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非农化现象,为耕地的保护带来了严峻挑战。耕地非农化不仅会导致土地资源浪费,还会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影响。笔者通过文献对比法,围绕着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耕地非农化的时空特征、耕地非农化带来的影响、耕地非农化的管控对策等方面,梳理了国内外对于耕地非农化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当前我国耕地非农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并对未来耕地非农化研究进行了展望,提出应明确耕地非农化的概念,发展耕地非农化遥感监测技术,重点关注耕地非农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耕地是土地资源的精华部分,是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基础资源。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对土地资源的需求不断扩大,大量耕地被用于从事非农业生产,各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耕地非农化现象。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耕地19.18亿亩,越来越接近于我国严守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且耕地面积呈逐年减少的趋势。当前,我国耕地资源面临严峻形势,因此,对耕地非农化现象实行及时有效的管控尤为重要。耕地非农化问题一直以来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围绕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分布特征、耕地非农化带来的影响、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力机制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大量探讨和分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耕地非农化概念辨析
关于耕地非农化,学术界尚未有权威的定义。国外对耕地非农化的提法主要有农地流转(farmland conversion)和农业用地城市化(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等。1982年,美国学者伊利和莫尔豪斯开展了对耕地非农化本质的探讨,提出了耕地非农化的三个决定性因素,分别是:土地资源的地理位置固定性、土地资源数量有限导致的稀缺性和边际报酬递减规律[1]。基于此,耕地非农化可以描述为城市扩张为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而向城市之外索取土地资源进而导致的一种耕地占用现象。
国内对耕地非农化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2]。广义的非农化含义指的是耕地资源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过程,即耕地转化为城市住宅以及商业、工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非农业生产用地的过程。狭义的非农化含义主要指耕地转变成建设用地,伴随城市化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扩张而发生。
2、国外耕地非农化的研究进展
国外对于耕地非农化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外学者便开始对耕地非农化问题展开研究,研究主要围绕着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耕地非农化带来的影响、耕地非农化的调控手段等方面展开。
2.1 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的研究,最先是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围绕经济因素展开。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研究耕地从事农业和非农业活动所带来的需求和利润差异,来探讨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力[3,4]。此外,经济计量模型和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也较为常见地运用于耕地非农化区域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例如,Pandey等[5]选取计量经济学模型探讨了印度城市化对耕地减少的负面效应,证实收入、人口及农业租金是耕地非农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2.2 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研究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6,7],另一类是耕地非农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8,9]。大量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关联性研究证实了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能够带来正向作用,创造出稳定、持续的经济收益。此外,随着西方国家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成熟,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降低,西方学者开始关注耕地非农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其中,美国由于国土面积广阔,人均耕地面积大,对耕地非农化利用的需求并不十分突出,因此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研究较早地从经济增长方面转移到生态环境方面。而地理国情与美国不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地矛盾一直比较突出,因此较少关注耕地非农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3 耕地非农化的对策研究
国外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耕地非农化的对策,包括政策、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手段[10,11,12]。结合各国在实践累积的耕地保护经验,不同国家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对策的侧重不同。发达国家的耕地非农化现象由来已久,对耕地非农化的管控经验丰富。如日本在1969出台了《农业振兴地域法》,对全国范围内的耕地和非耕地地块作出了明确的划分,实行严格的耕地用途管制政策;美国提出了通过TDR模型完成土地开发权的灵活转移,缓解了无序的耕地非农化现象;英国提出了耕地使用计划许可制[13]。
3、国内耕地非农化的研究进展
