,(12).

[4]Newmark,Peter.ATextbookof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5]陈刚.旅游翻译与涉外导游[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

蒲欣.关于红色旅游文化文本翻译的几点思考[J].今古文创,2021(15):11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