国内对于耕地非农化的研究晚于国外,大致研究方向与国外相同,同样关注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等,并提出了相应的缓解对策。基于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大的特点,国内学者还重点关注了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演变特征及规律的差异性研究。
3.1 耕地非农化的时空特征研究
国内学者基于不同地理空间尺度深入研究了耕地非农化的时空特征及演变趋势,研究涵盖全国尺度、省级尺度、市级尺度、乡镇尺度等。例如,曹广忠等[14]基于人口普查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方法研究了我国2000—2010年耕地非农化进程的空间格局以及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结论显示,非农化水平的分布和演变具有较强的行政指向性和地理地带性。何英彬等[15]利用GIS技术研究东北三省1993—2003年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探讨了耕地非农化与耕地综合质量以及粮食产量的关系。任平等[16]以龙泉驿区为研究对象,发现该区耕地非农化主要集中在西部平原的城镇周边以及周边交通干线附近,并具有向外围区域扩散的趋势。张孝宇等[17]借助土地利用数据绘制了耕地非农化重心曲线,得出武汉市1990—2011年间发生的耕地非农化具有从市中心向外围扩张的空间分布态势。
3.2 耕地非农化的驱动因素研究
社会经济因素是国内研究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的主要关注点。研究尺度以区域层面为主,学者们多使用具体的指标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如人口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生产总值、第二三产业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额等[18,19,20]。此外,由于我国土地市场结构的特殊性,土地流转率和土地政策对耕地非农化的驱动作用也是国内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马秀鹏等[21]在合肥市耕地非农化驱动因素的研究中引入土地市场结构及其价格形成机制,指出土地价格扭曲和土地收益分配不公也是耕地非农化的关键因素。刘健[22]提出由于地方政府主导耕地的供给,能够通过出让土地获得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会更倾向于出让土地使用权满足财政需求从而引致耕地非农化。
3.3 耕地非农化的影响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包括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对于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研究,刘庆等[23]采用计量经济学完成了对我国1986—2006年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得出二者具有协整关系的结论,表现为长期均衡,短期失衡。曲福田等[24]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进行分析,验证了耕地减少量与经济增长呈现与库兹涅茨曲线相似的倒“U”型。国内学者同样关注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测算。例如,陈江龙等[25]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了全国耕地非农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结果显示该贡献率的表现为东部高、西北低,反映出我国建设用地空间利用效率不均衡。
3.4 耕地非农化的对策研究
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国内学者开展了多项实证研究,提出了系列耕地非农化管控对策,可以归结为制度和技术两个方面。
1)制度方面:①明确耕地非农化的概念,完善耕地保护政策,对不合法的耕地非农化行为进行严厉惩处。②进一步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调整政府对耕地利用的管控制度,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降低制度成本[26]。③加强对土地供应和供后开发利用的监管。④规范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征收管理制度[27]。
2)技术方面:①测算耕地保护与建设用地需求的平衡点,科学规划耕地资源的利用,合理控制耕地非农化规模[28]。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率[29]。③充分挖掘耕地利用潜力,增强农民耕地保护意识。
4、耕地非农化的研究展望
通过梳理国内外耕地非农化的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明确耕地非农化的概念。目前,我国对耕地非农化的定义尚未统一,学者在研究中对耕地非农化的测度标准不同。耕地非农化的界定是有关研究深入的起点,因此,学界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赋予耕地非农化统一的概念内涵,以便为后续的研究奠定基础,令相关研究成果更具有明确性。
2)发展耕地非农化遥感监测技术。遥感技术能够快速获取大范围的地物信息,高效地监测耕地利用状况[30]。但目前我国基于遥感技术提取耕地非农化信息的研究较少,缺少针对耕地非农化的遥感监测科学方法。为提高对耕地非农利用的监管效率,掌握中国耕地非农化的规模和空间分布特征,应加快相关的遥感方法开发,提高非农化耕地提取的准确度和时效性。
3)我国目前对耕地非农化的研究较少关注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当前我国耕地资源面临严峻形势,耕地非农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扩大[24]。未来,应加强对耕地非农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的识别和测度,为耕地非农化的科学管控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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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关洁琳.国内外耕地非农化研究进展及展望[J].南方农机,2023,54(22):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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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土地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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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南京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系,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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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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